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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通信：一位城市女性与一群农家女的友谊

彭丽 三联生活周刊 2023-07-05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谢丽华有很多身份，妇联工作人员、第一家专门为流动妇女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打工妹之家”的创办者，《农家女百事通》（后改名为《农家女》）的主编。在这些身份之下，谢丽华一直在关注农村女性群体，她做过自杀调查、办过扫盲班、开过打工培训学校，这些都是为了改善农村女性的生存处境。她与她们维持了三十年的友谊，也见证了农村女性的进步与变化。

以下是谢丽华的口述：



口述｜谢丽华

记者｜彭丽

编辑｜王珊

农村妇女来信

两年前，我70岁生日，认识多年的农村女性朋友们为我办了一场生日会，高枫是特意从安徽赶来北京参加，还是主持人之一。看着她在台上侃侃而谈、毫不怯场，我很是感慨，总记得20多年前她瘦瘦黑黑的样子。

高枫是1998年通过书信与我结缘的。当时我办了一本杂志叫《农家女百事通》（下文简称《农家女》），我也因此称呼与我们通信的人为“农家女”。其中有一个书信栏目，专门接收农村妇女来信。

《山海情》剧照

高枫是安徽巢湖人，那时33岁，从小爱看书，但因为要帮家里做事，初中都没读完，心里总惦记着书，四大名著、琼瑶、三毛的书她都看。有一回她看到了我们的杂志——这是当时唯一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从那时开始给我写信。

她在信里诉说自己的苦闷：逃婚过一次的她因为父母的施压最终还是进入了一段婚姻，婚后她与丈夫一起前往上海当油漆工。生活里的不平等与不自由让高枫很难过，比如丈夫希望她少看书多关心家务，她写信问我，“为什么我在农村爱看书反而会被别人嘲笑？打麻将的人反而理直气壮？”我回信安慰她，让她坚持做自己。

后来，高枫和她的丈夫协议离婚，一个人来到北京当油漆工，那时我经常会举办法律科普讲座、活动，教打工妹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她只要有空就会过来参加，黑黑瘦瘦的她，个子不高，缩在角落里，也不爱说话。不到半年，因为对小孩心软，她被丈夫追了回去。2003年，她因为受不了丈夫的家暴又来了北京。我记得那时她丈夫还给我来信，字写得不错，语句也通顺，说我不让妇女在家里安分守己，是破坏家庭，是要把妇女引到邪路上去。

《功勋》剧照
像高枫这样的来信我收到了太多，有人和她一样，想要挣脱自己的命运，却在丈夫、父母和家庭之间难以获得自由，有人感叹自己农村重男轻女之下的命运，有人上当受骗问我怎么办。信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信纸是从孩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有的信纸你还能闻到灶台上的油烟味。

我会挑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信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上，其他比较私人的信我也要求编辑一定要回，每封不少于500字，一个月回信不少于5封，每回一封我给编辑们5元，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160元左右。我自己习惯早上4点起，起床后周围还很安静，就在书桌前回信，一个早上能回好几封。我当时想，很多人来信的人，可能正面临人生的抉择，在寻求帮助，每一个字都很珍贵。

在这些妇女来信里，我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她们的生活处境，与她们产生最贴心的连接，这也是我办这本杂志的初衷。

《大山的女儿》剧照

农村女性的艰难处境

高枫给我来信时，《农家女》杂志已经创办了五年。创办这本杂志前，我在《中国妇女报》做记者。那时市场上有很多妇女杂志，比如《现代妇女》、《妇女生活》，面向的都是城市女性，农村女性只有在表彰优秀典型时才会被公众注意到。

农村女性一直是我想关注的群体。我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在我六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在山东潍坊的一个村子里，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在当时，从我个体而言，我从未觉得身为女性有什么天然的劣势或者不同，而弟弟受宠，仅仅是因为他是最小的，他是弟弟而已。一直到 5、6 岁时我的姥姥自杀，改变了我的想法——姥姥跟姥爷青梅竹马，但一直没有生出儿子，最后自杀，多少有这个因素存在。  

《人生之路》剧照
在妇女报工作前，我在妇联待过一年。那时，妇联的办公地点在现在的灯市口，院子里一排平房，其中一间就是信访处办公室。当时我经常去信访处旁听，遇到了不少农村妇女来信访，人很多，他们多是灰头土脸的，有的妇女还带着孩子，又乱又吵。办公室里经经常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因为很多人是边流浪边找过来的。

来的妇女主要是控诉自己的不公遭遇，其中家庭暴力非常严重，像胳膊上被咬了这都算轻伤，有的人鼻子都被咬下来，缠着布。除此之外，土地问题也很严重：承包后的土地女性没有所有权和继承权，户主也是男人。这意味着，婚姻一旦出现变化，女性就会失去基本生活资源，娘家也不太可能收留她，她们只能来信访。
在妇女报工作后，一有机会，我就会去做一些关于农村妇女的选题报道。我记得有一年，全国妇联通报了一起侵犯妇女权益的恶性事件。在河南偃师有一个姓朱的男人，曾是乡里的劳动模范，能力不错，在村里办了一个罐头厂，为村民提供就业，还给村里修路，村民都很尊敬他。罐头厂里有对夫妻，30来岁，妻子很漂亮。老朱觊觎她的美貌，常常外派她的丈夫去外地采购，他再溜进女人家里强迫她，某天老朱因为心脏病突发类的原因死在了女人家里。

《盲山》剧照

此后两人的遭遇完全不同。老朱死后，家人为他开了一个特别隆重的追悼会，有400来人参加，几十辆小车去给他送葬。女人则被殴打、扒光了游街，从山沟一直到城里去，差点死了。女人最后生活很惨：没人愿意和她家的田挨在一起，她被分到了山最高处的一块田，不好种。她和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后来丈夫买了一辆三轮车跑运输，车停在哪里，车胎被扎到哪，她两个孩子老会被塞破鞋。村里所有人都认为，是她想抱老朱的大腿，是她勾引的老朱，甚至妇代会主任也这样说。
我去采访这个女人，她一直在哭，她告诉我，是老朱一直在强迫她，她也不敢告诉丈夫。我很气愤，觉得即使是通奸，社会评价对男性和女性也是两个标准，何况这并非通奸。回来后，我在中国妇女报写了篇文章，取名《无罪的服刑者》，女人无罪，但一辈子都在村里服刑。

看多了这种事，我才真正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城市女性，我得到的工作地位和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来妇联之前，我在部队工作了14年，部队虽然男性多，但我因为文字工作做得好，一路从小兵升到宣传小组组长，没有人质疑过我。工作后，我身上开始有了一种无形的责任感：做妇女报的记者，不光只是记录新闻，一定要有性别视角，要为妇女说话。

《喊·山》剧照
1986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我手上收到很多表彰“好女人”的稿子。比如其中一位是结婚没多久，丈夫车祸，高位截瘫，全靠妻子照顾。丈夫的脾气也变得古怪，比如他冬天要吃鱼，这个女人就得到冰水里去给他摸。女人说她中间几次想跑，但家里把自行车等全锁起来，她的妈妈劝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们的婚姻当时已坚持了8年，且被评为五好家庭标兵。
我当时就在想，这不符合人性，换做是我，肯定做不到。于是我找了其他几个类似的例子，加上这个故事发了一整版讨论，题目就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这组稿子发出来后，引起了很大关注，全国有十几家媒体都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编辑部收到了几千封来信。

有人批评我们，说这些女性展示的都是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我们的稿子究竟要把女性要引向何处？但更多人觉得，在家庭系统内，人们从未好好清理过哪些品质是糟粕，哪些需要坚持，而一些表彰恰恰掩盖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有的信则提到，有很多女性是带夫改嫁，她们又有自我意识，又有传统美德，应该宣扬她们。我就去采访了3对，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温暖的味道》剧照
有一对是河北滦县的夫妻，丈夫生活不能自理，头脑偶尔清醒，不清醒时就在家里闹，女人只能在家守着。但田必须种，丈夫虽有三兄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下地。后来有人给女人介绍了一个光棍，政策规定，如果她要与对方结婚，必须为丈夫找到监护人，没有的话，就只能带着丈夫改嫁。我到她家时，她家很小，和我们的里屋差不多大，中间用帘子隔开，丈夫住里屋，她与后来嫁的光棍就住外面。那时她刚与新结婚的丈夫生了一个10个月大的孩子，孩子就在地上坐着，没有玩具，也没有吃的。这个女人哭着和我说，她也不想过这种生活，但没有办法。

另外两对基本也是这类情况。我问妇联，这种情况能不能送到福利院？妇联说，五保户才能送到福利院，这种不属于五保户。所以这不是传统美德，也不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不是出路的出路，社会应该承担的功能让女人独自承担了。

不断变化的问题

有不少缺乏出路的农村女性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出去采访，一个女人指着家门口的一口井和我说，光她知道的从这里跳下去的女人就有6、7个。后来我们在《农家女》上征集，任何只要有关农村妇女自杀的消息都可以给我们写信，我们获得信息后，再让记者去当地了解情况，最终详细介绍了20个农村妇女自杀案例，并请心理医生附上点评集结成书，成为国内第一本关注农村女性自杀的书。
《幸福到万家》剧照
基于当时对农村女性生存处境的了解，我觉得他们需要更多生存的技能，需要有一技之长。为此，《农家女》杂志最初有一个栏目叫“妇女农业大学”，是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几位教授一起合作的，主要是传授相关的农业种植知识，最后统一考试，通过者可获得函授结业证书。

但杂志办到第二年，这个栏目就被我砍掉了。这个决定源于我到河北辛集的一次出差。在辛集，我见了不少农村女性，20多岁的女孩子，竟然不识字，有的女孩甚至连杂志正反都弄不清楚，更别提参加培训了。1995年，我向国际扫盲组织申请了一个扫盲项目，在湖北、甘肃、贵州、河北等地开设扫盲。一般我们一个县会找10个村，一期课程为半年，每星期要求起码上8个课时，会给扫盲班的学生发全套学习用品，包括书包、课本、文具等等。
筛选真正文盲的妇女其实很难。因为培训有拨款，包吃包住，很多村干部会因此做假，我遇到一个村主任把拨款的2万元用去给自己结婚的儿子盖房子。最后我们摸到了套路，要去看大家握笔的姿势，没上过学的人握笔和写字的样子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先教她们写自己的名字与地址，再通过与妇女生活贴近的内容教学。比如让大家一起讨论健康问题，问她们觉得农村什么东西最影响妇女健康，大家说出来，老师就会对出现率较高的字做记录，再教她们。如果能教会大家800个字就算合格。

《人世间》剧照

到了1996年，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农村妇女面对的问题也就更复杂了。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也比较淡薄，经常被骗。当时最多的就是小保姆被雇主欺负，不给她发工资甚至打她，这样的新闻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类权益出现问题一般家乡政府管不着，北京妇联也管不了。尤其在当时，家政工也不在劳动法的关照范围内。
我就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主要是面向小保姆，组织成立那天，我希望他们来参加成立大会。我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小保姆，一封给雇主。给小保姆的信上，我写得很亲切，告诉她们今后有什么话可以来找我们诉说、有困难来找我们，在给雇主的信上则表明我们是个正规组织以及希望能帮助打工妹的初衷。写完后，我找了11个家政公司帮忙寄信，每封信邮票我们都贴好，他们发一封我们再给他一定的钱。没想到还真管用，很多雇主见了信，有的不仅给她们批假，还开车把她们送过来，有120个打工妹来参加。

1998年，考虑上市场对务工人员技能的需求，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又开了一个培训学校。两三个月一个班，最多时候100来人，一年下来差不多培训1000人左右。第一期是教种植和养殖的，各培训15天，后面扩大到家政工、美容美发、酒店服务、厨师、计算机等行业的培训，都是当时市场需求很大、又容易上手的行业。这类培训，我们希望找到最有需求的人。比如，有一次培训，我们是在四川大凉山选了20个人，是15-19岁、真正没有社会资源的女孩。

《山海情》剧照

在与农村妇女接触的日子里，有两个人，我印象最深。有一个农家女叫王树霞，山西人，当年高中考大学考了几年没考上，嫁给了一个文盲。偶然看到了我们的杂志，开始和我们联系，成了我们第一届的通讯员。这么多年，她就一直在杂志上写稿，后来又把儿子送到我们农家女学校当厨师。现在，她经常组织附近10几个村子的妇女搞精神文明活动，比如弄旗袍秀、给老年人理发、打扫卫生、送饭等等，影响了周围一大片的人。

前面提到的高枫，她结婚、离婚又四处打工，人生经验丰富，后来到了我们的打工妹之家，她帮忙组织活动。后来，她自己又申请了农家女书社项目，让农村女性有书看，后被香港乐施会聘为项目督导，现已退休，但还是经常下乡和农家女交流。退休前她是全家挣得最多的人，还给儿子在县里买了房。已经没人能束缚她，全国各地跑。我常常看她在抖音唱歌的视频，为她感到开心。

《外婆的新世界》剧照

（高枫、韩佳为化名）







 排版：瓶子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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