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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战争

人物作者 人物 2024-03-21


也许你听说过这样一种疾病。发病初期,像是在减肥,患者严格控制食物,害怕热量,拼命运动;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感到减重上瘾,甚至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变化;再接着,瘦到营养不良的程度,生理和社会功能都被严重损害;最后,体重逼近30kg,25kg,20kg……持续恶化,直到悄悄滑向最严重的死亡。 事实上,这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是Eating disorder(进食障碍,简称:Ed)中的一类,在中文世界里,被更多人称为——神经性厌食症。 比起男孩,它更青睐于发生在女孩身上,比例超过了10∶1,年龄多分布在14~18岁的青春期。它是隐秘的,也是庞大的,在所有精神类疾病中,它被精神科医生认为是最顽固的一种,死亡率排名第一,已经超过了抑郁症。 与之相关的新闻偶尔出现在公共视野。2023年夏天,被讨论最多的是来自东莞化名为小玲的15岁女孩,她身高165,体重只有24.8公斤,父亲曾多次带她去看医生,她却拒绝治疗,半途三四次打开车门逃跑,近50天没怎么进食之后,她在家里昏倒,失去意识,才被送进深圳市儿童医院,检查出重度营养不良,呼吸衰竭。推她去做脑部CT时,医生惊讶地发现,「好轻啊,感觉在抬一床被子。」小玲在ICU里抢救了20多天,最终因为无法自主呼吸,瞳孔没了反应,离开了人世。 小玲的案例聚集了神经性厌食症的典型特征,但也正是这些特征让公众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女孩已经骨瘦如柴,却还觉得自己很胖?为什么她们已经瘦到重度营养不良,却还拒绝治疗?为什么她们宁可把自己饿死,却吃不下去任何食物? 进食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需要之一,但这些女孩对待食物的态度不是需要,而是恐惧。在这场以饥饿为名的「战争」里,食物是她们的敌人。她们把吃饱视为痛苦之源,却在饥饿里享受快感。 知道小玲的故事不久后,我去到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3个多月时间里,接触了多名专业医护,15个Ed病患,3位患病孩子的家长,试图了解这项令人不安的疾病,想要知道,在这些做出极端选择的女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故事的开始大多都是减肥,但这不足以囊括疾病的全部,病症的背后,潜藏着孩子们痛苦和复杂的生存处境。 女孩们究竟在借由疾病表达什么?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我无法去触碰它,更别说吃掉它

 

对食物感到恐惧,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面前摆着的不过是一碗平常的白米饭,女孩却感觉碗里装着的是一片淹没自己的深海,「你不知道海水到底有多深,脚底下会踩到什么,是一头鲨鱼,或者是一颗尖利的海胆。」随着勺子在碗里扒拉的时间越长,她在海底沉溺得越深,一种无措的恐惧蔓延到全身,越来越焦虑,到喘不上气,到感觉恶心,到最后真的吃不下去一口饭。

 

最开始,恐惧还停留在浅表,仅来自于食物的热量。一个鸡蛋=35kcal ,100ml脱脂牛奶=24kcal,100g苹果=52kcal……许多女孩对食物的热量如数家珍,她们会设定每天的进食量,最为苛刻的数字被控制在300cal(不够正常5个月大婴儿一天所需的热量,一名14~18岁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常人所需热量在2000cal以上),低于数值食物的盘子亮绿灯,剩下的盘子亮红灯,女孩绝不允许「红灯食物」进到胃里,因为它们代表着「太脏」,更深一层的寓意是,「会让自己变得不好」。

 

再后来,随着饥饿的时间延长,恐惧逐渐从精神蔓延到生理。食物不再是维持生命的能量,而是变成侵害身体的异物。「它们原本不属于身体,哪怕一片小小的薯片,一根咸菜,都会在胃里慢慢扩大,直到把胃撑破。」一名女孩这样描述。另一位女孩说,她已经恐惧到出现幻觉的程度,「面包不是面包,而是一块砖头、一把锐利的尖刀。」有时候,她睡觉醒来,眼睛一睁开,身上的皮肤褶皱,衣服的堆痕,都变成了蛋挞的酥皮,让她害怕到忍不住颤抖。

 

还有一名15岁的女孩,向我描述了自己最深刻的恐惧。第一次住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之前,她已经30多天没吃固体食物了,只喝一点米汤和糖水维持生命,父母不明白女儿为什么吃不下,曾强制拉她去必胜客,点好一份芝士焗饭,一盘意大利面。等服务员把食物端出,它们的样子在女孩眼里完全变了,她不知道用什么具体的形象去描述,只觉得它们「太吓人了」,可以说是世界上一切恐怖物的集合,是此刻让她感到最头疼的东西。

 

「我无法去触碰它,更别说去吃掉它。」那名女孩痛苦地说。

 

图源电影《骨瘦如柴》


这些恐惧感受都源于患有进食障碍的女孩。这是一种罕见的和食物较劲的精神疾病,人们对于它的研究和认识在最近100多年才发生,最早被划归为瘾症,后来才确认是一种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精神疾病,是Eating disorder(以下简称:Ed)中的一类,在中文世界里,被更多人称为——神经性厌食症。

 

根据医学文献,这项疾病主要发生在青春期的女孩身上,与男性患病比例超过了10∶1(因此以下主要讨论的是「她们」),发病时的典型特征是:有意严格限制进食,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胖瘦,体重明显下降并低于正常值,造成女孩生理和社会功能的损害,持续恶化,最严重的后果是死亡。

 

为什么这些女孩已经骨瘦如柴,却还觉得自己很胖(医学上称为「体像障碍」)?为什么已经瘦到重度营养不良,却还拒绝救治?为什么她们宁可把自己饿死,却吃不下去任何食物?

 

也是在这之后不久,我带着上面的问题,第一次走进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在国内,北大六院是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从2011年开始设置专科病房,每年能收治200多名患者,在对付进食障碍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经验。

 

医院的电梯通向七层,两道漆成白色的封闭门打开之后,是摆满了餐桌的大客厅,由狭长的走道往两头延伸,里面分布着一间间病房,二十多位Ed女孩正住在这里,她们大部分没有成年,最小的只有10岁,和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混住在一起,但和其他精神类疾病的疗法不同,Ed女孩主要接受的是1到8周的行为矫正治疗,简单来说就是——按规律吃饭。

 

李雪霓是病房的主任医生,今年50岁,研究进食障碍已经20多年。李雪霓告诉我,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时至今日,针对Ed仍然没有特效疗法,在目前推荐的综合治疗方案中,唯一必不可少要提供的,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病房里设置了一本活页夹,医生会根据女孩的体重和生命体征,制定出详细的饮食计划,大多数女孩每天需要吃六餐,还有一些女孩因为体重过低,不能正常吃饭,只能喝冲泡的全安素——一种老人或者术后恢复人群才需要补充的营养液。

 

医生寄望于规律的饮食能逐渐消除女孩对食物的恐惧,以及对身体的异常认知,但对于Ed女孩来说,这一看似简单的要求,也变成她们最难完成的任务。

 

每天清早7点,餐车的车轮声就在病房响起,随着护士站的广播提醒,女孩们逐一排队领取饭盒,之后围着白色的餐桌在固定位置坐下,由三四名护士看护着,开始她们的第一餐。

 

病房里,女孩们的一餐


如果你亲眼看到Ed女孩吃饭,会感到眼前的画面像开了0.5倍速,吃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她们对待:铁勺在餐盘里叮当作响,米饭被反复拨弄十几次,才被盛起一小口,缓缓送进嘴里;筷子夹起一根绿叶菜,要在餐盘边游走好几圈,为的是过滤菜里的油汤;病房里还出现过一名孩子,一口肉要嚼100多次才能咽下,每天吃饭时间总共超过8小时,就在桌边从白天吃到黑天。

 

在低体重状态下,女孩们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感觉:吃下一口饭,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食物全都堵在胃部,不往下走;一顿饭工夫,胸部、腰部、臀部就会胖到不堪入目。面对旁人的劝告,Ed女孩什么也听不进去,给医生的感觉是,「好似时钟生锈停摆了。」

 

在医护看来,厌食症不仅是一种消磨耐心的疾病,也是最狡猾的疾病。这些女孩患病之前,大多是学校的「优等生」,她们聪明、敏锐,心思细腻,住进病房后,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规定要吃的食物藏起来。

 

技巧五花八门,最容易识别的是餐巾纸,女孩手里备着一叠,嚼几口,假意擦一下嘴,饭菜就溜进了纸巾里;藏得更深一些的,食物会出现在袖子里,口袋里;还有的女孩把豆沙包堵在耳朵眼,饭粒粘在衣裤上,肉块塞进洞洞鞋。最夸张的是一年夏天,病房里总是隐约散发出一股腐臭味,隔个几天,有些孩子就提出要换一把椅子,护士们觉察到不对劲,结果一检查,才发现座椅的支架钢管里塞满了变质的食物。

 

当这些行为被护士一一发现,女孩们没法藏,有的选择化解食物,在狭窄的走道里摆动手臂,甩开步子,每天来回暴走2万步;另外一些则选择清除食物,为了排尿和引吐,她们一天喝4到8升水,嘴唇因此变成樱桃红色,仿似多年的糖尿病患者。


女孩们在通过暴走化解食物热量


在治疗初期,无论医护如何制止,女孩都无法摆脱对食物和身体的关注。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她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真的生病了。

 

从去年6月到9月,我陆陆续续在北大六院待了3个多星期,一共接触过15个Ed案例,几乎每个在恢复期的女孩最后都说,原本以为Ed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才知道,那是控制自己思维的一个恶魔,它屏蔽掉了所有的理性,只顾把体重往下拉,让女孩感到开心、有成就感,却从不提示,它会将她们带到死亡的边缘。

 

 

拉下深渊

 

如果对Ed女孩有了深一些的了解,你很容易在人群中一眼辨识出她们——当对食物控制到一定程度,营养不良会跟着发生,10多岁的年龄之下,她们的身体却已经像行将就木的老者。

 

她们皮肤发黄,颜色看起来和老姜切片有些仿似。头发干燥稀疏,有的睫毛和眉毛都脱落了。有的牙龈开始萎缩,选择抠吐的女孩因为胃酸腐蚀而仅剩下几颗牙齿,像黑黑的小米粒尖,或者全部掉光了。随着脂肪流失,她们也和老人一样,容易感到手脚冰凉,严重的情况下,体温会降到36℃以下,或许是为抵御体寒,脖颈、四肢逐渐生长出细密的汗毛。她们的皮肤几乎没有弹性,坐卧时间稍长会感到疼痛,甚至并发褥疮。就连骨质疏松也找上来,稍微摔一跤,或者走路用力大一点,都可能造成骨折。

 

在极度消瘦的案例中,女孩们是无力的,需要扶着墙走路,有的一站起来就要摔倒,只能坐轮椅或躺在病床上,随时可能因为心力衰竭而死亡。

 

这也是疾病最初让人感到费解的地方——选择减肥的女孩并不少见,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厌食症,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

 

20岁的肖航是病房里第一位主动找我讲述患病过程的女孩。她性格开朗,一双眼睛十分灵动,但在和我见面的42天前,那双眼睛却是黯然失色的。那时,身高164的她瘦到20多公斤,在同一批住院患者中体重最低,虚弱到被轮椅推着才进入医院。「我真的经历过,就是离死亡只差一步的那种感觉。」肖航说。

 

最初减重的动机很简单。上高三时,肖航最好的朋友非常瘦,引来班里不少女孩的羡慕,这让肖航忍不住开始模仿她,午饭少吃,晚饭不吃,一开始也没在意食物的热量,后来偶然一次在网上刷到,淀粉和脂肪最容易发胖,她开始有意识地控制。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厌食症等于「厌恶食物」,但对食物的抗拒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发生。相反地,在节食初期,Ed女孩会因为饥饿痴迷于食物,她们频繁刷吃播视频,浏览外卖界面,逛超市,用眼睛的满足代替胃部的享受。还有一些女孩为了转移对食物的注意,用更高的觉醒度投入学习,并感受到一种新的感官上的敏锐,思维变得异常亢奋,专注力提升,成绩跟着突飞猛进。

 

无论是变瘦,还是成绩变好,都为女孩带来了更多的夸赞,这也给她们造成一种错觉——掌控食欲代表着掌控了身体,甚至是掌控了向好的人生。

 

关键节点就在这里发生,节食被Ed女孩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她们用最剧烈的态度否定对食物的需求,在把饥饿感无限推迟到极致的过程里,她们感受到一种隐秘的优越和胜利。

 

图源电影《骨瘦如柴》


但精力很快随着营养的缺失而消散。像被冬天的晨霜打过一样,女孩们紧接着开始发蔫,提不起劲;脑子越来越不灵光,听着课,突然就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情绪易怒烦躁,常常被一句话或一点小事引爆。同时,饥饿也引发了许多身体反应:「整个人轻飘飘的,走路像要飞起来」;「耳膜很鼓,听声音像里面进了一团水」;「时间紊乱了,每一天都过得很混沌,但因为饥饿,又都历历在目」。

 

饥饿带来的痛苦是确实的,但当她们沉湎于对体重秤上低数字的追求,逐渐没法对身体感受做出反应了。

 

每次掉体重,肖航都会生出一种无可代替的兴奋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刺激。」另一位女孩把秤重比作考试测验,「变轻一点,就等同于分数又考高了一点。」还有一位女孩站上体重秤之后,形容那一秒钟的情绪体验:「等数字一冒,看到降了,就会感觉中奖一样,让自己很满意,很惊喜。」

 

正是这种欣喜感让女孩日渐上瘾,加固了异常的进食行为。当她们熬过第一阶段,对食物的抵制成为一种习惯,饥饿感会逐渐消失,她们甚至开始享受胃里空荡荡的感觉,对食物的抗拒也演变成更深切的恐惧。

 

肖航在减重第二年开始嚼吐,除了咽一点食物的汁水,其他都不敢往胃里吞,而且吃一点就胃胀(医学上称为「早饱」),给她制造出吃多了的假象。不到1个月的时间,她的体重直线一样跌到20多公斤,身上几乎不剩什么脂肪。在去年夏天最高温的天气里,她还感觉冷冰冰的,即便把空调制热和电热毯同时打开,身体还是暖和不起来。

 

她的脸和眼窝也在凹陷下去,有一次走在大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看到她的面庞都惊讶了,「姑娘,你是不是病了?」肖航能感觉到自己在失去力气,走五六级楼梯就要大喘气;蹲下去穿鞋,要扶着墙才能站起;有一次,她突然晕倒在家楼下,醒来后,是靠好心人搀着才上了楼。但到家后,她从未怀疑自己病了,「就好像有一个恶魔的声音把我控制了,它告诉我,『你还活着,你没什么问题。』」

 

等厌食症发展到这个地步,许多女孩都描述,有两种声音在脑海里打架,身体告诉她们,「要吃」,Ed则说,「不要」。但不管交锋多少次,Ed总能占据上风。因为女孩们相信,只有变得更瘦,她们才是重要的、优秀的、与众不同的。

 

病房里另一名17岁女孩的进食表现得更刻板。住院之前,她仅仅用一枚鸡蛋、一片面包、一杯酸奶填补自己的一天,刻意节食九个月后,体重从150多斤掉到83斤,接近于减掉了半个自己。很多个夜晚,胃部因为缺少食物而火烧火燎,她疼得蜷缩起身体,背也弓起来。即便如此,她也没法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片可以缓解疼痛的面包,「大脑好像『坏掉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进食才是被允许的。」

 

减重就这样慢慢地,不可遏制地摧毁着女孩们的健康,但只要能行走,能自理,她们就不觉得自己正在陷入一种疾病,直到Ed把她们拉入深渊,死亡在不自知中靠近。

 

病房里几乎每个女孩都有过濒死体验,她们提起来时却语气平静,好像死亡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情。特别是一位来自深圳的13岁女孩,体重掉到30kg时,父母带她去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判断她心率太低,「可能在睡觉时候就没了」,当即安排她住ICU。女孩感到不可思议,「别人都是躺着进ICU,我明明正常能走,为什么也给我送进去了?」那个夜晚,她心率跌到40次/分,警报器开始响起,但她丝毫不觉得害怕。

 

肖航最危险的情况发生在独自在家时,一次上完厕所,她从马桶上怎么也站不起,只好滚落到地面,爬回卧室用手机求救。父母连夜开车送她去郑州的医院,那时,肖航大腿之下摸着都是凉的,护士紧急给她抽血,总也抽不出来。医生批评父母,「孩子走在路上都可能死亡,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才送来?」

 

听到这些话时,肖航脑子是迟钝的,同样感受不到恐惧。直到躺在病床上,手脚在盖着的一层薄被下,丝毫不能动了,「那种感觉不是被绳索捆住,而是没有知觉了,就像手脚原本不存在一样。」她的意识仍然是清醒的,但目光变得呆滞,妈妈给她放电视剧,她剧情都看不懂了。爸爸给她唱小时候的摇篮曲,她逐渐听不真切,好像各个器官都在退化,想要陷入沉睡。

 

图源电影《骨瘦如柴》


 

误区里跳舞的孩子

 

连续输液两天三夜之后,在第三个夜晚,突然之间,肖航感到身上的被褥变轻了,她试着用手去掀,看到被子开始翻动;又动了动下半身,腿也可以抬起来了。确信自己能动的那一瞬,她有点紧张,又有点惊喜,「好像自己突然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不久后,肖航就在新闻上看到深圳女孩小玲的新闻,才知道Ed不仅致死,而且直到小玲去世,父母以及公众都单纯理解她「为爱减肥」(她暗恋一个男孩,但是男孩喜欢比她更瘦的女孩),却忽略了这是一种疾病。她开始在网上搜寻救治办法,了解到北大六院有专门的病房,就让妈妈一定要带她来北京治疗。

 

如果时间回到37年前,北大六院对Ed同样感到陌生。

 

那是在1986年,改革开放不久,仍有很多人为温饱发愁,很难想象有人会患上不吃饭的病。国际医学界也认为,中国人体型偏瘦,根本不用担心Ed的威胁。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国家精神病学第一位院士沈渔邨打破,在那个国人对抑郁症仍感到陌生的年代,她已经在现实中接触到Ed病例,并认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疾病一定会在日后蔓延。

 

那时,沈渔邨把病例推给学生张大荣,尽管只有零星几个,但张大荣入职北大六院后,凭着一位医生对攻克疾病的兴趣和责任感,从未停止过寻找病例,也因此,她成为了国内研究进食障碍的第一人。

 

去年夏天,我在北大六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张大荣,她剪着一头短发,年龄过了70岁,早已退休,但精神奕奕,时常会回医院坐门诊。提起Ed,她首先对我说起的是对她刺激最大的两个病例。

 

第一例是来自大兴安岭深山的一名女孩,被父亲强行拽到了门诊。父亲是名老工人,个头接近1米8,但孩子只长到1米53,他想不通孩子生了什么「怪病」,吃了就吐,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曾带她去当地的医院,医生认为是胃有问题,就强硬地把孩子绑上手术台,切除了一部分胃。但那之后,孩子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营养不良,再也没长过个。看到孩子的身体每况愈下,那名父亲四处奔走找医生,直到遇见张大荣,求她一定要挽救自己的女儿。

 

另一例就出在北大六院的其他病房,护士长专门给病人开小灶,病人特别想吃,可就是吃不下。那时,张大荣用国际诊断Ed的标准尺一卡,发现都不适用,就认为不是厌食症。但在后来,她深入看文献,发现厌食症发病存在许多心理因素,她又重新翻看那名患者的病历,了解到那是一名生活在军人家庭的女性,丈夫长期在部队,她和婆婆关系紧张,又被照顾孩子的职责所捆绑,积累了很多压力在心里。张大荣才意识到,「一例活生生的厌食症从眼睛低下溜掉了。」

 

每天下午,护士长会在活页夹上做患者记录


这也是张大荣最早接触的Ed病例。多年后,她在编著的《进食障碍咨询和治疗》手册中写当时的感受:「进食障碍由于其隐蔽性、复杂性、跨学科性,导致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奄奄一息……每当我听闻患者被误诊为十余种疾病,每当我目睹陪诊家属无助和疲惫的眼神,都让我感到巨大的遗憾和无比的震撼。」

 

直到如今,除了一线城市以外,厌食症的诊断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接触的许多Ed女孩中,她们都走过一段曲折的诊断之路。疾病往往被掩藏在减肥的名义之下,家长最初很难注意,直到女儿日渐消瘦、月经停止,家长首先会带她们去看中医和妇科,接着看肠胃科,再去看血液科,小城市的医生还是识别不出来,一些家长最后只好投靠迷信,带孩子去「跳大仙」。

 

事实上,许多Ed女孩想恢复健康,过上正常的生活,但瘦弱的身体已经成为她们的骄傲和快乐。「你会觉得,她们都是可爱的、亮晶晶的孩子,也是在误区里跳舞的一群孩子,在成长发育中,她们遇到了坎,被困在了减重的下坡路上。」张大荣说。

 

2008年,张大荣退休后,李雪霓成为进食障碍门诊的接班主任,那时病房还只有一节火车厢那么小,15张病床,要挤20多个病人。她对我回忆最初的治疗,「可参考的工具书非常少,能采取的治疗措施更有限。」事实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精神病学教科书从第一版出到第五版,相关Ed的内容只有两页纸。但李雪霓明确的一点是,对于重症女孩,必须优先提高体重。她绝不允许女孩在进食上打折扣,早期治疗中,她经常在大厅盯着女孩吃饭,哪怕消耗一两个小时,也要等女孩把饭吃完才下班。


午餐过后,空下来的大厅


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女孩在病房把体重增上来,出院后又很快降下去。病房里甚至出现过这样一名顽固的孩子,自从10来岁开始,每个寒暑假都来医院增重,开学后又立马减重,如此反复,至今住了20多次院,病还是没治好。

 

对进食障碍了解得越多,李雪霓就越认知到——厌食症不单是一个有关体重和食欲的疾病,「女孩们表面上在减肥,实际上跟真正的减肥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它有更深层次的发病机制在里边。」

 

寻找疾病成因时,家庭成为医生可探究的一个最小环境单元。相关流派的研究者甚至已经形成共识:Ed不是一个人的疾病,而是一个家庭的疾病。

 

在《进食障碍咨询和治疗》手册中,写到的两项国外研究为这个观点提供过证明:74个Ed家庭被挑出与正常家庭比照,Ed女孩的父母总是较多传递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忽略了孩子表达自身想法和感受的需要,他们倾向于控制或保护,只允许孩子保留较小的自我精神空间。另一项研究的发现是,Ed家庭经常表现出某种功能不正常,比如父母严谨刻板、习惯批评和否定孩子;家庭成员过于相互依赖、边界感模糊;夫妻关系不稳定、缺乏温暖。

 

随着与Ed打交道越频繁,李雪霓也逐渐描摹出典型Ed女孩的面貌:她们大多来自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拥有成功的父母,就读于优秀的学校,成长中往往是最被珍视的孩子,但同时,好环境造就了高期望,她们也是被严格控制的孩子。

 

这些女孩天生敏感、脆弱,容易缺乏自信,总是担心自己与他人相比不够好(其中一名女孩说,自己是个小乌龟,后面有个兔子一直在追,时刻都可能超过,以至于她不能停止努力),会用真实或假想的缺点责备自己,经常感到恐惧和不安。为了扮演「乖孩子」的形象,她们过度自觉和顺从,把生活过成一场表演,微笑是定格在脸上的表情,也是她们内心发出的苦痛的信号。

 

矛盾大多会在女孩进入青春期后凸显出来。在李雪霓的临床观察中,厌食症高发于14~18岁,是因为女孩开始离开父母庇护,迈入中学和大学,被要求融入新环境,探索个体独立,面对更复杂的问题。但在以往的家庭教育中,女孩们与父母丧失了必要的分离,一味顺从也导致她们未能发展出真正的自主性。

 

「相当于还没学会怎么走路,就要被迫飞了。」李雪霓说。

 

 

四条鱼的故事

 

在进食障碍病房里,我看到过很多张疲惫、焦虑、空洞的脸,它们都来自于Ed女孩的母亲。每到吃饭时间,母亲会坐在女儿身边,用呵护的目光注视女儿吃下每一口饭,有的甚至沉默着就掉下眼泪来。

 

厌食症给母亲带来的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其中一位妈妈这样描述:「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不吃饭,故意伤害自己,却无法帮助她。有时候看新闻,讲一些孩子失踪多少年后,最终被父母寻回的故事,哪怕女儿做一个那样的孩子,哪怕恨父母,永远不理父母,也不愿意她用这样一种疾病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卷入进去。」


女儿生病后,母亲同样被困在疾病里,因此我在病房接触的大部分母亲几乎都拒绝了采访,只有那些已出院孩子的母亲,才能缓过神,平静下来讲述。

 

沈桑是李雪霓为我推荐的一位母亲,她的女儿23岁,已经患厌食症6年。原本,沈桑认为给女儿安排了最好的教育路径,初中上国际学校,高中去了美国,之后可以在那边继续申请大学。但女儿在新环境里感觉一切都失控了——学业压力大,受到留学生排挤。为了重获控制感,她选择了最简单的节食减肥,最后演变成厌食症,因为体重过低而被学校遣送回国。

 

为了医治女儿,沈桑开始研究这个病症,了解到一部分患病根源在家庭。一开始,她和大多数母亲一样,感到「很挫败」,「不能理解和接受」,「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不知道错在哪里」。但和治疗师多次交流后,尽管并不容易,她还是逐渐反思到,自己是一位「典型的过度保护的母亲」。

 

女儿一岁半进幼儿园时,沈桑就开始包办很多事情,把保姆放进去陪读,时不时给老师送礼,就连管饭阿姨也要给好处。到了小学,班级举办活动,她会挖空脑袋想方案,出资源,配合老师完成各种任务。初中的国际学校更复杂,邮件通知全是英文,沈桑看不懂,相比一些留学生家长,难免感到自卑,为了融入团体,她干脆把工作停了,全职培育孩子,也惯用讨好的姿态,把一些家长请到家里来,希望为女儿创造一个宽松、友善的环境,让她能被人善待。

 

「所以你就知道,我女儿不是自然环境里长出来的,而是暖棚里哺育出来的。」沈桑在电话里头说。

 

根据相关资料,一些家庭治疗师也认为,厌食症是一种与「反控制」有关的病症:当父母过度控制或保护孩子,孩子到了自我发现的时期,会有挑战权威和打破现状的意愿,不吃东西是她们唯一有把握的「反控制」。

 

「反控制」就发生在沈桑和女儿身上。当女儿通过节食寻找独立感,立马和母亲开启了一场权利分离的战争,尤其是在餐桌上。

 

沈桑每天最害怕的就是和女儿一起吃饭,她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讨好的妈妈,烧很多菜满足女儿。但女儿只是默默地坐着。沈桑望着她,小心翼翼提醒,「吃一点吧。」女儿感觉被绑架在餐桌上,时不时拿眼睛斜视她,眼神里带着厌恶,还有一股压制的愤怒。

 

那种眼神刺痛了沈桑。「我会觉得她是一个白眼狼,我都这么低姿态了,不就是为你好。」沈桑心里有委屈、着急,但又不能表示什么,毕竟女儿是生病了,她只能用妈妈的包容继续感化,「再吃两口吧」。

 

那时,沈桑还意识不到,妈妈对孩子的讨好,「那是一种双重自我厌恶的感受。」现在退回去想,她会觉得当时的自己做错了,「如果妈妈唯唯诺诺看孩子脸色,孩子的体验并不好,只会加重她的负罪感。」

 

「反控制」在另一些家庭里是更激烈的。有的孩子吃一口,会要求妈妈吃两口;有的孩子会拿棍子,逼妈妈吃饭。更无力的是,爸爸也要求妈妈为孩子做牺牲。到最后,很多家庭的孩子掉体重,妈妈却涨了二三十斤,有的甚至吃出高血压和高血糖。

 

图源电影《机器人之恋》


当许多母亲感到被压制到极限,会用更大的权威进行「再控制」。沈桑发现女儿开始用抠吐清除食物,为了防止症状加重,她几乎剥夺了女儿所有的独立空间,不允许洗澡关门,不允许单独出门见朋友。就连晚上睡觉,她也警觉着女儿的声响,女儿六点起床,她就把闹钟上到五点;女儿四点起,她就提前到三点,总之一分钟不能离开视线,「就变成粘在女儿身上的一个东西了」。

 

进食障碍病房里,还有一位女孩讲述了她曾经完全陷入失控的母亲:因为总是不吃饭,有一次,妈妈生气地端着一锅白米饭,放在她面前,不吃完就不许她下桌。她表达了反抗,没想到妈妈直接就拿扫帚砸在她背上,不停对她吼着一个字,「吃!」最后,扫帚柄被打断了,她憋着泪,一口口吞米饭,之后一个人回了屋。妈妈则进了隔壁的房间。她听到妈妈整整哭了一个夜晚。

 

沈桑和女儿虽然没有争吵,但母女掉入「猫鼠对抗」的游戏,也让家沉浸在紧张的氛围里。不到半年时间,亲子关系彻底破坏,女儿最后当着沈桑的面冲上了窗台,幸好被在场的父亲拦截下来。「没想到她为了维持疾病,到了宁可放弃生命的地步。」对女儿的治疗绝望后,沈桑陷入重度抑郁,不想起床,不想吃饭,「就感觉自己也要毁灭了」。

 

可以看到,这些故事里出现的都是母亲。有研究表明,女孩得厌食症确实和母亲的关系更大。许多Ed女孩的母亲是律师、国企员工、医生、公司白领,她们不仅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而且注重保持体形纤瘦,以达到社会对于「完美女性」的审美标准。而在教育中,她们无意识地把标准传递给女儿,认为女孩应该「控制体型」,「压制情绪」。


但也有研究提示,这些母亲之所以对女儿影响深远,是因为许多Ed女孩背后都有一位「缺席的父亲」。

 

谈起孩子父亲,沈桑是无力的。女儿12岁之前,丈夫忙着创业,在家庭教育里完全缺位。回忆那段日子,沈桑过得非常辛苦,丈夫的初创公司不顺利,又借了很多资金,为了偿还高额利息,家里经常资不抵债,这让沈桑对未来有很多毁灭性的想象,觉得家「随时会垮塌」。

 

不安传递给了当时只有6岁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妈妈总是一个人处理所有的事情,家里水管坏了,妈妈要找人来修;去超市买东西,妈妈要走一段路,再拎一段路;做饭时把手切了,妈妈把伤口含在嘴里。冲击最大的一次,她半夜醒来,走到客厅,看到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哭。那时,她就学会看妈妈的脸色,不给她增加负面情绪,长大一点之后,又用好成绩讨好妈妈。她曾对妈妈说,「别人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而我只有一个妈妈」。

 

但这些细节被指出之前,家庭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约在2007年,北大六院进食障碍病房开始引入家庭治疗法,其中一个方法叫做「家庭雕塑」:由Ed 女孩给家庭成员摆姿势,每个人怎么站,距离多远,脸朝向哪,手势如何,通过模型还原家庭之间的关系,以此呈现Ed女孩的心理感受。

 

李雪霓记得有一名女孩摆姿势时,她让妈妈站在凳子上,手指着前方,好像居高临下地批判着什么。女孩则蹲在地上,用双臂环抱着自己。那名母亲一下子意识到,「原来自己是一个很控制的妈妈。」好在她观念开明,还主动比喻了一个「四条鱼的故事」:「家庭就像一个鱼缸,父母和儿女是里面的四条鱼,而她一直想做领头鱼,会把往不同方向的鱼归拢到原本的位置,结果导致鱼儿不知道该怎么游了。」

 

那名母亲很快调整和女孩的关系,女孩的改变是让人惊喜的,愿意住院治疗,也愿意主动吃食物,体重和精神不久就恢复了过来。彻底摆脱Ed后,她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师了。

 

当然,改变的也只是小部分家庭。大多数父母未能打破僵化的互动模式——欺骗孩子来住院,威胁,躲避,不和孩子积极沟通,这也是厌食症始终得不到缓解的重要原因。

 

我遇到病房里最绝望的是一名18岁的女孩,来自山东,Ed甚至引发了父亲对她的家暴。每次到饭点,父亲规定她在30分钟内必须吃完,超时一分钟,就拿胶带粘紧她的手脚,再用香油、白糖、红糖混合剩下的饭,拿勺子往嘴里强灌。父亲发狠劲的时候,苍蝇拍、皮带、擀面杖不时抽打在女孩身上,甚至会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母亲最开始也会阻拦,但儿子出生后,她就抱着儿子躲回了屋里。

 

「所以我一直很害怕爸爸,也一直很想逃离家。」那名女孩一边对我说,一边搂起裤管,展示膝盖上紫色的淤青。挨打和Ed在她身上持续了5年,她从厌食走向暴食,父亲再也管制不住,决绝地说,「你就是我们的一枚弃子。」女孩之所以这次能住进北大六院,是爷爷拿出十万块养老金,给她提供了最后一次治疗机会。

 

一名女孩的住院日记


 

 为什么都在赞扬「瘦女孩」?

 

厌食症是复杂的,要探究一个女孩为何患上厌食症,家庭绝不是需要探究的唯一因素。

 

事实上,根据相关资料,厌食症发病几乎涵盖了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各个方面。在国内,尚且缺乏对厌食症的死亡率统计,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献报道中,厌食症在所有精神类疾病中死亡率排名第一,已经超过了抑郁症。而自杀是一个常见的死亡原因,每年的死亡率为0.56%,是普通年轻女性死亡率的12倍以上。

 

另一组令人失望的数字是,大约只有一半的厌食症患者能够被完全治愈,剩下的部分只能缓解症状,还有两成患者甚至完全无改善。也因此,它被认为是精神病理学中「一种最令人失望和顽固的疾病」。

 

正因疾病具有复杂性,自从被发现以来,就吸引了不同领域的医生和学者从生物遗传、人格特征、心理治疗等不同角度研究它,虽然至今没有一个流派能满意地解释所有临床现象,但不可否认的社会背景是,厌食症的发病与「以瘦为美」的文化直接相关。

 

一位名叫Garner的西方学者曾为此特地做过研究,她选取了芭蕾舞团——一个对瘦要求极为严苛的环境,对其中55名11至14岁的女学生进行观察,发现厌食症发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另外也有学者调查,时装模特、运动员也是厌食症发病率较高的职业。

 

图源电影《身体》


在当下,「瘦」文化确实已经将我们包围,从几年前的「A4腰」、「锁骨放硬币」,到近两年流行的「直角肩」,这些完全违背自然的审美观,却很容易挑起人们敏感的神经,一次次变成热门的公共话题。公众明星的体型变化也是受欢迎的题材,在媒介上总能第一时间被人们感知。广告在推荐各种减肥法,电影、海报在推崇「瘦女孩」。这让还没来得及建立自我价值观的女孩们从疑惑,「为什么都在赞扬『瘦女孩』」,到逐步确信——「瘦」不仅是一种体态,一种时尚,更是一个女孩具有吸引力、被爱和尊重的前提。

 

敏感的Ed女孩更是感到无处逃遁。青春期发育后,她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刻薄的评价,「你好胖」,「腿好粗」,「像个肥猪」……胖让她们感到自己变得不足,甚至担心会因此失去所有人的爱和关心。但「瘦」不同,一旦掉几斤体重,她们会立马被人夸赞,「你瘦了。」「怎么做到的?」在掉进Ed的陷阱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们,再瘦下去是危险的,病态的。

 

进食障碍病房里,一名女孩从11岁就开始承受「瘦」文化的焦虑。个头1米46的她,最重的时候只有88斤,但在2022年冬季,她穿上笨重的棉服,就遭到男同学取笑,「手臂比我还粗。」一开始,她只是觉得男生说话不好听,但后来在手机上搜索过一次,「青春期的女孩瘦一点才好看」,之后又被流量精准推荐相似内容,思维逐渐被改变,「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自己有问题。」于是她决定减肥,从少吃,到害怕吃,厌食症便开始显现。

 

而另一位名叫王雅的女孩,受到的审视是全方位的。幼年时,她被外婆养得胖胖的,在5岁时,她被妈妈送去学跳舞,结果成了班里的小胖墩,表演服要单独买大一号。排舞时,老师总把她安排在角落,这让她从小感知到,「胖胖的小女孩是不受欢迎的」。

 

不仅仅是老师,妈妈也在评判她的体重,带她买新衣服,每一次都说,「你太胖了!」因为爸爸的工作关系,王雅总被带出去应酬吃饭。饭桌上,王雅的饭量也会被控制,吃得好好的,妈妈会踢一下她的脚,意思是,再吃就不雅观了。

 

但王雅的体重还是跟着年龄一起涨,高中到了140斤,有一次,最好的玩伴当着全班的面,骂了她一句,「死胖子。」王雅一下子被引爆了,从前积压在心里的言语伤害全涌了上来,她几乎带着复仇一样的心情决定,「要减肥!」每天只吃一个鸡蛋,一碗粥,还要跑步一小时,每天称重三次,争取晚上比早上轻0.3kg,坚持了一个月,她瘦了20斤。

 

赞美的声音来了,就连妈妈也给了她肯定。王雅体重一降,「会觉得今天又做到了一件很厉害的,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又一个月之后,厌食症露出了迹象,王雅开始回避食物,因为极度饥饿,她的关注点忍不住都在食物上,班级里,谁要打开一包零食,她会立马闻到味道。上课时,她没有精力集中注意力了,脑子里全部是,瘦了之后可以穿什么衣服,有多么快乐。

 

还有那位把食物分成「红灯」和「绿灯」的女孩,名叫欣悦,今年15岁。她从小体型偏胖,身高长到163时,体重到了150斤。她回溯「胖」给自己造成的艰难处境: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最要好的几位朋友突然疏远她,说她「胖」,「脏」,其中一位甚至一碰到她,就立马去卫生间洗手,好像「胖」是一种会传染的病毒。五年级,欣悦留着一头短发,脸上生了雀斑,全班因此都嘲笑她,「带麻子的肥猪」。初中,欣悦进了北京海淀区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被排挤得更加严重,很多男孩用唾弃的眼神看她,把她跟班上人缘最差、特别邋遢的一位男生组cp。

 

欣悦内心很孤独,一直努力找朋友,在初中,她曾遇到过一个女孩,愿意稍微跟她说两句话,欣悦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全部,上厕所,吃饭,都要跟女孩在一起,「跟个小跟班一样」。

 

无论女孩怎么发脾气,欣悦都能忍下来,直到有一次,她无意中从另一位同学那儿听到,女孩之所以跟她走得近,只是为了凸显自己的漂亮。欣悦的第一感觉不是「生气」,而是「无助」,「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要怎么在这个地方活下去。」学校是寄宿制,欣悦每天给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接自己回家,但父母以为她只是逃避学习,最终也拒绝了她。

 

欣悦把这些遭遇都归结为由「胖」引起,因此她真诚地相信,食物「会让自己变得不好」,而只要能够减轻体重,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对于Ed女孩来说,肥胖变成了一种语言,是没有自控力、没有吸引力、失败者的代名词,被编码进她们的身体。提到肥胖,她们像有应激反应一样,联系起曾经受过的深刻创伤。

 

在加了许多女孩的微信后,我发现她们一边忍受着Ed的痛苦,一边画着精致的妆容,配上各种美食发朋友圈,看起来很有活力,是符合大众审美的「精致女孩」。女孩们也会在社交媒体上互相点赞,能够感觉到,她们对瘦的迷恋,关于被看见、被肯定的渴望,却唯独不关于健康。

 

图源电影《瘦身男女》


但就像书籍《金色牢笼:厌食症的心理成因和治疗》里写的那样,「这些由于文化而得到维持的疾病,它们根本不应该存在。」作者希尔德·布鲁赫还提示,「如果时尚广告像香烟广告一样,有来自外科医生的警告信息——本广告中的模特没有健康的女性身体。这张图片被修改过,她的体重很低,患有神经性厌食,非常危险。那不是很好吗?」

 

然而,理想样态仍停留在书籍里。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营养和食品安全研究的项目调查,2009年、2011年和2015年,进食障碍患病率 (11~50岁人群) 分别为5.88%、 5.99%、6.91%,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

 

医生李雪霓也告诉我,以瘦身和限制饮食为风潮的文化,只会塑造更普遍的厌食症患者。「它就像我们看女孩的第三只眼睛,一旦打开,会发现Ed其实离我们很近,可能就在你我的身边。」

 


一种让时间静止的努力

 

许多Ed女孩都对我讲到了「月经恐惧」。有人认为这一生理现象「完全不重要」,有人希望通过节食「撤销月经」。还有一名女孩,得厌食症时身体还未发育,直到17岁那年,月经伴随增长的体重第一次出现,她回忆当时的感受,不是开心,而是「惊讶和焦虑」。

 

Ed女孩之所以对月经充满敌意,是因为她们害怕长大。

 

随着和Ed女孩进一步交谈,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瘦」文化只是疾病的催发剂,并不是病灶本身。这些女孩除了陷入饥饿之外,还伴随着抑郁、焦虑、强迫等一系列精神症状,疾病变化形式、严重度和频度,都与她们成长所在的环境、周围人的变化密切相关。

 

问题便从家庭延伸到了学校。对许多人来说,学校生活是一段重要的、获得积极和支持性的经历,但事实上,在教育日益内卷的当下,女孩们感到整个生活都充满了无休止的竞争,学业压力不堪重负,一旦成绩倒退,或者在升学时卷入强者扎堆的丛林,不再轻易取得好成绩,她们就会遭遇批评,自我贬低,找不到认同的价值,甚至过早出现生存忧虑。

 

12岁的小溪是病房里年龄最小的受访女孩。她性格腼腆,小小的面庞上架着一副过大的圆框眼镜,问起减重上瘾的深层原因,「小升初的压力太大了。」她轻声地说。

 

图源电影《狗十三》


去年年初,我访问过心理咨询师陈瑜,她给100多名孩子做访谈后,总结出一套教育内卷的公式:好孩子=好中学=好大学=好未来。小溪的班主任恰好套用的就是这套公式,他把一条漫长又笔直的竞争道路在班级里铺开,小溪感到同学明显卷起来,就连成绩不好的同桌也开始发狠,下课要么写练习册,要么看笔记。这让小溪感到恐惧,每次去文具店,她都纠结要不要再买一本练习册。

 

更残酷的是,恶性竞争的环境,让小溪感到同学不再是朋友,而是升学路上的敌人。小溪和朋友在一起时,彼此最避讳谈成绩,「聊了就把自己暴露了。」但她们又在私下里「刺探敌情」。有一段时间,小溪数学退步厉害,最低一次考了70多分,打听到朋友考了90多,就去问她写什么练习册。「压根没写。」朋友这样回答。但小溪去她家玩,桌子上摆满了练习册,趁朋友上厕所的间隙,她随便翻了翻,「里面居然写满了!」那一瞬,小溪感受到强烈的欺骗和背叛。

 

一直以来,小溪觉得自己除了成绩稍微能拿出手,其他「什么都不出彩」。现在成绩也危险了,自己好差劲,对不起爸妈,越想越焦虑。也是在这时,小溪关注起了身材,不像学习场域遍布敌人,减重的对手只是前一天的自己,这让小溪感到「可控」和「安全」,她开始慢慢少吃、吐饭,减重上瘾,「如果发现体重掉了一点,焦虑感就会稍微减轻一点。」她的病程很快,减重接近一年,体重已经极低,多项血液指标不正常,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也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来自江苏徐州的殷殷直接到了神经性呕吐的地步。15岁的她考进了当地排名第一的初中,学校采取衡水管理模式,给每餐预留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十分钟怎么吃完一顿饭?殷殷告诉我,饭菜被混在一个铁盆里,早已分发好,每个人只需跑着去食堂,在固定的座位坐下,接着埋头狂吃。「就像一个机器,感受不到味道,感受不到饱饿,也感受不到会不会噎到,反正就只管吃。」

 

殷殷的压力从小学就开始累积。妈妈对她要求过分严格,一年级就请一对一家教,每天补课到晚上9点,有时甚至是11点,以保证每科成绩在95分以上。殷殷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周末被画画、书法、钢琴、架子鼓占满,但她其实都不喜欢。周一回到学校,当老师的小姨就像妈妈安插在身边的摄像头,如果殷殷上课表现不好,或者和成绩差的孩子玩在一起,消息会这样传导:班主任——小姨——妈妈。妈妈知道后,会生气地打殷殷。

 

每周两次考试结束,殷殷都要遭遇一次酷刑——老师要在班级宣读成绩,顺序是这样:第一轮,从倒数第一念到第十;第二轮,从顺数第一到第十;第三轮,中间进步的名次;最后是剩下的所有人。

 

殷殷必须要确保自己属于第二轮,每次念完倒数第十名,她就开始紧张到手心冒汗。有一次,念到第五名还是没有她,眼泪当即掉了下来。

 

第六……第七……「没希望了。」她想。

 

第八……第九……她害怕得快要昏过去。

 

第十。

 

老师终于喊出了她的名字。

 

六年级,殷殷每天会收到十几张试卷,作业经常写到凌晨一两点,她一边写,一边崩溃地哭。天天过这样的日子,殷殷开始睡不着觉,尝试给自己催眠,想课文,想数学题,越想越清醒。

 

进入初中,殷殷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每一次走进学校,她就感觉走进一片死气沉沉的墓地,被一股低气压笼罩,呼吸不上来。临近考试,她失眠更严重,连续三四个夜晚睡不着。她频繁地自伤,初三第一次吞药自杀,带去医院洗胃活下来,后来又试图割腕。

 

呕吐问题紧跟着出现,有一次,殷殷去食堂吃完饭,胃里感到恶心,食物不受控制地往上反,之后每一次吃完饭都忍不住要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正在上课,她直接「哇」地一下吐在课本上。妈妈带她去看病,从肠胃科辗转到精神科,最后在北大六院确诊了厌食症,并伴随双相情感障碍。

 

除了学业,许多Ed女孩在学校也面临人际关系失调的处境,被孤立和霸凌是出现最多的元素。在我采访的15个案例中,就有7位女孩曾受到孤立,其中最严重的一位女孩名叫刘然,今年只有13岁,从一年级开始遭遇霸凌,至今已经6 年。

 

刘然出生后,父母去了外地工作,姥姥成为她的主要养育者。她长得瘦小,一上学就成了被霸凌的对象,男同学对她说脏话,带领全班同学孤立她。刘然告诉老师,老师说「不要理睬」,又告诉姥姥,姥姥的建议也是,「去学校是为了学习,不必在意这些话」。

 

到了二年级,霸凌开始升级。有一次,刘然被男同学从楼梯上推下去,掌心出血,头上磕出淤青。姥姥看见伤口,联系了带头男孩的家长,说要报警。家长带着男孩上门道歉,男孩表现得很恐惧,姥姥没有再追究。可是到了第二天,恐惧的眼神变成了嚣张,男孩带了十几名同学,把刘然围在一个圈里,集体拳打脚踢。他们离开后,刘然一个人留在操场上,哭得很无力。

 

很多女孩在第一次求助之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更加不敢出声,这又进一步助长了霸凌。之前提到的欣悦也说,父母从来没有坚定地站过她这边。幼儿园时,她告诉父母,有个老师对她不好,父母反而质疑,「想想自己的原因。」后来,无论发生什么事,甚至有同学拿书往她脸上扇,她都不愿意告诉父母了。

 

后来,男孩经常在刘然课桌上写「SB」,带头嘲讽,拿剪刀剪她的头发,刘然同样不敢再求救,「怕他变本加厉。」这样担惊受怕地过了6年,刘然做错事时出现了幻听,是那名男孩嘲笑她的声音。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一年,父母闹离婚,都吵着不要她,刘然感到自己是一个累赘,开始吃不下饭,两个月体重掉了30多斤,以各种方式自杀,在ICU抢救过两次。姥姥带着她辗转到北大六院,诊断出重度抑郁,伴随厌食症。

 

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都会面对一些难题,但心理咨询师陈瑜告诉我,这一代孩子的生存状况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艰难。「很多时候,孩子的主体情感是不快乐的,会经常逼问自己一些终极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该去哪里?」这些问题之外,我还问过Ed女孩,什么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什么会让自己感到快乐?她们的眼神里写满了迷茫。

 

图源电影《狗十三》


事实上,Ed女孩的痛苦从未被在意,只会被大人要求变得更加优秀。一名女孩说,独立已经变成母亲对她的一种命令。另一名女孩受到的教导是,如果不保持好成绩,将来只能成为一个「混子」。在厌食症的相关资料中,还有一位患者甚至把这种压在现代青春期女孩肩上的使命,形容为「像一位40岁的公司高层在心脏病发作前感受到的压力」。

 

正是这些责任和压力,让Ed女孩感到还没准备好在人生中前行。她们害怕达不到家庭渴望的成功,害怕面对更残酷的就业竞争,也害怕结婚、生育问题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她们在母亲身上提前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将疾病自我延续到成年期,让自己能够像孩子一样持续得到照顾和关心。她们一直走在克服不安和恐惧的路上,最后却以节食作为一种让时间静止的努力——不继续成长,而是回到童年时期的体型。在极度消瘦的情况下,女孩们回避了现实问题,对食物的思考掩盖了一切。

 

 

疾病的另一面

 

王雅的病症加重了。厌食不到一年,她了解到许多美食主播吃下大量食物会催吐,一次晚自习,她控制不住饥饿,一次性吃了一碗泡面,之后去水房,把手指伸向喉咙深处,食物很容易被吐了出来。王雅感觉找到了能吃又能瘦的办法,甚至高考当天晚上,她依然在催吐。

 

她逐渐走向了Ed的另一面,神经性贪食症。

 

在资料记载中,大约30%~50%的厌食症可演变为贪食症,一般在发病半年至一年以后逐渐出现。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女孩就会控制不住进食,而且带有明确的目的——能吐才去吃。

 

转变的开关可能不经意间就被打开。有的在某一次聚餐中,不小心吃撑了,到厕所抠吐,之后越吐越多,恨不能把胃里吐空;有的还在控制阶段,只吃一口凉菜,结果亏空的身体突然停不下来,疯狂想吃剩下的食物。有的刷着视频,看到一个美食封面,脑子来不及思考,手指就点了很多外卖,开启第一次暴食。

 

最初,王雅很享受暴食,只要脑子里出现暴食念头,她会把现实的约定推掉。她形容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只跟食物待在一起的感觉,「食物完全服务于自己,把它吃进肚子里,到不想吃的程度,再把它吐出来,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那个时候很快乐,我可以不用考虑任何人,观察别人的心思,害怕别人生气,我觉得很自由。」

 

图源电影《她的秘密》


但暴食也让女孩们感到羞耻。因为吃的食物数量是惊人的,一次要消耗十几斤,是常人三四天的量(食物不充足时,医生曾遇到有女孩直接吃食用油,20~30支冰棍);姿态也特别不堪,有人形容,「一脑袋扎进食物里,跟家里的狗狗吃东西一样」。更残酷的是之后的催吐。为了吐得更干净,有人要喝下一瓶两升的可乐,有人灌大量的水和啤酒,有人要吃泻药,有人依赖的是催吐管。

 

遇到吐不出来的时候,女孩们会感到更加崩溃。一名女孩有一次暴食吃了面包,怎么也吐不出来,之后极端地吃下酒和头孢,让妈妈带去医院洗胃,就为了把面包洗出来。另一名女孩,暴食撑到胃要爆炸,也是吐不出,「那种失控感比死亡都可怕,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没有任何意义。」她选择了吞药自杀,最后也被送医院抢救。

 

一旦暴食—催吐的模式建立起来,就很难再中断。王雅说,越到后面,暴食的欲望就像毒瘾发作一样,开始吃第一口,她能感到一瞬的开心,情绪接着切换,变成扑面而来的自责、恐惧和沮丧。两三口之后,她已经感觉不到味道,整个身体变成一具躯壳,只是不停地往嘴里塞食物,「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车,感觉那个人不是我自己,没有灵魂一样。」

 

一直塞到胃有了疼痛的感觉,王雅才弯着腰起身,去厕所催吐。她说自己的胃就像一个马桶,食物倒进去,又被倒出来。而错落的精神就像一团钢丝球,不仅让别人感到扎手,而且会伤害到自己。

 

王雅是病房里主动找我讲述的第二名女孩,「Ed困扰了我8年,夺走了我最美好的青春。」王雅说,她想借由媒体,告诉更多的女孩,不要再用减重伤害自己。

 

她说,父母偏爱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去英国读大学时,朝夕相处的室友却设计陷害了她。在家庭、友情中都找不到归属之后,暴食更加频繁地找上来,从一周两三次,变成一天一次。临近大学毕业时,她已经严重到一天暴食5次,并持续了一个月。她不再去学校,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吃吐,疲倦地睡。本科毕业典礼快到了,她原本有一个期待已久的计划,但果真到了那天,她却只能躺在床上,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痛苦和沮丧描述不了那时的感受。她怎么也走不出来了。

 

在临床上,贪食症阶段的治疗也是最困难的。女孩已经把暴食当成处理情绪的手段,面对焦虑时,她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沉溺于狂吃,通过食物寻求安慰,或者是发泄。等她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基本问题,会感到恐惧,于是驱使下一场暴食,恶性循环由此形成,所有关于停止暴食的决心都被磨灭。

 

作为Ed的另一面,不同于厌食症的控制,贪食症患者会觉察到自己被食物控制,这种情绪蔓延为对于生活的失控。她们因此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痛苦。文献报道,大约50%~75%的贪食症患者存在中度到重度抑郁。这是一个临床医生极为关注的数字,意味着很大的自杀风险。在贪食症患者身上不醒目的地方,常常带有划伤、咬伤或刺伤的瘢痕。

 

这不仅仅是一种降临在女孩身上的症状,女孩们自身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进来。她们知道自己是病态的,枯瘦并不是美丽的,但还是选择继续如此生活。

 

为什么如此离不开Ed?

 

我向每一个女孩,特别是到了贪食阶段的女孩抛出这个问题。得到印象最深的一个回答,来自那名被困于Ed五年,遭遇父亲家暴,并已经走向贪食症的女孩:生病六年期间,她因为治疗,断断续续从请假到休学,高中一共没上几个月,成绩一路往下降,去年勉强参加高考,只拿到300多分,远远被同龄人甩在后面,完全不知道怎么重启。但还好有Ed,让她变得和其他女孩不一样,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优越感,「虽然知道是丑陋的,吓人的,但就好像找到了一点自我的价值。」

 

图源电影《她的秘密》


对于王雅来说,Ed原来被她当作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个躲避现实的套子,一种带有自我欺骗性的问题解决方式。但现在,她想要戳破这一场骗局了。

 

起因是她在英国遇到了一名女孩,眼睛小小的,鼻子塌塌的,在她看来,长相似乎并不符合主流美女的标准,成绩也有一科不及格,但对方根本不在乎,而是自在地看演唱会、旅游、养宠物,过着很丰富的生活。这让王雅感受到,「原来女孩可以过得这么潇洒、有自信。」原本,这也是王雅有机会可以拥有的生活。

 

毕业典礼结束后,王雅拿出了足够多的勇气,暂缓了研究生申请,又把英国的房子退了租,三天时间就把行李打包好,买机票回国治病。「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花一年时间看病,也好过继续上五年学。」王雅说。

 

这是她主动迈出了告别Ed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先爱自己,再爱女儿原本的样子

 

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要依赖于家庭。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女孩们要治病,都需要父母的支持。

 

许多妈妈确实做了很多改变——这也是女孩的主动性之外,治疗过程中另一处有力量的部分。她们肯定自己在教育中的过失,痛心地指责自己是「失败的妈妈」,「不配养育孩子」,但她们也愿意重新学习做妈妈,再次为孩子托底。

 

去年8月,我在北京东边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其中一位母亲。她叫文彦,5年前,她倾尽所能把女儿送去国外上大学,结果女儿在外面把自己饿得不成样,给她发来很多骨瘦如柴的照片,最后确诊厌食症,不得不休学。

 

在文彦以前的理解里,不管人生中吃过多少苦,只要孩子过得好,她就赢了命运。但厌食症来了,治了一年又一年,丝毫没起色,让她感到自己和孩子都没有了前路。

 

越是这么想,越是陷入与疾病的缠斗中,文彦患了中度抑郁,去找心理咨询师,不断地倾诉,不断地求证,虽然认识到疾病的诱发和一些社会因素紧密相连,但文彦想,「哪个孩子长大不受伤,怎么这事儿就轮到我们家?」

 

追溯到疾病的开始,她认为,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她自己。

 

在一些研究中,有些女孩得厌食症,是因为她们感到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她们在母亲身上看到了所担心的命运——把人生献给丈夫,献给孩子,却唯独没有自己,成为一个「内在空心」的人。文彦和沈桑的女儿都是如此,她们感到母亲一直在吃亏、受苦,而她们有义务给母亲提供帮助和保护,于是以疾病的方式回到母亲身边,维持与母亲特殊的关系。

 

长期以来,文彦一直扮演的是牺牲者的角色:父亲早年生病,她整个青春期除了上学就是在陪伴和照护父亲;成家后,产后第十七天,丈夫就外出工作,留她在老家坐月子;孩子大了一些,她找过工作,但前提是方便照顾孩子;再后来,弟弟要创业,家人让她去帮忙,结果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她感到,自己的价值「被家庭吃得一点都不剩」,但所处的困局却没有人看到。

 

除了女儿。一名受困的女性生活里会有很多消磨的细节,文彦「像个祥林嫂一样」,全部告诉了女儿,现在看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越界的行为,「我可以有委屈,有痛苦,但我要跟同龄人交流,而不是女儿。」

 

图源电影《春潮》


出国上学前,女儿总对文彦说一句话,「不放心你。」那时的文彦不理解,女儿到底不放心什么?直到女儿带着厌食症回到家里来,文彦才意识到,表面是女儿病了,实际上自己才是内心千疮百孔的那个人。

 

文彦提到女儿画的两幅画:一幅是《瘦骨嶙峋的女孩》,胳膊细长,身体旁边写满了两个重复的文字,「我饿,我饿,我饿」;还有一幅是《妈妈的画像》,比照的是圣母玛丽亚的样子,但让人感到灰暗和悲凉的地方在于,那位圣母没有眼睛,眼眶里是黑洞洞的。文彦后来理解,女儿在成长的日子里,已经在用最大的力气表达痛苦,母亲看起来始终关注着她,但实际从没有听到和看到她内在的需要。

 

沈桑告诉我,在病友群,类似的问题出现在太多的患病家庭里,因为这一代父母普遍缺少「情绪觉察」的能力,他们在成长中没有被关照过情绪,后来养育孩子也就意识不到孩子的情绪。她举了一个细小而普遍的例子:孩子小时候被凳子绊倒,很疼,许多家长的第一念头是,解决「疼」这个问题:要么打凳子,帮孩子惩罚它;要么让孩子否认情绪,告诉自己不疼;要么带孩子做点别的,转移情绪。但家长忽略的是,「疼」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当下的感受。或许家长该做的仅仅是,「问孩子哪里疼,怎么个疼,揉一揉能缓解吗?」

 

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后,文彦不再停滞于自责,而是希望真正看到孩子,并做一些切实能帮到孩子的事,「以前我忽略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成熟起来,现在我就要把自己变成熟,去成长这一部分,然后再去扶着她走路。」

 

重建从梳理自己和母亲、弟弟的关系开始。有一次,文彦的母亲给她打电话,文彦终于把心里的不满和委屈都说了出来。「以前太乖,现在不做乖孩子了,就要说no,说不可以。」她说,即便到了50岁的年纪也不晚,她决定把自己重新活一遍。

 

类似的改变也出现在沈桑身上。和女儿进行无数轮博弈后,女儿最终搬离了家,在外面租房住。沈桑已经顾不上女儿,因为抑郁,她去找心理咨询师,至今治疗了3年,过程也把自己探索了一遍。她最终得出一个朴素的感悟——先要把自己活成想要的样子,而不是想方设法改变孩子。

 

当沈桑把关注点拉回到自身,和女儿的关系反而出现了松动。她们的话题不再只是厌食症,沈桑会更多地说自己的状态,说从咨询师那里得来的感悟。女儿听完后,终于没那么担心妈妈了。她意识到,妈妈已经学会如何先爱自己。

 

如今,两位母亲已经走到一个共同的阶段——既然疾病注定要陪伴她们的孩子,就要接受她们生命里原本的呈现,甚至要准备孩子可能长时间带病生存。

 

「以前是拼命想把这个东西给赶掉,让孩子赶紧恢复,但现在一个坚定的想法是,越是包容和接受,孩子才越有康复的力量。」沈桑说。


 

失败的人也没有关系

 

但女孩们真的可以和Ed长期共存吗?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们是否会改变对Ed的认知?

 

采访到最后,我联系到了一位36岁的厌食症患者。她叫卢然,是采访里唯一用实名讲述的女孩。自从2011年罹患厌食症,她与疾病共处了12年,她把经历写成自传书籍,在书里,她把Ed称呼成「亲爱的安娜」。几乎是国内第一次,Ed女孩从自我出发,让许多人看到以极端节食掌控命运背后的挣扎与隐痛。

 

《亲爱的安娜》书封


很长一段时间,卢然尝试与Ed共存。在大学休学两年之后,她重返学校,毕业后顺利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机关报社的舆情中心做数据分析。「以瘦为美」的环境帮助她很好地隐藏了疾病,因为Ed,她避开了女性相亲、结婚、生子的压力——母亲对这些问题提都不敢提。

 

那时,控制食物是卢然生活里最大的乐趣。在工作日,她把每日摄入热量定为500cal,到周末再暴食一餐,让味觉享受极大的刺激,「就像开斋节后的狂欢一样。」思考过程也充满兴奋,她会提前想好吃什么,再去探不同的美食店。大众点评见证了那段时光,通过打卡写评论,她的等级升到了Lv8,给人感觉是「一个很enjoy的美食家」。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卢然逐渐感到生活里的「不大对劲」,快乐是漂浮着的,「像乘坐了一个粉红色的、梦幻的热气球,始终没有贴着地面的感觉。」这种觉察来源于30岁之后的一年生日,她攒了一场饭局,邀来一些同龄朋友,发现聊天话题里,要么关于事业,要么关于家庭,大家都在探索着更丰富的社会角色,有具体的目标去追寻。

 

但对于卢然来说,她的生活里只有厌食症。

 

与现实的割裂感也展露在朋友圈里。别人分享的是和朋友聚餐,与家人出游,而她分享的是猫和狗,食物和景色,照片里几乎不会出现人。她意识到,「原来自己和人的连接是弱的」,并为此感到孤独和恐惧,「疾病已经成为身份认知的一部分,那把这个标签脱下来,我自己是谁?我该怎么办?我好像被社会一点点抛下了。」

 

到了2022年,卢然移居到了加拿大,没想到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卢然在加拿大


厌食症首先给她的融入造成很大的困扰。在那里,瘦不再是美的标准,匀称、健康的身材才值得称道,再加上Ed的普及率已经很高,许多人能一眼看出她病态的瘦,目光虽然不带有「歧视」,但写满了另一种令她难受的「同情」。也因为过于瘦弱,她在工作面试、考驾照时都不容易通过。就连沙滩也不敢随意去了。为了掩盖干瘪的躯体,她有意识地穿起了长裙和长袖。

 

但Ed在她身上的痕迹还是日益凸显。她变得更容易摔跤,淤青的皮肤久久不能恢复;体力越来越弱,无法支撑时间稍长一些的交谈。危险甚至从未远离,那年年底,一场新冠就把她的体重一下子拉低到23公斤,她病得爬不起来床,给自己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她一度担心自己是不是快死了,到了那个地步,反而燃起最强烈的活下去的欲望。

 

「人真的是矛盾的。」她说。

 

等熬过了新冠,卢然立即和当地医院报备,主动去恢复体重。和国内按规定吃饭的方式不同,她被直接插上了鼻饲管,缓慢流动的营养液每天24小时不停往胃里输送,新陈代谢突然加快后,她盗汗,长痘,水肿,各方面都感到「特别难受」。医院要求严格,按照她1米5的身高,必须达到35公斤才能出院,之后还要长期监控,每月复查一次体重,低于标准就再次强制住院。这让卢然的观念开始改变,「以前觉得体重越低越好,现在降体重反而焦虑」。

 

比体重改变更重要的是,为了融入当地,卢然不再把自己封闭在Ed里,而是开始观察到周边许多真实的生活。

 

她说起家楼下按摩店的一位打工阿姨,原来是国内建材公司的老板,后来公司破产,兜兜转转跑到加拿大,50多岁开始做按摩,生活里经历了不少磨难,但她心态特别好,身上有一种「吃饱了不愁」的平和感。另一位是来自广东的理发师傅,靠一间私人理发店养活自己,60多岁的年龄,他仍然把头发染得非常潮,开一辆蓝色吉普车,每天哼着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那么快乐。

 

对卢然触动更大的,是一对新移民来的中年夫妻,同时带来了两个孩子。丈夫在那边重新学神学,太太做中文家教,他们既要安排孩子的学校,也要努力找全职工作,才能续上签证。夫妻俩的责任和压力都很大,为了对抗比国内高出不少的物价,他们过得非常节俭,但不妨碍日子里充满欢乐,她感到,他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在这些具体的生活样态里,卢然感觉到,「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工作,为自己和在意的人付出,但也正是在这些努力里,生命彰显出力量和尊严,每个人也有了定义自我的理由。

 

以前过度追求完美主义的卢然不这样认为,「那时对于『人』的理解很极端,要么伟大,要么毁灭」,以至于她不接受平凡,没法肯定自己的价值,才躲在了厌食症的盾牌之后。但现在,她看到生命绝不是进食障碍,不是体重秤上的一个数字,更不是「必须伟大」。

 

想明白之后,卢然不想再与Ed共存了。她曾特地去问心理医生,能不能彻底告别它?医生的回答或许适用于所有的Ed女孩,「得了这么多年,好不好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决定,而不在于医生怎么治。」

 

告别Ed的决心在神经性贪食症的王雅身上是明显的。回国后,她连老家都没回,就在北京找医院治疗。她把生病细节告诉了父母,虽然父母不承认教育的缺失,也不接受她的疾病,但好在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

 

王雅住进北大六院那一天,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夏日。和其他女孩逃跑、抗拒治疗不同,她毫不迟疑走进了病房,在里面感觉「特别开心」,生活变得规律,每一顿饭能吃得正常。她主动通过《与进食障碍分手》等专业书了解自己,焦虑情绪出现时,护工懂得如何帮她疏解,医院的团队也定期给她做咨询。这些都让她很有安全感。

 

沈桑的女儿更幸运一些,治愈的路途上,终于等到了父亲的陪伴——他也是这次采访邀约中唯一表达接受并充满讲述热情的父亲。为了弥补曾经的缺位,这名父亲和女儿一起重新经历了许多动情的第一次:第一次面试,第一次上班,第一次领薪水,第一次离职……他想,既然女儿缺的是安全感和价值感,那就陪她一起去寻找。他支持女儿所有的决定,接纳她所有的情绪,并且对女儿说,「养活你多简单,我们有房子,吃饭就多一副碗筷,你可以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找自己擅长和热爱的事。」

 

女儿对父亲有了明显的信任感,有好几次吃完饭,她有抠吐的冲动,都主动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采用咨询师的方法帮助女儿,让她要求不用太高,忍不住吐,就投降,忍住了,就打赢了一仗。「我会陪着一仗一仗地打,一次一次地复盘。」在电话里,这名父亲的声音温和又坚定。

 

有研究表明,厌食症被发现得越早,治愈的可能性也越大。有一些受访女孩确实在向好,比如那名「接近减掉了半个自己」的女孩,出院后体重涨回140斤,几乎摆脱了进食问题,只是还没有勇气回学校。而另一名上初二的女孩,已经重新上学,同学送她薯片、坚果、软糖,花里胡哨的零食在桌上摆了一长条,她没有什么纠结,就把它们全部吃掉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写,「第一次深刻感受Ed带走了多少美好」。

 

卢然虽然对痊愈没有信心,但为了推着自己往前走,她也迈出了微小但足够有力量的一步。去年秋冬换季时,她翻出衣柜里所有XXS码的衣服,一部分直接扔了,一部分放在二手平台出售。回忆衣柜清空的那一刻,「真挺开心的」。

 

去年中秋节,卢然久违地去新移民来的中年夫妇家参加聚餐。那天吃的是火锅,她特地调了芝麻酱蘸料,之后沉浸在和人的情感交流里,注意力几乎没放在食物的卡路里上,「吃得很开心。」她回忆。

 

今年元旦之前,卢然再次联系我,说她收到一个坏消息,与她同岁的病友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最终心脏严重衰竭去世了,女孩的母亲把她的骨灰存放在一个寺庙,希望孩子来生可以做喜欢的事。12年的患病历程里,这是卢然经历的第三例死亡。「真的很难想象,很难过。」她说。死亡和新生是差不多同时来的,在这之后的第15天,卢然迎来了自己新一岁的生日。她和新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蛋糕,也许下新年愿望,不涉及具体的目标,只是希望一点点接纳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也没有关系。——「不立flag,活下来就是胜利。」

 

卢然写给一位因厌食症故去的女孩的话


过去,她将Ed视为朋友,称她为「亲爱的安娜」,但这次,她给「安娜」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安娜:

 

这或许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是的,我终于有胆量说出这句话了:我要离开你。曾经,当我对一切外界事物丧失信心的时候,我找到了你,以一种扭曲的、自毁的形式,完成了一种不被世俗认定的意义的证明。

 

我总是误以为,瘦是美的必要条件,就像人们认为有钱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一样。这些年来,你一点点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毁坏了我的健康,破坏了我和家人、好友的关系,把我封闭在一种生活里,体重之外的一切信息不曾进入我关心的视野。

 

但现在,我承认自身的不完美,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而且必须务实起来,作出微调,寻求适量改变。我答应了医生和母亲,增加热量,尽管这微不足道,但我已经在积极尝试。我想要活下去,如果停滞代表着一种死亡,我将选择前行、思考、自由和更广阔的生命。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李雪霓、张大荣、卢然,其他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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