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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仇恨会反复出现,啃噬人心?

2017-08-15 文景

编辑|不二斋


当地时间8月1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白人至上主义”的示威游行与骚乱,造成了3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白人至上主义”的示威者驾驶汽车冲撞人群,图片来源于网络。


 摄影|Glenna Gordon ,图片来源于《纽约客》 The New Yorker


事件发生后,川普对种族主义者含糊其辞的表态成为了各方批判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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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钟带你了解这次暴乱事件,视频时长2分21秒。


一千多人聚集在纽约市川普大厦前游行示威(这是川普1月份就职典礼之后第一次回到川普大厦)。


图片来源于《卫报》 The Guardian


纽约大学大二学生 Marc Licciardi 认为,川普的言论鼓励了这次暴力事件的发生。 摄影|Melanie Eversley, 图片来源于《今日美国 》USA Today。


民权运动的活动家Al Sharpton在《卫报》上撰文评论称,“我们要牢记,这次事件是一个征兆。我们必须要去追根溯源:仇恨、偏见、种族主义已被赋权,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而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家总统在这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


饱受各方批评之后,川普14日在白宫发表了声明,公开谴责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主义和三K党。他说:


“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些以此为名引发暴力的人是罪犯和暴徒,包括三K党、新纳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者等。我们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仇恨、偏执和暴力的恶劣表现,它们不该在美国存在。”(中新社华盛顿消息)


这次骚乱,是美国“身份政治”矛盾的缩影之一,种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绕不过去的历史问题。


在美国建国前后的数百年时间,白人实行了一系列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则要从黑人被贩卖到北美大陆的历史讲起。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300年间,“大英帝国”从非洲大陆各国,运输了超过1200万黑奴到世界各地,其中有65万黑奴被贩卖到现在的美国。直到1865年,在强大的民权运动分子的压力下,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3条修正案(明确宣布奴隶制和强制劳动不能存在,并授权国会通过适当的立法实施这一条款。),在法律上彻底废除了盛行了300多年的奴隶制度。


如《地下铁道》译者康慨在下文的书评里所说:


“在一个罪恶的、非人的制度下,没有人是自由的。黑人不自由,白人同样不自由。废除了这制度,也无法根除它的毒性。仇恨因为日常的现实而反复出现,啃噬着人心。”


图片来源于网络。


奴隶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平、不人道的封建制度,并非美国的专利。如果不明白美国的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历史,就无法更进一步地洞察历史与当下现实所蕴含的真相。所以,今天想分享康慨老师的一篇书评——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的《地下铁道》。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的《地下铁道》

原文编辑 |《新京报·书评周刊》徐伟

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是一部带有少许科幻色彩强烈政治力量的历史小说。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地下铁道是指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北方各州的秘密交通网:“北方有一些人同情奴隶。他们利用这些渠道帮助逃亡的奴隶到达美国北部或加拿大的安全地带。它之所以称为‘地下铁道’,是因为其活动必须在黑夜或伪装下进行。他们使用铁路术语,把逃亡道路称为‘路线’,停留地点称为‘车站’,沿途协助人员称为‘列车员’,受委托照顾的黑人称为‘包裹’或‘货物’。”



1842年,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一份废奴主义报纸在报道途经本市的26位逃奴时,已经提到他们“全都走的是‘地下铁道’”。11年后,《纽约时报》给地下铁道下了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指出它已经非常普遍地用以形容“帮助逃犯脱离奴隶制”的有组织的行动。


与之相对照的是同一年,畜奴州北卡罗来纳的一份报纸把地下铁道称作“一种废奴主义团体,其首要营生是从南方的种植园偷窃或导致被窃,怂恿或诱骗奴隶……从宽仁而节俭的主人那里把他偷走;带他到一个寒冷、陌生而又水土不服的地方,丢下他……挨饿,受冻,在光荣的自由里死去”。(转引自方纳《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


怀特黑德小说的科幻色彩,大概主要在于把一条只在隐喻意义上存在的“地下铁道”,写成了能在地下跑火车、软硬件齐全的真正的铁道,它有铁轨、枕木、车站、月台、机车和车厢(犹如一匹“铁马……在隧道里奋力奔驰”),也有货真价实的司机、列车员和站长。


怀特黑德,《地下铁道》英文原版


每到一个地方,都将经历

美国种族史上一个不同的阶段


《地下铁道》中文版


在内战前的美国,地表之下的自由之路几乎是不存在的,更不曾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深入南方腹地。历史学家弗格斯·博德维奇在2005年出版的《去迦南:地下铁道与美国精神之战》一书中说:


“在大多数地方,地道既不可行也无必要;在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边界以北,地下(铁道)的成功更多是靠着其成员的道德信念和高效的组织,而不是人生地不熟的藏身之所。”


但是,因为实写铁道而带来的这一抹科幻(或魔幻)色彩,并没有减损《地下铁道》作为历史小说的分量。怀特黑德笔下的站长和列车员们仍然扮演着真实的历史角色:运送和藏匿逃奴,加上“午夜的会议,河堤上的声东击西,路口的金蝉脱壳”,为此付出代价的例子并不罕见。他们遭到暴民的鞭打和凌辱,涂柏油,粘羽毛,上绞架。


在某种程度上,铁道只是起到了把主人公科拉——一个16岁的黑人少女——运往不同的地点、让她见识美国全貌的作用,大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地表之上:城市、原野、农场、医院、阁楼、博物馆和摩天大厦。每到一地,科拉都将经历美国种族史上一个不同的阶段。




小说的前两章格外写实。怀特黑德利用了历史文献和口述史资料,用短短80页的篇幅,及精彩但不无怪异的语言,浓缩了内战前南方种植园日常生活的图景,以单纯的历史著作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方式,揭露出奴隶制残酷的本质。主人公科拉的外婆由奴隶贩子从非洲掳掠而来,锁在运奴船上,“从头到脚上了镣子,从头到脚,受着成倍增加的苦难”。经过多次转卖,外婆最终落脚于佐治亚的种植园,做了一辈子苦工,最后死在棉花堆里,血从鼻子喷涌而出,嘴唇糊满了白沫。


科拉、她母亲和她外婆都是白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时卖掉奴隶,奴隶对这个制度却没有发言权。“他们不能在法庭作证反对白人,不能签署合同,不能拥有枪支,不能在没有白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聚会,不能在没有获得主人允许的情况下离开农场或种植园。到19世纪30年代,教奴隶读书和写字也为法律所禁止”,“奴隶们对地理知识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他们只知道朝着北极星所指的方向奔向自由”(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


小说形象地再现了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男奴西泽识文断字和辨认星座的本领,成为他带领科拉逃出种植园、穿过沼泽的关键。母亲留给科拉的一块三码见方、种了青果和芜菁疙瘩的自留地,也不是小说家的虚构。


怀特黑德笔下的南卡罗来纳,似乎从历史上那个狂热支持奴隶制和分离主义的南方州,变成了反奴隶制的天堂。只是在它剥去自由的伪装、暴露出优生学和科学种族主义的险恶面目时,科拉才发现了医院和学校的真相。历史学家对这样的描写不仅不反对,反而深为欣赏。


专门研究美国奴隶制、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奴隶制的历史学家马尼莎·辛哈,曾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内战时代学刊》撰文说:“这种文学手法实际上精确地再现了历史现实”,不仅因为南卡罗来纳既是内战前著名的科学种族主义者乔赛亚·诺特和JDB·德鲍的家乡,而且正是在卡罗来纳的种植园,瑞士博物学家和哈佛大学教授路易·阿加西收集了奴隶的样本和照片,以证明其人种多源论——一种与人类同源论相对、现已遭到科学界摒弃的反动学说。


到了北卡罗来纳,科拉长期藏身阁楼的经历,也暗合着两个真实人物的旧史:一个是著名的北卡罗来纳女逃奴哈丽雅特·雅各布斯;另一个是纳粹凌虐欧洲期间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

哈丽雅特·雅各布斯记录下的《女奴生平》是非裔美国妇女文学与19世纪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文本。


安妮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亲历二战的经历《安妮日记》,成为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见证。


其社会背景却是迅速增长的非裔人口到内战爆发前,美国奴隶的人口已逼近400万,“1808年,国会禁止继续从非洲进口奴隶,然而奴隶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弥补国会禁令所带来的奴隶人口缺失的需要。在南部腹地的产棉州内,奴隶人口占州人口的一半左右”。


于是,小说里的州议会通过恶法,打着废除奴隶制的旗号,实际上“废除了黑鬼”,并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与捕杀,以求根除。在拉乌尔·佩克2016年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中,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写道:


“真相是,这个国家不知道怎么应对黑人人口,梦想着任何类似于‘最终解决’的方案。”



自由之路还是死亡之门?



在自然奇观博物馆工作期间,科拉开始思考美国的历史


“用偷来的身体(黑人)耕作着(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土地。这是一台不会停工的引擎,它饥渴的锅炉由鲜血供养。”


到了野火肆虐的田纳西,她进一步了解了强迫印第安人西迁的“泪水和死亡之路”。在印第安纳,黑白混血的废奴主义演说家蓝德(怀特黑德在他身上集合了历史上多个著名废奴分子的形象: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卫·沃克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一语道出了美国的原罪:


“如果天下还有一丁点儿的公理,这个国家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它建国的基础是谋杀、盗窃和残忍的恶行。”


小说写到三分之二,怀特黑德读到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描写纽约废奴分子活动的新著《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于是加写了第三章——不仅借以叙述来自南方的猎奴者与“自由之门”纽约的废奴团体之间的法律较量,更里奇韦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代言人,为科拉所代表的自由理想设置了一个强大的敌手。


同时,《里奇韦》也是小说家炫技的一章,在俭省、精巧的语言背后,隐含了对里奇韦式虚无主义的无情嘲弄:


“里奇韦望着他们蹒跚走下跳板,阴冷而困惑,被这座城市压服。种种的可能铺展在这些新移民眼前,宛如一道筵席,而他们这辈子早就饿急了眼。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但他们必将在新大陆留下自己的界标,就跟那些流芳后世的先驱在詹姆斯敦做过的一样,借着无法阻挡的种族逻辑,将其尽收囊中。


如果黑鬼该有他们那种自由,断然不会披枷戴锁。如果红鬼该保留自己的疆土,那他们理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当家做主。如果白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将新大陆据为己有,那他们现在也不会在此称雄。”



在一个罪恶的、非人的制度下,

没有人是自由的。

黑人不自由,

白人同样不自由。


废除了这制度,

也无法根除它的毒性。


仇恨因为日常的现实而反复出现,啃噬着人心。在分析斯坦利·克雷默的电影《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1958)时,鲍德温说,


“黑人怀恨的根子是愤怒,他对白人并没有太多的恨。而白人怀恨的根子是恐惧,一种深不可测也无以名之的恐惧。”


参考书目:《美国自由的故事》《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埃里克·方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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