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位“洋鬼子”公务员的“寻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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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瑞典出版商要我讲述我在为中国服务11年的印象和想法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表达我对伟大而受人尊敬的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在中国，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第二故乡一般。

——安特生

对于了解中国考古的读者们来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这个名字或许并不陌生，这位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遗址的发现者，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等著作，更是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国际学界的热切关注。

《龙与洋鬼子》

在安氏毕生的著述之中，《龙与洋鬼子》一书可谓另类，它所聚焦的不再是久远的史前文化，而正是安特生所生活的“当下”，记录了他在华十一年公务员生涯（1914—1925）亲见、亲历的故事与思考。因此，本书虽可能不像以上诸作一般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却无疑是一部极具温度的作品。透过它，我们将看到一位更加真实、真挚的“洋鬼子”，以及20世纪初那充满魅力、创伤与希望的万象中国。

从洋顾问到“中国通”

1914年，时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教授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进行合作，调查中国的铁矿和煤矿。“洋顾问”的身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诸多中国学界和政界的精英，而其自身的学识与修养也为他赢得了国人的尊敬与友谊。胡适就曾在给安特生的信中说：

认识您、做您的朋友是我的荣幸。我敢说，您的科学工作和人格魅力已经并将长期成为有幸作为您的中国朋友们的灵感的源泉。

同为地质学者的丁文江更是与安特生惺惺相惜。1915年春，同在农商部任职的二人在北京相见，这不仅开启了两人长达二十余年的友谊，也促进了中国地质学、考古学诸多重要成果的产生。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仰韶”“马家窑”“马厂”“辛店”“齐家”“半山”等史前文化断代分期的名词，都与安特生在河南、甘肃等地的史前考古发现息息相关。

1918年在河南考察时的安特生

挚友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与长久、细致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形塑了安特生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到见解。在《龙与洋鬼子》中，他把中国文化的特质描述为“一种挑战时间的力量”。

所有早期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克里特宫殿（palaces of Crete）的统治者、埃及金字塔（pyramid）的建造者、楔形文字的先民——都早已逝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伟大的孤独之中坚持了下来，作为他们祖先在青铜时代创造的作品、哲学和艺术的直接继承人。

在他看来，包括金字塔的建造者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早期成就仅存的硕果便是早期的中国文明——这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

《龙与洋鬼子》

安特生的笔下，很少有对于中国所谓异国情调的猎奇式描述，或将中国人归为人种学意义上几种类型化的样式。他总是以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方式对待中国人，他尊崇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赞叹百姓的勤劳与智慧，批判西方列强引发的“白祸”，也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失落而忧心。他文字间流露出的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情感，让人感到格外地真诚、动人。

是“旁观者”，也是“个中人”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正值中国社会经历剧烈震荡之时，作为北洋政府的官员以及来自西方世界的学者，安特生既是“旁观者”，也是“个中人”。因此，对于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等众多重大事件，以及孙中山、梁启超、袁世凯、张作霖等搅弄风云的大人物都有着细密的观察、切身的体会，也为之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细节及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

为中国政府工作的瑞典地质考察队，右一为安特生

比如，《龙与洋鬼子》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件轶闻。1915年末，袁世凯甫受“帝位”，一个外国团体竟于宜昌某洞穴中发现了巨龙的遗骸，而成员之一奥马利·欧尔温更在《远东时报》上发表了《神龛洞采石龙记》一文，对于此次“奇旅”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然而，文中对这一“祥瑞”的描述却引发了安特生的怀疑，在辗转得以检查该“化石”样本后，他证实了自己对其实为洞中石笋的推断。这场闹剧最终以次年1月颁布的一份“文辞精妙”的《宜昌石龙申令》作结，而安特生也对整个事件做出了幽默的调侃：

袁世凯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就像宜昌的龙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龙，就像欧尔温先生从来没有被誉为新科学的奠基人。我们只能在他的文章中隐约看到这门学科的模糊轮廓，我们姑且把它称为皇室纹章古生物学吧。

书中诸如此类的历史“补遗”不胜枚举，而在此之外更为难得的，则是安特生对于普通百姓在此混乱时局之下生活、命运的生动描摹。

他的笔下，有承袭了数千年农耕智慧的农民，有流连街巷、衣衫褴褛的乞丐，有“季节性就业”的土匪，有受人冷眼却始终乐观的苦力，有遇难矿工绝望的母亲，有如祥林嫂一般喋喋不休述说家门苦难的老妇……这些在大多数史书中湮没无闻的平凡生命，借由安特生的文字重新鲜活起来，将碎裂、模糊的历史图卷填补完整。

 安特生拍摄的中国农家

《龙与洋鬼子》在1926年于瑞典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流传，首版距今已近百年。而此次由雅理策划，世纪文景出版，李雪涛、孟晖等多位学者倾力的中文译本，则是在1928年英文版的基础上，参阅日文、德文等多个版本进行校订，也保留了由安特生及他人所拍摄的百余张弥为珍贵的照片，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该作的面貌与魅力，让读者得以拾取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感受风雨飘摇的大变局时代中的众生苦乐，在审视东西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同时获取新的洞见。

龙与洋鬼子：

一位瑞典地质学家眼中的万象中国

[瑞典]安特生 著

李雪涛 孟晖 等 译

亲历时代巨变，探索变局背后的能量与忧患

自1914年受北洋政府之邀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安特生亲历了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惨案、国民革命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20世纪初中国的大变局。他探索中国文化中“挑战时间的力量”，批判欧洲人在中国引发的“白祸”，也忧心革命中中国传统审美和中国精神的“没落”，敏锐地揭示出了变局背后的能量与忧患，为理解这一时段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描摹众生苦乐，填补百年前空缺的历史细节

在华11年，安特生所结识、交往的既有袁世凯、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这样搅弄风云的大人物，也有人力车夫、仆从、兵卒、农夫农妇等为时代所摆弄的平民百姓。他以细致逼真的文字描摹和百余张珍贵照片，全方位地展现着那个时代中国的众生相，填补了诸多空缺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