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王金玉 罗力鸿 苏福根 罗江华：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措施和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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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玉 罗力鸿 苏福根 罗江华.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措施和瓶颈,2023,29(8):031-039.DOI: 10.3969/j.issn.1673-8454.2023.08.004
教育数字化国际比较研究
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措施和瓶颈
王金玉 罗力鸿 苏福根 罗江华
摘 要： 尽管印尼通过教育数字化行动战略应对教育不公问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其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也遇到教育数字基建的可及性缺陷、教师数字胜任力水平不高、教育数字化治理和监管难题等一系列困境。从战略推进结果来看，成效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教育数字基建的重心；二是鼓励多元主体协作；三是加强教师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培训；四是创新信息通信技术课程内容与标准；五是着力培养儿童的信息通信技术素养。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启示在于：一是应由政府主导教育的数字基建；二是避免教育科技企业的过度渗透；三是强化基础教育数字化服务能力建设。
关键词： 印尼；信息通信技术；基础教育数字化行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新基建中图分类号： G43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454（2023）08-0031-09作者简介： 王金玉，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新疆乌鲁木齐830054）；罗力鸿，西南财经大学特拉华数据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1130）；苏福根，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研究处副研究员、副主编，博士（北京100816）；罗江华，通讯作者，西南大学宜宾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四川宜宾 6440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数字化支撑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编号：MOE-CIEM-2022021）；2022年度宜宾市双城协议保障科研经费科技项目“数字新基建赋能宜宾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编号：XNDX2022020024）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由于经济水平、教育环境、地区发展等的差异，教育领域存在着儿童入学机会不均等、教育资源匮乏、教育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国家的教育需求远未被满足。为此，政府表示将持续出台各种举措，促进教育、经济等各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为教育公平助力。[1]
但目前研究者大多集中于印尼的基础教育课程[2]、师资队伍建设、基础教育援助[3]等领域，对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鲜有涉及。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文献滚雪球法[4]，系统研究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举措与瓶颈，以期对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现代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一、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动因
(一)成为东南亚数字经济大国的愿景 一方面，激励本国青少年儿童成为“数字玩家”，鼓励其拥有能够与朋友和家人进行交流的数字设备；鼓励学生与教师一起享受线上学习；与同学一起参加学校项目；鼓励青少年儿童通过最新的游戏、视频和音乐来娱乐自己。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儿童提升数字素养，进而成为利用信息资源学习的一代人，并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另一方面，计划成为东南亚数字经济大国。据谷歌、淡马锡、贝恩三家机构联合发布的《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e-Conomy SEA 2021)显示，到2030年，印尼的数字经济价值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几乎是目前东南亚数字经济价值1700亿美元的两倍。 (二)以数字化破解教育不公难题 首先，信息通信技术加速了印尼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2010—2014年，印尼教育和文化部通过下列举措加强信息通信技术运用于在线学习、电子管理和其它服务：一是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学习内容，以加强和扩大各级教育的在线学习；二是开发知识管理系统，方便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共享数字资源；三是提升人力资源能力，培养信息技术师资；四是开展信息通信技术的中小学学习资源中心建设，搭建中央和区域两级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平台，如图1所示。二、措施：打造教育的数字支撑体系
(一)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教育数字基建的重心 1.硬件资源支持 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不断向前发展，为其在21世纪创造了竞争优势。印尼不断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巴布亚(Palapa)和电信供应商的基础设施合作。其中，巴布亚环(Palapa Ring)是主要骨干网络，由环海底电缆网络的集成环构成，从苏门答腊岛北端沿主要岛屿的海岸直到西巴布亚的东部边界，总长度约35,000公里。此外，印尼爪哇岛上多所学校的计算机设备充足，互联网已接入。但爪哇岛以外地区的互联网接入和计算机设备十分有限，导致爪哇岛以外的学校发展依然处于初始阶段。 2.软件资源支持 印尼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偏远和边境地区。因此，印尼政府在全国推出了在线语言学习平台Cakap、作业辅导平台CoLearn等一系列学习平台。以上平台旨在支持教育机会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Cakap成立于2013年，该平台主要采用视频直播的模式，为学生、教师提供双向互动的渠道。根据不同年龄段需求，Cakap的语言教学分为两大模块，一部分专为成年学习者服务，另一部分专为4—12岁儿童提供在线英语直播学习。 CoLearn成立于2018年，从专注线下学科辅导转型至线上辅导及直播课教学辅导，现已积累350 万名注册用户。其用户每月通过App提出大约500万个问题，借助人工智能解题功能，学生能在作业方面获得即时反馈与支持，并且平台的人工智能还会为学员精准推荐相关的教学视频内容，供学生学习。2021年，CoLearn上的提问数量激增5倍，大大缓解了疫情之下学生“题难解”的问题。 (二)企业主导的教育新基建体系 一是企业主导的在线学习。2020年，印尼教育和文化部已与12个平台项目、应用程序开发商合作，组织开展在线学习，包括“万事达卡学院2.0”项目、Microsoft Office 365(微助理)、Teacher Room(教师之家)、Your School(学生之家)等。这些合作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将在线学习引入印尼教育界的第一步，这些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各类优质的学习资源。 二是政府支持。据调查公司拉韦利(Ravenry)和创新工厂(Innovation Factory)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2019年，印尼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以每年6.8%的速度增长，2019年更是达到350亿美元。[6]从政府对教育行业的资金支持来看，一方面可以鼓励教育行业的发展，加快数字化转型速度，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家长在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压力，让每个家庭有多余的教育经费用于孩子的课后补习以及素质教育的培养。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印尼教育和文化部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处理新冠疫情的通知》(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Handling of COVID-19 Epidemic)，[7]该政策适用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个阶段的教育。 三是家长和学生共同发力。据麦肯锡发布的数据显示，每年印尼消费者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以6%的速度增长，2020年达到236亿美元[8]，这表明印尼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长，促进了家长增加教育支出，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此外，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也在不断增强。据印尼教育科技公司Ruangguru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台上有70%的学生自主购买Ruangguru的课程；87%的学生更迫切地希望取得好成绩，以此拉开和同伴的距离。为此，很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在线学习薄弱的科目。 (三)为教师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培训 1.教师信息通信技术培训 印尼政府通过教育和文化部、高等教育机构和社区为教师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培训，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从表1可知，印尼教师信息通信技术的培训模式多样，包括面对面培训、内部培训、网络学习、混合式培训等。比较网络学习与传统的面对面培训，网络学习人数不限、时空自由，但只有拥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教师才能参加这种培训学习。
表1 印尼教师信息通信技术培训模式及情况[9]
表2 印尼中学信息通信技术课程学科能力标准[11]
表3 程序教学应用案例[12]
三、瓶颈：教育数字化转型呈现“木桶效应”
教育数字化的水平和转型后的组织样态，是由教育数字化的多个要素协同发力来决定的。基于水桶原理(“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往往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一个组织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水平。印尼虽然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但由于岛屿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印尼基础教育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一)教育数字基建的可及性缺陷 教与学创新的首要关键推动因素是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配备的完善性、可用性和可及性。普里亚希塔(Priyahita)对“在线学习和人工智能在印尼教育系统发展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教师和学生拥有的基础设施(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的可用性参差不齐。与此同时，印尼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覆盖面较低。2015年，印尼国内有77.4%的网络用户在社交平台至少每月活动一次，即国内每月有7000多万人在使用社交网络。到2018年该数字攀升到约1.098亿人，普及率高达82.2%。尽管如此，由于资金和基础建设的限制，印尼在东盟国家中的互联网普及率仍然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日惹大学公共政策专家奥古斯丁·斯巴索诺(Agustinus Subarsono)调查了日惹五个地区的1304名受访者，包括初中高中教师、学生和家长。结果发现，超过50%的受访者抱怨互联网，尤其是在日惹库隆普罗戈县(Kulon Progo)和基杜尔山(Gunung Kidul)地区。2015年约有11.8万所学校接入互联网，其余9万所学校无法接入互联网，互联网覆盖率仅在7.4%左右，尤其是在偏远和边境地区仍然有17000所学校缺乏电力供应，[13]而部分学生由于所在区域的网络信号不够强或者没有电，无法参与在线学习。[14] (二)教师数字化胜任力水平缺陷 第一，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不足。巴兰斯卡特(Balanskat)等认为，尽管教师承认学校中信息通信技术的价值，但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仍会遇到困难。如个别教师已经掌握了支持学习和教学过程基本软件的操作。然而，当涉及复杂的技术支持教学时，教师实际的操作应用能力成为其面临的挑战之一。实际上，大多数教师在将技术融入他们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了障碍，因为他们不够熟练。尽管今天有许多学校提供免费的互联网设施(WiFi)，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被教师充分利用。[15] 第二，数字资源运用难。教师生活在海量信息时代，在面对极大丰富的信息资源时，部分教师无法有效分辨和筛选出适合自己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数字资源和信息，难以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也难以指导学生学习。此外，对于各种丰富的数字资源，部分教师缺乏对现有的数字资源进行整合的意识和能力。 第三，赋权学习者的能力欠缺。数字技术的优势是能够鼓励学习者更积极地融入到学习过程中，成为学习的主导者。同时，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差异化课堂教学的开展，并能根据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在印尼，部分教师只是出席或在场，教师只提供材料而缺乏专业的解释，教师只给所教的学生布置任务。如此看来，这样的教学不能满足学生的差异化与个性化需求，教师也未能充分运用各种数字技术来提升学习者参与各项学习活动的积极性。 (三)教育数字化治理和监管难题 首先，监督和管理需加强。近年来，尤其是疫情期间，印尼的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在线学习，然而教育部门在监督和管理上还需进一步加强。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这是印尼信息通信技术融入教育教学方面比较明显的薄弱环节。 其次，教育数据治理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一是管理待完善。印尼地区差异大，核心数据处于各地区学校的业务系统中，如果不通过一套机制来进行顶层设计和重构，各类教学、管理、科研数据的管理权限分散在各个部门内，数据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也无法达到预期的建设目标。二是数据复杂化。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与社会具有高度的同构性，相关资源彼此联系、信息交织汇集、数据来源多样，这使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呈现跨时间、跨地域、跨模态、跨领域等特征，且碎片化、分散化、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并存。这都给教育领域的数据治理加大了难度。三是组织内部共识程度低。学校教师较难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缺乏对大数据观念的深度理解与分析意识，不懂得如何运用大数据使教育教学管理变得更加高效。四、启示：构建教育数字服务生态体系
教育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和核心指标是教育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现代教育体系构建的速度和质量。要使信息通信技术真正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需要积极借鉴国外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数字化服务生态体系，迎接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一)应由政府主导教育的数字基建 印尼通过企业主导、多方参与的方式推进教育新基建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遭遇诸多困境。这也给我们构建教育数字化服务生态体系提供了一些参考。教育数字化服务建设的关键是建立开放的服务生态体系。教育数字化和生态化是双线并行、相互支撑的战略。[16]教育数字化服务由政府、教育用户、教育服务供应商协同构建，这种多方参与、协同构建的方式能有效促进教育数字化服务生态的常态化运转。 政府在教育数字化服务生态体系中应起着主导和规范教育服务的作用：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解决系统割裂、数据孤岛、体验不佳等问题；二是政府统筹协调，调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参与到基础教育数字化建设中；三是教育新基建的资金支持，可以多渠道解决，除了政府财政主渠道支持以外，也可创新形式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四是强化合规应用，加快构建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加强数据安全与师生隐私保护，形成与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安全格局。 (二)避免教育科技企业的过度渗透 印尼凭借人口数量红利、互联网行业发展红利，以及疫情对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再次成为教育科技玩家争夺的大市场。其中，印尼的年轻人口成为印尼教育市场的主要目标用户，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职业教育等。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印尼教育更需要科技的赋能，因为印尼数量众多的岛屿把教育资源也“割裂”开来，偏远地区的师资非常不足。如果有线上平台能连接各个地区的教师和学生，就能为双方提供便利，创造更大的价值。诚然，教育科技公司可以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利用数字技术扩大用户覆盖面积，并用技术提高教学效率。但技术是把双刃剑。数字化时代，如何准确把脉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助力教育变革与创新，避免教育科技企业的过度渗透，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教育应把准航向。技术和教育的融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要考虑到教育的特点、学生的成长规律、对技术掌握的程度，才能以更好的方式、方法让技术引领教育的发展，并合理避免其弊端。为了避免技术裹挟教育，要加快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研究速度，制定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为教育保驾护航，以使教育变革符合教育规律，满足当前和未来人们的成长、成才需要。 二是分步、分层推进，各方协同发力。首先，在技术融入教育的过程中，会面临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教育场景的复杂性、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可用性等多重挑战。因此，在技术融入教育场景时，要有耐心、大胆采用、分步实施、小心求证的精神，牢记技术服务教育发展这一本质需求。其次，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具有个体差异的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其身心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技术导入教育系统时要充分考虑这一差异性，要分层推进，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化教学与学习。最后，避免教育科技企业过度渗透，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 (三)强化基础教育数字化服务能力 从印尼的情况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建设等引导不够，容易被企业“绑架”，存在“重建设轻应用”“有内容却不受欢迎，无人使用”等问题，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鉴于此，强化我国基础教育数字化服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是夯实数据底座。围绕基础教育教学特点，打破线上线下、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区域之间、学段之间的时空界限，实现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教学、教研、评价、学习、管理数据的无感式、伴随式收集和互联互通。如在上海市长宁区，部分学校已将学生手中的智能终端升级为“纸笔同步系统”。纸是经过预处理的普通纸，笔是书写体验与圆珠笔近乎一致的特殊笔，这一系统能将学生使用行为数据转化为学情分析，供教师精准教学。还可从学生答题的速度和顺序，判断哪些知识点学生理解比较吃力需加强。[17]总之，相关部门及学校应持续拓展教育大数据开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充分融合校园物理环境、教室教学环境、网络学习环境，不断提升教育教学的精度、温度和效度。 二是创新深度融合场景。一方面，助力“双减”提质增效。面向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教学资源库，实现作业的分层、弹性和个性化布置，构建学生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的全新方式。如浙江的“墅智托管系统”由拱墅教育局自主研发，以数字化赋能“双减”工作，实现了课后服务内容在排课管理、报名管理、班级管理、课表管理等四个板块的全方面管理，使学生课后“吃得饱”“吃得好”。另一方面，弥合了教育数字鸿沟。引导优质的教师智力资源、数字教学资源和社会信息资源从教育“高地”向“洼地”精准、高效、可持续地流动，向农村、薄弱学校、贫困地区、困难群体倾斜，提高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建设的“康巴网校”智慧教育云平台，陆续引进成都七中、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成都市实验小学和成都市机关三幼、的优质教学资源等。三是推进各方协同发力。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标志着我国已处在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关键阶段。[18]为促进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学校应转变数字化理念，从拥有技术转变为拥有服务，将注意力转移到使用教育服务解决实际教育问题上来，而教育服务商则应承担教育服务建设、维护工作；企业应协同创建教育服务的互操作标准，促进教育服务的全贯通、数据全流转，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服务间的通信壁垒；教育服务商要根据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需求，为学校提供适切的教育服务，在满足教育服务准入规范后，将通用的教育服务接入服务中心。即便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也有机会接入个性化服务空间，共享优质的智慧教育服务，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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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Measures and Bottleneck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Indonesia
Jinyu WANG1, Lihong LUO2, Fugen SU3, Jianghua LUO4（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17, Xinjiang;
2.Delaware Institute of Data Scienc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Sichuan;
3.Research Division, Center fo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hina, Beijing 100816;
4.Yibin Academy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uthwest University, Yibin 644005, Sichuan）
编辑：李晓萍 校对：王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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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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