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39年跨入摄影之门，近80个年头追光摄影。悠悠岁月中，他与摄影相随相伴，形影不离。期间，他先后从事10年人像摄影，10年新闻摄影，此后于1958年调到中国摄影学会，直至1990年离岗，长期从事摄影刊物的编辑工作和摄影理论研究工作。他是新中国摄影事业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实践者、见证者和推动者。他就是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袁毅平。

走进北京一处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区，记者来到了袁毅平的家中。与许多老人的家相似，袁毅平的家清新简朴，乍一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书柜里、墙面上一件件摄影作品和摄影行业对他的表彰证书、奖状、奖杯都在平静而有力地透露着这位93岁老人不凡的摄影人生。每当回忆起自己摄影事业中的有趣经历，他还会不禁开怀一笑。

2018年10月16日，袁毅平为《中国艺术报》题词“意境表达，融入镜头。”   中国艺术报记者孟祥宁  摄

占据画面绝大部分的彩霞扑面而来，一轮红日透过彩霞从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东面冉冉升起。画面简洁并富有动感，色彩鲜艳，充满张力，这是一幅能让人产生强烈自豪感的摄影作品。袁毅平的代表作《东方红》创作于1961年，如今重读这件作品，依然能给人带来不小的心灵震撼。

袁毅平代表作《东方红》获1961年中国摄影优秀作品评选一等奖、新中国成立40周年摄影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袁毅平回忆，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东方红》从立意、构思、酝酿和深化主题，直到拍摄完成大约延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当时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给国家献礼。当时拍了很多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各种题材都有。”他一开始就曾设想拍摄一幅壮观的日出照片，“我拍了海上日出，山上的日出，也拍了不少天安门日出，可总是看不出来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形象的东西。”那时候，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学会工作，这给了他创作的“便利”——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天安门。天安门的形象一次次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但他深知中外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过的天安门的照片难以计数，无论再怎么变换拍摄角度、选择不同光线、等候不同气象，都很难出新。袁毅平的心中便一直放不下探索把天安门拍得新颖独创、具有较深意境的心愿。

袁毅平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袁毅平豁然开朗。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的“东方红、太阳升”乐曲声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一种艺术的通感给了他启示，“反复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我说行，这个照片就是‘东方红，太阳升’”。

主题确定之后，为了能等到一个好天气，除了勤奋，袁毅平还充分调动了自己的气象知识。“幸好我曾经采访过气象院校，懂得一些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北京春夏秋冬、刮风下雨的变化，在采访中学到的一些皮毛，用上了，天天拍，但一年也没有拍成功。后来我看懂了日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出来，角度怎么样，就是七、八、九三个月有好的角度，平常太阳不在那个角度。”而在不断地等待和试拍中，袁毅平对创作的主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那时候拍了天安门各种各样的早晨气氛，拍了很多片子，有的非常好看，特别是夏天有时候下着大雨，水上天安门的倒映、日出的倒映，都很好看，但是都不能说明‘东方红’这一主题。”他说。

1946 年，袁毅平本人肖像，拍摄于百乐摄影室，拍摄时由袁毅平布光，另一个练习生（即学徒）拍摄完成（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为了拍到一幅理想中的“东方红”，袁毅平后来索性住在工作单位，“早晨太阳日出的时候，可以从窗户里头看”。他回忆道：“后来慢慢地总结经验，头几天刮风，特别是刮大风，静下来以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早晨有彩霞，而且彩霞比较高。”说到这里，袁毅平越发神采奕奕，仿佛当年的兴奋劲儿又涌上了心头。“那天等着了，开始一看，不怎么好，就睡了一会儿。看到玻璃窗反光，我赶紧起来一看，哎呦，急得要死，那时候彩霞很好。我怕来不及，紧赶慢赶，看到彩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骑着自行车到天安门，下不来了，不会下了。结果没办法，倒下来吧。拍完以后兴奋得不得了，那时候一卷胶卷拍12张，这个估计是第三张还是第四张。”

袁毅平30多年前在四川青川的工作照。早在30多年前，袁毅平即在青川举办摄影讲座，指导青川摄影学员的创作（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袁毅平还讲述了一段小插曲：“回来的时候一直在琢磨这个拍好了没有，结果一下闯红灯了，警察把我叫下来，问我‘你想什么呢？’。我说‘我就是想片子拍得到底怎么样，所以闯红灯了’。他笑了，说‘那你洗出来好的要送给我一张’。后来还真的选片子给他送了一张。当时脑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个‘东方红’。当时不是一卷卷地冲，等了好多卷才冲。结果一等等了大概半个多月，冲出底片、印出小样来，我去拿了。拿了以后不敢看，因为不知道效果到底怎么样，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就白拍了，回到家里才慢慢看，一看还可以。最后印出样子来。” 就这样，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意象诞生了。

在袁毅平家客厅的墙上，现在仍挂着这幅《东方红》。

2018年10月16日，袁毅平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  中国艺术报记者孟祥宁 摄

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摄影评论家、摄影活动家……袁毅平在中国摄影界有着多重身份。袁毅平于1926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熟鹿苑镇（现属张家港市），曾在上海百乐摄影室从练习生成长为摄影师，历任《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大众摄影》杂志编辑组长，《中国摄影》杂志编辑组长、主编等职。自1958年调至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曾任副秘书长、副主席等职。作为摄影家，他创作过诸多优秀作品；作为摄影理论家和评论家，他对中国摄影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积极探索摄影创作规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作为摄影活动家，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摄影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袁毅平获第1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造型艺术奖（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其中，有一项工作是袁毅平在一生中，花了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所致力于的，那就是中国摄影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他曾主持了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和两届全国摄影创作会议，并长期从事摄影理论和评论工作，撰有《摄影家论及其他》《袁毅平摄影白话》等专著。谈及摄影理论，袁毅平说：“我们有时候将摄影理论和摄影实践比喻为两条腿，这两条腿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你总结出来的理论，不用在实践上，那就是空洞的理论。曾经在摄影界有人认为摄影理论没用，搞了半天理论，还不如做两篇作品来看看”。

1982年，袁毅平在美国访问期间（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袁毅平呼吁中国摄影要走民族化的美学道路，他的摄影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开拓出了新的理论形态和摄影艺术美学，倡导摄影“意境论”。关于摄影的意境，袁毅平认为：“其他艺术都讲究一种意境，人家说摄影还有什么意境，摄影是直接反映东西的，它是什么样，你就拍出什么样，还有什么意境？我体会，摄影主要是客观因素，但不能离开主观意识”。他认为，“意境”是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艺术意境也要随之不断丰富、充实新的内容，摄影家也应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时代意境，意境则源于生活。

袁毅平生活照（图片由袁毅平提供）

《东方红》是袁毅平的代表作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刻板标签。对此，袁毅平十分坦然，他说：“客观上讲就是这么回事。”事实上，袁毅平的作品题材非常丰富，2017年7月“袁毅平先生摄影艺术作品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吸引了众多观众冒雨前往观展。现场呈现的150幅不同时期的摄影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一位从事摄影工作70多年的老摄影人的涵盖人像、新闻、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风光、民俗等多个系列的精品佳作，每一个系列都与时代紧密相连，与人民息息相关。

2017年，袁毅平在“袁毅平先生摄影艺术作品展”开幕式上致辞   吴承欢 摄

当记者提出问题“如果此时此刻，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您拿起相机，最想拍摄的是什么？”袁毅平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老百姓的生活”六个字。他说：“现在要是叫我拍的话，最想拍的还是老百姓的生活。一个是感到很亲切，另外，我们摄影本身就是需要老百姓来支持。”他回忆起在《新华日报》工作时的情景：“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老百姓不理解，会疑惑我们带着这些摄影器材干什么用。有的老百姓还迷信，赶紧跑，担心把他的灵魂拍掉。当时要拍照，必须事先跟老百姓商量好，向他们解释。好难。真的，现在听起来就像是笑话。”

袁毅平说他自1958年调到中国摄影学会工作后，拍照片就成了“业余”的，也就是没有指定性拍摄任务，出于一位摄影家的自觉，很多照片是出差或出访期间“顺手牵羊”地“牵”来的。“在报社当记者，题材有限制，没有任务不能随便乱拍，不当记者以后，就相对自由了，但也因为没有任务，有些地方就去不了了。”他说这有局限性，但也因此有机会能把镜头主要对向老百姓。

2013年10月13日，袁毅平学术思想研讨会举办（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袁毅平是新中国摄影事业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实践者、见证者和推动者。虽然袁毅平的代表作品是彩色风景照片《东方红》，但他也十分看重纪实摄影，他认为：“纪实是摄影的一种方法或一种类别。在整个摄影当中，纪实摄影应该是主导的。当然可以拍风光或者其他，但是纪实摄影是老百姓的生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变革。纪实摄影具有时代精神、时代感悟。”

因为为新中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袁毅平被授予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袁毅平说：“得了终身成就奖，起码说我这个时间没有白费，终身成就奖也是鼓励我们继续干。当然感到光荣，一生搞摄影，不管怎样地辛苦、劳累，还是得到承认，当然是好。”多年来，许许多多的摄影人都称呼袁毅平为“老师”或“袁老”，许多人还得到过他的指导与帮助。近几年，他几乎有求必应，积极讲述一生的摄影故事和经历，虽然已经没有直接从事摄影工作，但作为一名老摄影人，袁毅平一直在尽最大努力为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袁毅平摄影作品欣赏

1955 年，五一劳动节，北京天安门（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2 年10 月初，水乡农民种的地离家很远，需要坐船往返去上工（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2年夏秋之交，袁毅平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农村调查。经杨恩璞介绍情况，袁毅平得知苏州甪直一带的农村工作搞得较好，袁毅平就前往那里“蹲”了两个星期，他跟随农民上工下工，“随时随景”地拍摄了这组照片，这是其中一幅。

打谷场 （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2年夏秋之交，袁毅平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农村调查。经杨恩璞介绍情况，袁毅平得知苏州甪直一带的农村工作搞得较好，袁毅平就前往那里“蹲”了两个星期，他跟随农民上工下工，“随时随景”地拍摄了这组照片，这是其中一幅。

身穿小作裙，头系兜头布的妇女休息时与人交谈（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提供）

1962年夏秋之交，袁毅平响应国家号召，进行农村调查。经杨恩璞介绍情况，袁毅平得知苏州甪直一带的农村工作搞得较好，袁毅平就前往那里“蹲”了两个星期，他跟随农民上工下工，“随时随景”地拍摄了这组照片，这是其中一幅。

群众参观雷锋照片（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3年，为响应“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袁毅平的建议下，中国摄影学会指派袁毅平、佟树珩和王发瑭三人携带历届全国影展展出的约150张照片，到河北涿鹿（现张家口市涿州）的农村为农民展出。他们还找了一个叫辛庄大队的乡村，用一天时间为他们拍摄了一组名为《辛庄的一天》的照片，拍完后立即送到县里冲洗放大，之后马上展出。

养马人（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3年，为响应“把社会主义的文艺送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袁毅平的建议下，中国摄影学会指派袁毅平、佟树珩和王发瑭三人携带历届全国影展展出的约150张照片，到河北涿鹿（现张家口市涿州）的农村为农民展出。他们还找了一个叫辛庄大队的乡村，用一天时间为他们拍摄了一组名为《辛庄的一天》的照片，拍完后立即送到县里冲洗放大，之后马上展出。

飞奔——十三陵水库建设（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人民“鼓足干劲”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袁毅平的影像记录了早期工业进程中的汽车工业、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等。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汽车修配厂（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农民代表发言（1964年摄）

袁毅平于1964年至1965年间在山东曲阜孔村焦河大队参与“四清”工作。按照规定，“四清”工作组不能带照相机下乡，而袁毅平幸运地被批准可以随身携带照相机。他并无报道任务，因此可以将镜头对准他想要留存的点滴瞬间。

青少年（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1966年春，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要求，希望派几位摄影师到阿尔巴尼亚去帮助拍摄一套反映他们国家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和风土人情的照片，作为向其他国家宣传和文化交流之用。袁毅平就是其中一名摄影师。

五一劳动节（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老摄影家敖恩洪和吴印咸（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谁走得稳？ （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杭州晨读（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新潮（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云开日出（ 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日出（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谁撒絮花乱雪花（摄于北京，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拔地擎天（摄于湖南索溪峪，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洁净隆冬（摄于北京，图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提供）

（袁毅平摄影作品部分图片说明参考自朱炯主编的《被遗忘的影像记忆——袁毅平摄影》一书）

艺苑百花

本期记者

范雪娇

制作

中国艺术报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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