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他拍下70岁上海阿姨的爱与欲,鲜活生猛

搜索下载一条 一条 2023-10-16

▲ 点击蓝字,设为星标,以防失联



《梅的白天和黑夜》,讲述上海老年女性故事
今年6月,一条发布了对纪录电影
《梅的白天和黑夜》的报道,引起激烈讨论。
观众从未在银幕上看过这样的上海女性,
70多岁的玉梅,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
依然笃信“爱情”,
每天穿越大半个上海,
寻找某个可能陪她余生的舞伴。
玉梅的故事,
打开了一个沉默的、被我们忽视的世界——

独居的老年女性。

纪录片《巢》主人公房君睿
同样,一条之前报道过的纪录片《巢》,
关于30多岁上海青年房君睿,
和父母挤在市中心30平米左右的老公房,
挣扎于理想和现实之间;
还有资深媒体人余红苗,
历经5年时间完成的探讨母爱困境的纪录片《金鸡冠的公鸡》,

也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

这些直击人心、关注微小个人的佳作,
为我们打开被折叠的世界,
折射出当下大家共同面临的一些处境。

今天重发这三部纪录片的导演访问。

《梅的白天和黑夜》:玉梅的白天,打扮鲜艳,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宜家、舞厅,和不同的爷叔约会。玉梅的夜晚,独自坐上公交或出租车,穿过高架下的灯光斑斓,回到黑漆漆的小屋,屋里堆满一个个袋子,一旦她找到更合适的房子,可以随时搬家。

自述:罗冬  编辑:倪蒹葭
拍这部纪录片的契机是因为我当时想去创作同样题材的一部故事片,为了收集故事素材,我去采访了很多梅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这代人就是我的父母辈,他们大多数都有着兄弟姐妹,生长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从小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的集体意识,潜意识就会考虑很多人的感受。我应该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到我这一代就会有不一样的思维角度。所以我特别想秉着一种真的去了解他们的态度,把我从小到大对这一代人的感受放进去。


老年人常聚的地方,摄影:罗冬

上海在早高峰晚高峰的中间,有一块空白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不用打卡上班,习惯在某个地方聚会,比如说人民公园里的茶室、宜家、棋牌室,我会找到那些地方去和他们聊天。

上海地铁一号线有30年了,宜家正好在上海体育馆站的出站口,步行不远,它的餐厅成为老年人自然而然选择碰头的场所,在这个地方,发展成伴侣甚至结婚的,我是听到过这样的例子。

在这群老人当中,独身女性的比例很高。有的人是因为丈夫去世,也有离异的,孩子大了有了自己家庭,所以独自一人生活。但是我觉得她们并没有失去对精神生活、感情生活的追求。这是她们很打动我的一个地方。


梅常去的餐厅,摄影:罗冬

我遇到梅是在南京东路某个商场的地下一层,一个吃自助下午茶的餐厅。因为工作日的下午套餐是有优惠的,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吃到热的茶咖啡,披萨和提拉米苏,所以很多老人会来。

她在人群中,有一种特别吸引你目光的魅力,她很爱戴棒球帽,讲话语速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梅的性格是很愿意向我展示她的生活状态的,跟她聊了两三次,完全没有刻板印象里老人的慢条斯理,我觉得是在跟一个年轻人对话。

一开始我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比如你是怎么样生活的?你的经历是怎样的?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吗,还是像这代人一样做过知青?但是聊到后来我已经不关注这些答案了,越来越关注她这个人。

梅在舞厅门口和老头的对话
梅:这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有搭子的,家里都有老婆的
老头:那你怎么不找搭子
梅:找死啊 我不喜欢这样搞
老头:那你可以和我搭
梅:我和你搭啊 你老婆醋心那么重
老头:我老婆不会吃醋的

她是一个独居老人,经历过两次婚姻,对感情生活的憧憬仍是很强烈的,她在不停地寻找,想有一个伴侣,你会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她为什么会依然那么有劲头,对生活就像每天爱你多一些一样,一直有动力。


梅在上海市中心的老房子

她自己家是在上海市中心,很网红的咖啡一条街的二楼,她选择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住在路程相对远的郊区,因为她没有上下班的需求,不用去住这么繁华的地段,这方面生活成本的压缩,让她有空间可以做别的事,比如天冷的时候约上闺蜜一起汗蒸,或者出去旅行。

在我遇到她过去的十年,她搬了好多地方,半年搬一次,10个月搬一次,这样的频率。我觉得有一种侠气在里面,她好像没有太在乎要在哪里,跟她这代人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关系,她早年是上海知青,到了新疆,在那里结婚有了孩子,后来她从新疆回到上海,又经历了一次婚姻,她一个人抚养女儿,女儿长大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又独身了,生活状态在不停的转变中。

梅总是往返郊区和市区
她身上的故事,带领着我看到了一个被折叠掉的世界,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但是是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让我非常有创作欲望把它记录下来。当我跟她说,想要把她的故事拍成纪录电影,她是非常愿意的。

梅很坦然,她的那些约会也经常有彼此看不上对方的时候,她说,咯个老正常了嘛(上海话)。她会回忆起少女时代对感情生活的向往,也仍在憧憬会遇到她的Mr. Right,感情上的这种态度,让我觉得非常摩登,自叹不如。


梅在屋里喝了一小杯,唱起歌来

虽然是一个“被折叠的世界”,他们经历的东西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依然会过春节,会遇到中秋,有一次过节的前夜,梅好像喝了一小杯,自己烧了几个菜,唱起歌来,“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管他去爱谁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可能是她自己的新年音乐会。

他们依然爱美,依然爱帅,她好几次跟我的副导演,也是一位女性在讲,不能选择太帅的,当年她就是因为选择太帅的了,但是她有时候会说,还是要选择帅的,看着也过瘾了,宁愿少吃几碗饭。原来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人相反是没有变。


冬天梅在家中化妆准备出门,小电扇开着

我第一次去梅当时的家里面,那是个冬天,小电扇一直是开着的,她说其实是把它当做一个简易的空气净化器。

我个人强烈感受到她那样的生活里,还是有一种她的生活美学,比如她有很多个袋子,她清楚知道每个袋子里有什么,但东西都是不拿出来的,所以搬家的时候可以特别快;

比如她经常去的宜家,她会介绍我哪一个套餐特别好或者特别划算,一个老人的食量不会太大的,所以她在餐厅点菜的时候,就知道哪个菜经得起放,可以打包带回家,第二天再吃。

点点滴滴都是应对实际生活而产生的。我会觉得她既小气又大方,对自己挺小气的,冰箱里的菜放了三四天,她可能都舍不得扔,可是我看她对待闺蜜的请客吃饭,又始终很大方。


玉梅在晚上独自回到出租屋

从2019年遇到梅开始,跟拍她的过程大概有一年,我并不是要展示她的整个人生,就想表现此时此刻的梅,像一个横切面,就像我们的片名一样,她的白天和黑夜,她可能有精彩的七十几年人生,我真正选择了她在当下的这一刻。

我没有拍到她的女儿,但我觉得这也是呈现的一种方式,女儿确实不在她的生活里,就是打来电话。她还有别的孩子,我甚至都没有听到这个电话。

最后她准备要换一个住所,可能是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异性,想要做出一些改变,去寻找一个新的生活状态,在那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是到了拍摄的尾声。

上海人民公园,摄影:罗冬

罗冬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里也是老年人碰面的地方

我是在上海的虹口区长大的,成长的城市,当然让我产生创作欲望,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它不像我过去拍电影,那么大的制作团队,在制片上要花费很多精力。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反而让我们创作上面变得宽裕,这也是玉梅式的生活美学。

跟着《梅的白天和黑夜》这个片子,我是有成长的,特别是对于我父母这代人的想法,现在我更愿意跟父母辈是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关系,而不是站在一种晚辈或后代的视角。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知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去寻找他们的生活美学。

我每一次看,包括在做后期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群对自己情感、精神的要求有强烈追求的人。他们经历过很多不如意吗?可能每天都会有吧,特别是梅,她会一下子反应很激烈,但是转念,又是一笑而过的自嘲,她有特别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梅所散发的源源不断的对生活的热情,是我愿意通过这个片子去分享的。

疫情结束后,我也跟她吃过饭见过面,因为还有很多人“二阳”什么的,情况不太稳定,她的走动比以前少了一点,但生活状态、心理状态没什么变化。

努力地去寻找,找到合适的、让她心动的,这和你我没有分别,都是一样。

一家三口蜗居在上海市中心30多平米的老公房里

自述:秦潇越  编辑:张雅兰

我是带着“拍摄一个励志故事”的想法去到房君睿家里的。

他是我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的观众,放映结束后他过来跟我谈理想。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做文物修复。因为那时候《我在故宫修文物》很火,所以我就想知道一个想要在上海修文物的青年,他可能碰到了哪些困难。

第一次去他家里,我就印象深刻。他的原话是,我们家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在上海市中心,在静安寺那边有一套房子。

房子是狭长的,非常昏暗。目光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书、沙发上,橱柜里……一摞一摞地放着,基本都是精装书或者外版书,其中有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像他爸爸说的,“都比图书馆的藏书还要厉害了”,家里甚至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这样一个精神世界,落脚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反差。

工作中的房君睿

现实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一样事情是顺遂他的心意的。
大专时,因为兴趣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毕业之后,他发现这是一个需要高学历,有强大资金支持才能做的行业。
他爸爸为了支持他,帮他付了高昂的学费,给他报了一个关于文物修复的大师班,他断断续续上着,也持续在修一只碗,但一直没修好。
为了有事干,房君睿尝试过很多工作,在派出所做特保、做房产登记、技术工人等等,很多工作没有通过试用期,我拍摄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保安。
他还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结婚生子,过普通人的生活。找一个相貌端正,不太在意钱的女孩,但是苦于收入和房子的问题,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房君睿把恋爱和婚姻当成一种“救赎”, 但她妈妈告诉他,这世上是没有救世主的。

他还稍微有点口吃,说话紧张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有种想说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也很聪明,思辨能力很强。我就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某种程度来说,房君睿的困境既来源于他的内心,也来源于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和认知差异。
基本上每天都有快递上门,是他买的书,我们也拍到过好几次。他爸爸不理解,家里空间本来就不大,书占据了太多空间。房君睿也觉得委屈,他觉得自己没有无所事事,他在看书,在研究历史。
父亲只觉得他不务正业,吃饭的问题还没解决,还要搞研究,这些就是空谈。

我就在争吵的现场,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真的会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

房君睿母亲负责照料一家三口的日常起居

他的家庭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家庭”。
房君睿的父亲在家里,经常用指责和负面的语气和他说话。但是在外面,有人说他儿子“心态不好是因为没有受过挫折”,他又会站出来维护儿子,说现在工作找不到就是受挫。

他妈妈很维护儿子,每次他父亲指责房君睿,妈妈就会立刻过来说:“你不要再说他了,这么多年了,说了也没用。”

房君睿想要做出改变,辞掉了保安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个年纪做保安,没有哪个女孩子能看得上他。所以想去做空气检测,这是个新行业。
他妈妈就会担心:“空气检测是不是要一直站着,会很辛苦。”他爸爸就说:“你这人好奇怪,一边担心他吃不了苦,现在又怕他吃苦。”

但这份工作,对方可能嫌他动作慢,他就又被辞退了。

房君睿父亲经常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国际新闻

房君睿和他的爸爸的人生轨迹,就像是两条平行的线。

他爸爸一直很喜欢画画,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办法做相关的工作,而是在澡堂当服务员。后来改革开放,人才流动了,他才去了医院里做美工,就是出黑板报,也是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一直等到40岁分配到了房子,他才开始考虑结婚生子。

房君睿爸爸的观念就是,没有条件,没有房子的话,还谈什么朋友?结什么婚?

但房君睿觉得,有房子住,可以结婚,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实现的基本需求。

“难道只有有钱人才能结婚吗?”所以他对现实有很多抱怨和不满,不像父母那一代可以坦然地接受现实。

导演秦潇越正在拍摄中(右一)

在拍摄半年之后,我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因为当时看到的一切和我心里想拍的完全不一样。

前半年,拍到的几乎都是父子间的争吵,摄影机的介入,让他们俩有了更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个人物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没有突破。我也不知道还能拍什么。

房君睿上的“大师班”里,有一只碗要修。他爸爸有一次说,你要是真的热爱这件事,你早就把碗修好了。

我觉得这个碗就是他埋在心底的那个理想的外化,他不去修碗,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就算碗修好了又怎么样呢,就真的能够找到和文物修复相关的工作吗?

房君睿正在修一只碗,但修了很多年都没有完成

后来我就跟房君睿说,要不等到下次他把碗修好了再来拍他。他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意图,回我说:“你永远都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故事的。”

我当时被震慑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结结巴巴地说:“其实也不是一定要拍一个励志故事。”只是觉得,即便是一个陌生人,也都是希望你的生活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作为导演,会经常有个“上帝视角”,好像对故事的走向有一个判断,到最后你发现,这些是根本不受你控制的。

我的情绪,也受到了拍摄的影响。最差的时候,晚上也会做噩梦,梦到房君睿轻生。

做后期的时候,反复看的也是家庭矛盾、争吵的画面。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拍这么一个片子。那段时间,我和父母也起了些矛盾,我妈妈说,你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房君睿的。

秦潇越在沙漠中拍摄《何大的乌托邦》

我是从2012年12月21日,所谓的‘世界末日’这天开始拍片子的。

“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期待”,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于是当时我一个人坐火车环游中国,记录了沿途陌生人的生活理想,制成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世界与我》。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人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最后发现,一个个体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个人,也在于家庭,也在于社会。

房君睿根本就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大部分人都不是。所以人们才常常期待一个大英雄。

正在相亲的房君睿,对方希望男方至少有一套房子

但就此放弃,仿佛是在打自己的脸,我就继续拍,一下拍了近5年。

后来我在想,他至少可以被外界看到。当一个人深陷痛苦,你就不要再去试图找到某种正能量。展现痛苦,就是在给他一个拥抱。

拍摄到后期的时候,两个老人考虑到房君睿以后可能要结婚的问题,他们又在上海嘉定买了一套经适房,房子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地带。有种他们要被这个城市抛弃了一样的感觉。

房君睿和朋友杨光(右一)

我在想,假如我和房君睿是同样的出生背景,家庭环境,这样成长起来,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房君睿。

世界就是“所有我的合集”,全世界这么多人会不会都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不同可能。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没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或者轻易地做出某一种评价。

我前两天看到豆瓣上有一个观众写的评论,他说这可能不是那种大家期待的励志故事,但他看完之后,觉得要更加尊重时间的流逝,重视每一刻的意义,更好地成为自己。我看了之后好感动,觉得被理解了。

因为这个片子刚刚拿了First的最佳纪录片奖,可能有更多的人会看到他,甚至“房君睿”可能会变成一个标签化的认知。我还没有跟他接触,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消化得怎么样。

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准确总结出房君睿的困境形成原因,或许这不仅关于人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关于“人要如何存在”的哲学拷问。

谈起往事,吴军止不住哭泣
自述:余红苗  编辑:洪冰蟾
最开始接触吴军是看到一段影像。2016年,我看到她在西湖边的朗读亭,哽咽着读一首童谣《金鸡冠的公鸡》,说要献给她在天上的女儿。她穿着优雅得体,言谈举止有涵养,我对她产生了好奇。

于是我去找她做一次长谈。她跟我讲了一段非常沉痛的故事。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因为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哭的。从18年前到今天,她一直藏在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问题: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她想不通。讲到女儿从楼上一跃而下后的情景,她的眼神变得迷离,双肩一直在颤抖。我坐在她的对面,但她好像看不见我,已经回到过去的时空。
最初我没有打算再去拍这个故事,我想没必要反复让吴军打捞她的痛苦。但第二年我再去找她,她告诉我,那一次的见面给了她安慰,还有一个很长的释放。她很想把这段故事变成一部电影,告诉像她一样失独的妈妈,她们可以走出来。她重复了两遍,“可以走出来”。我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

那个埋藏在吴军心底的问题,似乎需要去追寻了。


泉泉
大女儿泉泉,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她读杭州最好的高中学军中学,是模联的积极分子,喜欢加缪,还做了一个网站写文章。用吴军的话说,她们母女关系“亲如姐妹,像双胞胎一样”,她知道女儿所有的事情。但毫无征兆地,泉泉选择自杀。她走后,吴军在家里发现一封遗书,交待她的书给哪位朋友,却只字不提父母。

吴军本来想去学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孩子在遗书里写“和学校没有关系”,她不想违背女儿的意愿,就没有去学校追问。事隔多年,她疑惑有没有类似校园霸凌或性骚扰之类的事发生,可惜无从得知,只能靠想象。


吴军和泉泉的合影,母女俩一直亲密无间

是不是父母造成的?这个是她心里面最大的担忧和自责。她不断地想,是不是自己或孩子爸爸做错了什么?但能为孩子付出的一切,她都已经做到位了,她完全想象不出自己还能做错什么。

吴军去问过心理医生,孩子有没有可能得抑郁症?医生告诉她有一种抑郁症叫“微笑型抑郁症”。很可能泉泉表面上很阳光,实际上早就有抑郁了。

当然妈妈绝不可能是全部的原因。这些年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升高,教育内卷之下,学业竞争极其激烈,叠加家长的期望,每一处细节都可能让孩子喘不过气。

小女儿庭庭和吴军

失去泉泉后,吴军夫妇又有了小女儿庭庭。现在她们是母女相依的状态。

吴军的丈夫一直没有在镜头出现。他跟妻子说过大女儿毁了他的后半生。他很难面对吴军,一看到她就想到大女儿。我想他们并非没有感情,反而有很深的羁绊,只是悲痛持续了十几年,仍然无法过去。

起初决定拍吴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她小女儿的情况。她想保护庭庭,不愿意让她出镜。但我想这一段的母女关系终究绕不开上一段,劝说她让我把她们的相处过程记录下来,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

吴军照顾庭庭

第二段的养育经历里,吴军最明显的状态就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因为第一个已经失去,她害怕再有什么变数。

初次见庭庭,她极瘦,留着平头,吴军说:“她得了癌症。”

对死亡的恐惧始终缠绕着吴军。吴军自己去看病都会害怕,会想如果她自己病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吴军事无巨细地照顾她,庭庭不爱吃蔬菜,就变着法子做菜。孩子增加的一点点体重,不知道费了她多大力气。她几乎对女儿言听计从。庭庭有时候发个脾气,她不训斥,极为包容的样子。久而久之,她就处于亲子关系中比较被动的位置。

庭庭有一屋子的玩具

庭庭现在读高中,和同龄人相比,她的心智更单纯,有自己的小世界。房间里堆满娃娃,恨不得能开一个玩具店。她喜欢蛇,喜欢野外探险的贝尔,在床头的天花板上贴他的照片。而在这个年纪的泉泉,在思考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痛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儿。

吴军太清楚这一点,但她仍然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庭庭还小的时候,发现有身高问题。吴军接受不了孩子将来可能只有一米3的身高,怕不好找对象,担心被歧视。于是她决定打生长针,确实也帮庭庭长到了正常的身高。

吴军后悔过,但那个节骨眼上做的选择,希望孩子好好长大的愿望,我相信多数妈妈能理解,后边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谁都料不到的。好在2018年,庭庭的病被治愈了。

余红苗拍下一个女性面容的变化,时而痛苦,时而温柔

片子第一版完成后,我请我的外甥女帮忙做英文校对。她看到吴军从头到尾的疑惑,决定从她亲身经历的事情,一个“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视角,给这个妈妈写一封信。

因为害怕失败,她在中学时曾经有过抑郁倾向,试图跟父母对抗。读初中的时候,她的发小跳楼了。那一次的考试特别难,发小考了70几分,算是班上比较好的。她把卷子撕得粉碎,走去阳台,跳了下去。

外甥女想究竟是70几分的试卷让她做出这个决定,还是她日常的各种压力积攒起来,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吴军读完信,觉得泉泉从遥远的时空,给她做了一个回答。

FIRST首映结束,观众找余红苗倾诉自己的母女关系

原本我设定的观众是妈妈们,我想这部电影那么悲伤,应该吸引不到年轻人。没想到在西宁放映后,好几个姑娘留下来等我。她们是来找我哭诉的。其中一位说,她特别希望自己的妈妈看一看,只有妈妈看了,才能改变她和妈妈的关系。妈妈爱她爱得太重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怎么表达都是伤害。另一位说,她有朋友也是抑郁症跳楼的。说到这里双肩颤抖,哭得停不下来。

现场有一个观众质问我:“导演完全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

我解释:“你跟父母去表达内心,我相信他们能理解。你真的有想办法跟父母好好沟通,有没有努力过?”

在那个激烈的讨论氛围里,我立刻意识到“好好努力”这四个字说错了。有一个女生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怒吼的声音穿过整个剧场:“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努力?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有努力?”

当时我极力忍住眼泪,我想那样的声嘶力竭,她该有多痛。而我作为一个长期观察女性生存状况的纪录片导演,究竟该如何展现,然后抚平这些痛,那一刻,我承认我产生了动摇和茫然。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