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娄自良先生：“翻译是我一生可与他人竞争的事业”

今从家属处获悉，上海译文出版社原副编审、俄语翻译家娄自良先生于2023年1月4日凌晨02:12因病去世，享年90岁。

娄自良，1932年出生于上海，1988年应苏联哲学界的邀请前往莫斯科进行学者访问，2012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称号。

娄自良先生长期从事俄语翻译，主要译作有：《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战争与和平》《鬼》《死农奴》《死屋手记》《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等。

娄自良先生曾说，“人一定要找一件能与他人竞争的事业，……翻译，自然就成了我一生可以与他人竞争的事业。”

在这个竞争了一生的翻译事业上，娄自良先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带给无数读者以美的享受。

娄自良先生先生千古！谨向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诚挚慰问！

上海译文出版社俄语编辑刘晨是《战争与和平》《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等书的责任编辑，从2016年起与娄先生结交和共事，常常到娄先生家中做客，探讨作品与人生。

得知消息后他专门撰文，悼念这位“忘年交”。

正如结尾他所说：娄先生走了，但是读者永远记得他。

悼念娄自良先生

作者：刘晨

今日上午收到娄自良老师的夫人吕老师电话，起初她还能克制，但是说到“娄老师走了”的时候，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而我也久久无法接受这个消息，忍着泪水安慰吕老师几句，约好隔些时日再去看望她。

我与娄自良老师相识于2016年的深秋，那时的我刚刚来到译文工作，此后的几年里，恐怕我是他家里出现次数最多的“不速之客”，所以我斗胆自称为娄先生的忘年交。

喜欢俄国文学的读者朋友对娄先生一定不会陌生，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鬼》《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死屋手记》都出自娄先生的译笔。而在年过八旬之后，他还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翻译工作，后来我成为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与娄先生的交往也日渐频繁起来。

说起来娄先生绝对是个豁达的人，他这一辈子在我看来绝对担得起“波澜壮阔”四个字，但是他自己说起这一生的起起伏伏，总是一笑而过，唯独对翻译之事却是锱铢必较。娄先生出生于1932年，幼时正逢国家危难，跟着父亲颠沛流离，13岁时想参军报国，但是因为年龄太小没能进入军队，不过后来考上了哈尔滨俄文专修学院（黑龙江大学前身）的国防生，也算变相实现了“从军梦”。年轻时受过冤屈、坐过牢、干过苦力，几次差点丧命，但是他依然乐观，想尽办法混进图书馆，找俄语书，始终没有把俄语专业知识扔下。终于冤屈平反，1978年他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负责编纂哲学大百科，然而项目刚刚有了进展，出版了第一卷之后，项目被叫停，他愤而辞职，选择赴俄经商。生意越做越大，但是突然又收到国家来信，希望他能回国，于是他又放下生意回到了中国。这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但是他终于回到了在读书时就选择的事业——翻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当时刚开始学俄语的时候他就考虑过，从事俄语研究的话，无论如何中国人也比不过俄国人，只有翻译是我一生可与他人竞争的事业。所以，聊到前半生所受的委屈和困苦，总是释怀和淡然，说起这辈子的风浪辉煌，他多是自嘲和平静，唯独谈起俄语和哲学还有自己翻译的书时，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眼神中才会露出些许得意。

在翻译了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后，年近80岁时，他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战争与和平》。最初考虑翻译体量巨大，编辑建议他与别人合译，但是他坚持由他一人完成，或者也可以另请他人。最终，当这个翻译界的壮举完成之后，所有人都劝他该休息了，他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更加艰巨的挑战——布罗茨基的诗。

《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翻译始于2012年，然而不久之后，娄先生体检时查出癌症，翻译不得不搁置下来，当时他对出版社说，我翻译好的一部分，你们拿去，分文不取，如果有人愿意接手，他可拿去参考，也可全部使用，同样分文不取。所幸，病症发现及时，治疗得法，病情很快控制住了。

身体刚刚恢复，娄先生又重新投入到布罗茨基的翻译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酒照喝，烟照抽，牌照打，每天翻译到后半夜，全年无休”，当然我知道，喜欢打牌的他已经把打牌的频率降到最低，只在牌瘾难耐时约上几位好友过过瘾，权当翻译之余的休息。从我开始担任责编，到《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第一卷（上）》出版，中间经历了重译和多次大改，我总想尽快把书出来，有一次忍不住向他诉苦，他表示理解，然后对我说：“你说的我理解，固然完美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追求完美的态度，却是必须有的。我不能拿不合格的译文去糊弄读者，这么难的作品，我大可以随便对付，相信不会有太多人有能力提出异议，但是我不能叫读者戳我的脊梁，这应该是我翻译的最后一套书了，我不怕病，死我也不怕，我就怕我留下的译作被人唾弃。”

布罗茨基的诗难译，无论在翻译界还是诗歌界都公认的事实，甚至对一个译者来说，这大概注定是一份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除了身体实在不允许的情况之外，娄先生一直埋头苦译，从无怨言。每次我去娄先生家里看望他，他都会一边认真地计算一边聊起一个话题：到底能不能完成这套书的翻译。我总是会信心满满地说：“肯定没问题。”后来每次去看他，他都会念叨：“第一卷（上）用了四年，因为我对这位老兄（布罗茨基）不熟悉，第一卷（下）用了两年，后面我已经对他稍微熟悉些了，再往下应该会比之前再快一些，照这个速度，我九十四岁的时候应该可以交差了。这套书完成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我总是笑着说：“您可别胡说八道，只要您愿意，至少能翻译到一百岁！”因为尽管他已经九十岁了，但是精神头永远都是那么好，不仅能踏出漂亮的踢踏舞步，有时还会教我几手拳击，甚至去年九月底我去看他时，他还要做几个俯卧撑给我看。然而，人生无常，在生老病死面前，似乎从来没有道理可讲。

直到现在，我依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再次拨通电话，还是会听到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再到他家里还是会看到那个清瘦挺拔、精神矍铄的娄老师；还能再跟他一起抽烟、一起喝茶聊天、一起哈哈大笑、一起愤愤地讨论翻译之难。匆匆几年时间，我不敢说与娄先生有多深的交情，但是他留给我许多宝贵的记忆，这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最后，轻轻读一首娄先生翻译的布罗茨基的诗，作为一种悼念，我相信，娄先生走了，但是读者永远记得他。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