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饥荒,永久改变了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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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马圭尔,这个普通爱尔兰家庭中仅剩的男人,在1848年,眼球凸出如金鱼,胳膊细得似干柴,也快饿死了。
他上下半身各挂着一团黑腻的破烂布片,蜷缩在一堆脏乱干草上,四周是用泥巴随意盖成的房屋墙壁。
屋子没有窗户,也没有家具,只有一扇用粗细长短不一的木条组装的腐朽木门敞开着,光从屋外照射进来,勉强让屋内不那么晦暗。
马圭尔身旁是一堆早已干燥到硬邦邦、不再散发出异味的猪粪。
在家中的猪还活着的日子里,他们与猪共同住在这间房子中。猪粪散布在各个角落,甚至一度堵塞了房门,臭气熏天。
马圭尔会鞭打不听话的猪,而皮糙肉厚的猪却只是满不在乎地「哼哼」两声。
现在,那是只有在马圭尔回忆里才能出现的幸福场景。
早在几个月前,家猪身上的每一块肉,甚至每一滴血都早已被马圭尔和家人吞进了肚子。
他几乎没有读过任何书的大脑完全无法理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
黑暗吞噬着他,马圭尔在迷糊中翻了个身,下意识伸出手取了一个马铃薯。
整个马铃薯蜷缩着,看起来烂糟糟的,表皮呈现出烟灰般失去生命力的灰白色,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味道。
◆ 1847年,一个正处在爱尔兰大饥荒中的家庭,满地马铃薯都已染病,无法食用。
马圭尔的鼻子不知道在何时已丧失对臭味的感知能力。他拿起马铃薯便往自己的嘴里塞。
舌头上的味蕾是他身上为数不多还活着的地方。
无法忍受的恶心感从口腔扩散到全身。他在将入口的土豆呕出来之余,似乎要把自己的灵魂也一同呕出来。
咳嗽了两声后,马圭尔安静了下来,眼皮盖上了浑浊的黄色眼珠。只有微微起伏的胸口才能显露出他与尸体的一丝丝区别。
来自邓多克(Dundalk)凄冷衰老的黑风在屋外吹起,外面的树也是病树,一条瘦骨嶙峋的瘸狗病恹恹地跛到了房门前,用力地嗅了嗅,双眼看向了草堆上的那一团破烂。
狗回顾身后,坐在了门前,吐着舌头,唾液从黑色的唇边流下,拉着细丝落在地面。本来希望找一个安静而干净的地方闭眼的狗,知道自己今天不用死了。
马圭尔没有看见狗,他昏昏进入了梦中。
在那里,他划着一艘小船,带着母亲、妻子、孩子和一船堆成小山的健康饱满的马铃薯,周围是成百上千如同他们一样划着小舟的爱尔兰人,他们一起在朗朗笑声中前往爱尔兰西方的茵纳斯弗利岛。
他们将开始没有饥饿的新生活。
这是一则根据爱尔兰大饥荒史料撰写的故事。
从1845到1852年,爱尔兰800多万人口中,因饥饿死去的人口超过100万,占当时人口的1/8。
而那些不想等死的爱尔兰人,有将近200万人乘船逃亡到北美,成为后来人们口中的爱尔兰移民。
爱尔兰本土,失去了将近40%的人口。
这次大饥荒是一个分水岭,将爱尔兰的历史分为「大饥荒前」和「大饥荒后」。
大饥荒永久地撕裂了曾经联合在一起的两个国家,改变了爱尔兰和英国的历史。
造成这次马铃薯歉收的原因,是起源于1843年北美地区的晚疫病(不同于枯萎病),受到真菌感染的马铃薯,会在短时间内变黑、发霉,枯死。
晚疫病的传染能力极强,已经被挖出来、贮存起来的马铃薯中,只要有一个染病,就意味着所有贮存的马铃薯都难逃厄运。
当时,一些有病的马铃薯随着货船从美国来到欧洲,在季风和昆虫的传播影响下,感染了整个欧洲。
遭受损失的国家可以列出一连串名单:比利时(85%损失)、荷兰(70%损失)、德国(20%损失)、法国(20%损失)......
1845年的秋天,爱尔兰大约有1/3的马铃薯因此蒙受损失。
可问题是,这么多国家都受到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偏偏是爱尔兰爆发如此可怕的大饥荒?
况且,爱尔兰也不是第一次发生马铃薯歉收(1800年到1845年,爱尔兰土豆歉收至少15次以上),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引发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那么,为什么爱尔兰人以马铃薯为单一主食?
是因为面包不香吗?
对于那时的爱尔兰人来说,这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故事。
在马铃薯传入欧洲之前的16、17世纪,爱尔兰是一个受到英国入侵和欺负的天主教小国。
英国进行宗教改革之后,信奉国教的英国和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有很尖锐的宗教冲突。英国新教徒在爱尔兰建立了许多庄园,占有那里的土地。
而在英国爆发内战后,处死查理一世的克伦威尔率领军队占领了爱尔兰,为了填补战争导致的资金窟窿,克伦威尔没收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将近1/3的土地给自己的部下。
从17世纪中期一直到1801年《联合法案》(法案通过后,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组成了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通过前,爱尔兰与其说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邦联国,不如说是殖民地更加贴切。
1801年以前,爱尔兰归英国内阁所管,爱尔兰人在已经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英国国家体制内,是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
因为宗教身份,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公职和律师、不能和新教徒通婚(否则新教徒将丧失自己的土地)、不能从新教徒手里继承土地、不能自由购买土地、不能拥有超过一定时限的土地租期......
总而言之,只要你一天是天主教徒,就别想得到土地,只能做新教徒地主的佃农。
在靠天吃饭的年代,剥夺个人的土地所有权,无异于谋财害命。
对于拥有大量爱尔兰土地的新教徒来说,爱尔兰是个异教之地,地主们并不愿意在这里直接经营,而是选择将土地租给爱尔兰佃农,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在外地主。
这些土地因为是良田,面积大、租金不菲,加上地主常年不在,于是诞生了赚差价的中间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房地产中介。他们向地主承包大块土地后,分成小块,转租给佃农。
没地又穷的佃农,面对高昂的租金,也租不起更大更好的土地,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耕种,靠着落后的农业,勉强续命。
而且,英国还规定,爱尔兰人种植的谷物,只能出口到英国,不能跟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这样一来,英国的粮食价格被人为控制了,爱尔人就算有能力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其他价格更高的作物,也没法通过自由买卖来换更多的钱,从而改善生活。
佃农与土地的关系,被束缚得非常紧。
在当时,如果一个爱尔兰人想通过种植产量较低的传统谷物(如小麦)来满足三口之家的胃,就意味着土地的面积需要3到5英亩(1.2万到2万m²)。
爱尔兰人想要养活自己,要么自己种植单产更高的作物,要么到城市工作获得收入,用钱来买粮食。
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这很困难。
一是那时尚未有单产更高的粮食可供选择;二是去工作的人都是廉价劳动力,工资非常有限,加上英国粮食价格偏高,拼命工作也不一定能吃饱。
因而,17世纪中期以前的爱尔兰人口长期维持在50万左右,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直到马铃薯的传入,解决了人口增长长期停滞的问题。
马铃薯单位产量要比谷物高得多,使得适龄青年只需要不到1英亩(约4000m²)的土地来种植马铃薯,便可以养家糊口。
年轻人结婚所需的土地面积得以缩小,攒钱换地的时间也被缩短。
◆ 爱尔兰大饥荒前及后续的马铃薯产量。
同时,由于爱尔兰人普遍生活贫困,年轻的爱尔兰男女更希望通过早婚来寻找一个相互扶持的人,并且通过多生孩子来给家庭增添劳动力,从而实现家庭温饱。
两种因素相综合,导致爱尔兰青年的平均婚龄大大提前。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阿瑟·杨格爱尔兰游记:1776-1779》(Arthur Young's Tour In Ireland: 1776一1779)一书中,他分别写道:
婚龄的降低,刺进了人口的增加。
1660年,爱尔兰只有50万人口;
到了1688年,爱尔兰人口便增长到了125万;
再到1760年,爱尔兰人口已有150万;
在1841年,爱尔兰人口在80年间猛涨到810万;
而到了大饥荒即将来临的1845年,爱尔兰人口规模据估计已超过900万。
自1660年至1845年,这185年间,爱尔兰的人口增加了18倍。
可以说,马铃薯对爱尔兰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成也马铃薯,败也马铃薯。
◆ 大饥荒时凄惨的爱尔兰人。
图片来源:Britannica
三餐都吃富含维生素的马铃薯,成了大多数爱尔兰家庭的标配,他们能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每日的基本营养。
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爱尔兰人越发依赖马铃薯,他们的饮食结构也愈发单一。
单一饮食结构的风险便在1845年的马铃薯歉收中彻底爆发。
长在地底下,储存在仓库里的马铃薯,一旦有一个感染了晚疫病,其他的马铃薯都难逃厄运。
由于在之前,爱尔兰就曾发生过多次马铃薯歉收,不过大多只在短时间内对局部地区造成影响,受灾者数量有限,没有引起英国当局的重视。
在报告中,两位医生称:
调研报告确实起到了作用。
皮尔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并通报了解决方案:
(1)设立救助爱尔兰委员会;
英国政府在都柏林设立委员会总部,在爱尔兰各地方设立地方救济委员会。总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筹款购买食物,然后转卖给贫苦大众。
委员会以各地地主为赈灾救济的核心,劝导地主为贫农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帮助爱尔兰度过难关。
(2)通过购买救济粮压低粮价;
皮尔政府偷偷拨款10万英镑,从美国购买玉米运至爱尔兰卖给当地的地主,通过地主卖给农民。因为英国人不做玉米贸易,这样做就不会直接影响英国农民的利益。
(3)兴建公共工程,提供就业岗位。
通过新建马路、修建码头等公共工程,给无业的爱尔兰人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和补助。
其中,救助委员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限制过严——必须对救济对象加以区别。
救济负责人伦道夫·劳思爵士(Sir Randolph Routh)表示:
问题来了,在爱尔兰这样一个贫穷之地,如何区分两者?
没法区分。
救济官员很快就发现:
「大家很难发现谁才是真正的,因近期减产而遭遇不幸的人;大家也不愿意残忍地揭露它,但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依命令行事。」
同时,政府计划中「以各地地主为赈灾救济的核心」这一点也根本无法推动。
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大多数爱尔兰地主多并非是吝啬,而是真的不算富裕。祖辈的骄奢淫逸和挥霍浪费,早已将财富挥霍一空,他们也只是勉力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对穷苦佃农能提供的帮助比较有限。
换句话说,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已经严重到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程度。
而真正有钱的富豪商,普遍不承认爱尔兰的饥荒问题,他们认为是新闻报道在欺骗他们,拒不捐献钱财,委员会最终只收到了远低于预期的赈灾献金。
不仅如此,由于政府害怕英国粮食价格波动,为了兜住粮食价格,限制委员会救济粮,规定只能以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出售救济粮。
这就相当于,政府有粮食也不给直接救助,缺粮的人想买还得出比市场更高的价格。
要是人们能买得起市场上的粮食,还需要救助吗?
但就是这样的常识,也无法让英国政府醒过来。
在救济金不足的情况下,到了1846年,由于饥荒越发严重,委员会不再遵守规定,转而低价向灾民出售食物,甚至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免费发放。
1846年12月,救济委员会花光了所有经费,再也无力救济。
但这些都不是最清奇的救助思路,最绝的还是皮尔的10万英镑玉米计划。
玉米本身具有两个优势:
一是价格优势,它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主要粮食之一;
二是爱尔兰人此前都吃马铃薯,基本没有食用玉米的传统,很少有商人会在爱尔兰贩卖玉米。
故而,引入玉米既能帮助灾民,又不违反英国的贸易规则,在理论上是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但在皮尔他们看来,政府不能直接用玉米救助挨饿的人,因为这样会「扰乱市场」。这些玉米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维持价格平衡。
当市场价格涨幅过大时,政府便向市场投放玉米,控制价格。
皮尔的玉米计划,还需要将其磨成玉米面,运到各地地主,等农民自己去出钱买。可在当时,爱尔兰哪有什么四通八达的路,光是运玉米粉就是一项大工程。
这就正好切中了皮尔救助计划的第三条,兴建公共工程。
不是没公路吗?那就让没钱的农民来修,这样就可以挣到工资买玉米面了。
于是,那些饥肠辘辘但还能出点力气的爱尔兰人,不得不忍着饿去参与公路修建。
可就算这些人真的挣到钱买到玉米面,吃惯了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还得现学怎么用玉米面来做吃的。
就算一时之间能填饱肚子,由于玉米面不像马铃薯那样富含维生素C,那些靠玉米面维生的人,却因此得了坏血病。
在整个大饥荒爆发的第一年,由于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一面在源源不断地出口,一面毫不含糊地打压进口。
爱尔兰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在《征服爱尔兰》(The Conquest of Ireland)中写道:
可这些物品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出口了。
据计算,从1845年11月到1846年2月间,有25.8万夸特小麦、70.1万英担大麦和100万英担燕麦(爱尔兰以马铃薯种植为主,但仍存在传统谷物种植)从爱尔兰出口,总价值约100万英镑。
一位名叫科芬(Coffin)的爱尔兰官员曾写信给救济委员会:
在1846年2月后,出口速度仍未减缓。
这并不奇怪,但凡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地方,出口的产品通常是国内消费不了的,而国内真正需要消费的,根本没有渠道能买到。
赈灾计划的第三部分,「兴建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岗位」是各国面对灾难的常规手段,不过通常成效不算好。
基础设施的兴建主要有两部分:
(1)港口及码头建设;
(2)道路、土地排水系统和水利设施的修缮。
1846年3月,英国政府拨款后,将这项任务分派给了爱尔兰公共工程局主持,地方救济委员会协助完成。
荒诞的事随之而来:爱尔兰公共工程局起初只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和三名员工。
提出申请的爱尔兰人有多少呢?
难以计数,反正每个郡都有至少上万人。
这些提出申请的穷人们拥挤在每一个可以登记的办公厅,而地方委员会为了保证公平,会在统计后用广播直接宣布结果。
可以想见,最终形势必然是乱成一锅粥。
其次,任一公共工程的审核程序都极为冗长:
工程的建设计划必须先得到三方许可:各郡检查员、工程主管纽汀伦特爵士、爱尔兰救济委员会。
得到三方同意后,一名工程师会前往工程所在地进行勘察,完成做出详细报告。
报告在经过委员会审核后,才会被发往财政部,等待政府的批示。
这一过程往往要花费数月时间,因而很多饥民只能一边饿着肚子,一边等待着工作的机会,以便能领到工资和食物。
在天灾面前,缺乏效率的官僚主义往往是可怕的人祸。
皮尔的一系列计划都失败了,他唯一的成功,便是在大饥荒的第二年,也就是1846年,推动议会废除了《谷物法》。
而皮尔本人,则因此得罪了不少议员,被踢出局,丢掉了首相的位置。
如果说皮尔的计划还只是收效甚微的话,那接下来的两个人,则将爱尔兰人推向了深渊。
由于他们为自己的政策打上了「自由市场」的口号,使得真正的自由市场原则被人们所误解,成了政府干预经济所导致恶果的替罪羊。
皮尔下台后,他的政敌以及支持《谷物法》的人们,便开始指责爱尔兰人夸大了马铃薯歉收的严重性,并否认两位医生的实地报告。
再加上饥荒导致有一些爱尔兰人走向街头,或偷面包,或殴打商人,这些行为逐渐演变成爱尔兰人要造反叛乱的阴谋论,笼罩在英国上空,舆论反转,原先受到同情的爱尔兰人,成了英国人最讨厌的人。
1846年,爱尔兰马铃薯再次因为晚疫病歉收。
倒霉的爱尔兰人,却又遇到一个对他们有严重偏见的人来接管救助计划。
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学生屈威廉( Charles Trevelyan)。
和他的老师一样,屈威廉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压力抱有深深的恐惧,饥荒和战争成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
在屈威廉看来,马铃薯这种种几个月就能有高产量的作物,居然还能歉收?爱尔兰人之所以挨饿,需要救助,是因为他们又懒又坏。
如果继续由政府救助爱尔兰人,只会养成他们懒惰和依赖的习惯。
要拯救爱尔兰人,就得让他们变成真正的英国人,像英国人一样依靠市场挣钱,养活自己。
于是,屈威廉下令,爱尔兰各地的玉米面粮仓,不得再以成本价卖给农民,而是以「市场价」销售。
与此同时,虽然《谷物法》被废除,但进口国外粮食的限制并不是立马就对所有人生效的。
比如救助计划里的玉米面,只能由英国人来卖,不能从国外进口。
此外,由于英国粮食的价格受到进口谷物的影响,粮食价格开始下降,加上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刺激了肉类市场的需求,许多地主将耕地改为农场,让农民转向养牛。
而那些被迫养牛的爱尔兰人,也不能把牛卖到国外,只能出口到英国国内。
在《谷物法》废除前后,不管种什么养什么,爱尔兰人都没有交换的自由。
这就是屈威廉口中的「自由市场」,一个以贸易管制,限制自由交易为前提的「市场」。
这样的市场,本质其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是一个计划为导向的市场。
但因为施政者为之批上了「自由」的外衣,其罪名就被嫁接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头上。
屈威廉的行政干预经济,还体现在公共工程的修建上。皮尔时期的修建马路,是按照日薪结算,但屈威廉却要求爱尔兰人进行绩效领工资。
理论上,绩效领工资是没错,前提是目标明确,能让人出绩效。可救助计划里的公共工程,完全是政府拍脑子出的方案,爱尔兰人去修建的公路,根本没有起点和终点,人们只是饿着肚子去干活,以便能领到能换回玉米面的钱而已。
承受饥荒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谁修着修着公路就倒地不起。
屈威廉版的救助计划里,还将救助的义务转移到地主头上,要求地主们解决佃农的救助问题。
这下子可好,地主本身就没有什么余粮,还要为佃农的生存买单,索性就把土地上的佃农给驱逐算了,这样没有了佃农,也就没有分摊的任务了。
这一幕,是不是像极了20世纪以来的最低工资保障?
原先还能在工厂里打工糊口的工人,因为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保障,工厂为了减少成本,只能裁掉工人,这样一来,失业的工人就会增加。
爱尔兰大饥荒也是如此,因为政府把责任分到地主头上,原先还有地可以种的佃农,一夜之间连地都没有了。
许多农民成了乞丐,在城市乞讨,或者到他们最厌恶的济贫院里寄居,哪怕得到一丁点儿吃的。
一位爱尔兰科克郡的巡警说:
面对这样的惨剧,政府还是无动于衷,继续假借「自由市场」的名义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
倘若政府真的奉行的自由市场,那应当是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诸如价格波动、市场进入等方面,不伸手去管,而在应该管的地方,诸如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方面,做好管理。
但一个糟糕的政府,恰恰是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不去管。
平时限制自由竞争,实施行政垄断,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政府行使自己的义务时,却顺势推锅给市场。
爱尔兰人就是这么倒霉,因为他们在奇葩的救助计划之外,还摊上了一个奇葩的领导人。
1846年7月,约翰·罗素上台成为首相。
罗素政府认为,要保护英国的贸易,稳定物价,所以当局不会再从国外进口任何粮食来赈济爱尔兰饥民。
1846年8月,罗素政府提出了两条新的救济方案:
(1)扩大公共工程建设规模,同时改革公共工程制度,加强财政部对公共工程局的监管,公共工程的费用由爱尔兰各地区自行承担。
(2)结束粮食发放,停止进口食物,进口粮食的任务交由私人贸易公司和批发商来承担。
他们只会继续开展公共工程,并为担任工人的难民发放工资。
可见,罗素政府救济的核心思路很简单,就是一条——「顺其自然」。
面对此种情况,爱尔兰人除了绝望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大多数爱尔兰饥民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根本没有努力的条件和机会。
不过,现实很快给罗素政府上了一课。
公共工程在9月份开始改革后,之前工程局人手不足,办公室拥挤不堪,工程手续繁杂冗长等问题基本没有任何改善,且因为饥荒愈发严重,提出申请的人反倒更多,情况更乱。
另外,在没有玉米平抑粮价后,粮食价格日益增长,然而公共工程的每日工资是固定的——不超过8便士。
这点工资完全不足以购买食物,一位科克郡的神父写道:
马铃薯歉收,大部分饥民没有工作,没有食物,只能吃一切能吃的东西,尽全力活下去。
即便运气相对较好,能在公共工程中就职,也拿不到足够的收入来养活一家人。
在如此不堪的情况下,爱尔兰人进入了1846年的冬天。
往年,爱尔兰的冬季相对温暖舒适,佃农们不用耕种,只要和家人在屋里点一团篝火,稍微多穿一点就可以度过。
可倒霉的是,这个冬天格外寒冷漫长。
11月底之后,严寒、大雪和冰雨接连来袭。对爱尔兰人来说,是真正的饥寒交迫。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有的人一觉睡过去,就不会再醒来了;
有的人穿着一身破烂,在寒风凛冽中铺设马路,只为了获得几个便士,能购买一点点吃的。
一位当时参与公共工程的工程师表示:
爱尔兰人死亡数量在冬季疯狂飙升,脸被现实打成猪头的罗素政府却没有放弃管制,罗素重申:
这就是政客的狡猾和虚伪,明明是在进口贸易管制,偏要拉上「自由市场」垫背。
不过为了遏制灾情,政府还是更新了应对措施。
1847年1月,罗素向议会递交了新的提案,由两部分组成:
(1)提供种子贷款
向爱尔兰地主们发放5万英镑的贷款,用于购买作物种子分配给农民种植。
(2)施粥
停止公共工程建设,改为成立「施粥救济委员会」,实行《施粥法》,建立施粥站。在无需劳动的情况下,对全体爱尔兰饥民提供免费配给。
发放种子,以恢复农业生产的作法并无问题。
施粥措施刚公布的时候也赢得了各方欢呼,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施粥站的规定配额远远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比如在西科克郡,按照《施粥法》规定,每天要发放1.4万品脱(约8000升)的粥,如果加上一些私人慈善机构同时发放的1.4万品脱,那么一天总计施粥量为2.8万品脱(约1.6万升)。
看似不少的数量,其实每天只够西科克郡10%的饥民食用。
而且,这些粥的质量低劣,米和水根本不成比例。西科克郡的官员比索普(Bishop)曾抱怨:
施粥的成效有限,罗素在1847年4月提交了又一方案——新的《济贫法》。
罗素政府的原则始终是贸易管制,哪怕爱尔兰人饿死得再多,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因此,政府在救济的过程中坚持同一时期只能有一项救济计划实行,以防过度「扰乱」市场。
当《施粥法》出现时,公共工程建设就被取代了;而对《济贫法》的改革,又将代替《施粥法》。
罗素政府希望扩大《济贫法》的救济范围,将全爱尔兰划分为130个《济贫法》联盟,使相对健康的年轻灾民也能被救济。但政府不要干涉太多,要顺其自然,将救济灾民的主体从政府转移至爱尔兰各地已有的济贫院,由《济贫法》联盟来调配资源。
《济贫法》联盟及下属济贫院的经济来源,则依靠《济贫法》的督察员向各郡地主收取地方税。
在看到「收取地方税」这五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这个计划不靠谱?
后续的事实会证明——
你的感觉是对的。
前面提到过,爱尔兰的地主比较贫穷。
大饥荒针对的不只是贫农,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在这种时刻,要征收比之前还高出10至50倍不等的地方税来救济饥民,完全不现实。
当济贫官员前往各郡,比如梅奥郡、多尼戈尔郡(Donegal)或人口密集的克里郡(Kerry)准备勒令地主交钱时,惊奇地发现,地主都消失了,可供征税的土地所有者全都不见踪影。
◆ 为了能接受救济,数以百计的爱尔兰饥民被指示在恶劣天气中步行数英里,致使许多人死亡。这一事件被称为「杜洛夫悲剧」(Doolough Tragedy)。图为悲剧纪念碑。
当时的一位勋爵克拉伦登(Clarendon)曾表示:
收不上地方税,就意味着济贫院没有经费。济贫院没有经费,就意味着无法为饥民提供救济。
事实上,济贫院本来就不适合成为救济的中心,它们大多早已在日复一日对贫民的救济中负债累累。但《济贫法》却又要求济贫院必须进行救济,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济贫院继续借债运营,然后某一天被债务压垮后关门大吉。
到了1848年中旬,马铃薯再次歉收,爱尔兰已成人间地狱:
新《济贫法》基本破产了,绝大多数慈善机构和救济委员会都已经花光了所有资金。
对英国赈灾极度不满的爱尔兰青年党在1848年曾试图起义,但没有成功,并招致了罗素政府的忿恨。
《泰晤士报》在1848年8月10日表示:
「近期爱尔兰试图起义的行为,给人民同情怜悯它创造了一个不好的氛围。」
罗素和其他政府官员则认为:
罗素的话非常不负责任。
英国人未曾给爱尔兰人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传授过任何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如果不种植马铃薯,改种其他作物,根本无法养活如此数量的爱尔兰人。
失去了救济的爱尔兰在死亡的阴影中,走过了1848和1849年。
到了1850年,随着人口的锐减和马铃薯病害的消退,爱尔兰人终于蹒跚着走出了大饥荒这片阴云。
然而,它给爱尔兰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影响,永远无法抹灭。
在整个爱尔兰史上,大饥荒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能与此相提并论。
它的重要性足以被写进教科书。我们如果去查阅英美今天的中学历史教材,都能找到关于爱尔兰大饥荒的篇章。
不过对后世的爱尔兰人来说,他们无法忘记在地狱中翻滚的五年,却又不愿意过多地揭开伤疤。
因为太过于痛苦了。
「爱尔兰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如1845-1849年的大饥荒那样对爱尔兰民族在感情上造成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罗伯特·基《爱尔兰史》)
大饥荒结束后的1851年人口统计,爱尔兰本地人口已减少到650万,与灾前的800万相比,少了200多万人,人口数锐减25%。
这20多万人当中,有约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另有150万人在绝望中怀着一丝希望,乘船离开了这片土地,前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求生。
留在爱尔兰的人民空前团结,他们不再对英国政府抱有任何好感,开始进行比之前更加激烈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
1916年,都柏林爆发「复活节起义」,爱尔兰和英国间的摩擦开始升级。
1919年,爱尔兰独立战争(英爱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持续到1921年结束,双方代表签订了条约,除北方六郡(即北爱尔兰)外,爱尔兰获准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有合法的自治权,属于英联邦内的自治领。
1937年,爱尔兰实行了新的宪法,正式确定国名「爱尔兰」,成为有主权的君主立宪制独立国家,但仍属英联邦成员。
1949年,爱尔兰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共和国,自动退出了英联邦。
至此,除了仍存在所属纷争的北爱尔兰外,爱尔兰已实现了全面的独立和自主。
移民到北美的爱尔兰人则开枝散叶,将爱尔兰文化广泛传播开来。
19世纪中期,北美洲处于地广人稀、缺少劳动力的状态,移民非常方便,不用偷渡,也不需要签证,只要有一张船票即可。
根据美国的人口统计:
在1846年(即大饥荒的第二年),移民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有92484人;
1847年,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96224人;
1848、1849和1850年,移民人数基本稳定,分别为173744人、204774人及206041人。
这不到100万爱尔兰早期移民为美国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纽约的运河、波士顿的港口、巴尔的摩的铁路、芝加哥的工厂、匹兹堡的煤矿,都能见到爱尔兰工人的身影。
不过爱尔兰移民融入美国的过程并不算顺利。
由于天主教信仰和土俗的乡村口音,美国东海岸城市的清教徒们对爱尔兰人大多带有敌意,瞧不起他们。
爱尔兰移民在当时是粗俗和怪异的代名词,「缺少教养」、「酗酒」、「卖淫」、「犯罪」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房东会对爱尔兰人敲诈勒索,雇主会对爱尔兰人百般辱骂,在波士顿、费城、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等大城市,都发生过反爱尔兰和反天主教的暴力冲突。
在这种环境中,贫穷的爱尔兰人只能在各大城市角落中的贫民窟里蜗居,以最底层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谋生。
即便如此,他们面对的情况也比大饥荒时好上太多了。
1850年,爱尔兰人于美国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资是1美元,而在爱尔兰只有8美分,前者是后者的12.5倍。
这使得无数爱尔兰人体会到了爱尔兰与美国在经济上的悬殊差距。
他们省吃俭用,将多余的钱财全部寄回国内,资助家人朋友。在1850到1900年的50年间,据估计约有2.6亿美元通过邮寄的方式到达了爱尔兰。
于是,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得知美国的情况后,选择跨海移民,寻求新的生活。
截止1855年,共有约200万爱尔兰人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到了1921年,这一数字已超过800万。
导演:[美]马丁·斯科塞斯
制片国家:美国
大量的爱尔兰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民族多元化,往这个「大熔炉」里添了一把柴。同时,也使得天主教在美国获得了一席之地。
虔诚的爱尔兰人在美国大规模地建筑天主教堂,将教堂视为社区生活的中心,同时积极参政。
爱尔兰移民大多集中居住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利用城市的相对人口优势,一些爱尔兰裔政治家从得到爱尔兰人的选票,在某一地区从政开始,逐渐获得更多人支持,成为重要政客,然后再反哺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有当选总统的资格,著名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便是爱尔兰裔。
到了今天,他们已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平均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收入都高于美国平均水准。
更重要的是,在融入美国的过程当中,爱尔兰人没有牺牲自己的核心文化,反而是让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美国形成了气候。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
每年的3月17日,诸多美国大城市都会举行大规模节日游行,这已成为了一种新的传统。在爱尔兰裔众多的芝加哥,人们甚至还会用蔬菜染料把河水染成绿色,以增加节日气氛。
这些,都是爱尔兰大饥荒带来的影响。
它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并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后续发展。
英国在爱尔兰大饥荒爆发后,废除了《谷物法》,才真正逐渐实现自由贸易。
◆ 1830-1909年,英国进口谷物情况。
英国进口的便宜粮食增加,降低了国内的粮食价格,受此影响的农民转向城市,进入工业生产,加速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而英国出口的货物,也与日俱增,贸易遍布全球,大英帝国走向黄金时代。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那些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大多都是人祸导致的。
如果爱尔人的土地所有权能得到保护,他们就不会成为无地的佃农,也就不会依靠马铃薯为单一主食,也就不会在马铃薯歉收时遭到致命打击;如果英国当时没有进行贸易管制,廉价的粮食进口将能有效解决爱尔兰人的吃饭问题;如果英国首相和救助计划的实施者没有加剧管制,见死不救,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逃亡......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我们唯一可以学到的教训,就是要学会甄别言说与行为的一致性。
看看那些嘴上说实施自由市场的人,到底有没有进行贸易管制,有没有保护私人产权,有没有打压自由交易?
要知道,多少行恶之事,假借了自由市场之名;
而多少自由市场的功劳,又被行政力量夺取。
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一旦政治干预经济,它便会成为政治问题。
而政治,往往是最狡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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