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期 | 崔之元：1848年的马克思、托克维尔和蒲鲁东

1848年是世界歷史的關鍵轉折點。這年2月22日，巴黎民眾爭取普選權的「宴會運動」（Campagne des banquets）和國民自衞隊發生衝突，導致「七月王朝」垮台，法國首相兼著名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基佐（François Guizot）下台，國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I）化妝逃亡英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同年3月，奧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這位歐洲1815年後保守秩序的總設計師被迫辭職，也化妝逃亡英國，象徵着德國、意大利、匈牙利、波蘭等地的民族民主運動衝破了「維也納勢力均衡體系」的牢籠，革命浪潮席捲全歐洲大陸{1}。

1848年歐洲革命對遙遠的美國和中國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很多「48年人」在革命轉入低潮後移民美國，後來成為南北戰爭中林肯（AbrahamLincoln）軍隊的重要力量，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兩位戰友，一位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經常引用的「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一封信」中的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另一位是後來最力推改善華工待遇的美國參議員舒爾茨（Carl C. Schurz）。當然，對中國最大的影響無疑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七十三年後導致了「中國共產黨」在「東方的巴黎」——上海成立。因此，深入和反覆地研究1848年歐洲革命，仍然對我們具有現實意義。

一個有趣的新視角是，比較蒲魯東（Pierre-JosephProudhon）、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馬克思這三位1848年革命親身參與人的回憶與分析。早在1843年，馬克思為了尋求和法國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等人建立聯繫，第一次來到巴黎。馬克思在其編輯出版的《德法年鑒》中發表了〈論猶太人問題〉一文，其中的關鍵論證正面引述了托克維爾1835年發表的《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Amérique）中關於宗教和國家關係的觀點{2}。雖然沒有證據表明托克維爾看過馬克思的作品，但他們兩人在1848年革命中也有交集。《共產黨宣言》是1848年2月在倫敦發表的，目的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爭取新成員。而法國「二月革命」成功建立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後，馬克思1843年第一次去巴黎時結識的朋友弗洛孔（Ferdinand Flocon）擔任了臨時政府領導成員，他先是邀請馬克思從布魯塞爾回到巴黎，接着又資助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回到德國科隆辦《新萊茵報》，開展德國的民主革命；托克維爾則擔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國會議員（1848）和外交部長（1849），因此也和弗洛孔有來往{3}。托克維爾的《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Souveni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4}中生動記錄了他參與1848到1849年底諸政治事件的全過程，如果和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5}對照比較閱讀，則會饒有興味。我們既可以看到他們的相通之處，如托克維爾也承認「新革命的社會主義特徵」；也可以看到他們多處相反的立場，如托克維爾作為外交部長支持總統路易．波拿巴（Louis N. Bonaparte，他後來在1851年政變後成為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出兵鎮壓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領導的羅馬共和革命；而路易．波拿巴也正是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並佔領越南的人，雖然他對巴黎的大規模城市改造塑成了今日巴黎的形象{6}。總的來說，馬克思不僅在「實質民主」上，而且在「形式民主」上都比托克維爾更加堅定。大家可以從1895年恩格斯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所寫的導言{7}中得出自己的判斷。托克維爾本人在回憶1848年革命時也坦承自己對路易．波拿巴做出的妥協。

1848年2月22日法國革命的導火索是「宴會運動」。之所以叫「宴會」，是因為政治集會被當局禁止，民眾只能通過付錢參加「私人宴會」的形式迂迴地表達政治訴求。當「宴會」被政府臨時強令取消時，巴黎民眾開始在街頭築起堡壘。托克維爾2月24日在街上觀察到：「這些破壞活動是人們分頭單獨進行的，一些人悄悄地幹，一絲不苟而且手腳飛快，用這種辦法準備築街壘的材料，另一些人將負責建造街壘。在我眼中，沒有比這更像一間作業中的工場了。實際上對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來說，它就跟工場差不多。」{8}他認為，「二月革命」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性質：「正是社會主義理論點燃了真實的激情，刺激了嫉妒心理，最後激發了階級之間的戰爭……社會主義將永遠是二月革命的基本特點和最可怕的回憶。」{9}

但托克維爾在家鄉諾曼第競選議員時敏銳地注意到，外省的農民和巴黎的工人是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態度的。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之後，自耕農獲得了較平均的土地所有權，「他們的敵人已不再是貴族，而是債主……應該許諾廢除的不是所有權而是債權」{10}。這裏，托克維爾其實已經指出了作為「小資產階級」的自耕農和城市工人階級對「所有權」的不同態度。但他對於工人階級之所以產生廢除所有權的想法也充分理解{11}：

“平民起初希望通過改變一切政治機構來改變自己的現狀，然而每次變革之後，他們發現自己的命運並沒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極其緩慢，無法滿足他們急切的渴望。有朝一日，他們終究會發現迫使他們處於這種社會地位的，並不是政府的構成，而是構成社會本身的持久不變的法則；於是他們理所當然會去尋思自己是否沒有能力或者權力去改變這些法則，正如他們也曾改變過其他東西一樣。尤其講到所有權——作為當今社會秩序的基礎——由於曾經庇護，可以說，曾經隱瞞了所有權特徵的一切特權都已被廢除了，但所有權卻依然是人們平等的主要障礙，而且似乎還是這一障礙唯一的特徵，這回人們不經意要廢除它，或至少在那些享受不了它的人們心中出現了廢除它的想法，我不敢肯定，但這難道不是必然的嗎？”

可見，托克維爾從親身經歷中洞見了爭取普選權的「宴會運動」已近乎發展成挑戰所有權的「社會主義」運動。

托克維爾從對平等的訴求來理解對於所有權的挑戰，自然使人聯想起在1848年革命中同為議員的蒲魯東。在1840年出版的《甚麼是所有權》（Qu’est-ce que lapropriété?）一書中，蒲魯東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以所有權名義提出的每一個主張，不管它是甚麼，總是並且必然指向平等，那就是說，指向所有權的否定。」{12}

根據哈特（Herbert L. A. Hart）對「特殊權利」和「一般權利」的區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做出了「所有權作為一般權利」和「所有權作為特殊權利」的區分。正如他書中「蒲魯東策略」一章所指出的，蒲魯東反對「作為一般權利的所有權」的論證策略即是：人人擁有平等的所有權，必然要求所有權經常隨人口等條件而變化，從而使所有權失去其唯一和絕對排他的屬性{13}。蒲魯東的原話是{14}：

“從生存的實際看來，每一個人都有佔有的權利。為了生活，他必須具有用於耕作的、據此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另一方面，因為佔有者的數量是隨着出生和死亡情況而不斷變化的，它遵循以下規律：每個勞動者可能要求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隨着佔有者的數量而變化。因此，佔有始終是從屬於人口的。最後，因為佔有物從未保持固定，佔有物從來就不可能變成所有權產……所有的人都有平等佔有的權利。佔有的數量並不依據個人的意志，而是依據空間和人口數量的變化情況而定，故所有權不可能存在”。

有趣的是，蒲魯東這個隨人口變動而調整「佔有權」的論述，很好地說明了中國農村1980年以來土地承包制實踐中對承包面積的定期調整。

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在《神聖家族》中高度讚揚蒲魯東的《甚麼是所有權》一書，認為此書「對於經濟學的重要性堪比西耶斯（Emmanuel J. Sieyès）《第三等級是甚麼？》（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對於政治學的重要性」{15}。蒲魯東的英文傳記作者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指出，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Young Hegelians）的哲學思辨中解放出來、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關鍵環節是由閱讀蒲魯東的《甚麼是所有權》開始{16}。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說，「馬克思歸根結底屬於蒲魯東派」{17}，因為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將是「自由人聯合體」的說法和蒲魯東高度一致。

那麼，當蒲魯東1846年出版《貧困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之後，馬克思為何馬上在1847年用法文寫了《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philosophie）來加以批判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觀點呢？這既有偶然的個人因素，也有深層的理論分歧。偶然的個人因素是，另一位來自德國的青年黑格爾派學者格律恩（Karl T. F. Grün）正在翻譯蒲魯東著作，馬克思認為格律恩在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哲學上誤導了蒲魯東，而蒲魯東在拒絕馬克思來信中的合作建議時提到了格律恩，這無疑加深了兩人之間的裂痕{18}。至於深層的理論分歧是馬克思和蒲魯東對技術和分工的不同看法。

馬克思後來在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中又提到《哲學的貧困》中對蒲魯東的機器和分工理論的批判。但實際上，馬克思過多強調了英國珍妮紡紗機對降低工人技能要求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證的蘇格蘭化學家尤爾（Andrew Ure）關於珍妮紡紗機的說明是不確切的，尤爾本人受到廠商對珍妮紡紗機的商業化廣告的誤導{19}。這導致馬克思在與蒲魯東的辯論中，誇大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農業人口眾多的法國，蒲魯東所倡導的雅卡爾織布機——現代計算機的先驅——的巨大潛力，即另有一條不同於英國工業革命的、減低城鄉衝突的技術進步的可能道路。馬克思之所以沒有注意到蒲魯東所熟悉的法國雅卡爾織布機，是有着深刻的理論原因的。

正如政治學者埃爾斯特（Jon Elster）指出，馬克思認為「在給定時期內只有唯一一種有效率的技術」{20}。馬克思常常強調技術被引入生產過程時的社會政治因素：資本家引入機器以便使用非熟練的童工和延長相對剩餘勞動時間，但他完全忽視了影響機器設計本身的社會政治因素。他認為機器設計只是現代自然科學應用，而未能了解現代科學並不給出唯一有效率的機器設計。例如，雅卡爾織布機以打孔的卡片來控制編織式樣，可以透過靈活更換卡片來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而珍妮機是多錠紡紗機，它通過增加紗錠的數量來提高紡紗的功效，可以實現生產單一樣式的產品的規模經濟。因此，很難離開市場需求和社會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這兩種機器設計何者「更有效率」；也不是所有技術進步都會減低對工人的技能要求。雅卡爾織布機實際上被當代計算機專家視為「人機互動」的先驅{21}，IBM打孔卡的發明者霍列瑞斯（Herman Hollerith）也直接受到雅卡爾織布機的啟發{22}。

黑格爾曾認為「官僚階級」是「普遍階級」，而馬克思則認為「無產階級」才是「普遍階級」。但馬克思也曾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不僅要消滅資產階級，而且要消滅無產階級」。中共的理論和當前實踐都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的普遍化，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普遍化。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首次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以及「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2014年提出的「四個全面」綱領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即可被理解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因此，即便馬克思當時對於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判有一定道理，現在我們仍然可以從蒲魯東思想的相關研究中獲取對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啟發{23}。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以後成立了十一人臨時政府，其中包括一名工人阿爾伯（Albert，至今不知道他的全名）和社會主義者勃朗（Louis Blanc）。2月28日，臨時政府在工人要求下，成立了以勃朗為首的盧森堡委員會，創立了國民工場（national workshops）以保證就業。3月5日，臨時政府決定通過全國普選成立制憲議會。5月4日，制憲議會開幕；18日，產生了十八人組成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托克維爾是成員之一。制憲議會的辯論主要在溫和共和主義者和激進共和主義者之間展開。前者的代表之一是托克維爾，後者的代表之一是女扮男裝的著名作家桑（George Sand，波蘭作曲家蕭邦[Frédérick Chopin]的情人）。溫和共和主義者的主要訴求是「普選權」，但激進共和主義者進一步要求「結社權」。這裏的「結社」（association），不僅是政治性的，更主要是勞動者的經濟合作組織{24}。6月4日，蒲魯東和雨果（Victor Hugo）、路易．波拿巴一起被補選進入制憲議會。23日，為了抗議制憲議會關閉國民工場的企圖，巴黎工人發動修建街頭堡壘，三天後巴黎工人的起義被在法國佔領阿爾及爾戰爭中成名的將軍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率兵鎮壓。12月，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首次普選總統，拿破崙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以74.3%的得票率當選總統。1851年，路易．波拿巴因為修憲失敗而發動政變，將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改為法蘭西第二帝國，激發馬克思寫作了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蒲魯東雖然在1848年6月4日被補選入制憲議會，但他一直強調「結社權」（廣義的經濟民主與合作權利）比「普選權」更為重要。在同年12月的總統選舉中，蒲魯東辦的報紙支持的是激進共和主義候選人拉斯拜爾（François-VincentRaspail，今天的巴黎有以他命名的大街），但拉斯拜爾已於5月被捕入獄，實際上沒有當選的可能性，蒲魯東支持他完全是一種「抗議投票」{25}。在整個1848年，蒲魯東主要致力提倡建立一種發行「替代貨幣」的「人民銀行」，但因為他的報紙批評路易．波拿巴，1849年3月蒲魯東被判入獄三年，在監獄期間經歷了路易．波拿巴1851年的政變{26}。

雖然由於入獄和路易．波拿巴的政變，蒲魯東的金融民主化改革方案沒能繼續下去，但在半個世紀以後的1919年「慕尼黑社會主義共和國」（只存在六個月）裏，蒲魯東的思想又得到了發展。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 Keynes）有一個令人驚異的論斷：「未來向格塞爾學習的將比向馬克思學習的更多。」{27}格塞爾（Silvio Gesell, 1862-1930）是一個德國商人，1919年在慕尼黑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蘭道爾（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財政部長。格塞爾認為自己是蒲魯東的追隨者，在他看來，蒲魯東最重要的洞見是認為貨幣比勞動力和商品更具競爭優勢。蒲魯東試圖把商品和勞動力提到貨幣的水平，但他失敗了。由於改變商品的屬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爾主張改變貨幣的屬性：「商品由於庫存的必要而受損失，我們必須讓貨幣承擔同樣的損失。這樣，貨幣就不再優越於商品和勞動力；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擁有或儲存甚麼，貨幣或商品，都沒有甚麼差別。於是，貨幣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價物，蒲魯東的問題迎刃而解，阻礙人性發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縛消失了。」{28}

具體地說，格塞爾提倡了一種「郵章貨幣」（Stamp Money），即定期蓋郵章才有效的貨幣。他的觀點是，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社會服務，因此必須對它徵收少量的使用費。在格塞爾時代，蓋郵章是徵收這類費用的方法。現在，計算機在支付上的廣泛使用使得這種程序變得更容易執行。有趣的是，2014年6月至今，歐洲中央銀行一直推行「名義負利率」政策，這其實是「郵章貨幣」的現代版。

受到法國革命的影響，英國自由主義者穆勒（John S. Mill）1848年再版其《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Political Economy）時特別加入「勞動階級的未來」一章。出於對同時代的工人合作社發展的關心，穆勒開始研究有限責任問題。他首先分析了合夥企業中所謂的「兩合」形式（commandite partnership）。在英國，這種特殊的合夥企業形式有眾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是最為引人注目的。根據這種組織形式，積極的合夥人堅持把責任和其職責聯繫起來，承擔無限的責任；而「昏昏欲睡的」合夥者則承擔有限的責任，因為他們不對企業的經營負責。穆勒支持這種合夥企業形式，因為它可以允許工人組成協會「來從事他們所熟悉的商業活動」，也同樣允許「富人貸款給窮人」，而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地」承擔有限責任的合夥者。穆勒指出{29}：

沒有人能邏輯一致地譴責這些合夥關係，因為這就如同說沒有人可以憑藉錢從事商業活動。換句話說，在商業和工業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否定勞動者的合夥制，就是主張商業利潤應該整個地被那些有時間積累的，或者有好運氣繼承資產的人所壟斷，很明顯是荒謬可笑的。

1850年，穆勒在英國國會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儲蓄投資特別委員會上作證。他建議為股東建立一種承擔一般有限責任的公司制度，以支持窮人的事業。因為在無限責任制下，窮人不像富人那樣財大氣粗，不敢把他們的儲蓄投資於生產者或消費者合作社，因為擔心一旦失敗會有傾家蕩產的風險。在穆勒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努力下，1855年英國國會通過了《有限責任法》（Limited LiabilityAct 1855）。

有限責任公司的系譜幾乎為當代經濟學家所遺忘。重申經濟史上被遺忘的這一章，意義在於強調「現代企業制度」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的。如果股東僅僅具有「有限的責任」，這意味着他們作為「私人業主」並不承擔原來期望要他們承擔的全部風險，因此他們並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潤。換言之，股東並不是唯一的風險承受者，職工的僅與公司掛的人力資本也在經受風險。此外，股東可以通過讓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價證券來使他們的股權變得多樣化，但是一個工人卻不能同時在幾家公司工作。據此可以說，職工的人力資本由於缺乏多樣化，將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就為職工參與企業的民主管理提供了有力論證。穆勒和托克維爾有多年的通信關係，但他對有限責任公司的經濟民主論證卻是更接近蒲魯東的{30}。

2018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本文部分模仿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十一點評論的風格，希望引發讀者對1848年歐洲革命中各種社會主義方案的理解，迎接中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