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倩, 冷知霖, 赵诗篇丨众声喧哗中全球智库的疫情话语——基于布鲁金斯报告的框架分析

国家话语生态研究

众声喧哗中全球智库的疫情话语

——基于布鲁金斯报告的框架分析

文 / 张虹倩, 冷知霖, 赵诗篇

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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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制造出的种种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其研究报告追求独立分析，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一千多篇新冠议题报告为语料，借助话语的“框架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美国的疫情失控在于美国政府自身的应对，不应推诿他人；“对抗”不符合中美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对于西方这些较为理性的声音，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以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

02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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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话语；框架分析；知识生产与传播；新冠疫情；信息流行病

0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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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倩,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

目

录

一 布鲁金斯新冠议题话语的

知识生产态势与演变

二 布鲁金斯新冠报告话语的

“视域性框架”

三 布鲁金斯新冠话语的

“认知性框架”

结　　语

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既有某些政客为了一己之利制造出的种种“乌龙性事端”和极端性话语，但也不乏比较理性的声音。“新冠病毒”（COVID-19）可谓2020年初以来全球最为沉重的关键词。它的出现给全球发展和世界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和挑战。在新冠疫情语境下乃至后疫情时代，中国要更有效地与世界对话，就不能不全面和准确地倾听全球的声音。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在国际思想市场上，智库尤其是顶级智库，不仅是国家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也是国家和政府政策走向的‘消息树’，更是本国形象和他国形象建构最敏锐的推手之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被视为全球“卓越智库”（Center of Excellence），其研究报告不仅深刻影响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也影响着全球的中国形象知识生产。

为此，我们拟以2019年12月以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发布的新冠议题研究报告（包括论文、访谈等）为语料，分析美国顶级智库这一特殊场域的新冠叙事图景，并进而揭示其在“中国知识”上的生产与传播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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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布鲁金斯新冠议题话语

的知识生产态势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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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拥有四百多位研究人员，每年发布大量研究报告，也是最为关注新冠疫情及其对于全球政治生态影响的智库之一。

早在2020年3月，布鲁金斯专家即发出警示：“继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COVID-19成为冷战后第三次重大危机。这场危机可能造成比其他两次更大的损失。”“COVID-19可能不仅会成为一场巨大的健康危机，还会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因而，布鲁金斯很早就在其官网上专门增设了“新冠疫情”这一版块。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布鲁金斯在这一版块下又设立了若干子话题。鉴于总版块与子话题在收录上存在彼此交叉与重现的情况，因此，我们首先进行了人工爬梳、仔细核读，最终获知：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间，布鲁金斯官网新冠议题版块总计有1739个语篇，以此建成语料库，再经由关键词“China/Chinese/CCP/Beijing”检索，从中获得涉华语篇490个，约占总报告数的28.2%。由此可见，在布鲁金斯新冠研究中，“中国”始终是他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知识域，不过，这并不等于就此遮蔽了对其他论域的关注。文献显示，对美国自身问题的关注才是其最大的焦点。

根据布鲁金斯月度发文量及所含涉华语篇数的演变，可将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这一时段围绕新冠议题的知识生产走势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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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19.12-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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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早的新冠报告：2020年1月

新冠疫情初发时，“（美国，引者注）政府公开将病毒视为可控的小威胁，至少在国内是可以控制的，并反复向公众保证美国人面临的风险非常低”。

而在布鲁金斯新冠版块中，谈及新冠的报告首见于2020年1月28日，题为《什么是回购市场，为什么重要？》，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前研究分析员杰弗里·郑（Jeffrey Cheng）和主任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文中末段专门介绍了美联储自COVID-19暴发以来，为应对危机而采取“大幅扩大了回购业务的范围，将现金注入货币市场”等举措。可见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者对于新形势发展及其应对的敏感性。

2 最早的新冠涉华报告：2020年2月

2020年2月对于美国而言很关键，可惜就在这“关键时期损失了一个月”。“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遏制疾病蔓延，联邦政府以及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干预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据考察，布鲁金斯新冠版块进入2月后，报告数增至7篇。其中即有6篇涉华，占比达85.7%。在专门的新冠研究报告中涉华的首篇报告见于2020年2月10日，出自布鲁金斯贸易播客Dollar and Sense的一档特别节目，专门讨论新冠疫情，题为《我们对冠状病毒和全球应对了解多少？》。

在这次报道中，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和全球卫生非营利组织“决心拯救生命”（Resolve to Save Lives）高级副总裁阿曼达·麦克莱兰（Amanda McClelland）共同讨论了“冠状病毒的严重性以及中国为防止疾病传播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涉及了战疫初期世界对于这种新病毒的关注和了解程度以及关于未来应对的探讨。

杜大伟尽管对中国地方政府疫情起步阶段的反应不无微词，却明确肯定“之后，他们（指中国政府，引者注）采取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措施”。同样，阿曼达·麦克莱兰对于中国试图预防和遏制疫情蔓延传播所采取的举措（比如武汉封城、建立方舱医院等）也表示赞赏，认为封城“是前所未有的措施”，“在中国以外的许多社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且“在十天内建立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医院”，“那是非常快的。他们投入的基础架构和额外供应是前所未有的”，进而对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表示赞赏并强调全球携手抗疫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协同抗疫的方式，我认为我们应该赞扬，并且要与中国人一起努力。”“从根本上讲，疾病是无国界的，并且会继续发展，如果我们要控制和减轻冠状病毒的影响，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就如同全球团结应对埃博拉的挑战一样。”

关于将来需要采取何种措施以更有效地控制此类流行病，阿曼达·麦克莱兰再次强调全球携手团结投资备灾的重要性：“主要的教训是我们陷入了这种恐慌和疏忽的循环中。当这些病毒传播时，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我们会注入资金支持，然而随着风险的消失，资金也会随之流失。”“冠状病毒确实提醒我们对卫生系统进行长期投资的重要性，它们能够为我们及早发现病毒并作出有力反应以降低面临的风险。”

总体而言，相对于同时期美国官方态度，文中流露出的对中国的情感基调较为客观，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认同。语篇中多次出现了“unprecedented”（前所未有的）、“extremely quick”（非常快）、“we should commend”（我们应该称赞）等，表达了比较积极正向的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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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2020.3-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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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疫情形势的迅速蔓延，布鲁金斯3月关于疫情的发文量猛增，由2月的总量7篇陡然拉高至170篇。此时的欧洲和美国相继成为了疫情的震中，而世界其他各国政府也处于危机模式。

布鲁金斯专家3月初的发文即指出“特朗普的行动手册非常不适合大流行，总统不能依靠他一贯的撒谎和欺凌的策略来对抗冠状病毒的传播”。“迄今为止，特朗普的危机行动手册中既包括欺负政治盟友以保持一致，也包括欺负潜在对手以阻止他们说话。它涉及撒谎，涉及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涉及反击攻击者、编造阴谋论以及引发调查人员的调查。它涉及对严重问题的夸夸其谈，比如最近的‘恶作剧’‘政治迫害’或‘骚扰总统’事件。它还不断地提醒人们，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月底，更有布鲁金斯专家反思道“对于每个试图了解美国对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反应的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今年1月、2月甚至3月，大量的判断和无所作为是失败的。尽管面对如此巨大和迅速发展的国内和全球挑战不可避免会犯错误，但我们联邦政府的反应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是不利的”。“媒体报道显示，美国研究实验室和联邦监管机构之间繁琐的程序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导致了本可以挽救生命的早期测试的延迟。”

4月，由于特朗普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美国政府无力应对疫情，使得美国的感染数一路攀升，成为世界之最。而当月的相关发文量也出现了这一阶段的极值，突破了250篇，显示出布鲁金斯专家的焦虑。

5—6月，发文量快速回落，每月降幅明显。这一时期各国谨慎开启“重新开放”模式。5月底起，布鲁金斯报告中出现了新的重要关键词“重新开放”，并一直延续至6月。从聚焦国内对抗病毒转向探讨外部关系，比如“全球化关系探讨和重新理解”。与此同时，第一波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中国经济自3月开始反弹，6月即实现了正增长，这也为全球对抗疫情、实现复苏提供了信心。

7月，布鲁金斯疫情发文量虽继续下降，但由于疫情的继续蔓延，总数仍在100篇以上。尽管发达经济体的第二波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美国疫情发生激增），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感染数上升却代表了全球第三波疫情的暴发。

这一阶段的涉华语篇量大致贴合总发文量的走势。3月从2月的6篇骤增至62篇，4月继续增至70篇，此后5—6月保持在60篇上下，7月则降至30篇以下。涉华的比例已经开始下降，最高占比为36.5%，月平均占比约为 30.5%，7月则降至五分之一，显示布鲁金斯开始更为关注中国以外的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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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2020.8-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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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第二阶段的高峰，第三阶段的发文走势总体趋于平缓。其中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篇数多处于60—70区间。进入2021年4月后，降幅进一步扩大，基本在30—40篇，11、12月则更是减至20篇以下。

相应地，涉华发文量在这一阶段多保持在每月十余篇，进入2021年后，2、4、6、9、11、12月则出现了个位数，最低值为2篇。同总发文量相比，最高占比数为35.5%（2021年3月），月平均占比约为24.2%，最新月度数据（2021年12月）则再度出现了低点，下降至10.5%，仅次于2021年2月的10.3%。可见这一阶段涉华占比进一步明显下降，虽然还维持了一定的关注度。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0年8月后，美国的感染数仍在激增。“在11月总统大选前夕，特朗普总统继续吹捧这种放松管制是他的主要成就。”从今天来看，美国作为全球拥有最好的医疗卫生资源的国家，却因抗疫不力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难免不令人遗憾。

总体而言，第三阶段新冠报告主导的关键词沿袭上一阶段的“重新开放”系列，重点探讨“重振（美国地位）、重返（多边主义）、重塑（全球经济）、重建（更好的世界）”等议题。

由此可以显示，在美国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群的知识生产历时过程中，并没有特别显示出“专门挑刺外国”的倾向，而是基本上随着实际问题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难点的演化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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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布鲁金斯新冠报告

话语的“视域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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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借助共时性考察，布鲁金斯众多新冠研究报告关注的焦点到底包括哪些？如何分布？由此，构筑了一个怎样的“视域”？

任何视域都是基于众多的范畴而构筑的。布鲁金斯官网的“新冠”版块下，具体细分为（1）“CORONAVIRUS （COVID-19）”（新冠）；（2）“Coronavirus （COVID-19） Economics”（新冠−经济）；（3）“Coronavirus （COVID-19） Families, Communities, and Education”（新冠−家庭、社区和教育）；（4）“Coronavirus （COVID-19） Health”（新冠−健康）；（5）“Coronavirus （COVID-19）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新冠−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中，（1）可视为母话题版块，（2）—（5）是基于经济、家庭、健康、政治等视角衍生的子话题版块。这些子话题不但显示了新冠疫情影响的广度，也显示了布鲁金斯专家的敏感。

据考察，其各自的报告总篇数及涉华篇数如图1所示：

图 1   布鲁金斯学会新冠议题版块子话题设置分布状况（2019.12—2021.12）

从报告总量看，经济类显然遥遥领先，可见学者们围绕这一专题谈论得最多。政治和国际关系类居于第二，前者在量上约为后者的1.8倍。此外，家庭、社区和教育类居第三，数量上略低于政治和国际关系类，健康类排最末。再看涉华方面，政治和国际关系类最多，经济类其次，可见中美关系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影响、经济关系等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所在。此外，健康类与家庭、社区和教育类数量接近，不过后者居于末位。

名词是范畴的语言表征、议题的核心，也是“视域”的骨架。为此，我们采用语料库检索工具AntConc统计出布鲁金斯新冠语料库中的名词类高频词，以期揭示出其新冠叙事所呈现的宏观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作深入分析。

据考察，在前200个名词类关键词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这样几类范畴：

（1）时间类范畴，如time、year(s)、March、April、May、June、months、future、today、period等，这些直接显示了时间对于危机的意义。

（2）数据指向类范畴，如percent、data、million、number、billion、population、GDP等。

（3）度量变化类范畴，如lot、growth、change(s)、high、low、increase、recovery、spread等。

（4）地域专名类范畴，如U.S.（5255）、China（4231）、Africa（3223）、Washington（1719）、India（1638）。

（5）机构组织类范畴，如government(s)、Brookings/brookings、Center、firms、Congress、groups等。

（6）学科领域类范畴，如health/Health（7809/1744）、policy/Policy/policies（4659/2985/2099）、education/Education（4688/1652）、economy/economies（4259/1712）等。

其中，公共卫生类包含新冠的各种指称形式，按照词频高低依次为COVID-19（12752）、pandemic（10189）、virus（2557）、coronavirus（2197）、COVID（1703）等。教育类包含learning、school(s)、University、home、households、families、students等。经济类包含trade、business(es)、market(s)、money、pay、costs、interest、work、job(s)、employment、unemployment、food、funds等。政治类包含right等。

（7）群体类范畴，如people、workers、public、children、national等。

（8）个体类范畴，如Trump、President等。

（9）其他范畴，如world、impact、risk、crisis、challenges、benefits、measures、resources等。

不同语义类型的范畴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布鲁金斯新冠语篇叙事特征：

第一，凸显时空变量，即注重基于时间和空间轴上的不同发展态势，具体呈现为不同坐标上的数据变化。

第二，凸显个体与群像描摹，即注重个人、群体、机构组织等在此次重大疫情中的行动、应对措施、影响和作用。

第三，凸显学科与跨学科的危机与挑战，即不但关注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同时也关注政治、经济、教育等学科领域所遭遇的冲击、危机与挑战。而这一点也恰好呼应了上文提及的布鲁金斯新冠议题的版块设置。

第四，凸显大国角色认知，即强调大国担当及带头表率作用。

在前200个名词类高频词中，出现的地域专名有美国、中国、非洲、华盛顿、印度。为全面呈现布鲁金斯新冠报告中的世界地理图景，我们将布鲁金斯新冠语料库全文本数据导入AntConc，根据词频由高到低，提取出地理空间名词和涉及地缘政治概念的词组共计200个。其中词频最高是美国（U.S./5255），其次是中国（China/4231），其三是非洲（3223），其四仍是美国（United States/2986），其后分别是华盛顿（1719）、印度（1638）、欧洲（1249）、纽约（1005）、亚洲（745）、德国（721）等。

从中可见，美国自身的问题始终是布鲁金斯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外，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欧洲国家如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法国、英国，大洋洲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国家也是其关注的重点。这一关注，并非都是消极的，而更多地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与治理方式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洲名的词频排序依次为非洲（3223）、美洲（1606）、欧洲（1249）、亚洲（745）。这并非意味着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最为关注非洲，而更多地意味着，非洲多数情况是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个“国家”出现在布鲁金斯的报告中。

另外，出现的重要国际组织形式词频排序依次为欧盟（607）、北约（345）、世界卫生组织（327）、联合国（285）、G20（208）、东盟（176）、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137）、海合会（128）、联合国儿童基金会（8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9）、G7（71）、WTO（68）。这是否意味着，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对于全球疫情来说欧盟的意义大于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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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布鲁金斯新冠话语

的“认知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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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一个研究性语篇价值的是其基本论断。在布鲁金斯报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系列关键词：“全球危机”“中美合作”“信息流行病”“社交媒体距离”“指责游戏”“零和竞争”等，这些关键词不仅组织起了一系列摘要和论断，更由此支撑起布鲁金斯新冠研究报告的认知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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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危机”呼唤重新认识“中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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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前挽救全球生命，还是未来应对更多全球危机，都离不开中美合作，这可以说是布鲁金斯疫情报告中涉华语篇的重要认知。

新冠疫情暴发于全球地缘政治环境黑暗的背景之下。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浪潮兴起，尤其是持续的中美贸易战加剧了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态势，这些都使得国际合作变得有限而且困难。2020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和亚洲集团（The Asian Group）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即指出“当前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状况加剧了而不是稳定了这场危机”。因此，越来越多的专家预测COVID-19将减缓全球化的力量，认为“这场大流行将是一系列削弱全球一体化势头的事件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中包括中美贸易战、英国脱欧和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当然，也有专家比较乐观，认为“虽然日益增长的COVID-19大流行可能会加剧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并导致全球化加速衰退，但疫情的暴发也可能激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一波国际合作浪潮”。

面对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尽早研制并生产出安全、有效且数量充分的疫苗无疑是抗击病毒、击退疫情进而实现全球复苏的最有效途径。美国国会曾通过了一项86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法案，以促进疫苗和治疗研究以及紧急远程医疗和备灾。然而，布鲁金斯专家表示美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所表现出的民粹主义局限性令人不安。比如2020年3月的一则关于特朗普试图收购德国CureVac公司以垄断疫苗的报道便很具“破坏性”（该计划后遭到德国政府的阻挠）。“5月4日，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参加一场线上疫苗峰会，承诺拿出数十亿美元研发抗击COVID-19的药物时，美国甚至没有参加会议。”对此，包括布鲁金斯学会总裁约翰·艾伦（John R.Allen）在内的布鲁金斯专家一再呼吁，“抵制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全球抗疫“需要政府、行业、学界、基金会、多边机构和全球卫生合作伙伴采取紧急集体行动，不能拖延半分”，“强有力的全球集体行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和结束大流行至关重要”。

据考察，布鲁金斯报告中主张中美两国以“正和竞争”代替“零和博弈”的呼声极高。早在2020年2月，约翰·艾伦就批评美对华援助不到位、不及时，强调“重点必须放在拯救生命和阻止这种致命病毒的传播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走出中美贸易战笼罩的持续对抗性情绪，共同努力，联合抗疫。3月，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在《美国和中国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在危机中进行协调》中也指出“美国领导人不需要喜欢或赞同他们的中国同行，但他们确实需要与中国发展一种关系，使两国能够在关键时刻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符合共同的全球利益”。

2021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Cheng Li）和助理主任麦瑞安（Ryan McElveen）更明确提出“美国和中国现在应该合作阻止大流行”的10个命题及其理由，㉗亦即：1.“恢复公共卫生合作传统”：一则因为“美国和中国政府有着长期的合作历史，共同应对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全球卫生危机”；二则因为“大流行的严重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我们回到合作的历史先例”。2.“与医学界保持紧密联系”：因为“尽管政治障碍破坏了政府间的合作”，但“太平洋两岸的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在整个COVID-19危机期间保持了广泛而活跃的交流与合作。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的合作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主要期刊上发表100多篇文章”，合作的数量“超过了过去五年的总和”。3.“提高透明度和数据共享”：这不仅因为“在武汉疫情暴发后的几周内，中国科学家成功地确定了病原体，破译了基因序列，并与国际同行分享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数据”，也因为“透明度和数据共享对于对抗新出现的变异和确定候选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然至关重要”。4.“建立全球变异病毒监测网络”：即美国和中国应该协调建立一个尖端的全球变异病毒监测网络，“可以改进对新的变异病毒的追踪、筛查和预警”。5.“在疫苗研发方面开展互利竞争”：即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努力推广有效的疫苗平台，防止不良反应。6.“提高世界疫苗生产能力”：因为“疫苗生产能力不足”“群体免疫难以建立”等因素“要求这两个主要疫苗生产国更好地协调”。7.“加强疫苗国际分配的公平性”：因为“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和物流能力，已经向发展中国家运送了大量疫苗”，美国则“拥有广泛的全球卫生计划网络”，“中美两国优势互补，能力互补”，可以加大对“国际社会努力协调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支持”。8.“合作开发药物”：因为“虽然疫苗的开发已经成为全球抗击COVID-19的中心，但治疗药物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美国和中国政府都应该鼓励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分享经验”。9.“协调跨境旅行和新的国际协议”：因为全球抗疫和全球发展一方面需要“对行动的限制”，另一方面也需要“迅速越境通关”，所以，“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旅行者最多的国家”“必须为数字疫苗证书、卫生指标、检疫标准和安全机制的全球发展作出贡献，使接种疫苗的人群能够恢复国际旅行和贸易”。10.“建立对未来的信心和能力”：因为“COVID-19不会是最后一次大流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危机”，“华盛顿和北京今天的共同努力将向两国和世界各地人民发出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合作拯救生命的重要性”，并“借此机会建立信心和能力，应对其他挑战”。

概言之，在布鲁金斯专家群主流看来，当前的抗疫显示中美合作不仅是当下挽救全球生命的前提，更是未来应对更多全球危机的必需；而抗疫中的成功合作也可能激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一波国际合作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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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流行病”呼唤保持“社交媒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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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显示“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伴随着全球COVID-19的大流行，与之并行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却不时地制造社群的分裂、民族的冲突，威胁国际合作的有效实施。对此，布鲁金斯专家认为，相比之下，“信息流行病”对“国家的打击比（病毒）大流行本身要严重得多”，有时更“可能是致命的”。

“无数虚假谣言、有目的的错误信息以及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在网上传播”，与可信赖的、有益或有用的信息之间构成激烈的冲突和竞争关系。而身处COVID-19危机中的人们因受制于对疾病本身的了解程度以及危机不断发展的不确定性，而变得焦虑且脆弱，此时更“极易受到故意和非故意错误信息的影响”，由此反过来又强化了原先的消极心态。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错误的信息会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会推动大流行，而正确的行为可以减缓其传播。”面对信息流行病带来的严峻挑战，在本次疫情中，社交媒体信息的作用重新获得审视。

早有学者建议社交媒体公司或科技平台“需要为用户提供一个空间来显示和审核准确的信息，这要求允许共享和讨论不正确的信息。然而，他们需要防止故意传播已知的虚假信息”。同样，也有学者呼吁“现在是数字领导者拉平信息流行病曲线的时候了”。

一方面，有时“与官方政府应对组织的信息相冲突的信息（可能被标记为“错误信息”）有助于我们更接近真相”；不过更多时候，社交媒体上大量不确定甚至故意伪造的信息却制造了社会的恐慌、社群的对抗和对于防疫的误解。为此，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Facebook/WhatsApp)、桑达尔·皮查伊（SundarPichai，Google/YouTube）、杰克·多西（Jack Dorsey，Twitter）和张一鸣（TikTok）等数字领域负责人提出：“是时候加强并通过执行更严格的标准来帮助我们所有人践行‘社交媒体疏离’。”即保持对于社交媒体适度的警惕和距离。他们因此还提出“维护一个关于 COVID-19的事实核查和严格标准的系统，并淘汰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消息、主题标签和发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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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责游戏”是一场“零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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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全球抗疫的“信息流行病”中，最具危害的是病毒溯源与疫情责任分配上的“指责游戏”。

尽管早在疫情暴发初期，即有专家呼吁和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但当前国际合作的前景仍不太明朗。最典型的表征即是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陷入了一场由美国发起的就病毒溯源和全球传播责任分配的“叙事战”中。

2020年3月，特朗普首次使用“中国病毒”，蓬佩奥在G7外长会上提“武汉病毒”以污名化中国。这种命名和指称方式背后的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对此，布鲁金斯专家何瑞恩指出“国会议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断言，COVID-19源自中国武汉的一个生物武器实验室泄露”，“美国的中国鹰派抓住了冠状病毒传播的机会，玷污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面对中国因早期抗疫问题而遭致的污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访问学者贺诗礼（Jamie P.Horsley）认为即使中国“提高初始透明也并不一定能阻止这种疾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她的分析是：其一，在最初的几周内，确诊患者相对较少，并且还不了解高达80％的COVID-19病例属于无症状、症状前或症状轻度的情况，因此在1月下旬暴发疫情之前，官员们似乎不太可能限制没有可疑症状的人出行或者封锁武汉。其二，回顾性研究表明，在武汉医生首次发现病毒之前，该病毒已在国外悄悄传播，包括在11月16日的法国和12月18日的意大利。重新测试法国呼吸道患者样本的医生推测，“该病毒在11月中旬出现第一例病例后零星散布”，在年末假日活动中加速传播，并且在2月下旬宗教聚会后迅速蔓延。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传播模式，即先是缓慢传播，检测范围有限，随后加速和爆炸（explosion）。其三，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于1月20日证实了人传人，1月23日封锁了武汉，以及1月24日《柳叶刀》杂志的一篇论文警告称“新型冠状病毒暴发引起全球健康问题”的情况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未采取像中国成功部署的积极检测、接触者追踪、社会疏远等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要言之，贺诗礼认为“美国遭受世界上最严重的 COVID-19 疫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领导人的政策和不作为造成的。责备中国而不责备自己是不诚实的”。

其实，这不仅是布鲁金斯专家的共识，也是美国其他有影响力的智库的普遍认知。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曾于Washington Journal（美国电视政治采访节目）中指出：如果早期疫情信息“完全透明和开放”，“那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肯定会采取完全正确的应对政策吗？”事实恰恰相反。这“不是为了给中国辩解，而是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

总而言之，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美国精英层、政策研究界在看待中美两国关于病毒溯源与疫情责任分配的“叙事战”上基本秉持着较为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他们普遍反对美国某些政客发起的“指责游戏”，甚至用“政治失忆症”等词汇来加以形容。他们一面担忧，“指责游戏已经并且仍然是对控制这一可怕疾病所需的必要且困难工作的严重干扰”，一面积极呼吁中美两国重新学习在危机中协作，“在持续的冠状病毒指责游戏和中美贸易战中，从美国豆农到中国直播花店的普通人都在与同一种疾病作斗争，为同一个繁荣的未来而战，这两者都不是零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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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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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意味着“转变”。COVID-19大流行不仅对公共卫生和经济领域产生严重的影响，而且也对全球政治对话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可能成为巨大的健康危机，而且可能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危机。”不过，与此同时，任何“危机”，既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某种“机缘”。

根据对布鲁金斯学会新冠疫情相关报告中涉华语篇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COVID-19证明了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全球一体化经济中的孤岛的想法是错误的。全球合作，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所有主要国家都需要积极参与。”

第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固然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但“信息流行病”对于全球发展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

第三，“对抗”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更不符合全球的利益，也并非美国精英阶层的共识。我们需要和全球思想界一起，不但认真思考“世界应如何组织自身以抗击流行病的威胁”，更要思考“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这种认识对国际合作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第四，西方舆论场是各种意见纷争的场域，其中既有理性的声音，也有各种噪音乃至极端性话语。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定力和警惕，全面把握全球思想市场的走向，避免陷入某些别有用心的“议程设置”。在发现新的挑衅声音的时候，还必须同时注意到更多的理性声音，并不是所有的挑衅都值得我们回应，要善于以理性话语彰显我们国家“大国话语品格”。当必须回击某些污名时，我们还需要注意更多地借用西方思想者群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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