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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普遍凋敝,让广州的春天分外动人

边城蝴蝶梦 码头青年 2022-05-11



小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码头青年解封了,上海没有解封,还有一些城市陆续进入静态管理。
 
真是一个寂静的春天。
 
这个春天,发生了很多事。黄淮海平原的腹地,东欧大平原,长江入海口,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每一桩事,都像冰山崩裂,轰然作响,却又寂静无声。
 
4月29日,湖南长沙,一处居民自建房倒塌,五六十人被困或失联。一个星期过去了,只救出来十个人。
 
那些可能永远失联的人,很多都是刚入校没多久的大学生。一个人没了,一个家庭就没了,背后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不知道听说了什么,或者是难过着急过度,一个家长在众人面前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那种绝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不知是假期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长沙塌楼事件,似乎在网络上没有引起大的反响,静悄悄的。起码在我的朋友圈里,没见到几篇像样的文章。
 
不值得报道吗?显然不是。
 
这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媒体日渐凋敝,尤其是能做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媒体。长沙塌楼事件,如果深挖下去,涉及到的,一定不仅仅是检测公司。悲哀就在这里,一旦触及到某些人的痛脚,报道就很难深入进行下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标题——《长沙塌楼事故被埋131小时获救女子:一直有个信念 你们会救我》。这个报道本身没有问题,被埋那么久获救,确实是新闻。但是如果绝大部分报道都是这个角度,就有问题了。
 
上海的本轮疫情中,如果有很多媒体参与监督报道,如果本地媒体能拿出辟谣外滩长草的精神和劲头,断不会有这么多魑魅魍魉,上海人的抱怨一定会少很多。
 
可惜没有如果。
 
这些年,不但高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本地舆论监督报道在消失,很多优秀的自媒体也日渐凋零。
 
我关注的一些公众号,前几年写的文章还有棱有角,现在如果还活着,风格都已经变得非常温和。我深知其中原因。码头青年这次被关了半个月小黑屋,就是一次警示。下次如果再次触碰红线,处罚时间会越来越久,直至永封。如果我还想有个渠道说话,我就必须遵守规则,必须更加谨言慎行,也必须提升自己的水平。
 
这种自我审查的强化,让优秀的自媒体作品更难出现。
 
当然有不忿,但更多是无奈。聪明的自媒体人,早就洞悉了规则,并主动进行了“进化”。

连岳在今天的文章里,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看上去言辞恳切。我不知道他真爱国还是假爱国,但他一定真爱钱。只有爱国,才有钱赚。我也认同这一点。不过,爱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百般表扬成就,一种是经常指出问题。前一种,非常安全,符合商业逻辑,是最理性的选择,所以聪明的成功的投资者连岳选择了这一种。后一种,危险重重,不知道哪天就身死号灭,是最不理性的选择。但是,必须要有人指出问题,这是媒体人的责任,也是有担当的中国人的责任。
 
比我早几年进南方大院的连岳,现在很不屑当时的那些记者和评论员,“多数二三十岁,每周固定指点中国该怎么办,还大受欢迎”。媒体人固然需要经验和方法,但我以为,不管哪个行业,最稀缺的永远是激情和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直面问题,就无助社会进步。
 
朱镕基当年访美,曾经在白宫草坪上,有过一个精彩的讲话。他说,只有能说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只有真友才是挚友。国家之间如此,国民对国家也应如此。指出问题,是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国家由此变得更好。
 

经过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应该有底气有自信坦然接受批评。
 
真正的媒体人,应该做国家的挚友,多指出问题。按照这个标准,那些每一篇每一句都在夸自己贬别人的,都不能算真正的媒体人,只能算是流量商人。这样的商人,做的是最有害的生意,因为他们毒化的是人的心灵和思想。
 
媒体凋敝如斯,原因不一而足。没有正常媒体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
 

媒体如同泰坦尼克号上的瞭望员,负责四处观望,如果有险情要及时向船长报告。如果你是冰海航船上的乘客,第一,你希不希望有瞭望员?第二,你希望瞭望员实事求是还是报喜不报忧?

 
答案不言而喻。
 
缺少正常媒体的价值引领,缺少正常媒体的有效监督,加速了一些成果的流失以及思想的混乱。
 
媒体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然后交由社会讨论,并达成共识。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一切都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对新生事物的价值判断,非常不容易。错误的观点和思潮,就如冰海里的冰山,如果不能被及时发现和上报,就可能重创社会这条大船。而媒体的功能,决定他们会比大多数人都更为敏锐和超前,媒体提前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只要能引发广泛讨论,就能教育和统一各阶层思想,进而产生强大合力,让大船避开冰山,沿着正确的航线行进。
 
但是,现在连提出问题,很多时候都不被允许。一些地方一些人,更热衷于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长此以往,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社会肌体由弹性变得僵硬,管治难度更大。
 
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不能公开和充分讨论,社会就难以达成共识,有些群体的利益就会被忽视甚至剥夺。

这两年,从企业家群体,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到普通民众,在一件件事情的冲击下,都有很大的挫败感。很多以前觉得牢不可破的东西,似乎正在不受控制地变形流失。哪怕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都充满了无数变数。
 
如果这些群体可以通过媒体发声,引起社会关注,进而纠偏改正,他们一定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传媒非常特殊,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反映着整个社会的生态,是官方与社会面联结互动的纽带。简单说,媒体的发达与否,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和文明程度。地方官民群体愈开明、包容、自信,当地的媒体就会愈发达。媒体愈发达,又会反过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明发育。
 
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媒体生态越正常的地方,社会面就能够更充分更快速地交换信息,从而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
 
作为一个长期在广州生活的媒体人,我对广州应对疫情的处置手法,比较了解,也颇为欣赏。今年三月以前,因为上海防疫做得不错,广州的做法一度没有那么显眼。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表现。
 
这两年多,我生活在广州,基本没有感受到外地很多城市的那种苦恼,除了有时要做核酸,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影响不大。官方做事,雷厉风行又不乏人性;民众配合意识好,积极自愿,很少抵触。对比其他一些城市,我真心觉得生活在广州很幸运。
 
究其原因,不能否认长期发达的媒体对广州城市性格和品质的塑造。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和广州是中国媒体最发达的城市。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和广州也是这两年防疫做得最好的两大城市。这不是巧合。当然,北京作为首都,有独特而巨大的资源加持,这一点又是广州所不能比拟的。真正值得表扬和参照的,只有广州。
 
在广州,无论官民,都尊重规则、敬业爱业、开放包容、崇尚自由,这些特点的形成,都离不开媒体的长期熏陶。广州人,普遍较少戾气,沟通成本低,官民容易取得共识,这些也多是媒体之功。
 
可惜,像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是少了。

当然,广州媒体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更多是大环境所致。我相信一旦环境有所变化,广州媒体一定能最先闻到东风的味道,因为这块土地,因为这些人民。
 
我坚信,疫情结束后,像广州这种开明包容人性化的城市,会吸引更多人的青睐,更多人会选择用脚投票来到广州工作和生活,包括一些在上海打拼的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森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环境恶化让蜜蜂、蝴蝶和小鸟越来越少,春天变得死寂。

 

在某种意义上,媒体的作用和蜜蜂、蝴蝶和小鸟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媒体的联结,没有媒体的鸣叫,社会这个大森林,春天一定会越来越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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