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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走了,圆桌已散,该向何处去

边城蝴蝶梦 码头青年 2024-02-18
在裁判文书网被关闭等背景下,江平的辞世,更像是一声巨大的叹息和句号。
江平何人?
江平出生于1930年,1948年入读燕京大学新闻系。成为记者,是他当时的理想。
上大学一年后,政权更迭。又两年,他被选派赴苏留学,专业是法律。
在苏联期间,他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在学校学生会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事。课余时间,他参加足球队,中外学生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江平这张年轻时的照片,真是气宇轩昂,英姿勃发,一看便是人中龙凤。
苏联的大学要读五年,加上还要先学一年俄语,一共六年,这批留学生本应该是1957年毕业。可江平好强,在苏联只学了半年语言就达到上学要求了。头半年的四门课,后来也陆续都补上了。就这样,1956年,江平比所有的同学都提前一年毕业,提前一年回国。就这样紧赶慢赶,他赶上了评右派。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我1951年出国,对国内的政治气候很陌生。开始嘛,鼓励给党整风,提意见,可是我发现大家都不太说话。这时有人就鼓励我说,你们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年轻专家,应该带头啊。”
于是,江平带头写了份大字报,题目叫《二十个教师的意见》,针对学院当时的问题提了五点意见,贴在校园里。“开始大家都说意见提得好啊”,但没几天,整风变成了反右。因为这份大字报,江平在政法学院“抢到”了头一批右派帽子。他也被从“人民的阵营”踢到“敌人的阵营”,也不准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因为戴了一顶“右派”帽子,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与他离了婚。后来,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时,因为太累了,连火车过来的声音都没有听到,江平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最后虽然侥幸捡回来一条命,但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一个热爱足球的人,却失去了一条腿,这是何等的锥心之痛。
三十岁左右时,江平写下一首名为《自勉》的诗,从中可窥他的心境。
“残肢逆遇何足悲,伤情失意安得摧。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
经历这些事之后,江平依然乐观,觉得还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乐观,帮助他活了下来。毕竟,离婚,残疾,右派,无论哪一项,都不是容易过的坎。

“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他被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直到六年后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婚,妻子也是右派家庭出身。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1957年到1979年,是江平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江平最感舒心的一段时间。
他终于可以愉快教学了。江平授课一般不专门准备讲稿、照本宣科,而是手里拿着几张卡片自由发挥,收放自如,非常潇洒。有学生回忆说:“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国语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著名学者贺卫方是江平的弟子,他回忆,“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后来,他又走上管理岗位。先是当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1988年又转正为校长。虽然校长只当了不到两年,但却被很多法大学生视为“永远的校长”,校长的称呼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这一点,颇像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刘道玉的故事见这篇:雷军为何捐13亿给武大?因为一个山高水长的名字
那时的江平校长,在很多学生眼中,是“骑自行车的校长”,“在简易棚办公的校长”。一些学生说,看到江校长在简易棚里办公,他们心理就平衡了。江平担任校长期间,法大充满民主自由气氛。法大毕业生都爱回忆那时校园朝气蓬勃的氛围,说校园民主自由的气息弥补了艰苦办学条件,江校长功不可没。
签有江平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只有85级这一届。当年的法大毕业典礼,是一个经典场面。当时,江平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底下的学生跟着一起唱,很多学生边唱边哭。有一些先去食堂吃饭的学生,听到歌声后立刻端着饭盆跑了回来,加入了合唱的队伍。典礼结束后,心潮澎湃的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
这次毕业典礼之后不久,江平被免去校长。关于此事,他曾有以下回忆——
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
不管什么时候,江平始终坚定地和学生站在一起。学生出事,他会不顾压力,四处营救。有学生回忆,某一年出狱,曾经去江平家拜访。当时江平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但仍不避嫌,热情接待。
罗翔曾回忆,只要学生有召唤,江平都会欣然前往。学生给老校长安排的接送车辆都是最普通不过的“黑车”,有时罗翔自己都觉得坐着不舒服。江平对学生的这份热爱,深深感动了当时仍属青椒的罗翔,让他知道了何谓工作的意义与教师的使命。
做回普通教授的江平,带了不少博士生。在他的这些博士中,基本上没有官员,也没有混文凭的,大家都是奔着搞研究来学习的,毕业后也大多事业有成。这一点让他非常欣慰。
很多学生是慕江平之名而来,非他当导师不可的“学术粉丝”。陈波曾经是贵阳的一名警察,有一次无意中读到《江平文选》,深受激励,辞去公职,连续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最后一次,连江平都说,如果没考上就别考了,可以收作门外博士弟子,有问题随时可以上门问。但在第六次,陈波成功“上岸”。有一次,在江平生日寿宴上,陈波和其他学生一起大喊:“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言毕,大家泪流满面。
因为学识渊博、人品高洁,江平在很多法大学生心中份量很重。份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没有江平出席某次学术研讨会和毕业典礼,那么这次会议就不能算成功。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
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曾评价江平对这座学校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为我们打造的,他永远是我们法大的一面旗帜。”

江平一生致力于打造法治中国。和法治相对的,是人治。这方面,他做了很多。
八十年代中,他与中国人民大学佟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一起起草了《民法通则》草案的第一稿。四个教授,也被后来法学界尊称为“民法四先生”。通则中的156条,现在看来虽然简单,但把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都做了规定。因此,《民法通则》被誉为中国版的“人权宣言”。这部法律确立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至今依然是规范民商活动的统领性要求。
2003年春,十六大刚刚闭幕。江平被邀请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高层专家会议,再次讨论修宪问题。
据光明日报报道,会上,江平表达了这样几点意见。其中一条非常大胆:宪法不要常修改。应该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时,才能考虑宪法修订。如果不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那么至少要更强调公民权益的保护,这样才更有意义。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一些被修改的条款,隐隐可见江平所坚持的理念。
比如,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再比如,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江平曾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叫《私权的呐喊》。为私法奋斗、为私权呐喊,贯穿了江平的一生。 
关于身份证上是写“居民”还是“公民”,江平也有过精彩论述。他说,“公民”是宪法的概念,身份证本来就应该是“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这个牵涉到一个复杂的背景。过去讲伟大的光荣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剥夺了公民权的,但判刑不能剥夺居民的身份,从这一点来说,身份证明还应该是从居民来说更合适。公民教育是另一个问题。中国的老百姓从臣民、到国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个逐渐法制化的过程。
2015年,江平还曾为呼格吉勒图撰写墓志铭:以生命警示手持司法权柄者。 

他曾说:“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基于此,他一直在为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呐喊,并致力于普及法律知识。
他说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虽然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会兼职,但他没正经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写过正经像样的专著。他认为自己是个法学教育者,是一个不想局限于自己舞台的大学教授。他想尽可能作法学的宣传。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识已经普及人心,而中国不同,从上到下,对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还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他要不断开讲座,做演讲。 
江平的演讲,中气十足,激情澎湃,每每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是学过新闻,他的演讲中,很少说枯燥的法学原理,而是融入大量社会热点事件,寓理于事,寥寥几句,一听就懂。其中,也不乏振聋发聩的金句。
在一次全国律师大会上关于中国律师的使命的演讲中,江平说:“作为律师,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
对于一些法律人,江平有不满。他说,有些学生“在学校慷慨激昂反对腐败,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可是当了法官之后比老法官还黑。学校的时候赤子之心是满腔热忱,但是一到了某些职业,他的赤子之心就麻木了,我觉得现在有些学法律的人很大一个危险就是缺少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可能是支撑江平度过那么多劫难的最大力量来源。在自传中,他说:“支撑我的信念就是最简单的那个东西,我始终认为,中国走向法治,走向民主,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潮流。”
正因为有如此坚定信念,所以他总是不平则鸣,始终呐喊。在他的身上,完美融合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和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也许,这些特质只能在他这样的老辈人身上还能看到。
虽然,江平的大半生都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障人士,但是他的大勇,却是很多正常人所难具备的。因为他有信念,不苟且,所以才能把内心的良知,化为为天下鼓与呼的行为。
知识人应作何人生选择,江平树立了一个标杆。
江平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只向真理低头”。关于真理,江平曾说:“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
除了真理,江平一生中最重视自由。
当年,一个18岁的青年,初入燕京大学校园,他见到一行大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是燕京大学的校训。
从18岁,到93岁,江平这一生,无愧这句校训。
老校长走了,一个时代似乎也在收尾。《亚瑟王》中有句台词:主公,圆桌已散,我该向何处去?
向何处去?
茫茫冬夜中,江平亲书的那块“法治天下”的石碑屹立,下有鲜花,不畏严寒。那上面的字,是他的“中国梦”,也是无数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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