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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文化大革新何以成功?

2016-05-15 罗天昊 罗天昊国与城

             土耳其文化大革新何以成功?

 

 

罗天昊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 著有《大国诸城》

罗天昊国与城   公众号IDLuotiuanhao99

 

原文发于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2年2月,为中国改革三大系列之一

土耳其文化大革新何以成功: 

 

 

雄踞欧亚,东张西望。作为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土耳其具有强大的多元性,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包容性的国家之一。

 

土耳其从初期极端的“脱亚入欧”,到现在兼备中西方文化的浪漫与深邃,其中文化革新,持续近百年。

 

历史上,很多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在独立之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结果,一些富有远见的先觉者悲哀地发现,传统的力量,总是在一定的时候强烈反弹。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革新之后,不到百年,社会即轮回到原始的地方,出现了“文化返祖”和传统复辟,过去时代的幽灵总是可以借尸还魂,迟迟无法完成现代化,融入世界潮流。

 

何以土耳其的文化革命,奏大功于西亚?

 

失去更新能力的传统必须抛弃

 

传统文化,到底是暂时的失效,未来的希望,还是彻底的腐臭,未来的包袱?对于所有曾经光荣的大帝国后裔,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话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嫁接自阿拉伯世界。土耳其在极盛时期,不仅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亦展现了高度的文明,其建筑、医学、造船、兵制等,一度远远领先于欧洲,称雄于世界。

 

历史学家汤因比将文化分为四个时期:青春期、生长期、成熟期和衰败期。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倘若凝固封闭,丧失了调节改革功能,则必被时代所抛弃。

 

“伊智提哈德”制度曾经保证了伊斯兰文化强大的创新能力。而在13世纪后,伊斯兰教法进入“塔格利德”(因袭传统,无条件无从权威)时期,伊斯兰文化开始停滞,逐步走向自我封闭。

 

当时的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均取得了领先于欧洲的优势,这使整个伊斯兰世界变得傲慢自大。1756年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土耳其竟称他们是“一只猪与另一只猪”的联合。

 

自我封闭的后果逐渐显现。当时许多穆斯林学者对现代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的学说。从作为文化领袖的“穆夫提”到农民都相信,地球是被一根大铁链固定悬挂着。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描述:“如果有人在1718世纪进入穆斯林国家,他一定可以看到500年前的惯例和制度。”17世纪土耳其著名学者舍勒比在临死前也警告其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象牛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同时,当欧洲列强开辟新航路,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抢占各大洲的战略要津时,奥斯曼帝国仍然无动于衷。于是,进取的欧洲逐步超过自满的奥斯曼帝国。1571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盟军在勒班陀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充满象征意义。

 

封闭和傲慢,很快使奥斯曼土耳其滑向亡国边缘,先后败于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以及后来的死敌俄罗斯手下,成为“西亚病夫”。

 

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国内,逐步滋生了改革派。18世纪初期艾哈迈德三世的“郁金香改革”,19世纪初期塞利姆三世的新军改革,都以欧为师,但是他们都被废,改革也被绞杀。继起的马哈茂德二世改革,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推动的君主立宪,统统失败。

 

土耳其的种种改良运动,虽然推动了传统社会的改造,但是学习只停留在“技”的层面,无法完成制度的更新,更无法完成文化的更新。

 

改革无效,唯有革命。经过二百多年的挣扎与反思,土耳其终于选择了凯末尔式革命。并且在政治上确立现代制度之后,通过强力来根除国家落后的最深根源,进行文化革新,脱亚入欧。

 

中国与土耳其,曾经走了一条类似的路。

 

自“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开始萎缩,至明清时代,君权登峰造极,文化封闭性日强,任何创新,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彻底失去了更新能力。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家一步一步试探,结果,全部都是死路。洋务运动,百日维新,预备立宪,统统无法解决中国的社会危机。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器物与技术的落后,更是文化的落后,所以李鸿章才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最后,中国经历了辛革命和1949年的二次共和革命,才彻底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

 

当代仍有人怀抱幻想,将当世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因为“传统的丧失”。一些人为清朝的预备立宪“招魂”,认为如果没有革命,中国会自行逐步进化到现代社会。事实正相反,中国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源于无法彻底扫除传统中的部分遗毒,中国未来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步一改革。

 

有人说说中国的现代化还需一百年。为什么还要这么久?文化革新相对政治革新,更为艰难,也更为反复。

 

王国维投湖已百年,一人殉葬,忠义可叹,全民陪绑,愚昧不堪。中国不要回头,而是更需开眼看世界,开眼看未来。

 

文化边缘的幸运

 

亚洲最东端的日本,亚洲最西端的土耳其,不约而同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巧合还是必然?

 

为什么他们文化的母本,中华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一百年来无法彻底完成现代化?

 

在文明变革的时代,固有文明的中心,往往无法产生新的文明,反是文明的边缘,往往成为变革的肇源地。由此,1500年以来,处于文明边缘的西方文明,能够取代东方文明,成为世界主流文明。

 

而土耳其之能以能够顺利实现脱亚入欧,乃在于土耳其在伊斯兰文化的边缘。

 

土耳其人的祖先,源于中国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人,曾经信仰佛教。在西迁过程中,才逐渐改信伊斯兰教。11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后来亡于蒙古,支系奥斯曼部后来崛起,建立起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因此,虽然土耳其在强盛之后。一度成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但是,土耳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伊斯兰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后来接受的文化。土耳其的文化历史,长于它被伊斯兰化的历史,而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则是曾经的东罗马帝国的中心,遗传了很多了风俗文化和国家治理制度。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也很大一部分在欧洲,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欧洲色彩。

 

同时,奥斯曼帝国民族众多,信仰亦众多。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同存。帝国在宗教上采取宽容政策,实行“米勒特”制。

 

由此,在发现传统文化成为现代化的阻力,使土耳其成为“常败之国”后(不仅败于俄罗斯、西欧列强,也败于曾是自身附庸国的巴尔干各基督教国家),土耳其开始强烈质疑传统,文化革新的动力巨大。

 

当凯末尔推行彻底的“脱亚入欧”国策时,土耳其人既有对欧洲强盛的羡慕,也有对于广大伊斯兰世界诸国落后的不齿。凯末尔的暴烈文化改革,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这种心态,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欧美和中国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

 

在亚洲的最东端,日本曾学习中国长达千年,但是,日本游离在广袤的大陆之外,是中华文化圈的外围。到19世纪美国叩关之后,日本迅速发现了传统文化不足以应对变局,于是迅速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竟然打败了中国老师。

 

虽然日本本土文化更接近中华文化,但是,中国和西方对于日本,都是外来者。因此,日本一面羡慕西方,一面看不起中国,毫不犹豫地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国策,神速崛起。而中国,却还在“儒家文化中心”自恋中不可自拔,直到“天朝上国”被蕞尔小国教训。

 

文化边缘的国家,遇到挑战时反弹相对较小,容易接受变革,相反,固有的文化中心,其遇到的反弹强大,曾经的辉煌,极容易造成幻想,认为只要坚持传统,总有“复兴”的一天。或者怀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心态。事实上,如果不能完成对于旧有文化的彻底改革与涅槃,新的文化就无法建立。一些威权国家的改革受挫,最后发现,根子出在体制上,而体制的根子,又在于文化遗毒没有被清扫。

 

也正因为此,作为传统文化中心的国家,文化革新的难度更大,在一些国家,纵使以革命领袖无与伦比的的威望,发动了远比土耳其更为惨烈的文化DGM运动,最后也功败垂成,领袖亦耗尽元气,郁郁而终。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今日的中东国家,以及亚洲传统的威权国家来说,扫荡传统的污秽,实现文化的涅槃,仍然任重道远,土耳其和日本的启示是,传统文化中心的后裔国度,需要更暴烈和持久的文化革新。由此来说,发生在一些国家的文化DGM,不是落幕,而只是序幕。

 

纯洁的革命,纯洁的领袖

 

种下龙种,收获跳虱。错不在种,而在土壤。

 

很多后发国家的革命,往往在革命的过程中,迫于现实偏离了原始的轨道,同时,革命手段也偏离了革命的道德与信仰体系,不复纯洁。

 

土耳其文化革新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乃是由于坚持了革命的使命,维护革命的道德高度。

 

尽管凯末尔实现了废除阿拉伯文字等暴烈文化革命,在革命阵营中,却没有遇到挑战。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土耳其特殊的革命模式有极大关系。

 

凯末尔本人在1919年与苏丹决裂,投身革命的时候,是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军官,在一战中立下巨大功勋,曾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救星”,享有崇高威望。在革命过程中,凯末尔的领导地位,从来没有遇到过挑战。由此,土耳其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都没有出现过残酷的政治大清洗,一切政治运作,都遵从现代政治的运行规则,凯末尔当选为议长和共和国总统,均是经过合法程序。革命中暴力运作的有序,为革命后社会建设的有序,做出了表率。

 

同时,土耳其的革命,从1919年至1923年,只经历了四年,没有经历过领袖更换与内斗,而且目标固定,纲领少变化,保持了相当的纯洁性。

 

相反,一些国家革命过程持续数十年,乃至反复数次,残酷的革命,使革命的目标,逐步在过程中扭曲,革命纲领多次修改,为了聚会革命力量,有时候不得不沿用传统的制度,或者沾染传统宫廷斗争的恶习。在长期的革命中,领袖多次轮换,甚至出现了领袖的竞争,导致残酷的政治清洗与内斗。

 

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使革命文化发生蜕变,变成了江湖文化,乃至帝王文化。只有既兼备革命性、同时集中了传统权谋的领袖,方才可以收获胜利果实。由此,革命尚未成功时就已埋下了复辟的种子。在很多亚洲国家,革命完成之后,革命领袖成了大权独揽、法力无边且无法无天的“护国主”,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甚至超过了革命之前的专制皇帝。

 

革命领袖很快回归传统,革命由此退化,老年的领袖,成为自己青年时代反对的权威。在文化领域表现为,革命之后的国家文化革新,不仅没有进步,反是将之前打开的通往世界文明的窗口,又重新关闭。出现了全民族文化的大倒退,造成现代化的中断。

 

土耳其在推行文化大革新的过程中,国家精英与宗教精英的立场差别巨大。前者与欧洲有深入接触,深知欧洲在政治和社会、文化领域的优越,力主学习西方,而后者则极力想维护旧的文化,而在共和国建立后,文化革新并没有渗透到绝大多数生活的农村和小镇,宗教势力的反弹,力量非常强大。而正是由于凯末尔党人的团结,土耳其的世俗势力,才可以维持不倒,乃至在凯末尔去世之后,世俗主义仍然成为各个当政者的共识,哪怕是亲宗教势力,亦不得不尊重,凯末尔去世之后,军方亦多次为凯末尔当年的变革保驾,极力维护文化革新的成果,脱亚入欧的国策,屹立近百年。

 

而在一些国家,由于革命领袖与自己战友的分裂,领袖故去之后,新起者改弦更张,并不认同,造成了文化革新的中断。

 



罗天昊国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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