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伦斯|我对中美关系的认知

欧伦斯是中国通，不仅仅是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不仅仅是北京话里的儿化音相当地道，而且他沾染上了北京人的很多习气，我用了“沾染”这个词，不是贬义，而是亲切。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黑龙江的亚布力，大约在十年前了。他受邀来参加中国企业家论坛，似乎是冯仑请的，因为是冯仑把他介绍给我的。那天我开玩笑问他，到了亚布力这样寒冷的地方，是不是会很不适应。他怎么回答的我记不住了，但是，我记住了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似乎总是带着笑意。

不过，说来惭愧，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美国，也不知道居然会和欧伦斯有这么多的接触。

欧伦斯是个经历丰富的人。

在他的丰富经历中，绝大多数和中国有关。他说过，“我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奠定了我对美中关系的认知。”那时候，他是一个学生，但是是一个看得很远的青年人。初进校门，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和他有45秒的谈话。那位教授告诉他，想要真正了解亚洲，应该学习中文。他听从了教授的建议，从而开启了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1976年至1979年期间，他在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先是在政治军事事务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后是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在此期间，他作为法律团队的成员，在推动了美中建交上出了力，虽然在他称作老板的卡特总统眼中，他还是“小土豆”，但是，小土豆也是可以充饥的，也是碳水化合物。

欧伦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国务院条法司，当时的他完全没想到，因为懂中文而被选入负责美中建交的“秘密小组”，从而参与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真的要感谢教授的45秒钟。

欧伦斯当时负责建交过程中法律条文方面的事宜，作为唯一懂中文的工作人员，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中国与其它国家建交的相关程序内容。在连续工作150天没有休息后，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

当年10月，欧伦斯有机会第一次到访中国。40多年后，他依然清楚记得那是1979年10月19日。那个年代，从纽约到北京需要在东京和上海转两次机，经历整整一天一夜。到北京后，欧伦斯住在位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第一天早上，他打开窗帘，被路上数以万计的自行车震惊。“一辆汽车都没有，全是自行车。”后来，他又若干次到中国，看到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有一件事情他印象深刻，最开始都是他出钱请中国朋友吃饭，慢慢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被请的客人。

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我的印象里，在北京，从来都是我请他吃饭。

再后来，由于他在中美关系这个领域中的辛勤耕耘，“小土豆”茁壮成长，他接任了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标志的中美交往，很多都是这个机构组织的。

欧伦斯在这个机构如鱼得水。因为他中文好，喜欢中国，同时，他还有一点江湖气，容易交朋友。实际上，他也有着许许多多的中国朋友，从高官到商人，从学者到学生。在中国，他游刃有余地在各界活跃着，而中国人到了纽约，他这里常常也是重要一站。

2014年四月间，我请几位著名学者和我同行访美，在纽约时，安排了一场在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主席欧伦斯和副主席白莉娟都到了演讲现场，欧伦斯拄着双拐，他告诉我，前两个月在中国摔坏了跟腱，所以，两个多月没有出差了，耽误了不少事情。就是这样，他还是主持了全过程，还不时给来自中国的教授提些“难题”。欧伦斯希望我讲几句话，因为全程大家都说英文，我的英文还给老师了，他还特批我说中文，并且派了海妮给我做翻译。顺便说一句，海妮和我的友谊，从那时起一直在延续着也在深化着。当时我说，看到欧伦斯拄着双拐，我心里很悲伤，但是，我相信，欧伦斯先生虽然腿脚慢了，脑子却会转得更快。

当天晚上，欧伦斯请我们一行在一个叫“鱼米之乡”的中餐馆吃饭，我想起来了，去年，他请客是在一个叫“原老四川”的餐馆，看起来，他喜欢川菜。纽约的中餐馆一般条件都不好，那天，他告诉我，吃饭有吃环境和吃味道两种，他是吃味道的，这里的菜好，环境差也就算了。

川菜很辣，我问欧伦斯，你能吃辣吗？他说，我第一个女朋友是湖南人。我调侃他：第二个呢？他说，是外国人。那么第三个第四个呢？欧伦斯说：都是外国人。他补充说，我说的外国人，就是美国人。

这就是欧伦斯的幽默。

在饭桌上，欧伦斯又和我说起了中美关系。

欧伦斯在共识堂

其实，就在骆家辉大使离开中国时，有传闻说美国政府有意向让欧伦斯到中国去当大使。今天我和他重提旧话，他不否认，开玩笑似地说，如果总统派我去中国当大使，那么，即便我什么事请也不做，中美关系也会进一大步。

这个我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会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而欧伦斯，已经是中美关系中一个有指标含义的人了。分手时，我非常认真地对他说，中美之间的民间交往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共同推动这样的交往。

欧伦斯说，到六月份，我的腿就好了，我会到北京去，我们仔细谈。

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睛满是笑意。

我们都兑现了承诺，我们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合作也越来越多。

为了中美关系的延续性，我们在大概七八年前，还专门组织了美国的中青年学者到北京，由副主席白莉娟和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兰普顿带队，到杉园共识堂和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做交流，我们的想法是，中美友好是一项长久的事业，要有后浪推前浪。

让我们遗憾的是，欧伦斯的腿是好了，但是，中美关系却像瘸了一条腿，走得很不顺畅。

实际上，在中美贸易战开战之前，他似乎就有预感。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在热火朝天，我们全家到纽约，我和太太到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新搬的办公室去看望欧伦斯和白莉娟，他很夸张地叫了一大桌外卖，都是中国菜。看见只有我们两人，就问，孩子们呢，我说，孩子在酒店房间里呆着，主要是我怕他们添乱。欧伦斯有点失望，说，叫他们过来，不行我们派人去接。后来，我让两个孩子自己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这才开始吃饭。席间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很为现在的中国担忧，我能够做点什么呢？

说这话的时候，他显得忧心忡忡。

后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中美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欧伦斯一方面加大了工作的力度，一方面他也不断地提醒问题的严重，但是也不断地打气，为中国朋友，其实也是为他自己。

在一次北京举行的论坛上，他这样说：

“我致力于中美关系已有41年之久，有人说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当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时，尤其是今日的关系，我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前方一定是困难重重，很显然，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可预测且充满困难的阶段。” 同时他也强调：“我们知道共同努力可以应对挑战。我知道上海的母亲和纽约的母亲的担心都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担心恐怖主义会夺走他们家人的生命；他们都担心经济危机会夺走他们孩子就业的机会；他们都担心气候变化，因为它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夺走我们的未来。最终，政府都是要反映人民的意愿。我深信，中美人民在看到未来的挑战和威胁时，会发现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另外一个论坛上，他也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都是一点一点累积的。他分析说：

但是，欧伦斯没有气馁，更没有“躺平”，他在继续努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一场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论坛上，他用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表达他的信念：

就在前不久，我们还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云上峰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美方的组织者，中方的组织者有清华大学和绿色金融基金等机构，我们美中新视角基金会是居中穿针引线者。

会议开得很成功，在屏幕上我又看到了欧伦斯，两个半天他全程参加，结束时，他说，这个会开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们希望开第二次。

现在，我们正在讨论九月举办的第二次会议的议程。

我知道，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一个办事极其认真的机构，他们和中国有几个二轨的论坛，每年都会举行，例如经济对话，人权对话等等，现在增加了一个气候对话，可以交往的面更加扩大了。在中美关系矛盾重重的今天，这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我们要在中国的网站寻找关于中美关系的信息，欧伦斯的名字总是不断地蹦出来。他是1950年生人，已经不算年轻了，但是，他似乎总是处在工作状态，不断地表达，不断地交流，有时候，还要不断地辩论。但是，他的努力很有成效，不说别的，很多中国人进入了他的圈子，而且，这个圈子还不断地在扩大。

很值得一提的是，他被美国接受，也被中国接受。有一次，他颇有点自得地对我说：我是很少几个被批准能够上中央电视台的外国人之一。

我看，这不能看作是荣誉，而是应当看作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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