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把票归到育良书记身上 | “好人”是如何堕落的？
前两天Milo在开会时说：
“这个，最近这个《人民的名义》的热点，啊，咱们要再不赶，人家剧就播完了啊。”
同时双指重重点了一下桌子，眼睛往我这里瞟。
我心虚地低下头，当时的场面大概是这样的：
“E+，这个你负责吧。”
“好的书记，没问题书记。”
于是，我用了三晚刷完剧，这篇文章诞生了。
刷剧的时候，经常看到各位干部之间试探性地问：他姓汪还是姓蒋？（是敌是友？）
而同样地，群众们也争相猜测人物的身份好坏：
丁义诊是明狼走的，不排除有狼队友给他递话的嫌疑；李达康发言很强势，看起来是一张焦点牌并且可以上抗推位， 如果他是狼的话不会打这么悍；高育良这张牌发言一直很划水，我觉得预言家可以验一下； 沙瑞金跳强神我不聊他；我想说的是祁同伟，警上不退水，左右摇摆、心口不一，感觉狼面很大！
“你呀，naive！”
其实我们也都明白，不存在绝对的“好人”或是“坏人”。但是还是会忍不住地想要知道：他最后到底有没有腐败掉啊？
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始能秉承着自己的良心，和对于权力的敬畏，保持廉正，但之后却一步步走向了腐败的不归路呢？
在贪污腐败的背后，有什么社会和心理因素可以解释？
我觉得以下几点原因，也许可以解释，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人从“好”变“坏”？
第一，他不是一个人在贪污。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认为：
一个人的个性和道德倾向，在成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之后，是可能会改变的。
也就是说，假设一个人在成为官员（或者升职为更高级别的领导）之前，倾向于认为团体的受贿行为是不道德的；
但是在加入了领导这个集体之后，个性就会发生改变，以适应集体的特征，转而认为腐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腐败一直除不尽，在原始腐败的人离开之后，这个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还会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
正是因为，贪腐并不是一项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为。它包含着从众（大家都贪污，我不能例外）、模仿（他这么做，可见这是可以被接受的），和服从（向更高的权力屈服）。
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语境下，每个人都公然声称对抗腐败行为，但私下的行为却在认同它。就算不参与腐败的人，也只能保持沉默。
京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她自己并不缺钱，但是如果她不受贿，其他利益链中的人也不能得到好处，她反倒成为了一个妨碍大家的人。
第二，他是一步一脚印走向腐败之路的。
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体走向腐败是一个滑坡过程（slippery slope），也是个体逐渐将腐败行为合理化的过程。
Moore认为，个体首先被置于一个道德模糊地带（morally ambiguous zone），在模糊的情境中，会逐渐觉得一些行为变得可以接受了。
蔡成功是服装厂的老板，求侯亮平办事，按说送自己发小儿一件西服，好像收下也没什么，这便制造了第一个模糊地带。
之后，他又送了侯亮平儿子一些玩具，如果侯亮平把这些合理化为出于老同学的情谊，那么之后的茅台酒也似乎变得不那么突兀，钱也成了理所当然了。
但是正义的侯局长把持住了自己！
只要第一个道德越轨的行为的发生后，道德模糊区域就向外扩大了，之后的每一小步都只比前一步在道德上低劣一点点，是在前有的基础上做出的合理的、连续的拓展。
从一件西服，到一瓶茅台，到几条烟，再到几万块，看似都只是多了那么一点，但最终可以到：
赵德汉处长也是犹豫了一个月才敢收下第一张银行卡的贿赂，但只要第一步迈出去了，就顺着滑坡而下，就再也无法收手了。
第三，他的良心不会痛吗？不会。
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概念，是一种将个体行为和内在价值观分离的机制。
正常人在犯罪或做不道德的事情时，会有负罪感和不安的情绪。而道德脱离使得一些人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不会感到强烈的困扰。这就让腐败行为得以延续下去。
例如，道德脱离常用的策略：
非人化（dehumanize）：不把受害者当人来看，而当做一种抽象的符号。
自我辩护（self justification）：给自己找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何会做出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
第四，他只是犯了一个“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
除了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因素，人性、或者说我们的大脑，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大脑通常会采用最节省认知资源、最偷懒的路径去思考决策。
这些弱点使得保持清醒一个是件需要付出努力的事情，而一般人往往会一不小心就掉进了非理性思维。
延迟满足：怎么就管不住我这手
延迟满足是指甘愿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眼前的利益的决策取向。
有些人可以遏制延迟满足的冲动，有些人则对于即时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更加渴求。
面对贿赂的诱惑，此时，几十万的现金就是即时奖励，相较于唾手可得的获益，遥远的、缥缈的理想和目标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评价偏见：我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人类另一个显著弱点就是，往往对于未来的结果估计不足（inability to judge outcomes）。并且，相比于未知和不可预测的后果，人们更加愿意做出后果是已知的决定。
腐败的好处是立即的，有形的，可预测的（钱就摆在眼前）。
而腐败行为的风险则不太明显，产生后果的时间较长，且难以预测（检察院的威胁、暴露的危险、刑事责任）。
因此，人们往往低估犯罪的风险，给自己的铤而走险赋予很多理由，也往往对自己的决策后悔不已，但下次再面临类似情景时，还是会重蹈覆辙。
有些人可以做到廉正，
但有些人不行。
除了环境给人的影响，也有一些个人因素可以预测腐败行为的发生。
临床心理学家Del Fabbro认为，具有以下人格特质的人，更容易发生腐败：
同理心缺失impaired empathy：个体不能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也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的福祉；
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把自己的需求作为最重要的优先级来考虑，忽视他人需求、无视他人的人格和价值；
操纵manipulate：欺骗、影响他人；
权利entitlement：个体认为他们就应该成功，自己的需求应当更多地得到满足，应当获得特权；
回避责任avoid taking responsibility：倾向于把错误归咎于他人，自己避免承担责任；
剧中，陆处长问高小琴：“你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就从来没想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员工么？” 而高小琴的回答是：
总体来说，这些人格特征可以勾勒出一个冷漠、自恋、善于权谋的形象——分明是暗黑人格。
研究也发现，暗黑人格与领导力是有相关的。很多商界、政界的领袖都展现出高程度的暗黑人格特质。
这些特质能够让他们具有较强的决断力，自信，善于管理，助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但是，对于商政界的人来说，这种人格是一份馈赠，也是一份诅咒。
它可能会让一个人走上成功之路，如果控制不好，也会让他走得不远。
英国的政治家阿克顿公爵曾说：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权力导致腐败，
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References：
Moore, C. (2008). Moral disengagement in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0(1), 129-139.
Moore, C. (2009).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corruption.Pamula. A. (201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rruption.
Pamula.A. (2015).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rruption.
Pillay.K. (2013). The psychology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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