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演进与未来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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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也存在分歧和研究盲点。本文梳理解析当前政党形象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概念、时代背景、传播效果等内容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呈现出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形象传播研究，少国际形象传播研究；多形象传播单要素分析，少形象传播系统性讨论；多形象传播的话语性信息研究，少形象传播的施政性信息研究等特征。其未来学术研究拓展路径在于：一是从概念、背景、历史等角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理论化水平，二是从党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等角度拓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三是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置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并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和评估体系，四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相关研究，从形象传播的目标入手来提升传播实效。

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崔远航，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赵甍源（通讯作者），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李蕙帆，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本科生。

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课题。

一

政党形象是政党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良好的政党形象不仅有利于政党的自身发展，而且有助于提高其外交地位。国外对政党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相对较多，但整体而言，现阶段学界对政党形象的概念尚缺乏统一界定，不少研究者（如Trilling，1976；Gorbaniuk，Kusak，Kogut & Kustos，2015；吴阳松，2017；邓杰，2017等）基本都将之视为民众对政党的主观评价。政党形象本质是以政党的一系列客观要素为基础的主观认知，政党形象以政党的客观行为为基础，但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相较而言，海外研究者更多强调政党政治符号是民众认知政党形象的核心内容，而国内研究者更多强调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行为、具体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宣传等。

国内学者对政党形象“传播”或“认同”的研究颇丰，但对其解释出现差异：“政党形象传播”相关研究（孙海燕，李金艳，2012；赵宇峰，周燕，2014；许正林，王卓轩，2018；张宁，2018等）中，更强调政党为主体、构建自我形象，即“自塑”；而“政党形象认同”相关研究（柴宝勇，2016；赵宬斐，宋坚刚，2017）中，更多讨论民众对政党的评价与情感倾向，即“他塑”。由此，一些研究者（刘文科，2016）将“政党形象传播”中政党形象的构建视作“自塑”与“他塑”共同作用的过程，但现有研究对“政党形象”与“政党形象传播”“政党形象认同”三个概念的主体界定仍有差异，尚未形成普遍适用于“传播”“认同”“建构”等拓展性内容的基础概念，导致研究者或将“政党形象传播”等同于“政党传播，或者认为政党传播活动的核心内容即为形象的信息传播。

针对此现状，未来对“政党形象”的界定一方面不应过度着力于区分政党“自塑”、民众、媒体等主体的“他塑”作用，而应关注于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政党形象”不应仅限定于政治符号等信息类内容，还应将政党行为视为其形象构成的主要内容。政党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政党行为”和“解释政党行为”两个层面，制造国内外对政党的广泛认同。

政党形象的重要性在学界、政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基于此共识，政党形象的传播或塑造的挑战及策略成为当前政党形象研究的主要话题。挑战方面，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政党形象传播的大环境，对传统政党形象的生成机制带来挑战，政党形象建构与解构的不均衡性明显，传播空间的杂序化为政党形象建构带来不确定性，而民众对政党形象建构的目标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期盼（吴阳松，2018）；在此环境下，较多研究者采用思辨、问卷、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其构建策略展开研究。

然而，即便政党形象传播之重要性已取得共识，但不可忽视的是，此研究并未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截止2021年10月底，以“政党&形象”为关键词搜索来自SCI、EI、CSSCI、CSCD、北大核心的学术期刊，仅得到222条文献，这些研究对政党形象概念、新时代挑战、构建路径等方面的研究多停留于描述阶段，尚欠缺对核心概念的提炼与整合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党形象传播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研究和具有系统性、实操性的构建路径研究。另外，由于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较少，研究者多为理论研究者，而一线实践工作者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有研究观照现实、建言献策的效度。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通过在Cite Space中对其主题内容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学界关于政党形象的研究集中在政党形象、政党文化、执政形象、政治传播、政治认同等方面，详见图1所示。现有研究多立足国内，笼统地研究政党形象之“传播”或构建，而未区分传播环境、主体地位、受众、媒介接触偏好等截然不同的国内外传播——政党形象国际传播并未成为现阶段政党形象研究的关注重点，这是未来政党形象传播研究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其概念、背景、效果及未来进路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话题。

二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属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分支。在现有以“中国共产党/中共”为关键词的10549篇学术论文（来源为SCI、EI、CSSCI、CSCD、北大核心期刊）中，选取被引量为前500的文献主题在Cite Space中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集中在中共本身、共产国际、党内法规以及党的领导人等方面（如图2），“中国共产党形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国际交往的重要资源，现阶段尚未成为“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方向。

相比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当前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成果较少，以“中国共产党&形象”为关键词在知网中进行搜索，共得到结果472条，通过Cite Space聚类分析其关键词和摘要，结果如图3所示，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与政党形象、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紧密相关，并对领导人及特定历史时期有所关注，但对其核心概念的研究则较少。

本文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全球传播/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宏观梳理。通过对现有243篇文献的研究主题进行研究，可知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对外传播/宣传、国际传播、政治话语、新时代、国际形象等方面，如下图4所示。

学界尚未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概念形成共识，其界定形式主要有两类：一是从形象传播过程的角度界定中国共产党形象，另一类则从具体的形象维度来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除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关注之外，党的领袖对党的形象也有较多论述，如邓小平认为党的形象是一个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综合性概念，主要包括改革开放的形象、团结稳定的形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始终走在时代和人民前列的先锋队形象。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即为中国共产党将其行为与解释行为面向国际受众展开的传播。综合当前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重要新闻信息、原中央外宣办与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领导讲话文件以及学者相关研究（孙敬鑫，2014；骆元军，2017），可从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目标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这一概念予以界定：

传播主体包括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中央与地方党委部门机构（包括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以及人民日报社和《求是》杂志社等党媒机构）、各级党组织等，也包括参与解释党的行为的他国政党、媒体、民众与其他机构。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共执政理念、中共党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中共党史、中共思想与理论、中共执政政策与成就、领导人与党员形象、反腐倡廉活动、与其他政党交流与合作、中共重要会议等。传播的主要渠道包括“自塑”“他塑”角度下借助国内外媒体、书刊发行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的大众传播，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的网络传播，借助政治交往、党际交往、学术论坛和国际会议等渠道进行的组织和人际传播等。传播目标在于塑造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传播受众既包括国境外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与团体、民众个体、外国企业等，也包括国内党外的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企业公司等。

中国共产党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执政资源，是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提高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然而，类似于“政党形象传播”的研究现状，学界和党内对中国共产党形象概念的研究重视仍显不足：一是相比其他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此概念的研究规模较小；二是明确区分中共形象“国内/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少，多着眼国内，兼论国际传播；三是相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内容大多趋于雷同。科学厘定“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基本内涵，有效把握影响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主要因素，深化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基本取向的认识，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其概念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

第一，厘清“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与“中国政府形象国际传播”的区别。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前，学界对此概念形成主体界限清晰、内涵明确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形象全球传播的研究外延有所扩大，有研究者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传播活动纳入讨论中，即传播主体由党扩展至政府，传播内容由党主导的传播活动扩展至外交部、国务院等，不少国内外研究者也将国家的对外宣传隶属于党的对外宣传，或者将国家对外宣传与党的对外宣传混为一体（孙豫宁，2013；寇立研，2016；Shambaugh，2007）。考虑到二者在本质、机构设置、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传播实践等方面的差异，学界仍需继续深化对二者概念外延的认知，并将此推广为共识。

第二，明确“全球传播”“对外传播”“国际传播”等概念的差异。国际形象的传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活动，在国际传播活动中，“对外传播”“全球传播”“国际传播”等概念均有应用，但此领域内相关研究概念之间边界不清晰。鉴于基于“全球化”的“全球传播”这一概念主要指代20世纪90年代后的传播活动特征，当前中国政府部门、党委机构在机构名称或文件中也都更倾向于使用“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但“对外传播”概念并非是国际学界通用概念，因此，本研究认为“国际传播”更具科学性。

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提出的重大论断，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时代背景。因此，既有必要关注当前“百年未有”的突变、剧变节点，也有必要着眼百年历程，研究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影响下学界研究的整体脉络。基于SCI、EI、CSSCI、CSCD、北大核心的学术期刊中被引量前500的文献分析，可知1993-2021年间关于中共研究的重点有明显改变，具体如图5所示。

以百年变局为考察对象，可发现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以百年变局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内涵、表现、机理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角色、应对策略、外交关系、国际关系等内容（张宇燕，2019；权衡，2019；赵磊，2019；高祖贵，2019；杜运泉，2019）；二是关注百年变局与特定事项如新冠疫情、能源安全、新自由主义等的互动关系（袁鹏，2020；保建云，2020）；三是将百年变局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相结合，从历史视角研究其思想、领导力、发展道路、形象等方面的实践与未来发展策略（潘维，2019；王存刚，2020；高正礼，2021；董春岭，2021；刘小燕，李静，2021a，2021b）。

本文主要关注第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百年变局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相关的研究。然而，现阶段研究百年变局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文献较少，有代表性的是曹培鑫、薛毅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宣传实践中的视觉传播历史脉络与问题框架的研究，作者发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通过创造性地征用不同视觉媒介进行宣传活动，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连续与断裂”“中国与世界”两大问题域，并以此为勾勒中国视觉宣传的纵横维度和展开当代研究的问题总纲。

整体而言，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研究规模有限，理论性、系统性、历史性研究仍较为欠缺，与世界局势的互动研究基本欠缺，形象传播与宣传实践的融合也有限。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中中共国际形象的传播、认同与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是未来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若跳脱“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这一研究话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相关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其政策、思想、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理论来源和实践动力。

本文认为，百年未有之变局，难以在百年之内找答案。当下，世界政治力量和格局正面临历史性变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时代背景，紧跟世界发展大势，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然而，虽然百年变局在思想、实践层面均已得到不断拓展，但多数研究仍将此作为研究背景，视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更遑论对百年变局与中共国际形象传播互动关系的研究。对百年来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则集中分布在抗战时期与近二三十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大段时间仍存在不少研究空白点。百年变局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崭新时代背景，将中共国际形象传播置于百年变局之下，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哲学等角度，采用实证、思辨方法来研究百年变局之概念、历史、形态、动因及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全球认同的互动关系，是未来有待挖掘的重要方向。

四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形象的国际传播，以期通过多样化的形象传播来发出党的声音、树立其良好的国际形象，并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知悉、认可、认同和支援。相比境内对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普遍认知和认同，因国际关系、中共形象传播成效及海外学者研究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境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和认同则较为片面，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在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来华外国记者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研究者和国际传播者，他们以其更扎实的研究、更高的可信度、更具优势的语言和社会影响力成为塑造中共国际形象的重要力量，对于增进境外对中共理念、政策、行为的认知，增加中共在外界的美誉度与支持度作用显著。这些学者、记者以他者视角观察、研究、传播中共形象，提高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形象的国际传播和认知认同程度，这一研究视角也被延续到观察新中国成立后外国记者在传递中共声音、帮助外界更好理解中共的作用上（张功臣，1997；王旸之，2013）。

然而，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明显分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因素影响，将其污名化为狂热、专制的政党形象，这也成为当地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潜在判断；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因共同的历史、发展诉求和友好合作对中国形象形成正面认知，成为当地学者研究中共形象的主要立场。需要说明的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及民众无法清晰辨别“中国形象”与“中国共产党形象”，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多为中国政府或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本身，且第三世界国家因学术研究影响力有限，并未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的主要力量。

当前学界关注的境外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传播研究主要聚焦英美等西方国家。进入新时期，有赖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全球传播取得实效，中共国际形象趋于正面，但仍有一些与现实偏差的声音，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及中国崛起后中西方实力对比有所改变。中共国际形象的全球传播效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其实效仍有待提升。

与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偏见类似，现阶段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也体现出片面性、污名化特征。如Stanley Rosen（1990）以看似“科学”的问卷调查法研究了1989年前官方及地方媒体、党员统计数据，认为57%的受试者对成为党员不感兴趣，大多数公众对中共持负面印象，虽然在党员中中共形象要积极一些，但40%的党员都不以成为党员为豪，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达成和其所治理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重新界定党的作用和党员的标准等。

无论是境外公众、媒体还是学界研究，其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知、认同与真实的中共形象有所偏差，这种认知偏差既与正面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研究在当前国际学术界中关注度、影响力有限有关，也受中西方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体制差异、国家利益等根本原因影响，同时，还与中国共产党对其国际形象的模糊界定、有待提升的国际传播能力与技巧有关。就后者而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并未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尤其是其“国际形象”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其形象的国际传播实践多为执政和国际交往理念、行为的传播，而缺乏指向明确、边界清晰的形象定位；另一方面，多数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以“传播”笼统涵盖对内、对外两个面向，且多为整合各类研究资料、进行宏观、简介性的说明，要么缺乏国际形象传播的进一步历史考证，要么未将研究视野全面覆盖至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丰富领域，这也是未来需着重关注的研究领域。

五

综合上述分析而言，学界对政党形象传播之重要性基本达成共识，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形象传播研究，少国际形象传播研究；多形象传播单要素分析，少形象传播系统性讨论；多形象传播的话语性信息研究，少形象传播的施政性信息研究，对政党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概念、时代背景及效果研究仍有待提升，境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和认同的偏差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艰难曲折，功勋卓著，有鉴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重大意义，较多研究者关注中国共产党未来在实践层面提升国际形象的具体策略，也有较多学者在策略研究中选用政治化的语言。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提升策略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一是没有把党的形象传播看作一个系统整体，在策略、路径中也未坚持系统思维，往往单项突破，未对其形象全球传播的总体目标、局部策略进行多维度解析；二是现有研究策略多泛泛而谈，既未精准回应现阶段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困境，也未提炼路径开拓方向，还未提出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思路和策略，缺乏对未来形象传播风险的预判和应对方案研究。

整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尚缺乏与实践相匹配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遑论以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来指引中共形象的全球传播和认同实践。未来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此领域的学术研究：

第一，亟需提高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化水平。

“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建构着中共的国际形象。近年来理论自信在政治层面倡导颇多，“中共新闻思想”“中共新闻事业”“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新闻事业”等主题下也不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然而，从理论和指导思想的拓新维度呈现中共国际形象之研究不足，“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这一主题或被融入“中国对外传播”（新中国成立后研究）领域，或被融入“中共新闻事业”（新中国成立前研究）领域，致使其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同样处于两者之间，其传播主体被混淆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之间，其内容则被“中共/中国新闻宣传实践”所替代，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认同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百年来中共形象国际传播和认同从概念到其思想、实践皆在不断调整变化，截面式“就事论事”集中讨论21世纪后一事、一时传播效果的研究，而往往难以关照这一变化背后的动因及其影响，也因此难以探究其思想发展、实践探索背后的规律。而若要发掘百年大变局下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立足点与创新点，系统研究、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必不可少。此外，还需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共百年发展史、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相结合，探寻中国共产党百年形象国际传播经验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启示，对百年历史进行全时段的分析，将中共形象国际传播放置于不断变换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与时俱进的中国国家（政党）发展战略中，探索适应于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共形象国际传播背后的逻辑与影响因素，进而探索其传播理论与实践规律。

第二，从党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等角度拓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主体的研究需探讨主体的多元形态及内部关系，除了高层领导人、党媒、社交媒体对中共国际形象的传播外，还需将实践研究的具体对象拓展至党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中。另外，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作为中共国际形象的核心行动者、直观代言人和微观传播者，基本缺席于当前国际传播实践活动。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在党的国际形象传播中的传播作用，学界一方面需要关注党的国际形象在不同层级党员干部及机构中的认知和实践现状，从实践策略角度指导其行为，另一方面也需在个体微观视角之外，增加对特定历史时期内典型的基层党组织、党员与党的国际形象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力度，从历史实践中提炼未来提升思路。第三，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研究置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并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和评估体系。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也以政党、国家行为影响着全球格局。虽然国际传播已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但学术界对中共形象的研究仍面向国内，多数学者未将视野扩展至全球，缺乏中共形象与党外、境外受众的动态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国内民众对中共认可度、美誉度、支持度高却没有外溢到国外的研究也有待开掘。扩展研究视野的切入点一是借鉴政治学视角，将中共形象全球传播思想与实践置入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予以考察。从学科视野而言，无论国际形象传播思想还是国际形象传播实践活动的研究，均以大众传播学视角为主，少见政治学视角下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外政治表达在国际传播权力格局中的角色与功能，其国际形象传播活动对话语权力的影响等问题，都有待政治学视角的进一步讨论。二是需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和评估体系，明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受众研究的现状和难点，采用、推广更科学的受众研究方法对党外、境外受众之构成、认知、接受偏好等方面开展深入、有针对性的研究，基于精准、全面的受众研究成果改善对外传播活动，以提升党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更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第四，亟需开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认同的相关研究。

境内外对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的偏差导致境内外不同的认同现状，而认同本身也影响着受众对共产党形象的进一步认知。认同本质是一个关系概念，体现了行为体自我以及他者（不同层次的他者）之间互动中的各种关系（管健，2011），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对政党作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达，目标在于获得领土内、国际社会对政党理念（ideology）的认同和对政党决策的同意（consent），其载体包括政党意识形态、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绩效等因素（柴宝勇，2011；柴宝勇，2016）。通过对知网中“中国共产党&认同”为关键词、被引量前500的文献关键词和摘要进行聚合分析，发现关于中共政党认同的研究集中在政治认同、政党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具体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研究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现阶段研究多与执政、公信力等话题相关，且以国内认同为主，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认同相关的“国际认同”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研究规模有限，未形成清晰的研究领域和脉络；二是未将政治认同与“全球”相结合，未形成认同之评估测量体系和提升认同的可行路径；三未是对中国共产党为获取国际认同之实践行为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理论化水平仍有可提升空间。研究中共形象国际认同这一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既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认同研究的内涵、功能定位、发展逻辑、生成机制等角度展开理论研究，也需明确其认同边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国际受众展开深度细致研究，尤其需关注政党认同的另一面——“他者”，研究这一群体认知偏差的原因、误读机制和改善策略，从而以国际形象传播的目标——获取国际认同为切入口，真正改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实效。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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