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性的建构：近代上海小报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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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小报以色情、无聊等负面形象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以大报的对立面而存在。为挽救正当性危机，小报通过申述大报小报价值等同、自我夸赞、批评大报、攀附名人等话语策略以及呼吁“大报化”和建立小（型）报同业组织来建构其正当性。然而，由于小报浓厚的商业性、缺少合作精神，小报文人迫于谋生、知识结构陈旧，以及当局管制不力，小报未能剔除其身上的痼疾，扭转社会的认知，致使正当性的建构成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新的政权立即中止了这一过程。

李时新，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刘梦禧，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营报馆的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1898- 1949）”（项目编号：17BXW020）的阶段性成果。

一

上海小报发端于1897年创刊的《游戏报》，历经半个多世纪，至1949年全部停刊，前后有一千多种。小报以休闲性面世，至1909年前后各大日报采对开纸型，小报则取四开小型张，始有“大”“小”之分（马光仁，2014：146）。近代上海小报自问世一直备受争议，其争议者乃在于大报以国内外重大新闻和评论为主，强调社会责任，格调严肃；而小报对接市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关注琐事趣事身边事；主打娱乐消闲，始终耽于欢场和娱乐业，品味不高。由于趣味主义取向、报人的文化积习以及政府管制松紧无常，小报终以色情、无聊等负面形象为社会所尽知。社会评价低下带来的问题是持续的新闻道德批评、专业批评以及读者购阅行为的遮掩；延伸开来，就是大报压倒性的市场地位。声名不佳的小报时常面临市场收缩甚至失去市场的危机。由此，小报展开正当性的辩护，以唤起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市场共鸣。

在社会科学中，“正当性”（legitimacy）是使用较广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2020：1318）提出：“任何权力，甚至任何生存的优势地位，都需要给自己找到正当理由。”他将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分为三个方面：传统型权威(由习俗和已接受的行为所授予)；魅力型权威（领袖所具有的与其追随者建立特殊关系的能力所导致）；法理型权威（基于理性建立的规则）（波普诺，1999：484）。Suchman（1995）认为：“正当性是这样一种一般化的认知或假设，即就一定社会组织体系的规范、价值、信仰和定义而言，某一实体的行为是可取的、恰当的或合适的。”他还提出正当性的三种形式，即实用正当性、道德正当性和认知正当性。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Roskin）等在论述民众对政府的服从时引入三个概念，即正当性、主权和权威。他们认为，正当性是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正当性的基础是同意，而不是高压手段（罗斯金，科德，梅代罗斯，琼斯，1997/2001:5）。

中国学者对正当性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刘杨（2008）通过对正当性概念的语义分析，提出可以从理性和经验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两者构成这一概念的结构。第一，在理性层面，正当性要求一种客观要素，即符合某种规范或客观标准；第二，在经验层面，正当性要求一种主观要素，即公众主观意志的表达，或者说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尊重。刘海龙（2013：16 -20）对正当性概念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再到知识社会学领域的演进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在讨论宣传的正当性问题时提出两个密切关联的要素及其内涵，即正当性和正当化。周逵和黄典林（2021）梳理了在组织制度领域正当性理论的研究成果，如，“正当性被视为能够帮助主体承受外部压力的一种资源”，某种正当性主体的数量与其正当性呈正比等。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具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徐宝璜（1919：6-7）认为，“新闻纸应立在社会之前，导其入正当之途径，故提倡道德，亦为新闻纸职务之一”，因而报纸登载花国新闻、香艳诗词、导淫小说以及某某艳史“是不惟不提倡道德，反暗示阅者以不道德之事”。有论者指出：“伦理的判断是在选择新闻时所必不可少的，这就等于白米在煮饭时需加以淘滤一样。”（谢小鲁，1936）可以说，这是所有报纸都需遵循的新闻道德规范。近代上海报业市场存在大报和小报两种报纸，虽然两者常因内容格调问题遭到社会的批评，但总体看来小报受到的指责要多一些。也因此，人们在批评大报时常有“小报化”之讥。“社会间一切低级趣味，大报或未能即予注意，小报独能迎合潮流，着其先鞭”（赵君豪，1938：162）；就此而言，大报在新闻道德水准上整体上要高出小报。

关于近代上海小报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80年代，以收集整理史料为主，如描述小报的整体情况，介绍主要小报的创办、特点、社会影响和社会评价，等等；第二阶段始于1990年代，小报研究渐成热点，论文、专著以及地方史、通史的章节的探讨日渐增多，表现为：一是档案史料得以开掘，如孟兆臣(2005)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巫小黎（2011）的《上海解放前后党内有关小报的调研报告》等；二是从史学、文学和市民文化多角度切入，如秦绍德（2014）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的相关章节、洪煜（2007）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等；三是引入社会文化史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如施蕾蕾和沈荟（2019）探讨社会人士与小报文人的交往，季宵瑶（2006）讨论小报《晶报》的话语策略及其奋争；四是对建国初期的小报的研究，如杜英（2007）、伍静（2011）和龙伟（2015）等剖析社会政治的变迁与小报命运的关系。最后是对小报的变体方型周报的研究，如张伟和王曼隽（2012）对第一家方型周报《海风》的创办和编撰情况的史料钩沉。

二

格调低俗，社会声誉差，是人们对小报的普遍印象。小报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其社会地位与大报相比犹如天壤之别（李楠，2006：67），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赵君豪（1938：157）认为小报“无非描写社会间有趣味之事件，以供各级人士之消遣”，表现为搜寻和表现生活中富于情趣的情节或细节，或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生产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字，不避琐碎和浅薄，突出浅层的感觉刺激，如将“I'm sorry”故意译作“阿姆骚来”。色情是小报永不间歇的主题。早期，小报文人非谈赌经，即撰花稿，将狎妓冶游的艳事绘声绘色载诸报端，大登娼妓照片；继而“橫报”短暂风行，“内容殊不堪闻问，盖满纸所载，尽属男女之事，秽亵卑鄙，无所 不用其极”（赵君豪，1938：158-159）  ；此后，色情文字虽起起伏伏，但从未断绝。这正是人们将小报与色情等同的重要缘由。

小报的种种做派遭到了报界和文化教育界的批评。戈公振（1935：263）就指出小报“往往道听途说，描写逾分，即不免诲淫诲盗之讥。若夫攻讦阴私，以尖刻为能事，风斯下矣”。任白涛（1928：4-6）在《给志在文艺者》一书中指摘小报类似腐臭的“报屁股”，不过是“一大部分人的玩弄品”，尖锐地批评其社会腐蚀性：“（帝国主义者）雇佣堕落的腐化已极的‘文人’办小报，专门提倡堕落的、腐化已极的事情，与用鸦片、吗啡等等无奇不有的毒物以毒害中国一般人的性灵，同样地以毒害中国青年的性灵，阻碍中国文化的进步。”有小报报人回忆，“在当时，文化界对小报也带有异样的眼光视之……社会对小报记者十分厌恶”（杨嘉祐，2002）。

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的压力令小报报人、购阅的读者以及商业机构时感处于众目睽睽的监视之下，小心翼翼。为了增加收入来源，大报记者一般都有兼职，或著书立说，或在大学任教，或担任书局编辑，也有创办小报者，如《时事新报》记者胡憨珠和何西亚办《报报》，《申报》编辑周瘦鹃编《上海画报》等；但有些大报记者则“以办小报为耻，明明办小报，而扬言否认”，既要满足生计，又担心声誉受损。而作为报纸榜样的大报也滋生了高人一等、不屑与小报为伍的心理。有小报报人抱怨：一些社会人士蔑视小报，大报记者趾高气傲，“其头脑中，常发生大报与小报之界限”（铮铮，1928年6月30日）；这种大报与小报的疏离，即便到了1940年代末依然如故：“有的所谓大报，就每不肯重视小报，无形中似乎不能与之侪辈。……现在有许多大报，往往不愿与‘地方报’‘小报’交换刊物，认为不必要获得小报上那种资料，原因之一也就是固执大小的成见。”两个报群和报人阶层的分化造成小报的“自视形惭”（唐戍中，1946年10月17日），也为小报戏谑和贬斥大报提供了口实。

小报较多风花雪月的文字，多在浴室、理发室、茶室阅览，即使带入公司、机关、银行，也只能在卫生间内偷看（陈灵犀，1981）。因此，与大报不同，购阅小报是一种不公开甚至有失脸面的行为，读者都尽量将阅读局限于比较隐密的空间。有人在路上购得几张小报，“在电车内也勿能看，所以到了朋友家里方才想将报看上一看”（十三侠，1927年9月28日）。一名教员买了一大叠小报，翻读之后只拣了三份塞进口袋，其余的都送给朋友，因为“带了这些报纸给学生见到了，很觉难为情”；而这位朋友也不曾将报纸带走，“怕给孩子们见到了，这是很不相宜的。”（刘伯寒，1947年4月12日）有些公司明文规定禁止办事员看小报，否则将受处分。社会无形的监督和个人的自我约束对小报形成围堵之势，也造成购阅者自卑和防范的心理。

小报因为内容格调问题经常遭到租界当局的惩治。1919年颁布的《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就规定：“如捕房查出发行出版品有碍及治安及风化者，即将负责人及编辑人送堂训究。”《晶报》是上海小报界的“四大金刚”之一，它创刊仅三年，在官方有案可查的就有三次因“语涉秽亵”为公共租界巡捕房所控。第一次，因刊登《花国总理意行香》（1919年7月24日第三版）会审公廨科罚二十元；第二次，因连载小说《爱克司光录》（1919年9月12日第三版）的一个情节“过事描摹”同样科罚；第三次，因连载小说《宝盖图宫秘史》有三期（分别载1920年12月18日第二版、1921年1月21日第二版和1921年1月30日第二版）含有秽亵文字，判令罚金四十元，并由巡捕房将三期存报销毁。《晶报》自述三次讼狱“受传到堂，则殊困窘，以既无言可对法官，亦且无以自解于社会也”（大雄，1922年5月12日）。然而小报并未吸取前车之鉴。1927年1月，《三日画报》因《香田出浴记》（1926年12月25日第158期）“登载猥亵文字”，被临时法院判罚五十元，承印商判罚三十元（晶报，1927年1月12日）。又《福尔摩斯》以《汪英宾替张继英夹肉》 和《汪英宾与张继英贴得紧》（分别载1926年12月18日第一版和1927年1月1日第二版）两文“出以滑稽周纳之笔”，记载《申报》编辑汪英宾和留美新闻学女硕士张继英同莅宴会之事，“标题甚亵”，后者“认为侮辱”，起诉于临时法院，科罚五十元（闻铃，1927年3月2日）。问题是，遭到官方惩戒并非光耀之事，但小报反 而常常目为难得的独家社会新闻，公诸报端，虽然引动听闻，然而徒增社会恶感。

国民政府和上海特别市政府也因小报不当的办报行为对其进行管制和惩罚。1927年《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小报审查条例》核准施行，其中规定，报纸若“迹涉淫 亵，足以诱惑青年者”，禁止发行或销行，并得惩戒发行人或编辑人。1928年，市警备司令部以有小报时有反动言论及有伤风化的记载，予以取缔。1932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上海小报“禁止发行者既夥，而被扣留者数亦甚多”，讨论取缔办法，并向工部局疏通办理（曼云，1932年8月19日）。1933年，国民政府通过《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训令全国党政机关，若小报“言论荒唐，叙述秽亵， 记载失当”等，注销登记，并由法院严予处分，由警政机关停止发售。1934年，中央宣传委员会在前次《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对小报进行了具体的界定：“所称小报，系内容简陋，篇幅短少，专载琐闻碎事（如时人轶事、游戏小品之类），而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之类报纸而言。”（申报，1934年1月16日）以大报的标准衡 量小报，对其存在价值不无否定。生存空间的挤压引发小报的抗议：“近来当局又 有暂时取缔小报法六条之颁布，我们果真为有害的东西，没有生存于现社会的资格么？”（雷春，1934年2月2日）“小报的庸俗形象的形成过程也是小报边缘化的过程”（季宵瑶，2006），小报既受到大报的歧视，又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小报为无聊文人盘踞之地，而不列于报类”（唐戍中，1946年10月17日），这正是小报的现实处境。1947年4月，一位小报撰稿人访得一个文化机关订有全国的报纸，可是上海的小报仅有二份，其他付诸阙如。负责人说：“那些我们不把它列入报纸类，所以便也只好割爱了。”无独有偶，《申报》和《新闻报》的日常参考报纸中也没有小型报。有人愤懑地质问：“小型报为什么只能活动在很狭窄的一隅之地，而不能打入家庭、机关、学校？为什么只被人偷偷摸摸的在欣赏着，而不能公然在任何场所，都可披读？”  （刘伯寒，1947年4月12日）对于报界和社会来说，小报并不具有作为报纸的正当性，而报纸的典范就是《申报》和《新闻报》之类的大报。

尽管小报因其内容格调遭到专业人士的质疑和批评，但也有社会人士窥见小报的卓尔不群而予以肯定。有读者认为，与大报相比，小报自有其社会价值，“它 传达给我们许多政治、社会上的阴影，这一种传达的任务，由小以见大，不是（审慎、妥协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所能为者。……（小报） 有时反能不避艰险写许多大快人心的文章，几乎成为中心的舆论。因此小报的社会价值可以由它们‘传达的任务’与‘突进的论评’两种形态来完成。”（李世铮，1928）有作者提出“小报是蚊子”，隐喻其嫉恶如仇的性格，“以小报的笔当作蚊子的尖嘴，专向一切奸人的身上钻刺，这样的笔是愈尖锐愈毒辣愈妙，务期奸人被笔一叮，即因此而招大祸。这样，蚊子纵为人们可恶，但是蚊子专门叮住奸人，而只是让奸人头痛恐惧，则做做蚊子又待何妨？又待何妨？”（大夫，1929年3月4日）与此类同，作家林语堂称小报为“蚊报”，强调其集体监督社会的效果，“小报小矣，蚊音微矣。然若成群结队，其音亦可观，亦可使大人先生睡不成寐也”（林语堂，1933）。此外，有人提示小报“在社会上握住多量的读者，占有相当的地位，我们不能因其趣味低级，因其新闻软性，而忽略了它在社会上的潜势力”（张君良，1934），确认小报跨越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力，这正与官方“小报之在社会，几与戏曲有同样影响，传播所及，不仅在上等社会”（申报，1927年11月11日）的定论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局外人”的社会人士的肯定奠定了小报正当性的基础，只是相较对于小报的讨伐，这种声音相对微弱。

三

正当性的建构可视为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无论是规则、法律还是民意，都依赖话语这一最具表达力的途径（王海洲，2008：125）。“小报非报”，这是主流社会较为普遍的看法，它事实上抽去了小报安身立命之本，意味着市场的抵制，甚至招致政府的不认可而撤销登记。小报必须证明它具备与大报同等的正当性。为此，小报针对大报，展开了一系列的话语策略为自己辩护，主要包括力证大小价值等同、自我夸赞、批评大报、攀附名人。

（一）大小价值等同

对于大报与小报的关系，小报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针对报纸地位有高有低的社会观念，指出“报无所谓大小”，所谓“小”只是体现在风格（如庄和谐）、篇幅等方面：“轻而易举之小报，常常偏重于一方，尤其在于三日刊不以新闻为重。试观健全日日刊之小报，亦何莫而非大报之缩写？故无论报纸之大小，其意义无有分别者也。”（圣徒，1930年6月4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报纸确有大小之别，其差异表现在宗旨、开本、刊期、风格、篇幅、体裁、内容等方面，但强调它们是一种互补关系：“大报之体裁，重在广搜博采，国内外重大事件，地方上特要消息，或电传，或通信，均须原原本本，为有统系之纪载，势非寸缣尺素所能容，其篇幅自不得不大。而小报之体裁，重在采集有趣味或隐秘之材料，言人之所不言，其取材之范围既狭……则篇幅自不得不小。”（渊渊，1929年10月1日） 既然相互补充，共同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多样的阅读取向，那么两者的价值显然是等同的，没有高下之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不是全面的比较，小报刻意回避了自身固有的一些缺陷。

（二）自我夸赞

小报界盛行一种自夸的风习，自夸于小报，亦自夸于大报，以致有人感慨“记者每读同行的周年纪念号，差不多满幅都是颂扬赞美之文章”（记者，1929年6月13日）。就后者而言，首先，申述小报个体独有的优势和社会价值。譬如，《金刚钻》自称“论起资格来，当然比不上那几种年逾花甲的大报，……但是拿本报一年来对于社会上的供献，倒也与那几种主持正义的大报差不多”（澹盦，1924年10月18日）。《真报》自认“以简短文字，叙极繁事实，在阅者为经济时间，在文学为上乘，同人不敏，窃持斯义，操觚持简，自比于今日大报之徒具轮廓者，敢为读者告也”（善哉，1929年3月16日）。《上海趣报》则正话反说，以耸人听闻的“‘趣报’是害人精”为题，历数读者阅读该报太过投入以致发生的种种令人捧腹的趣事（凯强，1927年4月16日）。这些自我褒扬不免虚虚实实，言过其实。实际上，“海上小报，哪一张报没有可以指摘之处？不过多少之别而已。”（记者，1929年6月13日）其次，强调小报群体压倒大报的特色。在小报上经常可见此类文字。有人以 “小报不弱于大报”为题宣扬小报的“四德”和“四才”：所谓“四德”，即“其言也敢，其事也趣，其值也廉，其携也便”；所谓“四才”，即“其接社会也近，其传消息也灵，其收罗文艺也公，其登载广告也效（小报上广告，简单而易触目，故效）”（珍珍，1931年4月13日），大体归纳出小报相比大报的主要特点。小报有时还以读者来信现身说法，证实大报不敌小报：“我尤其是非常高兴看小报的，这意义很简单，上海的大报已经成了一批只印广告的白纸，还是在小报上可以看到 一些消息，因此我宁可不看大报，而小报是非看不可的，这就是小报畅销的唯一原因”（白帆，1932年7月7日）。

不止于此，小报还反守为攻，为备受社会指责的软性材料进行辩解：“风花雪月的文字不妨写，这里面可以有婉讽，有针砭，有鼓励，有奖勉，它对于读者有可能发生一种正当的力量，与一篇洋洋洒洒的演词所发生的力量相仿，不过采取的形式不同而已”（怀英，1939年2月2日）。至于当局定义小报“无国内外重要电讯记载”，小报针锋相对，直言“这类新闻正为我们所弃置”，大报不过是提供外表的记载，而小报与社会接触较多，知晓各种秘见异闻，其特长就是把社会现象的矛 盾黑暗面揭露出来，并以销售状况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假使我们真的是完全浅薄 无聊，则必被弃于读者，销量不出，不灭自灭了”（雷春，1934年2月2日）。事实上，浅薄无聊并不缺少市场，市场的盛隆并不能佐证其内容的正当性。

（三）批评大报

小报批评大报是消解大报权威的一种方式，多以戏谑讥讽出之，一为涉笔成趣，制造笑料，二为通过评点大报的各种缺点，拉低大报的风头，其批评指向包括言论立场、取材标准、专业操守、新闻观念、广告格调以及更加细微的方面，如电报失实、一稿两登、新闻重复、报道延误、违背常识、分类有误、漏登新闻、编排错误、题文不符、用词不当、无字空铅，等等，无所不包。仅举几端：一是立场错位。“专替大人们做起居注的大报是崇拜偶像的，而小报的取得社会上的地位是惯于和大人们寻开心的，是代表民众的”（周公，1929年9月10日），“大报以资本关系，处此言论不能自由之时，惧怕封禁，不敢放言高论，指摘政局得失，比不同轻而易举的小报，较为能代表人民，为他们的喉舌的呀！”（二云，1930年5月13日）二是取材失准。“最著名最畅销的《申报》《新闻报》，年来已噤若寒蝉，尽放着国内许多绝好的批评资料，不赞一词，仅择些外国的琐屑来作隔靴搔痒之谈， 新闻编辑的目光太近，评论作者的目光又太远了。”（谢豹，1930年9月4日）三是广告庸鄙。如辛辣地嘲讽《新闻报》放任娼妓广告：

四是社会责任淡薄。“它们（上海各大报）关于男女关系，格外描写得详细，在它们自然可以说有闻必录，但是它的结果说客气些，是和一切所谓劝善戒淫的善书一样，劝的功效没有见，而导的效力却很大了；说不客气些，那就是和淫书一般地诲淫。”（白帆，1932年7月10日）社会历来对小报的诲淫多有批评，如今指斥大报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似乎两者不相伯仲。

(四)攀附名人

为了提高社会声誉，以与大报齐名，小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创刊日、百期纪念、周年纪念、重要节日等邀请政界、军界、报界、教育界的名流题词、作画或撰写应景文章。如《晶报》自创刊始先后开辟“三日一人”和“各有千秋”专栏，每期刊登一位名人的亲笔题词，如《北京日报》社长朱淇的“同道不孤”、《申报》 总主笔陈景韩的“不识不知”、《民国日报》经理邵力子的“力子天所富”、《密勒氏评论报》总主笔鲍威尔的“Democracy”等，其他还有议员、校长、经理、会长、文学家、考古学家、名士等，名人荟萃，历时多年。1932年11月和1937年8月 《晶报》又邀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分别题字 “小报之王”和“报界之晶”，以宣示政军两界高层的认可。《福尔摩斯》创刊一周年之际，《新闻报》总主笔孙玉声以其矞丽的词藻极尽赞美：“报中所载之事实，每能发人所未及发，言人所不敢言，而文笔则清刚隽永者有之，缠绵旖旎者有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者亦有之，既积一年，遂成巨帙”（孙漱石，1927年7月9日）。《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编辑严独鹤题词“再接再厉”，漫画家丁悚特地创作漫画《魑魅遁形——为福尔摩斯出版一周年纪念作》。小报热衷向名人索要题字祝词，其意义在于：“在刊过大人们题字的许多的小报，也许他们认为社会是大人们的专有品，而取得大人们的题字就算是小报取得社会地位的明证了”（周公，1929年9月10日）。

小报可以接受名人的赞誉，但对于其负面评价或不实之词则予以辩驳。1930 年代初，胡风先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和左联书记，1936年与人合编《海燕》杂志。他在该刊2月20日第二期发表文章《漫谈个人主义》称，“后来那面旗子折掉了，就索性化为小报上的无耻的造谣专家”。《世界晨报》大为不悦：“假使这一句话出在其他的人之口，我倒没有什么，而出于胡风先生之口，这倒是使我万分的遗恨的。”《世界晨报》认为，并非所有的小报都造谣，严格说来大报也没有几条消息是真实的，这些大报欺骗蒙蔽，读者深受毒害，“希望胡风先生下次提笔的时候，指出造谣小报的名目来，不要笼统地只说小报，因为笼统地说，对于小报的影响太大了”（因子，1936年2月26日）。

对于小报实施的话语策略，大报一般并不回应。在大报看来，两种报纸在行文风格、版面结构、新闻理念、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确乎让大报对小报形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此外，“因小型报恒以大报为求疵对象，大报或有谬误，每向之尽讥刺之能事，大报遂以小型报为讨厌，而生出歧视之意。” 这与汉口的大报与小报紧密合作、不存门户之见迥然不同（一万，1948年5月14日）。况且，一旦大报对小报的批评或嘲讽进行回击，必然招致小报凌厉的攻势和无尽的缠斗，将一场批评和反批评导向社会围观的笔战和新闻事件，这恰恰是小报拉动销量的招式：“销路大的报向它对骂，它的销数便也可随之激增，这是一定之理，所以真有价值的销数独多的报纸，轻易决不肯和人家笔战。”（谢豹，1929年9月13日）

四

如果说小报的话语策略是通过与大报争短论长，试图扭转社会的看法，推高社会声誉，属于“语言的斗争”，那么，提倡小报“大报化”以及成立小报同业组织则是小报试图突破重围开辟出路，为剔除身上的痼疾而迈出的实践的步伐。 这个方案来自一部分清醒的小报报人对自身艰难处境的痛切感知以及对小报社会职责的期望。

（一）呼吁“大报化”

呼吁“大报化”最力者当属《铁报》，《铁报》是一家严肃的营业性小报，“文字虽偏硬性，而立场公正，不作左右袒，且硬得有理”（啼红，1940年8月24日），以二云和圣徒（均为笔名）等为代表的小报报人与一般小报报人文过饰非不同，他们正视小报的种种弊病，阐发胸臆，提出“欲建立小报之基础，以次乎健全舆论之林，非大报化不可”（圣徒，1930年6月4日），亦即，摈弃小报痼疾，吸纳大报的内容格局，构筑小报在舆论界的地位。

首先，客观地解析小报的流弊并批驳之：一是“小报之所忌，最不应迎合社会低劣心理，取材猥琐，使社会陷于堕落的景态”（二云，1930年5月16日），小报当引以为戒；二是有小报“出于个人的私见，而攻讦乎阴私”，他们质问“尊严的新闻事业而可以用下流的语调毁人阴私吗？”三是办报玩世不恭，如《晶报》主笔丹翁所谓“大捧郭太，蔡伯喈未必怀惭；偶作陈琳，曹孟德亦当见谅”，明确指出，在今时“以小报为玩意儿”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圣徒，1930年6月1日）。 由此，他们提出小报可以在立场、舆论、职责和内容等方面与大报不分轩轾：“小报虽因其篇幅较小，而称之曰‘小’，但同样足以为人民喉舌，为国家民族舆论机关，与大报之职责无殊”；大报具备新闻、评论、常识、文艺、广告等，小报亦可能之，只是“因组织上之繁简，内容之广狭，而因之采材有所择别”，譬如，三日刊小报可以专门化，偏重于某一方面（如轻新闻而重批评），日刊小报可为大报之缩写，并循此设想学者精英能够成为小报读者：“至若能申政治经济之要，文学艺术之故，而为知人学者所欢迎者，则企而望之”（他们向来以“今之小报，不为智识界所重视”引为憾事）（圣徒，1930年6月4日）。不宁唯是，他们认为上海各大报“无正确言论”“把舆论成为独占的生意经”，小报可以趁机取而代之：“人们需要公正的舆论，为大报的代替者”（二云，1930年12月22日）。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家小报《福报》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大报化”，但通过 “立言”的方式来标举其办报行为。《福报》认为“报纸为社会读物，负有指导社会之责”（记者，1929年6月13日），登载秽亵和泼骂的作品是“我们小报界极可耻的表露和弱点”（林华，1929年2月22日）。

历史地看，《铁报》倡导的“大报化”与1935年创立的《立报》提出的“大报小办”多有暗合之处。譬如，《立报》也主张“唤起民众”（成舍我，1935年9月20日），“现代的小报，是大报的缩影”（芹影，1935年9月26日），“不捧名花，不谈色情，为记者应有的新闻道德”（宏，1935年10月9日），等等。只是同为上海报纸，《铁报》是在时时对大报的仰视和比照中探索革新路向，亦步亦趋，未能完全跳脱出来，而《立报》则超然于大报之上，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办报方向，展现直抵目标的主见和独立性，立意深远。也因乎此，《立报》后发而先至，独树一帜。然而，不论如何，“大报化”为小报变革和自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其意义不可低估。

对小报而言，内容低俗无聊正是其获利的重要渠道，汲汲于此的小报很难生发对报纸天职的觉悟。正如赵君豪所指出的：“经营小报者或以传达正确消息，建立公正舆论，尽属大报之责；小报不过取社会间细小有趣事件，作相当之报道而已。此种见解……至少有一部分之小报记者存此观念。”（赵君豪，1938：165） 而另一方面，小报文人挣扎于十里洋场，以卖文谋生，早已忘却“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未将文章与代民立言、引导社会关联起来。有小报文人坦陈：

如此萎顿退缩的心态是很难对“大报化”有所响应的。此并非孤例，有人云：“若说正式恃[小型报]为职业，依此营生的，那此中人物，恐怕更寥寥无几”（九公，1944）。总之，逐利、迫于生计和报纸责任意识阙如，乃是小报轻视甚至抵制“大报化”的主要原因。

（二）成立小（型）报同业组织

小报界成立同业组织，一为维护小报的整体利益，二为提升业务水准，回应社会的质疑和批评，为此，先后成立了上海小报公会、上海小型报联合会、上海市小型报联谊会、上海市小型报作者协会等；然因组织松散，各不相谋，未能达到创会的目标。

1909年上海各大报资方的组织上海日报公会成立，但小报公会一直付诸阙如， “无论哪一界，都组织工（公）会，惟有小报界，却还散漫着，连一些团结力量都没有”（福星，1929年4月13日）。1924年前后和1929年4月，小报界两次酝酿成立小报公会组织，以讨论因纸价上涨而提高报价的问题，因歧见迭出未果。1929年12月，“又有人竭力主张非组织小报公会不可”，当由《福尔摩斯》的吴微雨和姚吉光、《金刚钻》的施济群和庐溢芳、《大晶报》的冯梦云、《报报》的胡憨珠、《福报》胡雄飞和吴农花、《铁报》的徐善玄以及《小日报》的黄光益等发起，召集开会，“佥以小报同业，虽系独立性质，实有联络团结之必要，当即一致赞成，共同讨论进行办法”，定名“上海小报公会”，定于17日召开正式会议（社会日报，1929年12月14日）。

创立上海小报公会缘于小报界日益紧切的混乱形势的逼迫。首先，同业视若仇敌，相互攻击诋骂，“往往对于某一件事，这张报贬之，那张报褒之，言论之不一，致令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农花，1929年12月15日）。其次，为了提振销量，相约发动笔战，制造事件。再次，是由来已久的捧角话妓、诲淫诲盗。最后，报纸排版混乱，水平拙劣，如文字上下颠倒、木戳用错、铜锌版倒置、错字连串、漏排撰稿者姓名、字句不通、通篇不知所云、印制墨色模糊等，总之“排的版，不成其为形式，更谈不到美观”。诸多问题引发小报以大报为镜，自省自新：“小报与大报同是一张报，为什么印刷纸张，以及上面所举的劣点，大报无之，而小报则有之？这是显见得要使人看不起小报，吾们小报又为什么要使人看不起？”（鲁阳，1929年12月25日）总体看来，上海小报公会成立后，小报乱象并没有明显的改观，主要还在于“因本身组织之未臻健全，乃易启腐恶势力各个击破之先机，尤以小报界之团结涣散”（鄙人，1933年5月15日）。

1943年9月，《杂志》组织包括《社会日报》《上海日报》《东方日报》和《海报》等小型报的八位报人参加“上海的小型报文化座谈会”，会上再度谈到  “小型报都各自为政，像一盘散沙”，这一方面说明，此前成立的上海小报公会未能充分发挥它申明的“为联络感情，团结精神，以谋巩固其地位，发展其业务”  （社会日报，1929年12月14日）的作用；另一方面，此景况也促使小报界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上海小型报联合会”，计划“（一）联合印刷；（二）联合发行；（三）保障作者生活，办小型报同人的福利事业”（诸家，1943），实行此三点，然后解决其他问题；但终因种种原因没能付诸实施（李楠，2006：67）。

自1945年底始，受国民党报纸管理规定的限制，一种方形周报式的小型报接连问世，“虽不乏宗旨纯正者，但以造谣攻讦及浓厚之色情文稿以号召者，实属有伤风化”（申报，1946年5月10日）。有人因此喊出了新闻净化运动的口号。及至1948年1月，小型报同业才成立上海市小型报联谊会，其宗旨即在推进业务和改革。联谊会的工作离不开投稿作者的配合。同年5月，上海市小型报作者协会成立，规定会员为“本市各小型报经常执笔之编辑写作人（包括外勤记者）、漫画作者、校对并须具有半年以上之写作历史与品性优良者”，主要工作是联络同文感情、提高作品水准、整饬作者风纪等。然而，自小型报作者协会成立后，“似乎很少工作成绩表现出来”（文茵犁，1949年1月21日）。

五

小报对正当性的建构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在话语策略上扬己抑人，二是在实践上动员小报革新，并通过创立同业组织提升业务水平，但这个建构的过程本身是不成功的。即以1940年代后期为例，1946年12月，市社会局召集各小型报主持人举行座谈会，叮嘱各报“描写各阶层时，希尽量减少色情文字”（前线日报，1946年12月22日），足见此时此类文字十分突出；1947年记者节，《前线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若干小型报的靠女人吃饭，置报格人格于不顾，报界家丑，言之痛心”（前线日报，1947年9月1日）；1949年2月，《东南日报》在社论中严厉批评“流行于小市民间的小型报纸，满纸充溢者荒淫、颓废的色情文字与低级趣味材料，绝少端正、严肃、能反映多数人群的生活要求，教育读者振作进步，向善求真的有价值的新闻、言论与文艺作品”（东南日报，1949年2月25日）。内容格调毫无改观，小报如何改变社会的看法？又何以获得社会的认可？

若考其原因，还在于浓重的商业性使得小报不能不投合市场，以色情为卖点。一方面，读者的阅读水准完全支配了小报的内容结构。“它们（小报）摸到了小市民的脾口，把色情与噱头，淫秽与性欲，打中了上海的荒唐的买办阶级姨太太、中下层市民的要害……从而利市百倍，营业大振。”（胡膺东，1947年6月20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小报的管理也存在缺漏。除了前述上海市政府颁布的《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小报审查条例》，国民政府先后颁发了与小报相关的法规，如《禁止学生购阅淫亵书报令》（1928）、《取缔各大小报纸刊登淫亵新闻办法》（1932）、《新闻检查标准》（1933）、《取缔不良小报检查办法》（1933）、《取缔小报标准》(1934)、《审查取缔大小日报标准》（1935）等，形成较为细密的法律体系，由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社会局、教育局和新闻局等行政部门实施管治，实际上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首先，国民政府没有获得租界的完全主权，报纸监管离不开租界当局的配合（李时新，2008），两者的龃龉造成执法的疏漏。其次，为逃避监管，一些黄色小报不向政府登记，不标注出版地址和主编姓名，政府无法查封，只能将报摊上的报纸没收了事（祝均宙，1988）。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整治黄色小报。再次，政府官员营私舞弊，执法松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报纸管制极其严格，规定出版报纸须经中宣部批准，一些报界人士于是聘请国民党背景的人员出任社长和发行人，通过申请登记，一些小报又陆续复刊（熊月之，1999：236）。尽管有小报因内容黄色被勒令停刊，但也有小报复刊之后不改其黄色作风，安然无恙；甚至有官员收受贿赂，违规审批黄色小报，以致有人怀疑“黄色读物的猖獗，试问是不是当局审查的尺度放宽了的缘故呢？”（胡膺东，1947年6月20日） 最后，依据史料探知，行政官员多与管理对象几无间隔，称兄道弟，在管理中寄予规劝，这种模糊边界的关系多少会减弱执法的力度。

实际上，小报将导致色情文字的商业逻辑当作天然合理的法则，很少质疑，即使有所反思也只是将责任推到读者身上：“十年来读者的水准既低落，又为了时代的苦闷，生活的压迫，他们所希望于小型报的只是‘付之一笑’。报纸为了迎合读者趣味，遂致忽略了本身的使命，有的更是变本加厉，背道而驰了。推究因果，读者也该负一部分责任。”（刘伯寒，1947年4月12日）在同一报业市场，《立报》之所以在一二年内声誉鹊起，就在于对商业原则的有限使用，“适应”而非“迎合”市场，“教育”而非“诱惑”民众，保持主体性，获得正当性。小报囿于商业性、玩世心态以及陈旧的知识结构，未能习其精髓，只是将特指《立报》的“小型报”称谓加以泛化，从此以“小型报”自称了。

“办小报者，亦不乏自爱之士，心求超进。惜乎世非隆治，此道魔障又深， 欲以二三子之力扫尽颓风，不免使人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之忧耳。”（鬼谷子，1946年7月12日）此“魔障”即指“色情魔障”，可谓对小报建构正当性的历史的总结。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的政权建立。《铁报》以“略论小型报的再出发”为题对小型报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提出小型报在新的环境之下所肩负的使命：“小型报在今后的新社会里的存在，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自身能否脱胎换骨地把它自己改造成一个进步的教育性的读物”（东方瑞符，1949年6月10日）。仿佛廿年前“大报化”的回响。然而，新的政权从小报的整个历史进行评估，认为“蒋管时期的小型报内容是剥削的寄生阶级的日常生活动态，是军阀、买办、官僚、地方的‘饮食起居注’，是歪曲的、夸张的甚或捏造的黄色新闻，是流氓文人和‘洋场才子’的身边琐事”（巫小黎，2011），最终停办全部小报，实际上否定了小报存在的必要性，中止了其正当性的寻求。正当性的建构伴随小报的整个历史，直至小报生长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被彻底抽离。

上海小报在其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都在为正当性奋争，美国小报却是另外一 种情形。美国小报是始于19世纪中叶的报刊大众化的产物，是黄色报纸的延续。英国的第一家小报是由哈姆斯沃夫（Alfred Harmsworth）于1903年在伦敦创办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受哈姆斯沃夫的启发，帕特森（Joseph Patterson）于 1919年在纽约出版美国第一家小报《每日新闻画报》（Illustratied Daily News）（后改为《纽约每日新闻》。然而，到了1930年代，曾经风头无两的小报大多都消亡殆尽了（但小报的遗风并未消退），包括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赫斯特（William Randolf Hearst）的《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麦克法登(Bernarr Macfadden)的《晚图片报》（Evening Graphic）等。《每日新闻画报》虽然侥幸存活，但负债累累，也停刊关门。皮卡特（Robert Picard）认为，小报之所以衰落，就在于新型媒体广播崛起之后，很快取代小报成为大众的首选；美国的广播一开始就实行商业化运营，广告商立即转而将资金投向了广播（Esser，1999）。

事实上，自黄色报纸产生以后，批评家就指责这种报纸大量刊登犯罪、暴力、灾祸和反映社会黑暗面的内容会败坏社会道德，抨击报纸成了“公众和私人不道德生活的下水道”，但收效甚微。只是当煽情主义更加严重，批评的声浪更加响亮时，报纸发行人才开始寻找改进的办法，以应对批评。有批评家建议政府介入管制，但因与美国的报业传统和民主理念相抵触，遭到普遍的反对（谢静，2009：69-7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小报备受追捧。Emery等（2009：290-291）认为， 那个时代是适合运用迎合民众的煽情化手法的，而且还有一批读者等着使用这种新闻手法去发掘。1920年代成为美国的小报年。有学者通过考察美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指出，“小型报刊适应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热衷于色情、凶杀、暴力新闻，也为许多文化低下的移民和心灵空虚、寻求刺激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因而受到热烈欢迎”（李磊，2001：254）。

美国小报在消失前并未遇到上海小报所面临的社会质疑和抵制，以致需要为此建构其正当性。总之，小报作为一种新闻和文化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其内涵和发展形态有着较大的差异，它植根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有其独特的属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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