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读大学的。我的大学位于江南一个经济不甚发达、地理位置不甚优越的城市。有意思的是，我的大学还不在市中心，而是位于一个叫高村的村庄里。我们戏称我们的大学为“牛津大学”（谐音“牛进”或“牛经”）或“早稻田大学”。记得有一年开校庆大会，露天的体育场的主席台上，校长和高村村长并排坐在一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商品经济就开始在沿海沿江等省市的前沿、中心城市蓬勃发展。但我的大学所在的这所内陆城市，似乎还没有感受到经济大潮的涛声。大家在这片黄土地的丘陵村庄中安静地读书、嬉戏。

我的大学有一座电影院。这在江南的大学中是罕见的。哪怕放眼全国，也是不多见的。以这座电影院为连接纽带，我们学校拥有全国屈指可数的专门研究电影的学生社团——影评学会，并且可以说是拥有中国最早的大学生电影节（1986年第1届，比1993年创建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要早很多，但因为大学的地理等关系而不如后者知名、影响力大）。每年的12月，就是我们师大人的狂欢节。因为这座电影院，我的大学还走出了数个全国著名而有分量的电影评论家。

浙江师范大学红楼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1994年，那是一个神奇的年份。那一年电影史上诞生了数十部堪称经典的电影，《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饮食男女》、《东邪西毒》、《大话西游》、《赌神2》、《醉拳2》、《中南海保镖》、《这个杀手不太冷》、《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狮子王》等。

我在电影的音画中享受、感动，贪婪地汲取和书本同样丰富的营养。有时候生活费不够了，我甚至拿饭票（对，那时候我们师范生每个月还能从学校领到五十多、后来涨到七十多元的饭菜补贴）到校内小店换现金去买电影票。在浙江师大的日子里，四年大学我看了几百部电影。它奠定了我之后人生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而电影，也成了我们师大人相遇时谈论的最主要的话题和共同记忆，仿佛遗传的基因密码一般，师大人因为电影而成了兄弟姐妹。

电影之外，我们还有摇滚。那一年春天，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下属魔岩唱片签约三位摇滚歌手——窦唯、张楚、何勇，号称“魔岩三杰”，同时推出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梦中没有错与对，梦里有安也有危，梦的时代我在胡说，梦醒时刻才会解脱”（《黑梦》），“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垃圾场》），“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大家应该相互微笑，搂搂抱抱这样就好”、“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们的歌词成了我们的日常口头禅。1994年12月，“魔岩三杰”和唐朝赴香港体育馆（又称红磡体育馆，简称“红馆”）举行“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引起轩然轰动，自此开辟了中国摇滚的鼎盛时代，红磡演唱会也成为了两岸三地无数摇滚爱好者膜拜的经典。

我没有机会去香港红磡体育馆亲临现场。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我人生中唯一去现场听音乐会的却是在大学，在我的大学所在的这个曾经是浙中重镇的非省会城市——金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史称“小邹鲁”，出过骆宾王、贯休、宗泽、吕祖谦、陈亮、宋濂、李渔、黄宾虹、吴茀之、邵飘萍、陈望道、冯雪峰、吴晗、潘漠华、艾青、施光南、郎静山、严济慈等众多名人）。而且，我听的是“中国摇滚乐第一人”、“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的演唱会。

那是1996年的春天。我从报纸上得知崔健要在金华市体育馆举行个人演唱会。我把消息告诉在宁波师范学院（后并入宁波大学）美术系读书的同样喜欢摇滚的朋友。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对于还在读书、主要靠父母给生活费的我们来说，门票太贵，买不起。怎么办呢？送到家门口的演唱会是不能不看的。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于是，美术系的朋友发挥了特长，动了点歪脑筋。我们几个人凑钱合伙买了一张门票，然后复印数张，美术专业的朋友窝在我的寝室里用水粉颜料照着真票画了几张入场券，我们在拥挤而混乱的检票口混了进去。当时的心情，真的跟做贼似的。

崔健来了，依旧是戴着镶有红色五角星的帽子、穿着深绿色军装。第一首，依然是他十年前也就是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的成名曲《一无所有》。现场的气氛迅速被点燃，我们几个人冲到舞台前面，跟着节奏疯狂地嘶喊吼叫，我们的身后是那些拿着单位票端正呆坐着“欣赏”音乐的观众，我们的前面是维持现场秩序的面容严肃的保安。不知道过了多久，彷佛一个世纪，崔健唱，我们跟着唱，用尽全身的气力，到最后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我们还在用“嘶哑的喉咙歌唱”。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几个人坐着体育馆外面的路边，大汗淋漓，声音嘶哑，差不多讲不出话来了。

这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在现场听的个人演唱会。后来参加工作，辗转到杭城，也有机会去现场听明星演唱会，也有能力买门票了，但都没去。我想，那是一个顶峰，其他都“一览众山小”了。我永远记得那个有崔健的春天，那是1996年的3月29日。

在摇滚精神的感召之下，我在校园里也作出一种“反叛”的姿态。我会穿一件阿凡提式的黑白相间的毛线长衣，在校园里招摇；跟师大美术系的朋友“混”在一起，在高村租房子，喝酒、抽烟、写诗，把自行车挂在墙上搞“行为艺术”。而我的宁师院的朋友则在校园里“游行”，将自己的嘴用胶布封住、腿用丝绳绑住，以此来抗议学校的某项不合理的措施。

对比起来，现在的大学真的是太安静了。没有电影院，连我的母校的老电影院也因学校扩招扩建而拆除了。大学生电影节虽然还举办，估计已经没有往昔的那种人头攒动的景象了。没有了摇滚，大学也就成了听话的课堂。或者，大家忙着考证，忙着兼职赚外快。我的大学，已经永远成为了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