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的缓解，老朋友有了重新会面的机会。昨天见到老鬼和几个朋友。大家东拉西扯，不免扯到《血色黄昏》的出版往事。纸媒时代不同于网络时代，文学的传播绝对依赖于出版。一个作家如果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可能生生地被埋没。出版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命运。老鬼的母亲杨沫是一个幸运者。

杨沫1936年参加革命。革命胜利后，工作却不顺心。她先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当时她身体很差。《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对她的丈夫说：“转告杨沫同志，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安心养病吧。”领导把她当成可有可无的人，杨沫心里不痛快，于是要求调到妇联。

到了北京市妇联，那里人看杨沫身穿列宁服，戴个蓝帽子，说话带着河北口音，土里土气，以为她是乡下人，没把她当老干部对待，而是和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让她打杂，给人抄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有时还遭领导呵斥。

1949年7月，她因为宫外孕，摘除了子宫和一侧卵巢。手术后全身疼痛，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开始秃顶。1950年，杨沫离开妇联，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周围是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她看不到文件，参加不了会议，心情极其郁闷。

生理和心理的痛苦，成了杨沫创作的动力。正好，走进她生活的几位男性都不简单。当时的北大学生张中行，是她的第一个伴侣，在她笔下成了余永泽；将军路扬是她的革命男友，在她笔下成了卢嘉川；她的丈夫马建民是北京师范大学领导人，在她笔下成了江华。

故事发生在革命大潮中，最具魅力的无疑是女主人公与几位男性的情感波澜。小说开笔很顺利。1955年春天，她就写出35万字的书稿，名叫《烧不尽的野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后，要去书稿。编辑看完却拿不定主意，让杨沫找一个名家看看，若名家肯定就出版。

杨沫的妹妹白杨是电影明星。姐妹一起拿着书稿找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阅。阳翰笙非常忙，没有时间读。

中青社只好自己看。编辑的审读意见是：一，还得请专家看；二，如能删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地方，会大有长进；再把一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加强，可以达到出版水平。

阳翰笙推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审读书稿。欧阳凡海1937年到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他的审稿意见写了6000多字，共33 条，前3条讲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全是缺点。”欧阳凡海认为：最大的缺点是“以小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为书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否定了书稿。

一年后，小说遇到伯乐。他就是《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是杨沫1942年在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杨沫还是秦兆阳夫妻的媒人。1956年春天，杨沫把书稿交给了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已经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表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只需要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修改一下即可”。为了表示诚意，作家出版社还向杨沫预支了一千元稿费。杨沫又用了20天把稿子修改了一遍，全书约40万字。

杨沫6月交稿，作家出版社却没有及时付排。先是责编任大心被抽去搞审干工作，别人插不上手。10月底任大心发排了稿子，12月又说，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1957年1月任大心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杨沫又找到秦兆阳，问：可不可以少印点，把书先弄出来？秦兆阳说，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不够卖，因为缺纸，每期要少印3万册。

杨沫这时肝部剧痛，怀疑得了肝癌。她想在告别人生之前，看到小说问世。这次阳翰笙出面帮了忙。1957年3月，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楼适夷打招呼，请他帮助催促。责任编辑向杨沫表示：“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下。”杨沫又给作家出版社一把手王任叔写了信，让他们出书要守信用。

《青春之歌》终于1958年1月出版，立即轰动。报刊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书店销售一空，马上加印5万册。到1958年6月，已经印到39万册。195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大了。以后，小说多次再版，发行量逾500万册，还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杨沫一举成名，当年就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塔什干出席了亚非作家会议。

从1955年春天，到1958年1月，《青春之歌》从写成，到出版，不到三年时间。虽然也有波折，这在当时算快的。出版改变了杨沫的命运，也影响了当代文学史格局。当时中国出现了长篇小说高潮，《青春之歌》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老鬼就没有母亲幸运了。

老鬼的代表作也是自传体长篇，也写了生死爱情。他1975年开始动笔，原名《八年》。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他反复修改，终于定稿。

从1980年代初，他先后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收获》、《花城》、《清明》、《小说界》等机构投稿，都失败了。有的是不接受其刀辟斧凿般的直白风格，有的是担心其惊心动魄的悲剧内容。其间虽有老作家陈登科予以推荐，已经成名的北大同学张曼菱热心斡旋，都不能实现付梓的愿望。

如果《血色黄昏》早点问世，那些浪漫的诗意篇章就会显得浅薄。有追求的作家或许会在老鬼面前反躬自问，改弦更张。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本书1987年仍然出不来，到今天仍然无法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鬼又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老鬼因《血色黄昏》的出版，被社会认可，成为著名作家。他后来出版了多部力作，但仍然有几部书稿，至今不能和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