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杨振宁又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少人声讨他为何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效力，物理方面我不太懂，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的人物命运我略知一二，且看看那些归来（或选择留下）者的命运。本来打算再多写几个人物再做总结的，但现在既然去留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也不妨提前做一番总结。

我国心胸外科的奠基人之一吴英凯：1966年6月21日，阜外医院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全院大会揪斗吴英恺，从那天起他当不了医生了，只能去扫院子拔草打扫厕所，开始打扫厕所时吴英恺戴了手套帽子和口罩，穿了高筒靴，结果这让造反派头头非常不满，要求吴英恺必须赤手空拳干这些脏活，结果不到3月吴就得了肝炎，当时治疗肝炎的新药是肝泰乐，但当吴去看病时，医生却说，这是新药，不能给你这种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用。吴英恺小心翼翼地打扫病房卫生，生怕再遭厄运，病人和家属稍不如意，也会对他横加指责。但饶是如此，麻烦还是躲不开，有一次病房出了事故，一个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军代表开大会批斗，硬是颠倒黑白地说，这都是吴英恺的罪行，可吴英恺在扫厕所呢，如何要为这次失败的手术负责？会后，军代表问，批判你服气不服气？正是龙潜海底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吴英恺只能说，服气，批得好。

与吴英凯齐名的黄家驷：1966年，黄家驷因“八年制阴魂不散”、“复辟旧协和”而被打倒，开始了无休止的检查、认罪……八年制被迫停办，教师们纷纷被调离和下放，昔日强大的教学队伍迅速土崩瓦解，中国医学科学院的22个院所只剩9个，所有在校学生统统被分配到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黄家驷眼见事业中断，大厦将倾，心如刀割，但他自己也在被审查、关牛棚和批斗，就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他还坚持对不幸中断了学业的学生们言传身教——当然，只有那些恰好同恩师被下放到同一个地方的学生才有这种“良机”，在农舍暗淡的灯光下，一代宗师正在向一同遭遇厄运的年轻学生们传授医学宝典，救人秘笈……可是，又有谁来救他们自己呢？

曾于1940年即完成我国首例心脏外伤手术的张超昧：50年代初张超昧被带回四川因一些莫名的罪名（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上校军医”？）而入狱。他亲手创立的中华医院所在的洋房亦被没收，成了成都市卫生局的办公用房……1956年张超昧才回到杭州， 1961年12月张超昧到杭州红会医院外科工作，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不能上手术台去开刀救治病人，只被安排在门诊坐诊， 1966年文革开始了，张超昧开始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想想前述文章中吴英恺和黄家驷这种级别的人物尚难免蒙冤羞辱，就更别提张超昧这类医生的境遇了……

从日本学成归来，1948 年于国内首次成功地实施角膜移植手术的石增荣：尽管他曾为数十万人带来光明，但仍躲不过十年黑暗期间所遭受的种种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以至于其健康情况迅速恶化 ，但即使环境如此险恶，他仍念念不忘防盲工作 ，他和同事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乘马车、骑自行车走遍了全省农场、林区、厂矿、学校、村屯…开展眼病流调、普查，编写《防盲手册》，发表科研论文，培训县、乡、村眼病防治医生，为 各县培训 了一大批眼科医生，加强了基层防盲治盲的技术力量 。

1944年即在中国建立的血库的易见龙：建国后返回湘雅医学院工作，为在国内开辟一个血液生理研究基地呕心沥血，但文化大革命无情地中断了这一切，1967 年易患脑膜瘤，术后偏瘫失语。

周寿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周参加了林可胜组织创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上海解放后，周所在的医学院迁往台湾，周去台湾选址后，即借口处理搬迁善后事宜返回大陆，后来台湾方面多次派人来催他去台湾任职，他都予拒绝。浩劫期间，一伙革命小将闯进了周家，抄家之后，当着周寿恺小女儿的面将周抓走，在周家楼下就实施殴打，此时，小女儿为爸爸妈妈擀的面条还没有下锅……在中山医学院的灯光球场上，革命小将的暴行在继续，周寿恺被打得一度昏厥，但始终不肯低头求饶。

……

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很长。作为生在70后，长在春风里的一代，当我了解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心情很是复杂，自私地说，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当年落后的中国需要需要有人为此奋斗和付出，因此所有的医学前辈都值得我们感怀铭记，他们有恩于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我们仍受惠于其遗泽。但这片土地对得起他们吗？不知道今天那些讨伐杨振宁的人，如果上述医学前辈是其长辈，在明知这种结局的情况下，你还希望他们留下来承受那些苦难吗？

坦率地说，我不希望。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什么人有权利指责一个未处险境但却为整个物理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级科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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