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与否、年代与范围、标志性遗存等等。项目结果公布之后，中外知识界与大众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热度类似。最近《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出版，又为夏问题的讨论添了几分热度，网络上下都在发表对夏问题的看法。

还记得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刘莉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指控，她想调查中国学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学研究。对这个指控我很惊讶，按我的理解，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的话，哪里来的民族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单方面指控中国考古学者的民族主义，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将肯定夏的存在就视为民族主义的“愚妄”，那么否定夏的所谓“科学态度”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么？

我们应该清楚，一个失去历史的民族是不能称其为一个民族的，就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们无法对他进行定位一样，历史渊源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夏之所以成其为问题是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同时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定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也在为主导这个体系的西方世界所审定。正是在这样的外部背景关联中，夏成为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两种话语权力在相互较量，过去百年中，绝大多数时候，西方的话语是占主导地位的，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中国人也借鉴这种话语来进行自我审定。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首先解构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夏之存在的文献载体遭到了颠覆，于是夏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而此时，中国考古学还在幼年时期，还不能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世纪之中到改革开放前，有关夏的问题消失了。当然，按照另一种话语来解读，质疑夏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敢这么做。这是话语体系本身的问题。回到知识生产的背景上来看，此时夏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成立。按照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的存在已经证明疑古思潮走过了头，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夏的存在。只是我们有必要证明给自己看吗？此时中国学者想到的不是去质疑夏，而是如何去更准确地丰富有关夏的认识。

夏又成为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夏就像一种历史身份证需要接受重新审定，在新的体系中中国需要这样一张历史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话语体系的一个维度叫作“科学”。夏的存在需要接受科学的审定，即必须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里需要排除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排除“民族中心论的偏见”，让我们对夏的历史追溯回到元叙事。作为处在历史情境中的中国人，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质疑远远要好于肯定。这样既符合科学，也无须承担新话语体系的任何指控。

夏是青铜文明之始，取代了一个以玉器及其他非金属器物为表征的时代。青铜适合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另外就是经济交易的通货。因为昂贵，还很难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这样的政权是立足于政治与军事权力之上的，相比之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国阶段，它拓展了军事权力。这种侧重物质性的研究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范畴，它再一次拓展了考古学的边界。这里夏不仅仅是一个族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物质性、能动性、景观、性别、阶级、惯习等角度去阐释，由此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宛在万花筒中的夏。

简言之，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所决定的。它曾经不是，20世纪中也不一直都是。当前夏的问题，从学科外部背景关联来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身份证。回到学科内部的背景关联，夏的问题涉及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需要得到文献、传说的确认；在学理（考古学理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对应条件问题，其难度近乎哥德巴赫猜想。但夏问题本身并非不可能解决，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