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体质

更差了么？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中，卢梭诗意地写道：

    “野蛮人的身体是他们拥有的唯一工具，他们将这一工具用于多种途径。然而，由于缺乏训练，如今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具备这些用途了。正是我们的技能使得我们失去了野蛮人所必须掌握的力量与敏捷。”

”

    卢梭的阐释与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不谋而合。

    今天的考古学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与随之而来的定居生活的确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与生活的空间结构，原本在地球表面游荡的小型群体高密度地聚集在一个乏味的地点，根据农时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在劳作中享受逐渐单调的饮食，并且加大对周围水文地貌的开发强度。

    尽管定居点中的农耕者发展出了更复杂而精致的文明，但农耕者的生存条件似乎并没有显著地提高，甚至“倒退”了。例如，由于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在饮食结构中的地位被营养含量更低的粮食作物所取代，尽管定居点可以负载更多的人口，但个体的人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却恶化了，人们的身高逐渐变矮、协调性也大不如前。直到工业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农业技术，人类的健康状况都没有大的改观。

麦克尼尔认为农业革命导致“文明化疾病池的汇聚”

    农业与定居生活一方面降低了人的健康状况，又同时将人曝露于更危险的环境中——高密度的定居人群与对生态系统的改造形成了疾病传播的温床。在《瘟疫与人》中，麦克尼尔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细菌传播所必须的人口密度，贸易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最终引发了欧亚大陆“文明化疾病池的汇聚”。

    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中，凯尔·哈珀也说，古典文明，尤其是城市文明的死亡元凶并不是战乱与灾祸，而是那些平凡的腹泻、发烧和感冒。

城市文明的死亡元凶并不是战乱与灾祸，而是那些平凡的腹泻、发烧和感冒

    哈珀举了一个例子，罗马帝国曾先后三次遭遇大规模瘟疫传播的浩劫：公元165年疑似天花引起的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249年不明病原体导致的瘟疫，以及541年鼠疫杆菌的大规模流行。其中，安东尼瘟疫带来的损伤似乎是三次瘟疫中最小的，但它也带走了大约700万人的生命。相形之下，在罗马史上最血腥的军事失败——阿德里安堡溃败——中，仅仅有2万罗马人阵亡。哈珀由此得出结论，细菌远比日耳曼人致命。

    那么，在我们的文明中，大规模的瘟疫最早爆发于何时，它又与农业有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呢？让我们跟随陈胜前教授的笔触，回溯瘟疫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起源。

新石器时代

的鼠疫遗址

    数年前，我作为成员参与到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整理与研究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负责石器分析工作。因为这个原因，比较详细地了解了哈民忙哈遗址的情况。这个遗址以发现大量集中出土的人骨而闻名，最集中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97具人骨，不同年龄段与不同性别的人都有体现，底部尸骨有摆放的痕迹，上面的比较凌乱，房子有焚烧的迹象。经过数次发掘，已发现的人骨有两百余具。有关如此大量人口突然死亡的原因，我从石器分析的角度进行过解释（《人类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哈民忙哈先民的石器工具中，农业工具非常少，倒是有类型丰富的食物加工工具，表明其食物来源多样。挖掘工具只有石镐一种，形体修长，使用条痕非常清晰，显示经常挖掘沙土，实验研究显示它适合挖掘的深度是30～50 cm。基于石器工具组合以及其他的信息，我们推断哈民忙哈先民过着一种以广谱狩猎采集兼营少量农业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农业的边缘环境，很容易遇到灾年。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时，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这些动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大量人口死亡，剩下的人仓促埋葬了死者后，迅速撤离。撤离时他们带走绝大部分完整的石器工具，因此我们在研究中看到的完整的、还能使用的工具极少。

左图：庙子沟遗址；右图：哈民忙哈遗址（魏坚/摄）

    哈民忙哈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较红山文化略晚。除此之外，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被废弃的遗址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它是魏坚老师早年主持发掘的。这两年因为参与该地区工作的缘故，我开始关注这里的材料。在庙子沟工作站与乌兰察布博物馆看到庙子沟的材料，发现该遗址保留了大量完整的石器工具，与哈民忙哈遗址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有学生比较过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废弃过程，发现庙子沟的废弃形态有所不同，庙子沟遗址使用时间比较长，遭遇瘟疫的庙子沟人似乎受到了惊吓，迅速逃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年代差不多，环境也类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瘟疫。数年前，《细胞》（Cell）上还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大陆数个遗址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 。

瘟疫产生

的根本条件与历史阶段

    两个史前时代可能的瘟疫事件为考古学留下了保存完好的遗址，让今天的考古研究者能够一睹史前时代瘟疫的影响，也由此可以了解瘟疫产生的条件。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三是存在易感人群。病原体是自然本来的存在，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类或者被病原体杀死，病原体失去传播的途径；人类或者适应了病原体，病原体丧失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所以，封闭环境不大可能产生瘟疫。

    瘟疫的传播往往来自人类接触到本来不属于人类生活圈的病原体，以关东大鼠疫为例，原因可能因为外来移民捕猎了生病的旱獭。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不应该进入人类生活圈的，因为利益与饥饿，人类触碰了自然存在的红线，最终酿成灾难。当然，如果人类人口极少，病原体杀死了感染者，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可能；或者人口分布极其稀疏，传播也不大可能发生。

    但是随着农业起源，人类走向了定居。定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流动则难以开展农业生产（除非游牧）。然而，定居会带来人口的增加，狩猎采集群体因为迁徙流动的原因，往往需要两名幼年子女有足够的年龄差距，一名子女能够自己行走。定居群体不存在这样的困难，生育间隔由此可以缩短。谷物制作的糜粥一类食物可以让婴儿更早断奶，促使生育间隔进一步缩短。

    农业本身有旺盛的劳力需要，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可以开垦更多的土地。这样构成一个正反馈，人类人口迅速增加。从民族志材料可知，依赖狩猎的话，每百平方公里所能支持的人口不超过1.56人，如果同时依赖狩猎与采集的话（不包括渔猎群体），所支持的人口是9.098人。如果要超过这个阈值，就必须有农业。农业可以支持的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上述的10~20倍。如此多的人口定居在同一个地方，这就为病原体提供了极好的传播条件。从这个角度说，瘟疫的大规模传播是与农业起源相关联的。

定居生活与农业革命使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成为可能

    当然，农业之所以会导致瘟疫传播，绝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与定居的发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农业扩散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最早的农业，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例，起源于山麓与盆地的边缘地带，当时人类只能利用最容易耕种、最肥沃的土壤。村落稀疏，村庄规模有限，人们的食物很大比例还要依赖狩猎采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小。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们开始更多地砍伐森林、开垦草地、排干沼泽，闯入主要属于其他动物的生境，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大大增加。再者，人类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就会产生大量的垃圾，腐烂的垃圾会污染水源,由此蚊虫滋生，导致疟疾横行；污染的水源还可能导致霍乱。同时，定居农业还导致人类的食谱变得单调，过多的谷物摄入导致龋齿病频发。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科恩与同事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随着人类进入农业阶段，身高变矮，身体的协调性变差，人类的营养与健康状况反不如狩猎采集阶段，形成易感人群。这种状况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恶化，因为农业促进社会分化，富者产生肥胖的毛病，穷者食不果腹，可能会铤而走险，食用一切能够找到的食物，包括带有病原体的野生动物。

    我们是否由此可以说农业就是瘟疫之源呢？显然不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感染瘟疫，鼠疫本来就是鼠类的疾病，这次在全球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有可能来自蝙蝠，经过果子狸、穿山甲等中间宿主，并且经过变异，才变得让人类容易感染。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性是瘟疫的温床。独居的动物即使感染了致命的传染病，也不会殃及整个物种。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依赖社会性的动物，人类通过社会有了语言、文字、文化乃至文明。同时，因为存在社会性，所以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才可能传播扩散。相对狩猎采集生活，农业代表更高程度的社会化，不仅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且需要更多的人口集中生活在一起，因此瘟疫传播的条件更便利。

城市既成就了文明，也成为瘟疫肆虐的温床

    狩猎采集时代是否就没有瘟疫呢？目前考古学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就距今三四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迅速替代尼安德特人这一情况而言，有研究者就提出一种假说，即现代人把传染病带给了尼人，就像近代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给美洲土著，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一样。尼人由此大幅减少，加之栖居地被现代人分割，无法通婚，所以只能灭绝。总体而言，瘟疫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主要因为狩猎采集者的人口总量小，密度低，流动性大；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狩猎采集者大多数时候生活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跨越不同的生态系统，感染疫病的风险因此也比较小。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古人如何防治瘟疫的知识，欢迎参阅陈胜前教授《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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