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考古成果、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国博考古个人专题研究成果概述

引言

在历经百年的考古实践中，国博考古始终坚持田野发掘与课题研究相结合，培养能攀援为思想家的考古学家，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特殊的技术工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课题意识，在考古实践中不断积累、总结、升华学科理论与方法，构建国博考古的学术体系，透物见人。

2021年国博考古院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学科协同发展理念，发扬严谨求实、敬业奉献精神，很好的完成了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工作。在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着力推动学术创新，做好成果转化，讲好中国历史文化故事，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的优势，涌现出一批综合性、高水平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考古学综合研究、手工业技术、农业起源、动物考古，以及矿物岩石学、微体古生物学、碳氮同位素、AI等学科方法和科技手段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运等相关领域，研究视野开阔，科研覆盖面广。

一、晚商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构成”——以殷墟墓葬为例

汤毓赟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青铜礼器的组合，是指不同用途、不同器类的器物在同一考古单位内共生，形成一种较固定的配置形式。殷墟墓葬随葬青铜礼器往往以“觚、爵”为核心，搭配“鼎、簋、尊、卣”等器物形成完整的组合，反映的是墓葬等级，其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青铜礼器的构成，是在组合的基础上，对面貌相近的一批或多批器物进行研究，从“风格”、“铭文”、“器位”、“技术”等方面研究其来源和配置，反映的是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2、研究成果

本研究选取安阳殷墟两座贵族墓（小屯M5、殷墟西区M1713），简要进行分析。小屯M5（妇好墓），出土完整青铜礼器约208件，其中有铭青铜礼器共约190件。铭文共9种，包括妇好（好）、司母辛、司母（司母癸）、亚弜、亚其、亚启、束泉（子束泉）、、、等。该墓组合以“53觚40爵”为核心，根据器物风格及铭文可知，该墓觚、爵实由“妇好（好）”组、“司母（司母癸）”组、“束泉（子束泉）”组和“亚其”组及零散觚、爵拼配而成。实际上，该墓青铜礼器组合按铭文可分为九个批次，其中“妇好（好）”组器物共110件，器类丰富，其自身就是一个青铜礼器组合（图一），其余铭文组器类较少，有的甚至只有数件酒器，但全部器物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合，这体现了商人在选择随葬器物时的规划性。此外，送器者的身份地位、与墓主的亲疏远近决定了送葬器物的位置（图二），如与墓主关系较近的“亚弜”、“司母”等所送器物均位于椁内较明显位置，而“子束泉”则位于椁室上层不显眼的位置。殷墟西区M1713，出土青铜礼器17件（图三），该墓组合核心是“2觚3爵”和“4鼎2簋”，但实际上该墓同类器物不仅风格（形制、大小、纹饰）不同，而且铭文也不尽相同。根据器物风格和铭文，可以将该墓青铜礼器分为至少四个批次（图四），A批次受器者为“父丁”，B批次受器者为“兄癸”，C批次受器者为“父丁”，D批次受器者为墓主自己。其中A、B、C批次器物制作精致，应为墓主生前为父兄所作；D批次制作粗糙，器壁较薄，为墓主死后下葬所用专门而作。四个批次器物形成该墓完整器物组合。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3、研究感言

“构成”的本质主要是对青铜礼器的风格、铭文、技术（主要是青铜器成分、微量元素）进行分析，追溯器物来源，进而探究来源背后的社会关系。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同墓青铜礼器的作器者、送器者不是单一的。而从随葬青铜礼器在墓中的摆放位置，亦体现了送葬者的身份地位、与墓主的亲属远近等。随葬青铜礼器能够分批次，体现的是下葬过程中的隆重送葬行为。青铜礼器的来源越丰富，说明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网的复杂程度越高，而所处的社会关系越复杂，说明墓主的身份地位越高。

二、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冶金考古工作收获

崔春鹏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2018～2021年度，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所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进行联合发掘，发现大批文化性质明确、年代序列完整的夏及早商时期冶金遗迹、遗物，并荣获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具体情况详见《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7期）。对这批冶金遗存内涵特征的深度研究将为揭示西吴壁遗址为代表的晋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文明面貌提供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据。

2、研究成果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腹心地带发掘的专业化冶铜遗址，具有重要的冶金考古学术意义。国家博物馆西吴壁考古项目组对该遗址出土的近百件炉渣、炉壁及矿石等冶金遗物展开科学分析，研究表明遗址的冶炼产物为初级阶段的红铜，未发现配制礼容器的铸造工序。二里岗文化时期炼铜技术相比二里头文化晚期有了相当提高。考古发现、元素信号、矿山地理以及前人研究综合凸显遗址的铜料最有可能是通过“中条山铜路”来自晋南本地。发掘中还发现，西吴壁遗址部分东周遗迹内也可见炉渣、炉壁等冶金遗物，科学分析认为这批炉渣并非是东周时期的冶金遗物，而是来自西吴壁夏商时期，是被东周活动扰乱所致，并基于此建立了一套复杂文化堆积中冶金遗物时代特征判别的简约流程。该部分成果与《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20年周代遗存发掘简报》同步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8期。

现场研究冶金相关遗物的时代

 二里头文化晚期单位出土挂渣陶片

3、研究感言

鉴于遗址在冶金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发掘过程中领队戴向明院长组织相关人员对冶金遗物展开分析检测。严谨精微的科学分析结果尽管显得深邃莫测,但却总能穿越沧桑的历史给我们以文明的启迪。应当说，考古发掘与科学分析综合表明，自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岗时期，西吴壁所在的晋南地区冶铜业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而早期中原王朝对以矿冶资源为代表的手工业、高科技的控制则将晋南纳入其阶级社会的管理之中。 

西吴壁东周遗迹出土炉渣与其他熔(冶)炼有关炉渣的MgO/K₂O组分关系(Wt%)

三、秦汉雍五畤考古发现与研究

游富祥 副研究馆员

1、研究背景

雍五畤祭祀是秦汉时期国家祭天祀典的最高等级。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等五家单位携手，开始在甘肃东部实施“早期秦文化研究”考古项目，调查并发掘了礼县鸾亭山遗址，发现动物祭祀坑和玉人等祭祀用玉组合，判断该遗址为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西畤，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处畤祭祀遗存。200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联合考古队在关中地区调查“秦汉离宫别馆”。根据鸾亭山遗址调查和发掘的经验，联合考古队在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周围的山前台地开展调查工作，寻找雍五畤。在雍山南坡，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一系列秦汉时期遗址，包括血池遗址。但是很遗憾，限于当时的调查条件联合考古队并未识别出血池遗址的特殊性。2015年“秦汉离宫别馆调查”工作告于段落，联合考古队选点发掘，又重新回到凤翔，重点调查血池遗址，并辅以考古勘探，沉埋于地下数千年的遗址才终于显露在世人面前。

2、研究成果

总结鸾亭山、特别是血池遗址的调查和勘探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在雍城周围寻找其余的雍五畤遗址，成果显著。迄今，联合考古队已经相继发现血池、吴山、下站等四处祭祀遗址，并对其中的三处进行了考古发掘，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血池遗址的发掘荣获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吴山和下站遗址的发掘也分别入围了2018年和2020年度全国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发掘，联合考古队确认了血池、吴山和下站遗址分别是雍五畤其中之一，其中下站遗址因为位置上与密畤具有唯一对应性，所以是密畤无疑。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注重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遗址和出土遗物进行深入分析，相关成果已经发布在《考古与文物》第6期。通过研究，联合考古队证明了《史记》、《汉书》对雍五畤记载的真实性，明确了畤这一类遗存的结构、内涵、要素和基本面貌，再现了畤祭祀从方国祭天发展为中央帝国祭天这一完整发展脉络，是研究春秋至西汉时期祭天礼制最重要、最完整的实物资料。

3、研究感言

从2004年发掘鸾亭山遗址算起，我们关于畤的考古研究工作已经持续进行了近20年。这20年当中有收获的喜悦，也有辛苦的疲惫，然而更多的是没有发现时的沮丧和茫然。最终能有今天的丰硕成果，是我们始终坚持把田野工作为考古学研究的最基本、首要的方法。在2008、2009年，我们根据调查、发掘鸾亭山遗址的经验，把凤翔北山从东到西跑了个遍，还在血池遗址采集到汉代的瓦片。但是限于地表踏查的局限，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血池遗址的性质。此后在调查离宫别馆的间隙，我们时不时都要到凤翔北山调查一番，不断检讨、总结自己的调查方法，以期能有发现，每次都以失望告终。七年后的2015年，在排除所有疑似地点后，我们重新把目光锁定在血池遗址。这次在地表踏查之外，我们投入大量费用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勘探。成效显著，第一天我们就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现十几个祭祀坑，第二天探铲就从祭祀里带出来一件玉璜。随着勘探工作的进行，一个个祭祀坑被发现，沉埋于地下数千年的祭天遗址徐徐展现在我们眼前。血池遗址的成功发现证明了考古调查中勘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方法在后来的雍五畤调查中成效显著，经得起实践检验。

近二十年的坚守和探索换来收获的喜悦，通过科学的方法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此刻萦绕在我耳边的是老师当初对初入考古大门的我说的话——考古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玉人、玉琮

 祭祀坑

讨论发掘计划

四、汉代的漆器手工业

卢一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漆制作漆器的国家，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境内的漆器，最早可追溯至八千多年前。考古学对器物的研究，是力求“透物见人”的研究，那么如何从漆器的研究中，管窥古代的社会，特别是长时段的社会大变革？这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以汉代的漆器手工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形成与稳定时期，特别是进入西汉以后，社会局势总体稳定，人口增多，疆域扩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门类——漆器手工业，其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与此前的商周时期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本研究尝试讨论的问题。

2、研究成果

秦汉统一国家形成之后，特别是进入西汉以后，漆器生产的最突出变化是“标准化”生产的出现，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长期的社会稳定，促进了人口增加以及中小贵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对精美漆器的社会需求显著增加。与此相适应，漆器的生产开始出现了“标准化”生产的趋势，从而大大提高了漆器的生产效率和产品数量。特别是在汉代的官营漆器手工业机构——蜀郡、广汉郡工官的漆器生产中，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生产”。根据目前发现的工官生产漆器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工官生产中“流水线”的存在：每一道漆器生产的工序，都有专门的工匠完成，分工细致。这也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有直接文字证据的古代手工业中的流水线生产。

3、研究感言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工作的一年，感性的来说，是拥有诗与远方的一年。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既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新疆参与乌什吐尔遗址的发掘工作，又有充足的时间，在馆内安静的读书与科研。在田野上积累材料，在读书中发现问题，在科研中探索未知，考古研究的魅力就在于此。正如戴院长在年终汇报会最后鼓励我们时所说，以后，还是要读读读书，写写写文章。为探索历史的未知，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漆器

五、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与人类适应研究

邱振威 博士 副研究馆员

1、研究背景

水稻是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近一半的人口以此为食，这也使其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邱振威博士一直关注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起源、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进入国博考古院以来，以田野发掘的岗位工作为契机，将研究范围延伸到淮河流域，并获得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开展“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与人类适应”的专题研究工作。

该项目主要针对经过科学系统发掘的若干顺山集文化遗址（顺山集、韩井、雪南等），通过大植物遗存和微体植物遗存分析，结合陶器胎土分析等手段，探讨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稻作农业及其与地方性环境景观、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深入理解淮河中下游的人地关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科学意义。

2、研究成果

本年度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考古遗存”直接研究。顺山集文化时期，雪南遗址周边常绿－落叶阔叶林趋于减少，以禾本科为代表的陆生草本植物发育，水体活动较强，气候总体暖湿且有波动，呈现适宜稻作农业发展的湿地景观。生业经济上，雪南先民兼营采食或管理野生植物资源、水稻生产、渔猎与家畜驯养。该部分成果与雪南遗址发掘简报同步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8期。

二是“将今论古”比照研究。基于古水田的发现和研究，选取现代水田耕作层进行微体植物遗存分析。从技术层面深化对水稻植硅体和水稻型花粉形态与梯度分布的认识，有助于对文化堆积中的水稻植硅体和花粉进行甄别。同时，对于古水田的判定与研究以及稻作农业发展的评判也具有重要意义。该部分成果发表在《农业考古》2021年第3期。

三是“梳理述评”方法反思。基于对顺山集文化和上山文化植硅体分析工作的梳理，从样品采集的科学性、统计方法的一致性、定量数据的有效性、微体植物遗存的宏观性以及多重证据的必要性等方面将具有可比性的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尝试对植硅体分析方法和未来的植物考古研究方向进行思考，为多学科融合在考古学中的深度发展提供借鉴。该部分成果发表在《考古》2021年第9期。

3、研究感言

稻路漫漫，果腹飘香；

耕作驯化，走向文明；

细枝末节，巧遇埋藏；

寻踪觅影，道阻且长。

也许，考古的神秘掩饰着工作的琐碎，

但是，重要的发现揭秘了坚守的旨趣；

也许，偶然的成功忽视着经久的挫败，

但是，实验的魔力颠覆了重复的无力；

也许，科学的严谨对抗着人文的思绪，

但是，枯燥的学问透视了研究的意义。

现实的研究条件与久远的研究对象，在这一年不期而遇，对话博弈。这一次，谈判桌上座无虚席，有国家政策顶层设计，有学界业内同行评议，有政府社会共同关注，有家人亲友理解支持。

这一年，延续科学技术与人文理念的切磋，似小有所成；

下一年，期待学术研究与生活品味的提升，愿心无旁骛。

 田野发掘与样品采集

 左图：实验分析

右图：植物遗存鉴定

六、中国古代的骆驼遗存

刘文晖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骆驼是历史上交通西域的工具，是古丝绸之路的象征与符号。而此前国内对骆驼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比较薄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了对中国各类骆驼遗存的系统动物考古学研究。

2、研究成果

全面梳理了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发现的骆驼直接遗存（骨骼、皮毛等），确定今年新疆玉孜干遗址考古发现的骆驼骨骼，为目前国内确切的家骆驼遗存中时代第二早；综合最近分子生物学证据和国内外骆驼遗存发现，排除了中国是骆驼驯化中心的可能；提出驯化骆驼由中亚向中国传播的路线，更可能是经阿富汗越过帕米尔高原，经天山南路进入河西走廊。另外，从动物考古学角度，对汉唐以来的骆驼俑等间接遗存（陶俑、壁画、文献记录等）进行了研究，首次在骆驼俑中识别出成系列的混血骆驼遗存，包括载乐骆驼俑等珍贵文物，发掘出这些文物在中外交流史上的科学价值；否定了单峰驼俑的存在，提出中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的“一封橐驼”“一峰驼”等，不等同于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单峰驼Camelus dromedarius”；古文献记录过于简单，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单峰驼；错误鉴定的“单峰驼俑”也不宜继续用来论证中国古代与阿拉伯和北非等地的直接交流。

3、研究感言

随着铁路、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骆驼在大部分地区逐渐退出了交通一线，成为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大家伙。古代骆驼研究，既要借助现代科学知识，也要回到具体历史情境，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说易行难，研究过程中会不断修正过去的谬误，也难以避免产生新的错误。研究，永远在路上。

金普巨副驼与阿拉善双峰驼

七、矿物岩石学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王冠玉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地球科学在现代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而逐渐被考古工作者所熟知、重视。尤其是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等学科在解读考古材料和人类历史上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次交流，在总结自己一年以来工作进展的同时，更是希望与大家深入探讨，探索矿物学、岩石学的内容、方法如何更好地与考古学交叉、融合，让科学技术更好的服务于考古资料的阐释。

2、研究成果

本次汇报主要介绍了本人以前的学术研究背景，以及宝石学、（黏土）矿物学的范畴和一般研究思路，常规、大型仪器在相关测试研究中的应用。汇报了入馆以来参与的河北兴隆遗址和山西周家庄遗址石器整理研究工作的进展与后续研究计划。并探讨了宝石学、矿物学、材料学知识与技术在玉器、石器、矿物颜料的成分、结构、产地来源研究，陶瓷材料成分、结构、性能、加工工艺研究，以及古气候环境研究等方面的应用。

3、研究感言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条平行线，直到接触了考古学。考古学和地球科学都秉承“将今论古”的原则，自诞生起就与地球科学交叉、渗透。自入馆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所学的知识、技术更好的应用于考古学，也经常与各位老师请教、探讨。这次借年度工作汇报的契机，我回顾了以往所学，梳理了目前工作，畅想了未来方向。“古之新学问起，大都来源于材料和方法的新发现”，希望我们的所学、所思、所为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些许印记。 

周家庄遗址石器整理 

八、微体化石在环境考古中的应用——以介形类为例

杨志华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微体化石是沉积地层中保存的微小的生物遗体、遗物，个体大小通常只有几微米至几毫米。常见的微体化石主要包括：牙形石、孢粉、植硅体、有孔虫、放射虫、介形类等等，这些化石在地层学、生态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目前考古工作中，孢粉和植硅体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较为成熟，在众多遗址中较好地阐释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环境变化。介形类等微体化石则有很大的挖掘潜力。本次选取介形类为研究对象，介绍当前的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一套可行性工作方案。

2、研究成果

通过介形类微体化石的分类学定义和生态学特征，解读部分国内外研究实例。结合当前介形类在第四纪地质学和环境考古学的应用状况，本人总结出介形类在环境考古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1）介形类的属种组合变化可以还原考古遗址附近的水体变迁以及古代海岸线变化；（2）通过研究介形类壳体的碳氧同位素（δO18和δC13）可以很好地还原水体的温度，有助于了解区域性气候变化；（3）介形类壳体中的微量元素变化（如：Mg和Sr）与水体的温度和盐度的变化成正相关，可以通过这些变化间接反映人类居住环境的变迁。基于以上内容，本人拟定了次年的工作方案，计划将介形类研究应用到河北、山东、新疆等考古发掘项目中。

环境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自古至今人类的日常生活都与水体息息相关。史前遗址常常位于水源附近，通常水体的变化影响着人类活动，生活于水中的介形类则又能有效地记录这些变化。河北康保兴隆新石器遗址是坝上地区的一处长期稳定的人类居址，缺乏环境景观方面的直接记录。因此，了解坝上地区的环境演化历史，可以对区域史前人类定居、迁徙以及对外交流等提供环境证据。本人于2021年6-9月开始参与兴隆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对遗址附近的水源均进行了初步的田野调查和采样，对一处湖泊遗迹进行了系统地采样处理研究。拟通过对介形类的组合变化、壳体化学组成分析来还原兴隆遗址附近区域性气候变化，侧面了解坝上地区生态环境演化历史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对新石器时期北方人群的交流提供古生态和古环境证据。

3、研究感言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我很荣幸在如此重要时刻投身考古学事业。入职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以前所学的东西应用到工作当中。我是地质学出身，学校时从事着微体古生物学等相关研究。微体化石在地质学中的应用已十分广泛，相信在环境考古工作中也存在着很大的研究潜力，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领域拓宽环境考古的工作方法，为国博特色考古体系的建立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样本采集

九、C、N稳定同位素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张昕煜 博士 馆员

1、研究背景

粟、黍，最早由我国北方先民驯化成功，是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也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基石。伴随着史前人口的增加和扩散，粟黍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也成为了“史前食物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研究成果

粟、黍及其栽培利用技术的传播与冶金术、控马术、黄金制品等的传播一样，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跨大陆尺度的文化技术交流和贸易，有力地影响了丝绸之路开辟前古代欧亚大陆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2021年，我通过梳理中国新疆及中亚地区公元前1千纪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数据，生动展示了粟黍在欧亚大陆的西传以及史前东西方人群、文化交流的盛况。

3、研究感言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华诞，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也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作为一名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加工作，参与海南、新疆等多地的考古发掘，我感到非常荣幸。在希望的田野上，考古正当时，莫负好时光！ 

 采集考古样品

上工路上

十、基于深度学习的文物自动识别技术

姜湾  馆员

1、研究背景

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类别多、数量大、意义重，应用深度学习技术手段对其进行自动识别，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方式无损提取文物的客观几何纹理特征，与考古文物先验知识相补充；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进行后续的文物识别、文物断代等进一步研究，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博物馆业务方面，对内可为收藏保管分类识别等业务提供帮助，对外则可为咨询讲解介绍定位等业务提供辅助价值。

2、研究成果

采用基于VGG16的SSD算法对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5个类别（鼎、簋、镜、尊、壶）的1945张图片进行处理和建模。经过训练和测试后初步实现五类青铜器的自动识别与分类。模型的mAP值达0.9641，各类别的置信度也在0.998以上。为博物馆文物数据库中的文物识别与归类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可成为专家鉴别文物的辅助手段，以便于提高其工作效率，也可为图片定位识别提供一定的参考。

3、研究感言

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将数字信息技术、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播则不仅能够推动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的融合发展，而且更是推动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力手段。深度学习技术在五类馆藏青铜器自动识别分类上的研究成果代表着数字信息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成功应用。在将来的研究工作中，希望可以基于青铜器的年代特征，进一步应用深度学习实现青铜器断代参考，进一步实现玉器、漆器、字画等不同类别文物的识别与分类从而更一步增加文物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