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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得主的5条采访写作心得

方可成 新闻实验室 2018-06-19


曾任《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的张大卫(David Barboza)是2013年普利策奖国际新闻报道奖的得主。2月10日,他受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演讲,详细回顾了其获奖作品的出炉过程。不过,有鉴于你懂的原因,我无法在这里和大家分享那篇作品的细节,他自己也不希望演讲内容被公开传播,因为时至今日,他仍然会担心那篇报道给他和他的中国太太带来人身安全上的威胁。


在演讲之前,他和几位学生做了一次非正式的交流。征得他同意之后,我将其中有关采访报道经验心得的部分与大家分享。以下大部分内容是我的转述,并非他的原话。


另外,两年前他刚获得普利策奖之后,新闻实验室曾译介一篇对他的采访,可以对照阅读:《普利策奖得主张大卫:“每写一篇报道我都很紧张”》


1

不要总想着弄个大新闻


在有关新闻媒体的名言中,有一句颇为吸引眼球——“新闻就是有人不想让你刊登出来的东西,其他所有都是广告。(News is what somebody does not want you to print. All the rest is advertising.)“


不过,张大卫的新闻观与此不同。他并不认为所有好报道都得是负面、批评、揭黑报道。如果是一个有价值的积极正面的故事,为什么不去写呢?他举了个例子:半年前,他写了一篇《打工妹出身的中国女富豪》(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802/c02chinaglass/) ,讲述了“手机玻璃女王”周群飞白手起家的故事。他觉得分享这样的故事很有意义,“我不想成为一个只写坏消息的记者”。


张大卫还认为,一心想着揭黑反而会导致偏见和错误。如果做任何报道之前心里想的都是“我要弄个大新闻!”“我要扳倒某个人、打垮某个公司!”那么可能会偏信误信一些并不成立的线索,花大把时间去挖并不存在的黑幕,最后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他自己更愿意采用的方法是:认认真真耕耘好自己的领域,仔细观察各种动向,然后自然而然地发现线索。


张大卫几次强调他自己不是行动分子(activist),他的观点大概可以代表一批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的自我定位。不过,西方新闻界也有一些人认为,记者应该积极参与倡导行动。


2

写负面报道可能被起诉,

写正面报道可能被人耍


写正面报道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读者会怀疑:你是不是收了采访对象的什么好处?


对于这种质疑,保证自己遵守了新闻伦理就可以了。但还有另一些时候,写正面报道会被人下套。


2007年的时候,有很多关于中国出口的玩具存在质量问题的报道。当时,玩具制造商Mattel邀请张大卫去参观他们的工厂,并详细介绍自己保证玩具安全的种种做法。结果,他写出来的报道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糟的一篇报道——报纸出街后几天,Mattel就宣布召回一百万件中国生产的玩具。也就是说,张大卫在工厂采访的时候,Mattel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有问题,但还是精心包装了一个正面故事。


所以他总结说:“写负面报道,你可能被起诉;写正面报道,你可能被人耍。”


3

全方位怀疑


想利用媒体和记者的人很多(不过张大卫反复强调,他的那篇获奖报道是独立做出的,没有依靠任何其他人的帮助和指点),所以“高强度的怀疑”是记者的基本功。这些怀疑的方式包括:逻辑上的、心理上的、法律上。


不被人骗的另一个诀窍是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帮忙。张大卫出去采访的时候,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尽量在当地找翻译和助理,这样便能通过他/她观察和了解一些当地人才能明白的语境。


4

找不到采访对象?不可能,有太多人愿意说话


不少人猜想,在中国采访敏感议题时,特别是以外国人的身份采访时,很难找到愿意开口的人。


但张大卫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时候,递上一根烟就解决问题了——当然,这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真正关键的是,要坚持不懈,不停地去找人,总能找到愿意接受采访的。(这也是我在关于《聚焦》的文章中提到的调查报道秘诀之一。


“我父亲是一名上门推销员,小时候他会让我一起去推销。我非常讨厌这样的经历,但这让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接二连三的拒绝——敲了99家人的门,有两三家愿意听我们说话,这就已经是令人惊喜的巨大成功了。”张大卫说。




相比起来,在中国采访比在美国推销要容易很多。“你会感到惊讶,在中国居然有那么多人渴望跟你说话。”张大卫说。


当然,他也会非常注意让对方感到舒服、安全,比如请熟人牵线介绍,比如在刚见面时不会掏出录音笔和笔记本,而是等交流一段时间之后再问是否可以记录。不过有时候,采访对象会很焦急地问他:你怎么不录音啊?你怎么不记笔记啊?你的笔记怎么停下来了啊?


5

中国记者需要更耐心


“如果中国媒体环境更宽松,我是拿不到普利策奖的。”


也许是张大卫的自谦,也许他真心这样认为。确实,他至少有两个原因拿不到普利策奖:其一,中国媒体可以把调查做得更快、更好;其二,如果媒体环境真的更宽松,那中国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事件供挖掘了。


张大卫给中国记者的建议是:更有耐心一些,不要刚刚收集到一条证据就基于发表作品。对于一件重要的作品,可能要收集成百上千的证据才行。




其实他的那篇报道并未抛出一个令大家惊讶的事实——此前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流言了,海外网站也传播了许多。张大卫所做的是,从流言开始,但不发表流言,而是花一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用足够坚实的证据证明它。


当然,在这个新闻人惶惶不安的年代,要让记者耐心下来是越来越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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