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萨义德》｜报道 / 遮蔽，巴勒斯坦困境，和平及其不满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拜德雅Paideia Author 王立秋
巴勒斯坦
（节选）
对伊斯兰的再现
尽管西方再现伊斯兰的方式一直是萨义德作品中一个持续的主题，但直到《报道/遮蔽伊斯兰》（1981年；1997年再版，新加了一个导言）出版，它才成为一个明确的主题。这本书是包括1978年的《东方学》和1979年的《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三部曲的一部分。《报道/遮蔽伊斯兰》从根本上要做的是暴露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伊斯兰的再现。在一开始，萨义德就明确了这点，即伊斯兰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建构或实体，它是复杂的、五花八门的，世界上有超过十亿的人在实践它。尽管有这些复杂性，但在西方，伊斯兰一直被“报道/遮蔽”，而媒体——相比于其他任何机构——则更多地“描绘它，总结它的特征，分析它，拿它来说事，结果它们使它‘为人所知’了”（Said 1997: li）。
《巴勒斯坦问题》
自从1970年代初的OPEC石油危机以来，伊斯兰就变成了一只无所不包的替罪羊。而且，对伊斯兰的反感也跨越了整个政治的光谱，在那里“对右翼来说，伊斯兰代表了野蛮；对左翼来说，伊斯兰代表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对中间派来说，伊斯兰代表了一种讨厌的异国情调”（Said 1997: lv）。萨义德没有着手为过多的所谓的“伊斯兰国家”辩护，因为对于这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在这些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压迫、对人的自由的侵犯和对真正的民主的否定，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以伊斯兰为参照而变得合法了。相反，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指出，我们需要把作为一种宗教学说的伊斯兰和关于伊斯兰的话语分开，后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和权力问题密不可分。
《东方学》记录了东方是怎样为了西方而被文本地建构出来的。当代的伊斯兰的东方更加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战略性的地缘政治位置。正因为这个，大群的专家才聚集起来，使这个伊斯兰的东方变得对西方可见。更重要的是，通过大众媒体，伊斯兰变成新闻的一大项目和一件可供大众消费的商品。
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本质上被当作石油的供应者或潜在的恐怖分子来报道、讨论和理解。几乎不带什么细节，人类的命运，阿拉伯-穆斯林的生活的激情就这样进入了那些甚至以报道伊斯兰世界为职业的人的意识。（Said 1997: 28）
我们需要把战后的这些再现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当时美国在现代化学说上投入很大，而这个学说在过去、在现在都得到了学院大多数部门的坦然支持。现代化理论带来的一大后果是这样一种分类方式，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划分为落后的、需要现代化的区域。对伊斯兰的种种再现也倾向于支持这样的概括。而如今，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复杂性——你不能再通过简单应用普世地建构出来的命题来理解它——这样的概括就显得愈发古怪了。
这些问题在伊朗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沙王看起来是典型的现代统治者，而伊朗看起来也肯定了现代化理论的论断。另一方面，在沙王倒台后，这个国家又被妖魔化为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石，不仅对这个区域，也对整个“文明”世界带来了威胁。“东方学与现代化理论契合得很好”（Said 1979: 30）也就很难说是令人奇怪的了。伊朗的沙王被看作在“解救”他的人民——使他们现代化和西化。伊朗革命则变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明显证据。人们很少考虑像阿里·沙里亚蒂那样的伊朗批评家的工作，沙里亚蒂认为“我们必须把伊斯兰当作一种令人振奋的对人的挑战，而不是一种对人或神的权威的被动服从来亲身经历”（Said 1979: 68）。在附近的以色列，贝京的政权也“十分愿意用宗教的权威和用非常落后的神学学说来支持自己的行动”（Said 1979: 31）。萨义德指出，大多数分析者未能对此做出评论。显然，对萨义德来说，西方媒体无疑是在搞双重标准：以色列的宗教癖好几乎不被提及；而伊斯兰则被当作了解释一切的原因，中东固有的问题和西方的恐怖主义都被归咎于伊斯兰。
在大众媒体中可以找到的意象和再现，也在文本上得到了再生产。萨义德极为清晰地记录了在包括迈克尔·沃尔泽、罗伯特·塔克、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和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在内的许多作家那里，伊斯兰教是怎样以负面的形象作为美国的忌惮之物而出现的。毫不奇怪，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萨缪尔·Ｐ．亨廷顿的新作就叫“文明的冲突”。在冷战后，发明一个新的敌人、一个新的“他者”就是亨廷顿的世界观的特征。在亨廷顿设想的世界中，“文明的冲突”将主导世界政治。亨廷顿的论证是，在冷战结束之前，冲突一直主要基于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然而，在后冷战时期，他认为，冲突将不再出现在西方，而将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发生。然而，最令亨廷顿担忧的是伊斯兰，他认为，尽管西方和伊斯兰有长期冲突的历史，但这个冲突在海湾战争中达到了顶点，后者也明确地展示了文明的冲突。对西方来说，下一次对抗主要来自伊斯兰。萨义德指出，亨廷顿的论文和随后的书的题目均取自伯纳德·刘易斯的论文《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在那篇论文中，刘易斯认为伊斯兰为现代性本身而愤怒，这个论证也响应了厄内斯特·盖尔纳的作品。
《东方学》
就像对东方的再现给东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样，这样对伊斯兰的再现也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萨义德说的不是“外面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而媒体则出于卑劣的动机曲解了它”（Said 1979: 44），萨义德说的是，西方媒体的伊斯兰变得无处不在。“媒体的伊斯兰、西方学者的伊斯兰、西方记者的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伊斯兰都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在历史上只能被当作意志和诠释的行动来对待的意志和诠释的行动。”（Said 1979: 45）结果，萨义德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各种最广义的诠释的共同体”（Said 1979: 45）。考虑到通信的革命，重要的是这种再现不再限于西方受众，也被呈现到全球的受众面前。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能看到伊斯兰世界，他们能看到的只有陌生、外异和威胁。反过来，在伊斯兰世界，这些再现又引起了一种反应，后者指出了伊斯兰在世界上的正确位置。这又创造了一种反-反应，这样，一个没完没了的回应与反应的循环出现了。萨义德认为“所有这些相关的、简化的‘伊斯兰’的意义相互依赖，因为它们维持了这个两难境地，所以，我们应该一视同仁地拒绝它们”（Said 1979: 55-6）。
在描画西方对伊斯兰的再现的时候，萨义德希望说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展示，“报道”伊斯兰涉及一种诠释的政治。他认为伊斯兰研究不是价值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受到了当代的压力，比如地缘政治方面的关注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考虑的支持。萨义德拒绝许多东方学学者坚持的对他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的所谓的学术客观性。决定对伊斯兰负面描述的是社会中有权力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有权力和意志传播特定的伊斯兰意象，而这个意象也因此而变得比其他所有意象更流行、更在场”（Said 1979: 144）。
不过，萨义德认为，不是所有的知识都需要被污染，或真的被污染了。就伊斯兰而言，他指出存在一种替代性的知识——一种由反流行的正统来写作的人收集的相反的知识。这是一种从边缘生产出来的知识，它更微妙，不会想当然地预设什么。萨义德明确表示他更欣赏这样的知识，同时也承认所有的知识都是有位置的，都基于认属性的诠释。这些主题，变成了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1983）中关于文本的看法的核心。他认为，他文化的相反的知识是值得欣赏的，因为写作者“可以对一种与被研究的文化和人民的非强制性的联系做出答复”（Said 1979: 163）。而且，考虑到知识就是诠释，“给它知识的地位，或拒绝它，认为它配不上知识的地位的”是社会活动（Said 1979: 164）。对萨义德来说，“谁决定什么构成了这个知识”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只取决于作者，也取决于读者。在萨义德看来，读者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毋宁是诠释的一个主动的、固有的部分——考虑到他或她自己的认属。
《报道/遮蔽伊斯兰》
自1981年《报道/遮蔽伊斯兰》初版以来，伊斯兰被再现的方式进一步恶化了。萨义德指出何以“原教旨主义”这个术语往往会变成伊斯兰的同义词：“一般读者会认为，伊斯兰和原教旨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997: xvi）他认为，在西方，对伊斯兰的再现是被一个包括学界、政府和媒体在内的制度的网络建构出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全世界数百万人认识的那种“伊斯兰”。这是一种西方造出来或报道出来的伊斯兰，它构成一种特别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又出自一段征服和支配的历史。
对伊斯兰的再现，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这样的再现经常被用来压制巴勒斯坦人的声音，而巴勒斯坦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对萨义德来说，巴勒斯坦人必须得到允许才能说话，他们必须要求“叙述的许可”（Said 1984b），因为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这个压制不只是他们的流离失所造成的，也不只是以色列和美国对他们的政治空间的支配造成的，而且也是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一直是一个“问题”。萨义德认识到，我们不可能要求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放弃他们各自对民族认同的追求，但他指出，对这两个社群来说，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接受这个事实，即他们的苦难的历史、他们的起源和他们的生存需要是他们共同的历史之不可避免的、交织的特征。
《最后的天空之后》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萨义德认识到，对他者的排除是认同的构造的核心。“所有文化都在维持一种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主体‘我’是土著的、本真的、在家的，而客体‘它’或‘你’则是外来的，也许是带来威胁的、不同的、外面的。”（Said 1986a: 40）认同是一个意指问题，它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通过它与其他符号的差异而获得意义。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个令人焦虑和不安的认同问题这一难题。怎样在不妖魔化他者的情况下，为自己的认同创造定义性的边界呢？
《最后的天空之后》是这样一本书：在书中，萨义德——尽管是简短地——偏离了他的三部曲计划，即暴露知识和权力的认属是怎样创造出对东方的特定再现的。这本书则力图记录巴勒斯坦困境的痛苦，揭露人民在接受他们的境况上的怀疑和争吵。萨义德主要关注的是后来成为他自己的巴勒斯坦性一部分的那些问题——错位、失所、流亡和认同。在书中得到探索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巴勒斯坦的历史把‘内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变成了‘外人’”（Rushdie，见Said 1994c: 109）。
《最后的天空之后》
萨义德提供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何以在普通巴勒斯坦人那里，创造一个内部的、私人的空间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次重复的实践。这清晰地表现在他们使用的间接的语言，以及他们从事的像健身与空手道那样的身体活动上。尽管这本书主要是一篇影像论文，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窥见主导萨义德自己的认同建构问题的途径。“你试着去习惯与外人一起生活，并没完没了地试图定义在内部什么是你的。”（Said 1986a: 53）尽管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的处境和萨义德在纽约的处境截然不同，但这个自我改善的过程却极为相似。
我们是信息与信号、暗示与间接表达的人民。我们找出彼此，但因为我们的内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他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占据和扰乱，所以，我们发展出一种通过既定的东西来说话，拐弯抹角地表达事物的技艺，在我看来，这样的表达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甚至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困惑。（Said 1986a: 53）
萨义德指出，巴勒斯坦人不可能触及“内部”，al-dakhil，这个内部既指如今被以色列控制的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也指的是私密，是一种群体的成员形成的团结创造出来的墙。他论证的不是，不可能存在内部。相反，他是在试图解释何以对这种内在状态的追求是巴勒斯坦人的经验的一部分。如此，“在最后的天空之后没有天空。在最后的边界之后没有土地”（Rushdie，见Said 1994c: 108）。
责备受害者
在他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编辑的《责备受害者》中，萨义德展示了在美国，有一场持续进行的压制巴勒斯坦问题的运动。他的计划在这本书的副标题（“虚假的学术和巴勒斯坦问题”）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压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巨大支持——既给它提供在国际上发表言论的场所，又给它提供直接的援助（以色列是美国最大的受援国）。这些事实使萨义德得出结论，“对犹太人政权的运作来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必要的，犹太人的政权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Said and Hitchens 1988: 2）。
《责备受害者》
萨义德指出，为这个支持提供辩护的需要意味着，在美国，几乎不会有对以色列的政策和实践的批判反思。相反，以色列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民主的理想得到了实现，而它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则被描绘为恐怖分子。因此，萨义德写到，阿拉伯人被再现为“疯狂的伊斯兰狂信者，无辜残杀无辜者的暴力的凶手，非理性和野蛮到令人绝望的原始人”（Said and Hitchens 1988: 3）。以色列的野蛮的现实——这点，早在它1982年入侵黎巴嫩的时候就得到生动的展示了——就在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和抵抗叙事要求的说话“许可”被拒绝的时候，直接消失了。在美国，一切对这样的叙事开放的空间都会遭到质疑，因为无论巴勒斯坦人说什么，都“得有证据，都要遭到质疑，都会引起争论和论战”（Said and Hitchens 1988: 11）。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萨义德暴露了那种得到东方学传统认可、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支持的虚假的学术。比如说，他说明了在1984年的时候，乔安·彼得斯的书《自远古以来：阿拉伯人—犹太人关于巴勒斯坦的冲突的各种起源》怎样创造出这样的印象：在1948年以前，不存在真正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事实上是为了质疑以色列的合法地位而编造出来的东西。尽管这本书在以色列和欧洲都遭到了质疑，但它却在美国得到了赞扬（除两篇批判的书评外）。彼得斯的书不是孤例。萨义德展示了那些在其他地方为不义背书的——比如说，迈克尔·沃尔泽在他那本《出离与革命》中就是这么做的——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怎样接受拒绝听取巴勒斯坦人的叙事的可疑论断。
萨义德认为，也许这种学术最糟糕的例子可见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那本题为“恐怖主义：西方怎样才能取胜”的书。当时还是以色列大使的内塔尼亚胡编辑了那本书，它是华盛顿的乔纳森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成果。萨义德看到了这个反讽：像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竟然“得到了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中心和基金会，更不用说巨大的媒体关注了，而‘附带’伤亡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其他非白人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得到‘我们’的计算、哀悼和承认”（Said and Hitchens 1988: 151）。内塔尼亚胡的书记录了现代的恐怖主义，他认为这种恐怖主义与伊斯兰的激进主义有关。正是这些再现，迫使萨义德认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一个“责备受害者”的案例。
流离失所的政治
从他开始写作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开始，萨义德关于巴勒斯坦的计划就一直是对侨居国外的、流亡的巴勒斯坦读者和西方读者说话。他一直专注于这个任务，那就是记录巴勒斯坦人的在场，“试图改变公众的意识——在公众的意识中，巴勒斯坦人根本就不存在”（Said 1994c: xvi）。不过，在很早的时候，这点就变得明显了：萨义德并不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辩护者——他持续地批判炸弹袭击等，认为这样的行径损害了巴勒斯坦事业。与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辩护相反，他力图用普世的原则来指出他的人民所遭受的不义。正是这个投入，使萨义德在世界上所有的边缘人群那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
占据这样的一个位置，有时要求他采取一种反对他一直热情支持的事业的领导人的立场。1989年，他对巴解组织持高度批判的态度，他声称巴解组织的代表腐败无能，他们未能与美国社会处好关系。他经常重复这个批判，声称巴解组织通过中间人来操作，而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公民社会上的策略是错误的（Said 1995a）。萨义德揭露了何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摆脱对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幻想了，他还谈到他在见证他们做出像在海湾战争期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决定时的绝望，以及何以“我们已经不再是决心要解放的人民了；我们已经接受了低程度的独立这个更小的目标”（Said 1994c: xxiii）。在为萨义德的书《流离失所的政治》写的一篇书评中，汤姆·奈恩指出，它读起来很像一部关于萨义德的介入的回忆录，以及它是“一次回顾粉碎他的痛苦与羞辱——尤其是在这些痛苦和羞辱是‘他自己这边’的人施加给他的时候——的旅行”（Nairn 1994: 7）。
《流离失所的政治》
随着梅纳赫姆·贝京的利库德党的运动——该党把所有抵抗当作恐怖主义来对待，并因而把他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入侵说成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的“疾病”——的展开，巴勒斯坦人的境况大大恶化了。直到1987年12月的起义（intifadah）——萨义德称之为“现代伟大的反殖民起义之一”（Said 1994c: xxvii）——开始，因为西方电视屏幕上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影像，舆论才发生了变化。不过，起义夺取的主动权又丧失了，而在海湾战争后，中东的和平是通过谈判来达成的，在实际的谈判中巴解组织起到的作用也大大缩小了。
正是在这个阶段，萨义德失去了他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信仰，并退出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萨义德不是巴解组织的成员，而是流亡的巴勒斯坦议会的成员，指出这点是重要的。他支持能带来更强保障的、更强硬的立场，却发现巴解组织乐于“抛弃原则和战略目标”（Said 1994c: xxxii）。自那时起，萨义德就成了历史上1993年8月30日的原则宣言的最热情的批评者之一，该原则见证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相互承认，并最终促成了一个和平协定，使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取得了一定的自治。
考虑到萨义德是最早提倡互相承认的人之一，提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为什么萨义德要批判这个进程呢？对萨义德来说，从根本上说，这个和平协定是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一方的屈服，他们变成了以色列政权的安保机器，而巴勒斯坦人的境况和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则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因此，看起来，巴解组织已经结束了起义。起义体现的不是恐怖主义或暴力，而是巴勒斯坦人抵抗的权利，就算以色列依然占领着西岸和加沙地区，就算它还没有承认自己事实上是占领国，这个文件首先考虑的是以色列的安全，而根本没有考虑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侵犯。（Said 1994c: xxxv）
对萨义德来说，这个协定没有对过去的不义做出任何补偿，也没有为巴勒斯坦人的丧失或流离失所感到悔恨，相反，它只是把巴勒斯坦人无限期地移交到被占领的领土上。它也没有给这些区域外依然在流亡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任何的承认。萨义德的愤怒和挫败反映在他在那以后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一直在强调巴勒斯坦的困境，提出关于各方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些作品中萨义德一直坚持那些驱动他整个事业的原则和价值。在退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后，因为批判巴解组织及其支持者（比如说埃及），所以萨义德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占据了一个矛盾的位置。决意“对权力说真话”——无论掌权的是谁——的他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一直是矛盾的。
《和平及其不满》
在《和平及其不满》中，萨义德放弃了他传统的受众，可以说转而直接对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说话。这本书的一个版本一开始是在埃及出版的，题为“加沙—耶利哥：一种美国的和平”。萨义德不再只需要在西方强调巴勒斯坦事业了。相反，直接介入巴勒斯坦人民本身也很重要。他指出，这是“我第一本在写作时从头到尾想的都是阿拉伯读者的书”（Said 1995a: xix）。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大多在阿拉伯报纸上发表过。它记录了萨义德在和平协定签署时的愤怒和遭到背叛的感觉。反对和平进程这个想法本身看起来就暗示了，人们关于萨义德这位“恐怖的教授”的论断可能是真实的——当然了，谁会想反对和平呢？然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前言中指出，萨义德是这样一个孤独的个体：这个人本可以通过保持沉默或随波逐流而混得很好，但他最近却被认为病得不轻，他竟然选择强调不受欢迎的真理：强调“人们不想听的东西”。（Said 1995a: xii）
《和平及其不满》
这不是说萨义德反对和平——说到底，和平恰恰是他三十年来一直在坚定地追求的事业。相反，他担心的是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持续侵犯。现在，和平协定认可了这样的侵犯。真正的和解不可能是强加的：它必须通过真正的谈判来实现，而谈判恰恰是在这个场合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和平进程意味着，他们再也看不到持续折磨巴勒斯坦的那些内在的问题了。然而，坚守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承诺的萨义德却在持续地引起辩论，力图开放讨论，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正是这方面的投入驱使他、允许他设想另一种未来——在那里，相互的承认将变得不一样，将不再意味着他的人民的屈服。这不是说，萨义德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相反，他一直是看起来渗透了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大部分内容的特别尖锐的批评者。我们需要在这个语境中理解他对伊斯兰的看法。他对萨尔曼·拉什迪毫不动摇的支持，证明了他的反对立场。萨义德在他的作品中再现的伊斯兰“反而基于这样的观念：伊斯兰世界内外存在各种诠释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在平等的对话中彼此交流”（Said 1995a: 338）。他关于巴勒斯坦的看法始终如一，他也一直担心阿拉法特建立的那种统治。
小 • 结
究其一生，爱德华·萨义德都致力于要求获得叙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的许可，这个叙述一直是由以色列和美国来做的。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萨义德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拒绝遵循任何党派路线。就像埃拉·肖哈特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把萨义德的介入看作一个“通过谈判，为一种在一个特定的智识与政治计划遭到压制的民族叙事争取一个话语空间”（Shohat 1992: 121）的人的介入。他的“逆向的远行”引起了充满激情的回应，这些回应既证明了他的在场，也证明了他通过翻转犹太人的经验的范畴，把这些范畴应用于巴勒斯坦的案例——流亡、无家、流离失所和格格不入——而引发的愤怒。不过，这一境况引起的丧失意味着，萨义德变成了最著名的流亡者之一，他冲破重重困难，给了他的人民和他们的困境一个声音。萨义德关于巴勒斯坦的作品体现了“个人的”和“政治的”维度，并影响了他的理论立场，这个立场认为，世俗的知识分子需要坚定地植根于在世性——尽管他所在的这个世界一直在持续地变动，并且在这个世界中，刚性的边界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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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萨义德》
end
本文节选自《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比尔·阿希克洛夫特、帕尔·阿卢瓦利亚 著，王立秋 译）一书，转载于“拜德雅Paideia”公众号。图源网络，侵删。感谢感谢“拜德雅Paideia”公众号和译者王立秋授权海螺转载。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转载须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请勿做商业用途。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李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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