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泽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

对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的采访约在了2018年2月1日下午，地点在北京东二环北新桥附近一幢写字楼里，陶泽和他的团队就在那里办公。

《公益时报》记者走进会议室时，陶泽坐在大厅角落的一个工位，正盯着电脑忙活着。屋里温度大概有些高，坐定于记者对面的时候，陶泽脸微微泛着潮红。

“当年在贫民窟做志愿者的时候，晚上就住在地下仓库里，环境恶劣到常人无法想象，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都会肆无忌惮地在我身边跑来跑去……嗨，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后再遇到什么事那都不叫‘事’。”

这段故事发生在2006 年，那时陶泽是作为 Ashoka 基金会项目经理在巴西Belo Horizonte贫民窟工作，负责社会企业的筛选和扶持。大学毕业后，他说要利用没有正式入职之前的空档期做公益回馈社会，便以国际志愿者的身份远赴巴西贫民窟工作。

那段生活对陶泽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颇深，让陶泽难以忘怀的，不仅有贫民窟的恶臭和老鼠，还有一个来自丹麦的老先生。偶然的机会，老先生与陶泽相识，得知陶泽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老先生就邀请他帮自己的公司维修电子测量设备，晚上便让陶泽住在他宽敞明亮舒适的大房子里。

就这样，陶泽白天在贫民窟工作，晚上就回到那个丹麦老先生家中住宿。每天穿梭在生活场景迥然、贫富差距大相径庭的两个极端，让陶泽觉得生活远比电影残酷真实。更让他觉得意外的是，生活在贫民窟里的那些人，尽管吃住用的条件都很差，但他们每天都嘻嘻哈哈活得很开心，而那个有钱的丹麦老先生虽然家财万贯，豪宅豪车，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每天公司和家庭都有很多烦心事。

陶泽说这段生活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快乐绝不仅仅源于物质和财富，更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如果自己希望拥有快乐的人生，就要追随内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心中有个梦想，那么自己每天都要能够全心投入到追求梦想的努力中。

加入基金会中心网之前，陶泽还曾担任麦肯锡公司发起的 NPP 公益创投基金常务副总裁，负责机构的整体运营和发展。说起这段职业经历带给他的收获，陶泽说：“当你有机会和那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的精英们一起共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你见到的这些人都比你聪明，都比你有钱，而且都比你努力!正因为曾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就养成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的习惯。”

2009年，陶泽正式加入基金会中心网，迄今已是第九个年头。总结这近九年的工作，陶泽用了一个词：“无悔”。他说前不久自己还在理事会上说，“从28岁干到37岁，从一个人干到四口之家，成为“两个娃的爸”，这中间经历太多。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回味。”

让陶泽觉得很有意思且津津乐道的是，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成立后，美国基金会中心那边马上有所反应和行动。美国人有点“急眼”了——中国现在使用的是2010年的技术，我们还采用的是1995年的技术，美国必须马上更新修改，要不就落后了!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借此契机马上向美国基金会“讨要粮草”，筹到2100万美金用以改造升级技术。那次美国基金会中心可是高兴死了，因为咱中国成立基金会中心网给了他们一个募款和激励团队的机会!

“2017年我们开始研究数据科技和人工智能，技 36 41156 36 14987 0 0 1617 0 0:00:25 0:00:09 0:00:16 2920术上又有了改进，下一步还将帮助印尼建立“印尼慈善数据中心”。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以中国基金会中心网进步为契机，又展开了新的一轮6400万美金的募集计划，全力投入慈善大数据领域，力求保持全球领先优势。

在陶泽看来，从表面看这是两个国家基金会中心的竞合，实则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在公益慈善之路上的追逐赛跑，而中国人在这条赛道上也并没有落后。

“工作压力这么大，颓丧压抑的时候怎么开解自己?”

陶泽乐了：“背诗。”

“背的什么诗，能量这么强大……分享一下?”

陶泽这会儿有些“坏笑”的意思——“就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讲人生的三个境界讲得好。”

“现在你在哪个境界了?”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处在这三个境界的轮回当中：刚解决一个问题，觉得眼前豁然明亮，有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开悟，突然又坠入“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迷茫和寻找中，那就要鼓励自己咬咬牙再坚持一下，此时必有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自勉自强。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只要目标在那里，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在螺旋式的上升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公益时报》：基金会中心网理事会的架构特点鲜明，既有公益元老商玉生，也有徐永光、康晓光等几位行业专家，还有王行最、李劲、彭艳妮这样一些有过海外留学和专业工作经验的公益新锐。这样的理事成员构成对基金会中心网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体现在何处?

陶泽：理事会的几位元老告诉我们：搭建“基金会中心网”这样一个机构，早在1990年就有过思考和尝试。1998年我们就注册了域名，2009年投入启动筹备，直到2010年7月正式成立。这样一段轨迹的回述，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沿革，不忘初心。而王行最、李劲、彭艳妮这几位的加入，可以帮助我们在机构建立之初就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目标。有了这个认知基础，我们在员工招聘、资源拓展方面，就会主动和国际优秀机构建立联系，互通有无。这样一个架构的配置，为我们团队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因。

2009年.徐永光、商玉生、顾晓今召集基金会中心网筹备会

《公益时报》：从有发心要做这件事到最终机构创办，中间跨度差不多有20年时间。基金会中心网为什么会选择在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成立?

陶泽：按照我们创始理事长徐永光老师的话来说，选择这一年成立基金会中心网是因为各种条件都具备了。2008年，汶川地震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2009年，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谈1000亿善款的去向问题，此事也在公益行业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因为“善款到底是怎么使用的”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说清楚是肯定不行的。这也让中国公益行业第一次有了一种紧迫感——我们公益机构的透明度该如何体现?否则下一次再出现问题的话，很可能公众就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透明和信任是慈善公益行业生存发展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绷不住，将来肯定会出问题。

当时正好赶上徐永光老师带着国内一个公益行业代表团到美国访问，那次也拜访了美国基金会中心。这家机构1957年成立，是个超过60年历史的老牌机构。负责人介绍说，机构成立的背景也是因为当时美国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公众质疑，美国慈善基金会这个行业差点就被注销、被“消灭”掉了。后来一些有远见的基金会领导人就提出建议说，“若想将公众的质疑打消，就必须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告诉公众和政府，我们捐赠人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这样彼此间才能建立信任。”

美国基金会中心成立后的很多年里，都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来体现慈善公益机构的透明度。

拜访中，美国基金会中心总裁向中国代表团现场演示了机构运行的一套数据化系统，比如严谨专业的分类、便捷快速的查询功能。应该说这次访问所见所闻，对后来我们创办基金会中心网很有启发。大家一致感慨说，多年来我们都想追求公益行业的透明自律，最后发现互联网是最好的载体。回国之后，徐永光老师就开始四处奔走，呼吁行业内部同仁集思广益想办法，求共识，2010年7月8日，中国基金会中心网正式成立。

《公益时报》：这中间还顺利吗?

陶泽：这是一个从0到1的创举，所以其实很难形容，酸甜苦辣都有。2010年3月，徐永光老师说：“我先定一个启动的时间，就7月8日启动吧!”那个时候，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呢，启动时间定了，然后大家就开始玩命干。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很多困难，现在再回首过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不东”的精神——就像唐僧师徒四人一样，即使历经磨难，不取到真经，绝对不回到东土。那时候就没有想过后退，只想着那个目标在哪里，我们一起去实现那个目标。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四处找地方;没有数据，就一个一个的扒，再难那也得生扛着。当时有两个年轻的女员工，为了多上几条资讯，两天两宿没有回家，晚上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办公桌上躺一会，睡醒了接着干，那时候真的是一种艰苦创业的感觉。不夸张的说，我们理事会中的有些老师，为此从青春熬到了白头了，好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基金会中心网成立那天，一个到访的美国嘉宾告诉我们，你们2009年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表态说，回去之后也要创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中心网。当时我们觉得你们也就是那么一说，我们也就当玩笑听听，但没想到半年后就收到了你们的邀请函，来参加你们的启动仪式，你们中国人还真敢干哪!来之后我们心想就当给你们捧个场吧，没想到今天现场就直接演示了你们的数据库!真是太了不起了!

《公益时报》：根据基金会中心网介绍，你们目前主要是通过透明指数、数据中心、行业分析、数据榜单等几个方面的指标对基金会进行综合考量。发布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如何保证这些数据信息的客观真实有效?数据信息管控方面有否科学管理体系?

陶泽：这个问题是我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玩数据的人最怕数据造假，或者是“数据腐败。”当时我们这个机构发起的初衷就是要促进行业信息的透明公开，所以我们自身也很重视这个问题。你看我们叫“基金会中心网”，没叫“慈善中心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们2010年成立的时候，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管的主要是基金会、民非、社团等三大管理条例，那时候只有《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强调了基金会管理有信息公开的责任。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的理事会就明确了一点：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基于法律依托和支撑，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才会更名正言顺。

目前我们的中基透明指数FTI是一套综合指标、权重、信息披露渠道、完整度等参数，以排行榜单为呈现形式的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系统，由基本信息、财务信息和项目信息三个方面41个客观评价指标组成。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开的数据;二是基金会自身通过不同渠道公开的数据;另外就是基金会向我们提供EXCEL信息表，提交我们需要的信息。在提供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不做评价，因为任何评价都难免会有价值观的导向，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信息披露平台，只做信息的搬运、只呈现客观事实，其他的属于仁者见仁。所以我们有专门的声明：若属于数据录入错误导致的问题，那是我们的责任;但如果原始数据本身造假，与我们无关，由数据提供者自身承担责任。

现在大家看到的评价体系其实更像是一个基金会“达标赛”，每家基金会最后都可能达标，就看你想不想达标，你能付出多大努力。

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筹备会研讨信息公开指标体系

《公益时报》：那如果有一家基金会找你说“给你一百万，你把我们机构的分值调高一点行不行?”你怎么办?

陶泽：听上去很诱人，但只要你这么做了，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公信力了。所以我们在最初设计指标的时候，就专门关注过你说的榜单“水分”问题。我们在设计透明指数的时候，把它做成了全客观体系，里面所设计的每一个分值我们CFC的人都是看不到的，计算机有它自己的一套算法，我们只负责数据录入。所以你要想花钱买高分值，让电脑在计算过程中故意出错，那你就去跟电脑谈吧!(笑)

另外，我们会把涉及到的41个相关指标全部对外公开，我们在推行业透明度的时候，首先一定会确保我们自身是全透明的。这样我们才能建立公信力。

《公益时报》：目前入驻基金会中心网的基金会有多少家?从近几年统计的基金会综合指标来看，你能否对当下国内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有一个基本的归纳和预判?

陶泽：基金会中心网刚成立的时候是1857家基金会入驻，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将近6400家基金会入驻，差不多翻了3倍。这个变化当然是动态调整的，因为有新成立的，也有注销的。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一是更透明，二是更创新，三是更合作，最后就是更国际化。2010年我们成立的时候只有16%的基金会有数据披露，现在差不多90%以上的基金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就使得公众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了解起来更直观更容易了;创新是从互联网层面来看，比如线上线下筹款方式的创新，项目支持设计的创新;从合作这个角度看，就某一个共同的社会话题，行业内人士开始有自发意愿且主动加强合作交流的认知。用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的话说，“目前有这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而我们手头的资源又这么有限，咱们能不能借助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思想，就是‘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扶贫基金会这几年走得还是蛮“猛”的，在很多国家设立了他们的办事机构;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在瑞士日内瓦设立他们的办公室，面向欧洲介绍自己，向世界传播中国。

2015年.担任“新兴市场国家慈善论坛”组委会五常委之一

《公益时报》：从2009年基金会中心网开始筹备到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它对于国内公益机构的发展进步意义何在?

陶泽：在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之前，只有美国人能够通过数据来介绍自己国家的公益慈善影响力，现在中国成为第二个有能力、用全面的客观数据向全世界介绍本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国家，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2017年.与UNDP签约发起“慈善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动”.

《公益时报》：目前其他发达国家这块内容属于空白吗?

陶泽：是的，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做得到，这绝对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从我国来说，此事能够得以落地并且良性发展，源于我们的民政主管部门对于推动公益慈善事业透明公开重要性的先觉意识和高度前瞻性，因此这方面的立法比较到位。在此基础上，民政部花了很多时间去制定信息披露的模板，让这个模板更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同时，在实际操作方面，民政部门还将传统的数据录入方式做了创新，完全信息化。你看，我们既有法律基础，又有相对完善的信息披露指标，最后采用信息化使用手段，三位一体的情况下，我们的公益慈善信息公开体系就比较到位了，公众当然也能更好的使用这种信息手段，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础上，公益慈善的社会参与度自然会提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公益时报》：当下要解决的工作难点是什么?

陶泽：就是要让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更加普及，信息技术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目前我国有官方网站的基金会还不到40%，数据化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我们要加大力度、提升速度，将我们的工作尽快推向数据化发展的快车道。

2016京津冀慈展会.陶泽为部领导介绍情况

《公益时报》：任何一个机构在创立之初都有自己的愿景和使命。到现在为止，你们最初的构想是否实现?

陶泽：应该说走到现在，基本愿景已经实现了。今天这些成绩的取得，还是要得益于我们这些创始理事的眼光和格局。当时我们一位很重要的理事、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的何道峰先生，把我们三个主要负责人叫去“训话”：“你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是要干好一件事——把这些数据弄清楚整明白了，别的什么杂念都不要有。我们现在不缺做公关的、也不缺做培训的，就缺能把这个数据录全面、录清楚的!如今这个社会，人们已经被互联网冲击的很浮躁了，总觉得干啥事都要一年成功、三年上市、五年财务自由!如果都是这种价值观的话，这个社会早就崩塌了!如果你不能踏下心来默默努力，你凭什么在将来成功啊!”

2018年1月.联合十家环境基金会共同发起“中国环境资助者网络”

《公益时报》：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的公益之路?

陶泽：资源会越来越多，效率会越来越高，这是我近几年一路走来看到的一个方向。首先从资源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性不断地提升，大家的安全感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也自然更愿意把个人财富作捐赠，相应地行业资源也就越来越丰富。效率方面，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还是我们整个行业结合数字化水平带动透明度的提升，都能在未来逐步引领行业走入大数据时代。而大数据时代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帮助就是能够精准的做事情。像现在我们倡导“精准扶贫”，未来我们的行业精准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比如环保、科技、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会因此大踏步的前进。资源多了，效率高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整个行业会因此更加蓬勃地发展。现在我们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资产是1300亿人民币，年度支出是400亿人民币;目前美国基金会资产是8900亿美金，年度支出是460亿美金。差距肯定有，但中国经济在不断地朝前走，我相信未来公益慈善领域也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是顺势而动、顺风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