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大多数社会都基于个人真实的或者推定的能力——换言之，技能——来分配收入、财富和权力。

性别与技术的宗亲控制

几乎只认可父系方面责任和义务的中国亲属制度，缔结了凝聚力强大的父系亲缘体。夹江和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宗亲就是技术知识的“天然”容器。中国其他地区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安徽泾县的两支宗亲团体。曹氏和王氏家族，或多或少垄断着宣纸生产将近500年。男子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血缘关系、居住地、职业重叠的环境。技能训练不是问题，生长在一个宗亲都会造纸的亲缘群体中，技能的获得再自然不过。造纸技艺可以说是这个圈子内的男子从娘胎里带来的财富。这种亲缘体的优势是，它不需要其他独立组织，如行会或学徒制，来设立技艺学习的门槛。知识的传承是在现存的性别、年龄、代际构成的等级序列之内进行的；能否入行由出身来决定；没有主动将某个男性排除在外或者对他有所隐藏的必要，因为获得技能要求有居住权，而居住权要求在亲属群体中有成员身份。尖锐的问题出在嫁入夫家又和娘家保持联系的媳妇身上。女人被排除在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之外，目的是防止她们过于独立能干，掌握造纸技艺。

尽管造纸中男性与女性的任务复杂程度相当，但二者展现技能的方式却有着根本的不同。男人学了抄纸后，大半辈子都会是一个抄纸匠，女人则不同。女人结婚后就得离开娘家，忘掉之前学的技能，夫家需要什么技术就要学什么技术。娘家家里造纸的，若嫁到平原地区，就得学习养蚕；娘家是平原地区的，若嫁到山区，就得学习刷纸。人们不鼓励妇女们为自己的技能感到骄傲，并且她们经常否认自己技能在身。多数情况下，她们更自豪于自己有快速学会或者忘掉某个新任务的能力，而不是她们完成某个任务的能力。

妇女对技能的获得之所以是随境遇而改变的、非长久性的，其部分原因在于当地风俗将某些劳动工序认定为男性领域，这使得女性很难对它们形成一种技能主人翁的态度。在蒸锅这道工序中，这体现得尤为明显。将吸过水的、腐烂且发黑的竹麻转化成白色、干净、蓬松的“料子”这一化学过程，人们并不真正理解，所以围绕着蒸锅这道工序，有很多禁忌。加入蒸锅工作的男人，“身上要干净”，为避开女人不洁的影响，在整个蒸锅期间要避免男女行房。在篁锅旁，男人和女人分组工作，趁着原料变冷变硬之前，手脚麻利又不失节奏地将原料中溶解的木质素洗掉。在这道工序中，八到十个男人拿着长长的杵杠，登上篁锅的顶部，和着即兴编的“竹麻号子”节奏打“料子”。打好的“料子”被递给篁锅脚下的妇女拿到附近的溪水里去漂洗。篁锅旁的男人们可以在号子里对任何入眼的女人嘲笑和辱骂，好像这是给男人辛苦工作的补偿。被欺负的女人不应该回嘴，她们只能让自己快速地走出这些男人们的视线。这种仪式化的羞辱不会阻止女性做她们的工作，但是这会让她们难以形成一种作为技能拥有者、对自己的技能可以掌控的感觉。

夹江造纸业的技术定位

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提到，技能不能单看成是单一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财产。尽管每一种可识别的技能都一定会存储在大脑和身体里，但是技能（如同其他认知活动一样）的延展会超越“头骨和皮肤”而进入物质性、社会性和符号性环境当中。技能的合适位置在于整体性的“关联场域”（field of relations），每当一个技能在身的人进入一个结构性环境当中，技能的“关联场域”就会被重组。在夹江造纸这一个案当中，这一场域包括造纸的践行人、他们的工具、作坊和机器，也包括人为和自然的环境：不是人为种植却靠人类定期修剪的竹林，纸坊附近引入浸泡池和纸槽的山涧溪水；最后，这一场域也包括那些能让人们一起工作、让他们的技能得到再生产的社会性制度安排和理念。

在最为根本的层面上，技能储存在践行者的四肢和感官当中。当造纸让一个人的身体发生改变和变形时，它便在字面意义上演绎了“在体化”（embodied）这个用语。在烧碱水的作用下，人的手脚肿胀，之后皮肤变得开裂。像王浩定这样仍然用脚踏碓窝碎料的男人（可参见本书第31页图6），由于每天数小时起起伏伏的踩踏，一条大腿明显比另外一条要粗。纸坊中的技能可以说是“注意力的训练”（education of attention）：熟练的匠人要持续调整自己的活动，以便能随时处理吃紧的任务。Ingold（2000：353354）。比如，抄纸人眼睛要一直看着纸帘子来注意它在纸槽中的运动，同时他在水中拉拽帘床时也要对背部、手臂、手腕感觉到的力度作出反应，来调节运动的速度或者持帘床的角度。刷纸人的情形也与这类似，刷纸人感觉到软纸张在刷子下如何延伸，以便来相应地调整力度。造纸匠人也调用听觉和嗅觉：湿纸堆上纸榨脱水时，匠人可以根据流水声判断水分是否已被压出；搅拌纸槽中的纸浆时，匠人可根据气味判断纸浆是否已发酵，是否需要添加化学药品防止结块。

造纸技能如同其他实际技能一样，也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来施展。我们可能知道如何打字、编织、开车、骑自行车，但除非你坐进驾驶座或拿起织针，否则很难描述这些技能或将其具像化。此外，很多技能都是社会性分置的，它们不能由单个人来完成。跳探戈舞（或者用条锯来锯断木头）需要两个人，只有当两个人面对面、彼此给出一个看得见的信号——一个眼神或者点头时，所需要的技能才会完全出现。在造纸上，这样的分置技能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生产六尺（97×180cm）或者八尺（124×248cm）的大张纸。抄纸的是两到四个人组成的小组，他们的动作在缓慢的、有韵律的舞蹈中同步。社会性分置的技能也存在于围绕着纸槽的持续性工序，这时打浆人、抄纸人和刷纸人要紧密合作；在季节性的蒸锅工作中，换工的邻居群体构成了第二个技能再生产团体。

总而言之，造纸业的技能过去是、现在也是具化在践行者的头脑和身体里，嵌入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中，分置在不同践行人群体中的。同时，技能也嵌入在社会关系中。在某种意义上，技能就是社会关系，因为造纸区内那么多每天的社会生活——从家庭生活到邻里关系——都围绕着技能及其再生产而进行。但是，如果我们由此便认为技能完全是社区共同体的财产，能让所有人均匀地共享，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正如在蒸锅工序中妇女被边缘化这一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技能的分配方式反映了权力的分置——其轴线是性别、代际和阶级。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

《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德］艾约博  著    

韩巍  译    吴秀杰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1版1次

定价：46.00元

本期编辑：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