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贩子没有一律死刑？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24-07-01

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已故）为牟取非法利益，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王某付（另处）、杨某兰（另处）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予以严惩。遂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来源 | 新华社、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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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卖是“全球性威胁”。2013年，联合国将7月30日定为世界打击贩运人口日，用意是加强人们对该犯罪的认知。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就在严打拐卖人口犯罪。人们对人贩子更是深恶痛绝，每当看到被拐孩子终与家人团聚的新闻，感动之余也难免义愤填膺：人贩子这么坏，怎么还不判死刑？

“一律死刑”的呼声是如何出现的？
其实，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罪名上，始终保留着死刑。

根据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拐卖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妇女、儿童三名以上等情形，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是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案情不同，刑期也会不同。有的人贩子，或是坦白罪行，或积极配合找孩子，判以五、六年刑期，乃至更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可有的人贩子，让受害者及家属失散二十余年，却被判以刑十余年，两相比较，难免让人感到“量刑过轻”。甚至有的案子，因历时太久，证据难寻，“人贩子”难以“拐卖”定罪。

2014年，“打拐电影”《亲爱的》真实原型孙海洋，用14年寻子，在检方的量刑建议书上，人贩子却只被判有期徒刑5年。这种落差，令人失望。
据介绍，由于十几年前大都是现金交易，查不到人贩子的交易证据，加上人贩子坚称自己是送孩子，而非卖孩子。因此，在无法证明“以出卖为目的”的情况下，只能以“拐骗”入刑，其最高刑期是5年。
正所谓，不平则鸣。很多案件，因不平而变得广为人知，又因不平而群情激奋。在此情形下，“一律死刑”更像是对受害者的声援。
法律并非万能。对于一些死不悔改的人贩子，人们恨得牙痒痒，有时也无可奈何。

目前，我国贩卖人口犯罪的刑期，已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德国的“买卖儿童罪”，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日本的“略取和诱拐未成年人罪”，处三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惩役；韩国的“以营利等为目的诱拐、买卖他人罪”，处一年以上有期劳役；印度的“绑架、诱拐妇女罪”和“取财绑架、诱拐幼童罪”，都是十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
我国法律对拐卖人口的打击力度，也是与日俱增。在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拐卖人口的刑期是5年以下，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到1983年，其最高刑就提高至死刑。到1991年，“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期为5年以上，最高死刑。

如今，我国不断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但在“拐卖妇女、儿童罪”上仍保留死刑。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拐卖人口的犯罪大多是从严从重处罚。2010年至2014年，在7千余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中，重刑率达56.59%。相比于近乎同时段的对毒品犯罪，重刑率为21.91%；2018年，全国一审涉黑案件重刑率达53.98%。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也陆续提议，对新发案件拐卖犯罪分子终生追责，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点刑从五年改为十年等。

02为什么人贩子没有一律死刑？

当人们怒呼“人贩死刑”，既是为受害者鸣不平，也是想让法律更有震慑力，避免今后出现更多受害者。

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为什么人贩子不应当一律死刑？

因为“一律死刑”既不符合“罪刑相当”的原则，也容易让人贩子铤而走险。

其一，刑罚应当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没有必死的罪名，只有必死的情节，考虑每一个个案中的犯罪情节的恶劣程度，加以区分，适当量刑，避免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才能体现公平。在同样的罪名下，有人因养不起，把自己的孩子卖给有钱人家；有的是职业人贩，给自愿卖子的家长和无孩家庭当中介；有的不顾孩子死活，大量地偷、骗甚至抢别人的孩子……现实总是复杂的，“一律死刑”并不公平。

其二，与其呼吁重刑不如呼吁及时打击和从快惩处。法学泰斗贝卡利亚曾经说过：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犯罪分子考虑更多的是会不会被打击，而不是考虑会受何种惩处。

其三，一味的重刑还会带来另外一个恶果。对少数穷凶极恶的人贩子来说，如果不区分具体情况，“拐一个也是死，拐十个也是死”“拐孩子是死，杀孩子也是死”……那“一律死刑”反而是鼓励恶行，让其手段更残忍，后果更严重、影响更恶劣，被绑架的妇女、儿童的存活率也会大大降低。

“买卖同罪”之争

在呼吁严惩人贩子时，更多人逐渐意识到，“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因此，比起加重人贩子的量刑，在立法领域，争议更多集中在“买卖同刑”上。

2022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罗翔教授曾撰文阐述“我为什么还是主张提高收买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在接受每日人物关于“要不要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刑罚”采访时也曾表示，认同适当提高法定刑。

“我是认同适当提高法定刑的，个人立场与罗翔老师更为接近。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收买犯罪与拐卖犯罪是不同的罪名。和其他国家横向对比的话，我国刑法对于拐卖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是比较严厉的。同时，收买犯罪是单独作为一个罪名，规定在《刑法》第241条，配置的法定刑是比较低的，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收买行为本身具有独立性，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它侵害了独立的法益，侵犯到个体作为人的基本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不止是民事上的权利，它也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从收买行为的不法程度来看，三年的法定刑与它的危害性之间是不相称的。
比如，我国刑法中的盗窃罪，按现有的司法解释，在很多地方盗窃3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认为偷三万块钱的危害性更大，而收买一名妇女或儿童危害性反而要小，我觉得这样的价值判断，在现代社会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在收买问题的危害性判断上，我觉得普通民众的正义直觉没有问题，我国现行刑法对收买犯罪规定的法定刑，的确与相应行为的危害性不相称。
对此，也有一个比较法方面的依据。我分别去查过德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还有俄罗斯刑法典。德国与日本都是买卖同罪，单就买卖的行为，设置的最高法定刑都是十年。俄罗斯刑法典对过失造成被害人死亡或严重损害等情形，还规定了8年以上15年以下的法定刑。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当时中国比较贫穷，所以导致财产犯罪配置的法定刑偏高，而对于人身权益，相对来讲保护得有些不足。在涉及家庭与社会秩序的问题上，可能更多考虑保护秩序性的利益，而不太注重保护个体的权益。
当初这样的立法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可是中国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价值观上也应该与国际接轨。所以，对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危害性的判断，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我觉得是到了考虑重新配置法定刑的时候。”

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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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吴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