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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厌恶那种黑暗,你就应该成为你喜欢的那种光 | 《人间世》秦博 一席第408位讲者

2016-10-27 秦博 一席

秦博,纪录片《人间世》编导。他和同事在上海十余家医院蹲守近两年,拍了一部10集纪录片《人间世》。和常见的“妙手回春”宣传不同,它呈现了事实残酷的另一面——人想救命,但命不由人,医患冲突、人间百态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我做批评报道的时候,经常会把鲁迅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圣经。经历了这么多生死的故事之后,我在医院里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如果鲁迅的文章真的是圣经的话,我应该是读给自己的。《圣经》里那些人性的弱点从来都不是别人的,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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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的人间故事秦博

我叫秦博,来自上海电视台,是一名记者。


在做记者之前,我在一家航空公司做飞机维修师。这个职业,可能大家听起来貌似还是有一些风光,但是实际我当时做的最多的工作,是调整座椅背后的小桌板。小桌板边上有两个螺丝,这样拧一下,就可以调整水平。我在飞机的机头要把所有的小桌板都这样拿起来,然后从机尾开始一个一个地调,一直调到机头。如果有一个桌板不够水平,师傅就会骂你。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在想,我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和机器打交道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专业,考了个研究生,后来到电视台做了一名记者。

 

但是在做记者之后,我几乎是每一年都要“换”一份工作。电视的深度报道和纸媒还是不一样的,纸媒的话,有的时候重要的场景没有参与进来,它可以用文字再重新描述一遍;但是电视的新闻报道就很难办,因为我们必须把现场最好看的那个画面拍下来。


为了拍这些画面,我做过卖病死猪肉的老板,金融保险员,也做过一个大型批发市场里的运货工,还做过大型外企生产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

 

这是当时做病死猪肉时的一个现场。随行的司机在台里头是开小轿车的,因为他有卡车的执照,我们就给他租了一辆大卡车。我们要从上海开到山东,3000多公里来回,去进3吨病死猪肉作为样品。




我伪装成肉制品加工厂的老总,去和当地的这些地下产业链、真正幕后的老板打交道。两个摄像师,一个摄像作为我的助理,另外一个摄像再租一个车跟在我们后面,以防不测。

 

凌晨三点钟我们到了一个隐蔽的仓库,那些工人就给我们搬病死猪,就是用农村常见的编织袋装的。




但是这个冷库他从来不让你进,也不让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所以我们开着卡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我又坐上另外一辆车回去了。因为我一直觉得那里头是一个重要的画面,我应该把它拍下来。如果被人发现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都暴露了,我也就不可能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的经验了。


我们做的是深度新闻报道,特别是做了一些批评类的报道。今天想一想,前前后后,因为我们这些报道,有将近20个人入刑。但是今天不能在公开场合去讲这些报道的原因是,很多报料人我们必须帮助他保密,还有一些涉密的问题。但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话是:我们记者应该是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瞄准了黑暗,另外一只眼睛就看到了亮光。这是我真实的体验。

 

这是我们两年前开始策划,想在医院蹲守拍摄一个纪录片。两年的时间,我和同事蹲守在各个医院,去看医院里的故事。这个片子虽然是在我们的地方台播出的,谁知在全国范围内却广泛地传播。



 

这是我在上海的瑞金医院进行蹲守拍摄。



 

其实在拍摄的前面这一年,我们没有进行任何的摄像,只是去医院,化身一个医生:跟医学生是一样的,学医学的基础知识,穿上白大褂,每天早上七点半跟着他们去查房,然后开会。在抢救室里头,我们学基础的抢救知识,在手术室学无菌规范。


一年之后我们的摄像才进入了这个现场。因为我已经具备了一些相应的医学知识,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拍合适,在什么场景当中可以进去。医生也非常信任我,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影响他们。在抢救的关键场景,我们有的时候还要给摄像器材做防菌服。



 

我想说说我在医院里的几点体会。第一个当然是医患关系。这是上海市瑞金医院心脏外科病房的一个监护室。底下的一堆小板凳是病人的家属晚上坐在这儿守夜的。



 

这堵墙,墙那头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医生,包括他们的病人。有的人说,这堵墙听到的祷告比在教堂里听到的还要多。在墙的那边护士是12个小时不眠不休,因为她们要看监控仪器上的表格。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这是我体会非常深的。

 

我在普外科的时候,就曾经看见过一个老大爷,挂完号直接到医生的办公室,进去冲着医生说:“你们这个医院太黑了,怎么能这么贵。我挂的是普通外科,为什么给了我一个专家号?”这个医生就有点诧异,说:“我就是专家呀。”老大爷说:“我明明挂的是普通外科,那就应该是普通大夫,你怎么可能是专家呢?”


“普通外科”这个称呼实际上闹出过很多的笑话。当时昆明暴恐袭击的时候,因为很多都是砍伤,国家卫计委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派了普外科最好的专家到现场去救治。结果呢,网上的网友就喷了,说国家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派普通的大夫,不能派高级的大夫吗?

 

实际上大家对于医学的不了解,陷入到一个不在同一语境里谈话的局面。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是非常多的。我在急诊室蹲守的时候,因为病人来往非常多,都是输液的,护士忙不过来。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就看自己的点滴,已经快滴完了,他非常着急,就直接喊:“服务员,服务员,过来,满上满上。”

 

我们在麻醉科蹲守的时候,医生跟我说过他们有一次做完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因为病人是麻醉的,有一个逐步复苏的过程。医生在推着病人进入病房的过程当中,会提醒病人“放轻松、张大嘴、深呼吸”。可这个病人恰恰姓张,他因为麻药没有过,仿佛听到别人在讥笑他,说他嘴大,叫他张大嘴,第二天他就把这个医生给投诉了。后来麻醉科里再遇到张姓的病人,医生们就尤其小心,他们不敢说张大嘴,只敢说“放轻松、深呼吸”。

 

这些都是医生的吐槽,但是你如果站在患者这一方,你也能听到很多的吐槽。

 

我们相信很多患者还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来到医院,其实就是想把病治好。但是到了医院之后,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医生也是必须要拿出一个知情通知书让患者签字。有的时候可能医生比较忙,态度就不是太好,那患者就觉得命在别人手里,只能签字。签完字医生走了之后,他们就会跟我们抱怨,说我们很理解医生,但是为什么到了医院会凭空地冒出这么多的风险?

 

这就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有的时候我回答不上来,只能在各个方面去观察。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医生他从来没有碰到过医闹。他是谁呢,他叫黄飞鸿。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还给他写过一个匾叫“医艺精湛”。黄飞鸿其实可以含笑九泉了,因为现在有的医生真的是在练功夫、练拳脚了。

 

我第二个体会是关于医学。我有的时候在想,医患之间有些不信任、矛盾,怎么样才能克服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说我们需要医改,需要体制上的改变,这个没有错。但是体制改变之后,是不是医患矛盾就自然地缓解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不了解医学的情况下,这个矛盾依然会存在,信任依然不会建立。

 

这是我经过大半年的培训之后,能够站到心脏外科主任赵强的身边,我就看着他做心脏的手术。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还是挺震撼的,但是我在现场会有另外一番感受。为什么,因为在外科手术当中,他是拿电锯锯开人的胸骨,然后用高频的电刀一点一点地把皮肤划开。为了让这个人不流血,高频电刀都是高温的,是会把肉烤熟的。那在现场,你除了会看到这些画面,你还会闻到这种带着血腥气的烤肉的味道。

 

病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有麻醉,看不到这些,但是有一次就比较恐怖了。旁边的手术室在做骨科的外科手术,大家可以想象,它是电钻再加上这种嘀里哐啷的声音。这个时候隔壁心脏外科的病人推了进来,这个人没用麻药,他本来已经心理建设了好几轮,觉得没有问题、可以手术了,一听到那个声音,突然就崩溃了。他说怎么这么可怕,医生就轻轻地给他弹回去说:“隔壁在装修,你不用慌。”然后趁着这个病人不注意,给麻醉医生使了一个眼色,麻醉医生赶紧把药打好给他注射进去,然后他就睡着了,手术继续进行。

 

大家在上面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插着很多管子,其实人最主要的生命通道有两个大的管子,叫主动脉和主静脉,它是连接心脏的。主刀医生在剪这个主动脉的时候,大家都是身子往后一仰。我因为第一次见,很新鲜,就把脸往前凑,想去看怎么回事,结果一股血就直接喷到我脸上,我也不敢动。但是在那一刻,我就开始真正地接触到现代医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怎么就发展到了今天。

 


这个医生叫沃纳·福斯曼,他在1929年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时的外科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有一个论调,讲的是心脏是外科永远抵达不了的禁区。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觉得心脏停跳就一定代表着人的死亡,所以心脏是人最神圣的一块地方,外科是不可能到达的。




这个年轻的医生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他找了一个橡胶的导管,就这样插进自己的静脉,然后就一直捅一直捅,直到觉得自己心脏有点难受了,那可能是进到心脏里面。他就跑去让伙伴拍了一张胸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胸片边上是有一个异物进入心脏的。



 

那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导管是可以通过血管进入到心脏,那一些药物就可以注射进去,那么心肌炎等一些疾病就可以去治疗,进行外科的干预。他在20多年之后才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也就几十年的时间,现在的医学发展成什么样了呢?这是在心脏外科手术上用的机器,叫体外循环机。




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的?非常神奇,它可以让人不呼吸,心脏也停跳,但是还依然存活。其实道理很简单,它就是通过这样的导管把人的静脉血抽出来,然后经过这样的机器处理成动脉血,再打回到人的体内。医生可以趁这样的间隙进行心脏的缝合。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几十年的医学发展医生已经好像是神仙了——我可以让人不死嘛,但是医生真的是神仙吗?


我们在心脏外科的重症监护室一直蹲守,拍到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转运床上躺着的年轻人,他患有急性的心肌炎,状况紧急到了医生只能在转运床上给他做心肺复苏。推到监护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送到二楼三楼的手术室。怎么办?就是布帘子一拉,现场就要开刀。



 

他的心跳是停止的,但是外科手术需要在他的腹股沟侧拉开一个口子。怎么办?医生就在旁边拼命地做心肺复苏。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无菌的环境,这边在做着心肺复苏,他的身体就在这样抖。医生要用手术刀拉开他的皮肤,然后寻找血管,就像刚才的福斯曼一样插入导管,那么有可能这个年轻人就有机会。


大家可能觉得,好几十年前的人已经可以将导管插进去,那现在应该不是太难。但是,我们拍了几个小时,心肺复苏一直在压,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已经发紫了,但他的心脏功能还是零。零意味着什么,就像一个气球一样,所有的血管都是因为这个心脏不动了之后,全部萎缩在一起了,导管插不进去。



我们在影视剧上经常能看到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医生会走出病房,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尽力了,那代表着这个人已经不行了。但是实际上,真实的状况是人的死亡是有一个过程的,尽管知道这个已经没有用了,但是医生还是要在不断地做心肺复苏,而且这个是演不出来的。为什么,它的力道之大,是有可能把胸骨压碎的。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些按压其实都是假的,因为真的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医学界为什么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叫“有时是治愈,时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这句话其实就是表示,医学即使再发达,它也是无法到达那个边界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

 

我们又拍到一个案子。这个人叫王斌,他患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叫马凡综合征,一般很难活过30岁。




这个病有一个特点,他的血管会自己生长,而且无法控制,所以就像塑料袋似的,有一天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破掉,破掉就会大出血死亡。那怎么办?医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全身上下的主动脉全部换成人工血管。

 

这其实是非常难做的一个手术,在全中国可能也没有几个人能接下来。瑞金医院的赵强和他的团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设计这台手术。16个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管缝合,一点一滴地换成这样的管子。这个手术竟然成功了。



但是第二天,病人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肾衰竭,他的妈妈就这样在床头抱着他哭。



 

我也很沮丧,因为我跟拍了一整夜,医生也很沮丧。我就很纳闷,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设计都是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赵强就看着我,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觉得现代的医学发展得太神奇了,医生尽管是有通天的本领,但是他还是人,他不是神仙。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这是我们在视频监控拍到的,一个家属在无法接受最坏的那个结果的时候冲进了抢救室,一把掐住了车在前医生的脖子。




车在前是我们一个拍摄的主人公,我们曾经跟拍了他48个小时。




他在48个小时当中抢救了三个人,有两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到最后没有抢救成功。这个年轻人只有24岁,仅仅是在过生日的时候去外面吃了一顿海鲜,海鲜有点不新鲜,引起食物中毒,细菌感染。


我的第三个体会,是关于死亡。

 

我们也拍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这是一个上海人,50多岁,他的肚子都扁掉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家属没有去过多地去苛责医生,而是突然想到这些器官能不能给别人用,就把他的器官捐掉了。



主动捐献器官在我们国家的观念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也是瑞金医院的第一例。医生进行器官摘除手术之后,他们向他三鞠躬,给他换上了寿鞋,送他走。


 

同样,我们在华山医院拍到一个四川的家庭。他的孩子也是20多岁,突然就有一个脑肿瘤。因为华山医院的脑外科非常好,他们就千方百计转到了华山医院,但是医生也没有办法,他还是脑死亡。脑死亡的时候,家属也是把孩子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有一个细节,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要签署“放弃治疗”这四个字的时候,这个爸爸是公安厅退休的老干警,但是仍然无法下笔。足足待了有五六分钟的时间,最后才把字签掉。



这个女孩叫张丽君,她只有26岁,是上海本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结婚不到一年,怀着身孕,但是患了胰腺癌。她在生命的晚期,给孩子录下了18年的生日祝福。她觉得这是给孩子成长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母亲是非常爱他的,也希望家人都能够理解她这样的举动。



她还偷偷地瞒着丈夫,让我们给她录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一首歌,唱的是张国荣的《共同度过》。她希望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后,能用这样的方式有尊严地向丈夫告别。歌词里头有“风雨里都不退 谢谢你陪伴我”。



车在前最动人的故事其实发生在后面。海鲜中毒死亡的那个年轻人的家属,在中秋的时候给车医生发来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孩子现在已经入土为安了,我们全家尽管很悲痛,但是正在逐步地走出来,医学临床有各种风险,我们看到了你的辛苦,中秋快乐。


当时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机器没有停。车在前医生念完短信之后,他自言自语说:“这个病人我没救活,但是感谢信却来了。”



 

你经历过这种故事就会发现,其实人的教养是装不出来的。平时的时候你可能会装一装,但是到了医院,在生死面前,所有人的教养是装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矛盾有的时候会频发的一个原因,因为大家用真实碰撞真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性。

 

我做批评报道的时候,经常会把鲁迅的文章作为自己个人的圣经。我批评别人,我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弱点,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国民的劣根性。经历了这么多生死的故事之后,我在医院里有一天就突然醒悟了:圣经是宗教信仰,如果鲁迅的文章真的是圣经的话,那他是我的信仰,我应该是读给自己的。《圣经》里那些人性的弱点从来都不是别人的,从来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

 

我有时候在想,假如我的亲人也面临这一天,医生拼命救,但是没有成功,我在巨大悲痛的同时,还能够想起来谢谢医生付出的努力吗?我觉得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文学家夏衍。他有一天突然非常难受,秘书看见说我赶紧去叫医生。夏衍这时候忍住剧痛,把这个秘书重新叫回来,说:“不是去叫,是去请。”然后秘书就走了,等回来的时候,夏衍就倒在书桌上,再也没醒过来。


这句话其实让我感悟很深。我们现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医生的负面报道,或者是医患之间的负面报道,因为这些个体事件,我们对于医生整体职业上的尊敬现在有些淡化了,但是他毕竟是救人性命的,我觉得他是值得让我们尊重这份职业的。

 

我把这样的故事拍进了纪录片里。其中有一句话,是瑞金医院心脏外科赵强的微信签名。他写着“每天都要开心”。这个开心当然不是指心情,因为他每天是要做手术的,他是需要打开胸膛,打开别人的心脏。这句话在医务工作者的各种群里转,大家都告诉我说这句话好平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了之后就是鼻头会酸,会想哭。



 

我觉得我们的片子其实拍得并不是太好,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价值观,能够感动一些经历过现实无奈的人。医生最困难的不是经历刚才说的那些这样那样的失败,而是面对失败带来的种种挫折却没有丢失最初的热情。

 

我们把片子的名字叫作《人间世》,是取自《庄子·内篇》。其中梁启超引用《庄子》的典故说过这么一句话,叫“饮冰十年,难凉热血”。其实说的是医生,也是说给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必要等到环境都变好了再去做,如果你厌恶那种黑暗,你就应该成为你喜欢的那种光。

 

还是梁启超。其实梁启超早先就发生过一个医疗纠纷,甚至说是一个很严重的医疗事故。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尿血,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医生当时诊断,说他的右肾上有一个花生米般的肿瘤,有可能是癌症。梁启超很害怕,说切了吧。结果医生把他的右肾切下来,进行病理分析,一看,这个瘤是良性的,所以梁启超就继续尿血。他周围的朋友觉得非常生气,因为这属于明显的误诊,甚至坊间都流传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把梁启超的好肾切了下来,坏肾留着。

 

梁启超怎么做的呢?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名字叫《我的病和协和医院》,然后交给了协和医院,放在他的病历卡的底下。信的大意是说医生没有把我的肾切错,医生发现了这个肿瘤,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可能属于医学发展的有限。他跟身边的人说,因为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医学,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可能不太好,会影响到大家的判断,中国人可能又开始退却了,不再相信西医。

 

2016年我结束了瑞金医院的蹲守拍摄,两年的医院生活,我还是挺享受的。

 

我这次坐飞机的时候,还专门把小桌板打开,看看是不是水平。我有时候在想,调小桌板的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样子。我回忆起自己之前做的那个选择,说不跟机器打交道,我现在是和人打交道,做新闻报道。我有时候想,我们一篇报道能不能端得平,不比调这个小桌板容易。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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