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专访|戴志澄：把自己毕生经历、经验、智慧贡献社会，我无愧此生

戴志澄，1957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1957年9月-1986年5月，在公共卫生专业任教29年。1986年5月-1997年8月，任职国家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疾病控制司司长，主管全国公共卫生、传染病、慢性病预防控制管理工作。

一、学医记忆：牢固基础，得遇良师

时间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初期。

美丽的杭州西湖畔法院路的浙江医学院，煤渣铺就的体育场跑道，还有二十来人共住的男生宿舍、“红楼”下的教室——戴志澄曾在这里学习过两年的俄语课。由于当时西部地区的教育还不发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也很大，国家为了平衡各地的教育事业，在五十年代进行了多次的院系调整。因此，浙江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系整体搬迁到了当时位于成都的四川医学院。戴志澄与他的师友们服从国家的安排，一道从杭州出发，经多地辗转，花了九天时间抵达成都。此后，他就读于公共卫生系，直至1957年大学毕业。

毕业分配时，戴志澄本与同学约定志愿一起去新疆，但却被留校了，而且分配到一开始不甚喜欢的保健组织学教研室。又因保健组织学这一学科从苏联引进时间短，师资紧缺，戴志澄被学校派去参加中央卫生部举办的“全国保健组织高级师资讲习班”。经过学习，戴志澄对这个专业从陌生走向了熟悉，特别是周围一起学习的学员年龄、地域、经历的差异让戴志澄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又对专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新鲜感，也坚定了从事这个专业的决心。几个月的学习，戴志澄在宏观思维、知识领域、人脉沟通等多方面受益匪浅，这对他以后从事教学工作，特别是后期在卫生部从事宏观管理工作帮助甚多。

在读书期间，戴志澄还遇到了让他后来几十年都感激不尽的良师——陈志潜教授。陈教授当时是公共卫生系的代系主任，在系里一直承担劳动卫生、尘肺病的研究工作，直至九十五岁高龄辞世。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老就致力于农村公共卫生和社区服务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并在我国河北正定县开展相应工作而卓有成就，后蜚声国际社会，堪称我国现代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先驱。戴志澄就是被陈教授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染，而这种精神也是他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和推崇的。退休后，戴志澄有感于陈志潜教授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提议在公卫大楼前为陈教授竖立一座铜像，以供后来师生永久瞻仰。在他的推动下，经华西校友会和公共卫生学院领导多方奔走落实资金，这座铜像终于在陈志潜教授诞生100周年纪念日时落成。

四年的学医经历让戴志澄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也让他把四川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更把学院看作一生事业的起点和基础。

二、卫生工作：倾力奉献，影响深远

从1972年到1986年的十多年里，戴志澄陆续在母校卫生系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学系副主任等职，主要职责是协助系主任作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工作，在这些琐碎而具体的工作中，他对教学管理一直用心，经常思考应如何在学校培养有能力、有思维、实用型且受用人单位欢迎的公卫医师，又如何使母校卫生系在全国众多卫生专业中较具竞争力的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心中放不下这样的思虑，戴志澄在这期间尽力为母校做了有益于公卫事业的事：首先，他参与筹建并发展了全国首家卫生检验专业。当时的卫生检验工作人员中极少有人具有公卫背景，这给工作上的配合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同时，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急需大量的卫生检验专业人才。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可行性及专业需求，戴志澄团队克服了专业师资、实验室建设以及专业实习基地的建立等困难，学校获准于1974年开始招收学生。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全国培养了近1500名卫生检验专门人才，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许多人都已成为公共卫生检验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力量。其次，戴志澄也参与筹建并建成了全国医学院校唯一的职业病防治院。这大大促进了公共卫生系学生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扩大了在同行和社会上的影响。此外，戴志澄还推动了卫生部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的成立，该中心从规模、组织管理、培训成效等多个方面颇受卫生部科教司、人事司、卫生防疫司的青睐，在全国影响深远，有“卫生部黄埔”的美称；也建立了公卫专业和卫生检验专业实习基地，该基地不仅解决了学生专业实习基地的问题，还为实习基地兼职老师创造了培训、进修的机会，形成了教学和社会公共实践相长的机制；还创办了“卫生防疫参考资料”刊物（后经卫生部批准更名为《现代预防医学》），该刊物在中华预防医学系列七十多种期刊杂志中多次被评为优秀期刊，不管是期刊质量还是发行数量都名列前茅。戴志澄觉得，这不仅仅是为母校做的贡献，更是为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做的力所能及的事。

1986年初，卫生部大批老干部临近离休年龄，因此急需补充一批专业化、知识化、年青化的干部进入各司、局担负领导职务，而新干部主要是从医学院校、科研院所选拔。上级希望戴志澄三个月之内到卫生部卫生防疫司任领导职务。可他却因此陷入了矛盾：一方面是老地方、老工作、老朋友还有对家庭的难舍难分，毕竟在成都这个美好城市里生活了整整三十一年；另一方面，主管卫生防疫司，又是一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1986年5月，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戴志澄只身提着简单的行李，告别成都、告别母校、亲人、同事、同学，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卫生部人事司报到。从这天起到1997年6月正式退休，他在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疾病预防控制司任职了11年。

这段岁月，他关心基层，深入基层卫生防疫工作；也曾数次走出国门学习外国先进的疾病防治经验；经历了85-89年全国部分地区出血热流行、86-87年海南登革热流行、88-89年上海甲肝流行、新疆戊肝、霍乱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处理工作；主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推动了乙肝疫苗接种策略和结核病控制项目等等。对戴志澄来说可能是份内工作，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却是公共卫生事业的巨大进步和发展。

最让戴志澄难忘的是对艾滋病的防控。他1986年到北京报到时，第一个接触的病就是艾滋病。在八九十年代初，我国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尚未达到今天的程度，财政投入不足，因此基层卫生系统的情况很困难。当时国际上给基层防疫站捐赠了一批设备（冰箱冰库等），可这些设备在一些地方却被用作采血卖血之工具——在全国一片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形势下，血及血液制品也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由于利润极其丰厚，从九十年代初一些地方就兴起了卖血的“产业”，然而，不规范的、未经严格消毒、灭菌程序的抽血回血过程，带来了反复的污染、交叉感染，造成局部地区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流行。虽然近些年已基本杜绝了非法输供血，通过血液传播（输供血）的个例也已大大减少，但作为当时主管的领导和专家，没有从科学技术层面对中原一些省份的这个“产业链”以及可能引致的后果进行思索与探究，在戴志澄毕生的公共卫生事业中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与内疚。因此在他退休后，他没有选择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继续工作，而是转而深耕艾滋病领域，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会长，努力推进我国艾滋病的社区防控工作。虽然对早年工作的不完善仍心存愧悔，但是他明白，“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更重要的是早日从科学技术层面解决艾滋病的其他诸多问题，将对艾滋病的防治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除了继续关注疾病防治领域的进展，退休后的戴志澄也十分关心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就是该如何更好地解决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他认为有限的医疗资源应得到合理配置，因此实行医疗分级制度势在必行。这样也有助于缓解近些年来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医患关系。

三、寄语未来：珍惜时光，立志远大

回首几十年的丰富经历，戴志澄觉得自己是“集失误、疲劳、苦劳、功劳于一身”，但始终无怨无悔。退休后他仍壮心不已，凭多年学、教、管公共卫生的历练，担任多个社会组织职务和书刊编写顾问工作、参与多个国内外疾病控制项目，他竭尽所能、所知，把自己毕生经历、经验、智慧贡献社会，以无愧此生。他用长期的实践证明了他对公共卫生专业的热爱。一生学医，任教，管理，他从没想过打退堂鼓。在戴志澄心目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

对于华西与川大的强强联合，戴志澄感到很欣慰，这不仅对公共卫生学科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好处，更有利于公共卫生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学科相互渗透、融合。而不论作为医者、教师还是管理者，他都希望母校能够越来越好，希望学科发展能够越来越受重视，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公共卫生的发展更引人注目，戴志澄也表示会一直关注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为此奉献毕生精力。

戴志澄也希望川大的学弟学妹们能够继承先辈的精神，在学校学好专业知识，锻炼好身体，拥有健康的体魄是为社会奉献的第一要素，同时要树立爱国主义思想，从读书起就要立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奉献。他希望大家珍惜韶光，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将来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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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佳琪

编辑：刘蕊

责编：徐慧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