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时空接近性对城市创伤记忆、情绪分享与社区参与的影响： 基于武汉、温州两地的准实验研究

深

柳

堂

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时空接近性对城市创伤记忆、

情绪分享与社区参与的影响：

基于武汉、温州两地的准实验研究

作者｜刘于思 潘鹤

内容提要

创伤事件常常波及全城，形成创伤记忆，作用于共同体的认同和参与。研究结合情绪社会分享理论和传播基础设施理论，通过一项准实验（N=1137），考察了温州和武汉两地居民关于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和2020年武汉封城事件的情绪、记忆和社区感。结果显示，事件的新近性增强了创伤强度和人际情绪分享，降低了本地情绪分享、记忆准确度和社区参与；同城效应增加了创伤强度和本地情绪分享，带来社区依恋的下降，但该消极效应会随着创伤强度对人际情绪分享、本地情绪分享、事件记忆、社区身份和社区参与的依次增进而被削弱，表明同城公众的人际情绪分享是校准事件记忆、重塑社区团结的积极力量。

关键词

情绪社会分享 传播基础设施 人际讲叙 

城市创伤记忆 社区参与

正文

一、引言

2021年7月23日，是“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后简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一度提出并验证了“围观改变中国”的微博看似并未再过问此事，但每逢“7·23”，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媒体工作者和热心网友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着这个日子，其中尤以温州人居多。相似地，自2019年12月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以来，虽然公共话语空间中不乏为“武汉肺炎”去污名化的努力，但每到新冠疫情进展中重大节点的纪念日，都少不了经历过封城的武汉人在纪念、发声和反思的身影。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城市仿佛可以凝聚成一个个新的“记忆实践社区”，那么，创伤记忆是否具有某种“同城效应”？究其原因，是身在城中的人们有更大几率成为或接触创伤亲历者，还是社区内部的信息或情感共享模式使然？个中缘由值得探询。

创伤事件对社会凝聚的影响曾经广受关注。尽管“9·11”事件被认为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公共基础，但社会重大创伤事件也会激发人称代词“我们”的集体感。当前集体记忆研究多聚焦于文化和历史建构，较少探讨记忆形成的人际机制。社区研究亦对宏观机构、中观组织关注较多，而对人际讲叙（interpersonal storytelling）的微观动态着力不足。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情绪社会分享理论（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SSE）为解释创伤记忆形成和社区重构提供了视角，也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对创伤讲述的关注从线上移至现实生活。运用情绪社会分享理论的研究多聚焦于情绪分享和记忆状况随时间淡化的历时趋势，忽略了创伤情绪分享和事件记忆增进社区复原力的空间效应。本研究在以上理论的缺口处展开工作，通过一项准实验研究，厘清发生时间和空间的远近如何左右了城市创伤事件记忆、情绪分享和社区感的生成，具体而言，考察温州和武汉两地居民对十年前的温州动车事故和刚刚过去但诱因仍在持续的武汉封城事件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创伤情绪、人际分享行为、记忆状况和社区身份及参与，力求探寻社会重大创伤事件后城市作为社区得以协商记忆、反思经验和重塑团结的理论和实践可能。

二、文献回顾

（一）从“记忆社区”到“社区记忆”

集体记忆是社区成员广泛持有的、影响社区集体身份的记忆。社区是拥有相似感知的社会群体，其成员会针对给社区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形成深刻记忆，记忆是否对社区发挥了功能是区分记忆与社区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关联的条件。现代社会的创伤事件往往波及整个城市，城市因而成为广义的记忆实践社区。记忆社区不仅指作为认同来源的物理社区，更是人们通过重大时刻（如，一起身处灾难）紧密相连的偶然记忆社区，使城市成为记忆的双重社区。哈布瓦赫（Halbwachs, M）强调了记忆的空间属性，指出记忆是在社会和物理环境中构建的，能够通过参考空间和先前事例重新恢复集体身份。完整的集体记忆概念图式包含历史、地点和事件三个维度，能够激活城市公众共同的历史资源和记忆之场。本文将城市创伤事件定义为以城市为主要范围，其中的个体广泛地经历、见证或面对死亡、重伤或身体完整性受威胁，感受到强烈恐惧或无助的事件。个人和群体的有意识行动产生的城市环境对创伤记忆有直接影响，使创伤记忆来自城市社区的过去生活并维系于特定地点。城市创伤记忆构建着事件、人物、组织和城市其他元素的多维关系，促使城市空间产生新的公民参与和行动过程。

纪念物（memorial）和纪念仪式（commemoration）、媒体报道、人际讲述等社区记忆实践是社区有意无意保存过去的方式，能够带来对记忆的纠正。社区记忆实践创造了公共记忆的内容，由于创伤事件发生期间传播资源的不平等，人们可能改变对可用媒介的依赖。社区传播基础设施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由宏观层面的媒体、中观层次的社区组织和微观意义上的人际日常对话构成的邻里讲述网络（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 network），其二是居住稳定性、机构资源、邻里环境、集体记忆等促进社区居民沟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即传播行动情境。传播基础设施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 CIT）关注集体记忆与社区讲叙的关联，集体记忆是对社区凝聚至关重要的传播场景，创伤事件发生后，社区传播基础设施又构成了应对灾难和构建记忆的媒体资源。

创伤事件的不确定性使其成为社会问题，人们会通过对潜在威胁的讲述来降低不确定性，人际交流的增加又会促进公民参与。研究发现，在美国加州南部与他人讨论本地公共事务，亦能激发人们对发生在纽约的“9·11”事件产生公民意识，因而对事件的重新评估和纪念活动可被视为创伤后社区参与的组成部分。本研究致力于考察城市创伤记忆作用于社区参与的机制，首先提出如下假设：

H1：个体在事件中体验的创伤强度越高，对事件所在社区的参与频率也就越高。

（二）情绪社会分享与创伤记忆的人际建构

情绪的社会分享理论是集体记忆心理学范式的代表，打破了情绪短暂性和个体性的限制，将其反映在长期记忆和社区层面，认为人们会通过个人心理再现的公共表征来传递记忆，可以是稳定的文化产物，也可以是简单的口头表达，这是一种专注于情感体验的自我表露。人们有与他人分享经验的需求，这构成了人际“新闻”传播的基础，具有心理刺激性的故事将优先在社会网络中传播。尽管积极和消极情绪都会引发社会分享，但该理论更关心情绪创伤、灾难和个体生活改变。创伤后人际分享反映了个体参与社会危机应对的潜在倾向，人们会通过社会比较来获得准确评价，通过对差异的合理化减少认知失调，通过语言组织情绪使其简化并符合社会定义。本文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个体在事件中体验的创伤强度与本地社区参与频率的联系受到人际情绪分享频率的中介。

创伤事件的人际对话重塑着社区边界。社区成员会经历相同的事件并进行编码，“9·11”的对话实践在纽约人之间高于纽约之外。情绪紧张事件发生后，人们会与身边的人分享记忆。情绪社会分享展现出社会整合动机，其对象包括亲密的家人、配偶、最好的朋友等，而家人、密友等多居住于本地的中国家庭构成又将增强城市创伤事件通过本地首属群体情绪分享带来的社区参与度。本文继而假设：

H3：个体在事件中体验的创伤强度与本地社区参与频率的联系受到人际情绪分享频率和情绪分享网络中本市市民比例的连续中介。

个体对事件的实际经历而非通过其他渠道的了解被称为一手记忆，包括事件记忆与闪光灯记忆，其中事件记忆是关于事实的记忆，能通过事实性证据纠正。创伤事件发生后，居住在当地、媒介使用、个人损失及人际讲述都能增加记忆准确度，因为媒介关注和人际讲述鼓励对事实信息进行重复，人际讲叙又能促进成员用制度化记忆补充个人记忆。创伤事件的复述增加了检查事实细节的机会，保证了传播系统监督社会文化的现实功能，带来更高的记忆准确度。通过情绪的社会分享，社群的共同知识得到丰富，服务于社区凝聚。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个体在事件中体验的创伤强度与本地社区参与频率的联系受到人际情绪分享频率、情绪分享网络中本市市民比例以及事件记忆强度的连续中介。

集体记忆是社区依恋的来源。创伤记忆发挥着塑造社会身份的重要作用，使人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群体历史的一部分，将分开的历史和生活进程叙事瞬间对齐。创伤事件的人际讲述提供了重新想象社区的可能性，构成社区归属感的基础。社群聚集的情绪共振使参与者产生团结情感和社会整合意识，频繁的情绪分享能带来更高的社会整合和创伤后成长。综上，提出最后一个假设：

H5：个体在事件中体验的创伤强度与本地社区参与频率的联系受到人际情绪分享频率、情绪分享网络中本市市民比例、事件记忆强度以及社区依恋水平的连续中介。

创伤事件的记忆建构往往历时甚久，可延伸至事件发生后的三至十年，“9·11”事件记忆就在事发一年内迅速下降，此后趋于平稳，表明时间新近性会对创伤事件记忆和情绪分享产生影响。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的时间远近不同，带来的创伤强度、情绪分享、记忆准确度和参与程度可能有所差异。同时，事件和城市的交互效应即“同城效应”反映了空间上接近的事件具有更强的创伤体验，使城市成为创伤记忆促进社区团结的条件。据此提出以下问题：

RQ1：从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关联的创伤强度、人际情绪分享频率、分享网络中的本市市民比例、事件记忆、社区依恋到社区参与的链式中介效应在时间接近性不同的两个事件间有何差异？

RQ2：上述链式中介效应在同城与非同城创伤事件发生时有何差异？

综上，本文关注的研究假设与问题构成的模型示意图见图1。控制变量部分，个人损失或不便、曝露于伤害中等创伤事件的直接或间接经历决定着事件关联情绪和记忆强度。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介的苦难图像对观众提出了想象的道德要求，图像和声音氛围激发的现场感和亲密感构成其情感基础。现代性的破裂使个人间的联系被打破，很多记忆需要借助其他方法来保存和传播，这种并非直接来自生活经验，而是源自人与媒介化再现互动的记忆称为假肢记忆（prosthetic memory），电影、体验式博物馆等大众媒介表征的经验记忆像假肢一样附着在身体上，使被迫与过去割裂的人们有能力触及从前的事件并产生情感。根据情绪的二次社会分享（secondary social sharing）理论，社会分享本身也会诱发情绪，导致人们与他人再次分享听到的故事，且情绪越强，二次分享越广泛。可以推断，无论是直接经历，还是媒介见证和假肢记忆，都因承载了较高的情绪可供性而提高了个体的创伤强度和人际讲述频率。对事件采取避免谈论的抑制态度和进行重新评估的主张也被证明与人们对创伤事件的情绪分享有关。接下来，本文借助准实验设计，对特定时点和范围的人群展开横断面调查，比较时间和空间接近性对城市创伤记忆促进社区参与的作用。

图1 研究问题与假设的有调节链式中介模型示意图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程序与样本构成

研究聚焦于温州和武汉两地公众对发生于2011年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和2020年1月23日至4月8日期间武汉封城两个事件在创伤强度、人际情绪分享、记忆强度、社区身份及参与上的差异，采用2（事件：温州动车事故v.s武汉封城）*2（城市：温州v.s武汉）准析因实验设计（quasi factorial experimental design），与实验的主要区别在于并非通过随机分配受试者而产生。其中，城市为受试间设计，事件为受试内设计，四个准实验处理使两组非同城事件构成了两组同城事件的非等效对照组（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比较两个事件的记忆异同，而是考察同城关系是否构成了创伤记忆本地分享这一“不足为外人道”效应的边界，服务于社区重建。

出于研究伦理，研究者无法为开展实验制造两个相似的创伤事件，而在近乎自然的环境中设计和执行的准实验研究使实验条件的分配可控，但不会创造或操纵条件本身。考虑到城市作为“记忆实践社区”的理论预设，本文将事件规模限定为城市创伤事件，找到城市创伤事件的若干“理想型”，尽管温州和武汉的地理环境、经济水平、市民文化、信念系统各有千秋，但二者城市规模上可比。事件方面，与新冠疫情性质更相似的非典疫情更多被视为全国性事件，而武汉封城和温州动车事故虽都曾引起公共讨论，异地知情率较高，但也以明显的区域内情感共鸣为特征，温州动车事故波及者尤以本地人为多。两个事件在性质上并不完美相似，但都符合城市创伤事件定义，构成可接受的准实验方案。

调查于2021年7月23日至30日间开展，委托调查公司问卷网发放线上问卷。彼时，温州动车事故十周年祭构成了“热点时刻”，而武汉封城事件关联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使时间远近不同的两个事件在重要度上可比。这一时段内温州动车事故的传统媒体纪念报道和社交媒体公众讨论可见性均较低，难以对事件知识造成实质性提示。根据“七普”数据，温州市常住人口约957万人，武汉市常住人口约1233万人，据此确定两地样本量比为43.7∶56.3。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人口特征，对问卷网注册用户小组进行分层配额抽样，共回收有效问卷1137份，其中温州497份，武汉640份，样本人口特征构成与抽样设计吻合。受访者需填写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在无背景提示下的知识性记忆、事件关联的创伤强度、情绪及其社会分享对象的提名网络、事件激发的社区身份和参与程度，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为随机生成。完成测量后，受访者继续填写个人特征和人口变量。

（二）变量测量及分析方法

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事件和城市，通过准实验设计进行条件指定。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依次是创伤强度、事件情绪人际分享频率、情绪人际分享网络本市市民比例、事件记忆、社区身份依恋和社区参与。创伤强度结合既有量表，包括“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2020年武汉封城是我生活中的创伤性经历”等3题，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测量，信度尚可（Cronbach’s α=.68），样本整体的创伤强度为3.19（SD=1.01）。

事件情绪分享的测量参考了既有的情绪分享对象和谈话水平，借鉴社会网络提名法（name generator），将其交叉构造成情绪分享频率的人际网络。受访者被要求分别列举一名以上与之分享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情绪的对象，随后逐一回答每名分享对象与受访者的关系、人际讲述频率和所在城市。分享网络规模在1到10人间，平均规模为2.23人（SD=.95）。将受访者与每位分享对象在7点量表上的平均谈话水平作为分享频率的测度，样本总体人际情绪分享频率处于中上水平（M=3.86, SD=1.46）。人际分享网络本地成员比例为与受访者位于同一城市的分享对象占网络规模之比，均值为0.24（SD=.40）。

记忆强度测量事件知识的准确度，分别以“温州动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武汉市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死亡人数”等各5题的正确率体现，0-1分测量的平均记忆强度为0.68（SD=.32）。社区身份依恋量表根据已有测量改编，以李克特5点量表在“我为自己是温州/武汉人而自豪”等3个题项上作答，信度良好（α=.85），样本平均社区依恋较高（M=4.09,SD=.86）。社区参与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公民行动，通过计算受访者在居住城市内参与社区活动频繁程度的5点李克特量表衡量，包括“与其他居民一起解决本市公共问题”、“在网上或手机上发布或转发有关本市的内容”等8项线下及线上城市社区参与陈述，信度尚可（α=.71），平均社区参与水平中等偏上（M=3.64,SD=.75）。

控制变量方面，影响曝露令受访者在5点量表上评价其由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事件带来的个人损失、日常活动不便、自身以及家庭成员或好友受影响的程度，4题量表信度较好（α=.87），个人影响曝露平均为1.77（SD=1.11）。亲身经历、媒介见证和假肢记忆的频率测量工具为自行建构，向受访者询问其事发一周内得知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事件的信息来源，包括个人经历、亲友经历、报刊广播电视报道、互联网，前两题为亲身经历（M=.23,SD=.29），后两题为媒介见证（M=.72,SD=.33）；受访者事发一年后通过参观事发地或纪念物、人际交流、报刊广播电视报道、互联网、教科书以及文艺及影视作品对事件的再次接触作为假肢记忆的反映（M=.14,SD=.21）（α=.67），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记忆态度分别以“在谈到过去时，我们必须从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和“最好不要通过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打开旧伤口”在5点量表上的得分反映创伤重新评估（M=4.38,SD=.81）和创伤抑制态度（M=3.49, SD=1.18）。控制的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教育年）、个人月收入（元）、职业、宗教信仰和婚姻家庭状况。借助SPSS统计软件的PROCESS程序，将前述控制变量、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纳入基于线性回归的过程-条件模型进行分析。

四、研究发现

样本中共有182人次在事件中有亲友过世、受伤、个人财产损失或受影响等创伤经历。无论是温州子样本还是武汉子样本，均有较大比例的受访者直接或间接见证或参与过2011年的动车事故讨论，能追忆起动车事故的体验。以每个中介变量为过程因变量的模型通过文字叙述，以社区参与为因变量的最终模型被汇总为表1的链式中介模型。

表1 社区参与预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N=1,137）

模型1对应假设H1，采用PROCESS的模型8分析。创伤强度不存在城市间差异（β=.05,p>.05），但受到事件新近性（β=.40,p<.001）和同城效应（β=.18,p<.05）的放大。武汉封城带来更高的创伤强度这一效应对武汉受访者（effect=.49,p<.001,CI=［.38,.61］）高于温州（effect=.31,p<.001,CI=［.19,.43］），即同城创伤事件使人们感受到更强的创伤，创伤强度同城效应的估计值绘制为图2。年龄对创伤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7,p<.05），遭受直接或间接个人损失对创伤强度有较高预测力（β=.08,p<.001），创伤重新评估会加强创伤强度感知（β=.06,p<.05），创伤抑制态度对创伤强度有缓解作用（β=-.05,p<.001）。上述变量共解释了创伤强度9%的方差，整个预测模型显著（F=13.60,p<.001）。创伤强度对社区参与有直接的负向影响（β=-.04,p<.05），假设H1被证实，该效应尤其对武汉子样本显著（effect=-.09,p<.05,CI=［-.18,-.01］）。城市（β=.04,p>.05）、时间接近性（β=-.05,p>.05）与空间接近性（β=-.08,p>.05）均不直接影响社区参与，时间新近性在温州（effect=-.01,CI=［-.02,-.00］）和武汉（effect=-.02,CI=［-.03,-.01］）子样本中以不同强度通过增加创伤强度而间接削弱社区参与，调节中介效应总体显著（effect=-.01,CI=［-.02,-.00］）。上述因素和控制变量共解释了社区参与18%的方差，模型1达到显著水平（F=29.12,p<.001）。对社区参与有显著预测力的控制变量将统一在模型5中讨论。

图2 创伤强度的同城效应

模型2至5采用PROCESS的模型85分析。模型2加入了人际情绪分享作为中介变量，以创伤强度为因变量的过程模型同模型1。个体感受到的创伤程度越强，会越多地与他人分享事件情绪（β=.14,p<.001）。情绪分享的频繁度与事件新近性正相关（β=.41,p<.001），该差异在武汉子样本中（effect=.52,p<.001,CI=［.35,.69］）较温州子样本（effect=.30,p<.001,CI=［.14,.46］）效应更大。更高的教育程度（β=.19,p<.001）和已婚状态（β=.38,p<.001）会带来更多情绪人际分享；影响曝露（β=.11,p<.001）、亲身经历（β=.51,p<.001）、媒介见证（β=.36,p<.001）、假肢记忆（β=.45,p<.01）和情绪重新评估（β=.12,p<.01）同样也会增加与他人分享情绪的次数。上述因素解释了创伤事件情绪人际分享方差的14%，模型亦达显著（F=21.08,p<.001）。模型2最终模型显示，社区参与和创伤强度负相关（β=-.06,p<.001），与人际情绪分享正相关（β=.12,p<.001），假设H2得到验证，创伤强度通过人际情绪分享影响社区参与的总效应为正，且该中介路径对武汉子样本（effect=.009,CI=［.00,.01］）较温州子样本（effect=.005,CI=［.00,.01］）更强。人们由温州动车事故诱发的社区参与程度高于武汉封城（β=-.10,p<.001），该效应对武汉子样本更显著（effect=-.16,p<.001,CI=［-.24,-.08］）。该模型总体显著（F=37.50,p<.001），使社区参与23%的方差得到解释。

模型3探讨创伤强度与社区参与间的关系是否受人际情绪分享和本地情绪分享的连续中介。创伤情绪人际分享网络的本市市民比例与创伤强度（β=.02,p<.01）和人际分享频率（β=.01,p<.01）正相关。本地情绪分享在温州动车事故（β=-.18,p<.001）和温州子样本（β=-.14,p<.001）中表现得更明显，且具有显著的同城效应（β=.94,p<.001）。温州样本更少与本市市民分享武汉封城情绪（effect=-.65,p<.001,CI=［-.68,-.61］），而武汉样本对此与本地人分享更多（effect=.29,p<.001,CI=［.26,.33］）。本地情绪分享受婚姻状态（β=.06,p<.01）、个体损失（β=.03,p<.001）、亲身经历（β=.08,p<.01）和事件重新评估（β=.02,p<.05）的促进，媒介见证（β=-.04,p<.05）降低了本地情绪分享。过程模型整体显著（F=101.41,p<.001），共解释了本地情绪分享方差的45%。模型3的最终模型发现，社区参与与创伤强度和人际情绪分享频率相关，而与本地情绪分享无关（β=.05,p>.05），拒绝研究假设H3。模型总体显著（F=35.60,p<.001），解释力为23%。

假设4增加了事件记忆作为连续中介变量。两地样本对武汉封城的记忆准确度较温州动车事故更弱（β=-.19,p<.001）。由创伤强度（β=.02,p<.01）、人际情绪分享（β=.02,p<.001）和本地情绪分享（β=.05,p<.05）可以正向预测事件记忆。收入（β=.01,p<.001）、已婚状态（β=.05,p<.05）、媒介见证（β=.14,p<.001）、假肢记忆（β=.10,p<.01）和创伤事件重新评估（β=.05,p<.001）能促进事件记忆的准确度。预测变量为事件记忆的方差提供了16%的解释，过程模型显著（F=22.15,p<.001）。在模型4的最终模型中，社区参与被创伤强度削弱，被人际情绪分享和记忆强度（β=.13,p<.01）增强。创伤强度、人际情绪分享和本地情绪分享经由事件记忆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路径均成立，假设H4被部分验证。模型总体显著（F=34.27,p<.001），解释力（23%）无明显增长。

模型5增加了社区依恋作为中介。创伤事件的同城效应会对社区认同产生消极影响（β=-.41,p<.001）。武汉样本在武汉封城事件关联的社区认同上呈现负效应（effect=-.20,p<.001,CI=［-.30,-.10］），温州样本在武汉封城事件关联的本社区认同上效应为正（effect=.21,p<.001,CI=［.10,.33］）。人际情绪分享（β=.05,p<.001）、本地情绪分享（β=.30,p<.001）和事件记忆（β=.32,p<.001）与社区依恋正相关。固定职业（β=.13,p<.05）、个人损失（β=.06,p<.001）、亲身经历（β=.15,p<.05）、假肢记忆（β=.26,p<.001）、创伤重新评估（β=.33,p<.001）和抑制态度（β=.12,p<.001）均能增进社区认同。总体显著的过程模型（F=33.48,p<.001）为社区依恋的方差提供了23%的解释。模型5的最终结果表明，由武汉封城诱发的社区参与程度低于温州动车事故（β=-.07,p<.05），社区参与在纳入全部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中不存在同城效应（β=-.02,p>.05）。创伤强度与社区参与负相关（β=-.06,p<.001），人际情绪分享（β=.10,p<.001）和社区身份（β=.33,p<.001）与社区参与正相关。前文未涉及的中介路径包括，身处武汉者更易因封城事件降低社区依恋，从而减少社区参与（effect=-.07,CI=［-.10,-.03］），但该事件通过人际情绪分享和社区身份的连续中介对社区参与的总效应为正（effect=.01,CI=［.00,.01］）。武汉样本对武汉封城事件通过本地情绪分享和身份依恋的连续中介作用于社区参与的总效应同样为正（effect=.03,CI=［.02,.04］），但温州样本的该路径总效应为负（effect=-.06,CI=［-.09,-.04］）。此外，武汉公众更低的封城记忆准确性会通过降低社区身份而降低社区参与（effect=-.020,CI=［-.03,-.01］），该效应在温州样本中略小（effect=-.019,CI=［-.03,-.01］），假设H5被部分接受。社区参与和男性（β=-.06,p<.05）、低年龄段（β=-.05,p<.05）、已婚状态（β=.19,p<.001）、较高教育水平（β=.06,p<.01）和收入（β=.02,p<.01）有关，也被个人损失（β=.05,p<.001）、假肢记忆（β=.16,p<.05）、创伤评估（β=.05,p<.01）和创伤抑制（β=.09,p<.001）解释。模型5整体显著（F=55.71,p<.001），共解释了社区参与方差的34%。

图3总结了城市创伤记忆形成并促进社区参与的链式中介过程以及事件新近性和空间接近性对过程链条上中介变量的作用：创伤强度会通过增加人际情绪分享频率以及分享网络中本地居民比例来增加事件记忆准确性，更深的记忆又增进了个体的社区认同和参与。此外，还有两条间接路径值得关注。其一是，尽管创伤事件的同城效应会降低社区依恋，但也会通过放大创伤强度和增加本地情绪分享来间接提升社区认同，致使同城效应对社区身份的消极直接效应部分被创伤记忆促进社区认同的积极间接效应抵消。其二是，尽管较高的创伤强度可能削减个体社区参与的热情，但这一消极直接效应同样会通过中介变量的连续积极传递过程部分化解。

五、结论与讨论

创伤事件的集体记忆在促进社会复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创伤事件记忆涵盖哪些方面？集体记忆的边界如何划定？不准确的记忆对社会有无积极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应有赖于严谨而诚实的实证探索。本研究以温州和武汉两地样本对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两个城市创伤事件关联的情绪、分享网络、记忆和社区团结为解释对象，比较了城市创伤记忆形成的时间差异和同城效应，对城市创伤记忆的成因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了解释。研究发现，温州样本具有更高的本地情绪分享比例，而武汉样本的社区参与度更高。比起十年前发生的温州动车事故，虽然武汉封城增强了创伤强度和人际情绪分享，但其关联的本地情绪分享、事件记忆和社区参与更低，而较低的记忆水平可能与新冠疫情目前仍在进展中的不确定性有关。创伤事件的同城效应增强了创伤强度和本地情绪分享，降低了社区身份依恋。尽管较强的创伤体验减弱了个体可能的社区参与，但创伤强度通过增强人际情绪分享和本地情绪分享，增进了事件记忆的准确度，从而通过增强社区依恋间接促进社区参与。上述结论挑战了情绪社会分享和传播基础设施理论预测的城市创伤记忆积极效应的无条件性：个体居住城市发生的创伤事件不仅不会直接增强人们的社区依恋，反而会削弱之，而与他人特别是同城居民分享创伤情绪，才是帮助人们反思事件经过、形成准确记忆、重塑社区身份和投身社区重建的有机力量。

城市创伤记忆的形成和影响亦存在个体差异。对创伤事件进行重新评估的取态促进了人们与本地成员分享情绪，推动了对事件的准确记忆和与社区身份的再次联结。直接曝露于创伤性事件中，会使个体对事件的记忆模糊不清，这与既有研究中创伤性自传式记忆更可能产生偏差的发现一致。创伤事件发生时的媒介化见证与事发一年后事件再现的再次曝露，主要起到了记忆在象征符号和话语层面的阐释和建构作用，这解释了为什么媒介见证与假肢记忆创伤强度、本地讲述和社区参与无关，但却如个人损失及亲身经历一般促进了创伤情绪的人际分享，甚至比亲身经历更能提振对事件的准确记忆。上述发现呼应了既有研究中情绪通过讲述和分享来完成信息再组织的解释，而真正深重的创伤则是由重大个人损失、“不足为外人道”的内群体分享、失准的记忆以及社区服务共同构成的。经历事件并不必然带来个体创伤，但个人损失则会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同城效应降低了个体社区认同，但社区依恋会受到创伤事件中个人损失和亲身经历的增进，较大的个人损失还会增加个体的实际社区参与。这表明，人们生活的城市遭遇劫难，不足以使每个个体在风险抵达之前选择与社区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而真正降临的苦难拥有使个体回归社区、团结起来抵御困难的潜力。

情感即意义。在城市作为共同体的凝聚过程中，创伤事件的见证不足以推动其成为共享的社群记忆，需要共同的情感以及对情感的不断讲述为公共事件赋予生命，使之与共同体中的个人相连。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城市创伤记忆得以超越社区成员广泛持有的集合记忆，成为可能发挥特定功能的社区身份和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在近年来的情绪社会分享理论研究中，创伤事件情绪日益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即社会为确保个体获得可行的生活条件而建立的知识，这一认识打破了创伤事件记忆中情绪与认知的对立。社区、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作为记忆实践的灾难事件记取（remembering）被视为提升共同体韧性（resilience）的有效途径和有机组成部分，而社会韧性也将随着创伤事件中的集体情绪分享而不断增长。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为，首先，链式中介模型勾连了情绪社会分享理论和传播基础设施理论；其次，集体记忆事件不仅是被多数人认为重要的事件，也是能够引发社群共同情绪、展开社区分享并随之生成记忆社区的事件；最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提名法应用于情绪社会分享的测量，拥有较传统测量更好的预测力，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替代性的操作化方案。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改进方向包括：第一，本文将武汉封城和温州动车事故之间的差异归因为时间新近性，但两个创伤事件在性质、类型、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及规模等方面仍存在区别，这些区别是否重要，有待未来研究验证；第二，自然或人为的灾难事件在受到时空影响的程度及其后果上可能存在差异，较之温州动车事故和武汉封城等非自然灾害而言，人们对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责任归因和帮助意愿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可对比城市创伤事件通过情绪分享促进记忆和参与的机制在自然灾害与非自然灾害事件间有何异同；第三，温州动车事故发生的2011年与新冠疫情爆发的2019年末在媒介体制、社交媒体功能及话语模式上的区别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后续研究可对记忆体制如何影响情绪分享和社区参与展开具体讨论；第四，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且尚未结束，武汉封城期间，包括温州在内的全国城乡都严阵以待，可能使接受调查的温州样本对武汉封城的情绪分享夹杂了对本地疫情的体验，本调查中武汉封城事件和武汉样本的情绪分享本地化程度更低不能排除上述干扰；第五，本研究初步将重大事件集体记忆建构焦点转向人际领域，未能有效区分线上和线下情绪分享，且创伤强度、假肢记忆等部分变量的信度值较低，后续研究可开展更精密和深入的探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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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戴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