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读书｜作为存在的媒介时间：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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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语出（唐）刘昚虚《阙题》。深柳掩映下的清净书堂，最是读书人向往的治学之所。由是，我们用“深柳堂”来命名《新闻与传播研究》论文推介栏目,以期让同好慢慢品读，细细体味。

本栏目期待能够成为学者们田野归来坐而论道的一方宝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切之，磋之；也欢迎各位读者向作者提出问题，琢之，磨之;我们会精选问题予以回应，奖之，励之。

作为存在的媒介时间：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时间性

作者｜卞冬磊

内容提要

以往媒介时间的研究，以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为主要原型，揭示了时间的瞬时、零散和无序，但其影响限于日常生活的局部。近十年来，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改造了媒介时间。首先是手机消除了全部的时差，和人类建立起共生关系；其次手机创造了以虚拟为主导的生活场景，并通过社交媒体传递了时间意识形态。依靠新的交往规范，手机时间迅速却又自然地内化，同时也导致了时间的公共化，威胁到个体的差异性存在。遍在的媒介时间消解了“界限”和“间歇”。作为经验主体的人，就如同处于“没有时间的存在”之中。

关键词

媒介时间 手机 社交媒体 存在

正文

一、引言

“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一致，直到本世纪才得以完成”，因而是20世纪哲学和社会学讨论的核心议题，类似“时空压缩”、“时空延伸”、“速度政治”、“加速”等概念层出不穷。在这漫长而持续的讨论中，“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的结合显得非常突出”。就如哈维(David Harvey)所描述的：“铁路网的扩张，伴随着电报的出现，蒸汽轮船的发展，修建苏伊士运河，无线电通信以及自行车和汽车旅行在那个世纪末的开始，全部都以各种根本方式挑战时间和空间的意义。”

在技术的时间叙事中，交通和通讯彼此交织，互相缠绕，共同构成了技术塑造时间的历史，但两者其实有质的差异性。诚然，“交通方式的不断进步是现代历史的标记”，但是，“在流动性的所有技术因素中，信息通讯——那种不涉及物体或物体只作为微不足道的次要方面的通讯——起的作用尤其巨大”。飞速发展的交通让人感受到一日千里，拥有一种新的时空体验，但通讯的瞬时即达却超出人类的经验感知。换言之，“交通就从不曾获得这种‘即时性’”。

通讯技术的源头始于电报。如所周知，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的远距离瞬时传播，并且“电报的发明可以在喻意上(metaphorically)代表将人类带入现代的所有发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则将技术蕴藏的时间性带入日常——“电视具有真正的日常性”。计算机统治了20世纪末期以来的技术世界，“计算机界所说的实时、媒体界所说的‘现场’等等效应都深刻地——同时也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了事件化的原义，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些原理复杂的技术常以媒介/媒体的面貌被公众所认知。基于此，它们携载或形塑的时间形态被命名为“媒介时间”——“媒介技术与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区别于人类漫长进程中的“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

不过，以广播电视为主要原型而命名的媒介时间，尽管从历史维度揭示了技术导致的时间变迁，并注意到了计算机的影响，但是在解释最近十年以来的时间形态时，已力不从心。广播电视作为大众媒介，无论是时间的覆盖、即时事件传播或是叙事中蕴藏的时间性，所造成的影响是局部的，充其量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计算机则在工作环节中引入了实时，并延伸到休闲和社交领域，但它并未实现随时可及与普遍性。相较而言，手机和社交媒体日新月异，对日常生活介入之深远，为昔日的技术所不能及，这就使媒介时间日益成为一个存在问题。

“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鉴于此，本文沿用“媒介时间”这一概念，尝试从硬件和软件两个维度，讨论手机和社交媒体蕴藏的时间性，探究新媒介对人之存在的影响。文章将首先阐释媒介时间内部的历史，揭示其关键的技术史脉络，由此引出手机作为新节点的特殊性；随后讨论手机上的社交媒体软件，如何创造出新场景、如何将其时间意识形态传递给使用者；接下来从技术文化的角度，阐释手机时代的媒介时间如何内化，并造成了时间的公共化之后果。最后，本文批判性地论述了手机时间的界限和间歇，并以类比的方式解释了一种“没有时间的存在”的人之境况。

二、电报、电视和计算机：媒介时间的技术节点

时间是人为建构的符号，在不同文化中差异极大，但时间亦有其历史。从纵向视角看，人类经历的时间类型可以粗疏地分为“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和“媒介时间”。自然时间蕴藏于天体运动和自然流转之中，具有循环特性；钟表时间由工业资本主义创造，以时钟为表征，是一种可测量的线性时间，最为现代人所熟知；媒介时间则由通讯/媒介技术所形塑，其时间形态表现为瞬时、零散和无序。

“特定类型的技术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来呈现时间，一些技术甚至实际构成了时间。信息技术界定、组成并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媒介时间的技术脉络上，电报是公认的源头，也是整个技术史上的“突变”，按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就是：“跨越长距离的瞬时通信是新生代技术阶段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在电报发明后，人们对时间的感觉发生了重大改变，“时间被重新界定为可以小到百万分之一秒、千万分之一秒的生态龛，换言之，时间可以小到可以被描述但又无法被经历。这个过程以及相伴而生的对实践经验意识、经验行为的重建，就始于电报的功能”。与凯瑞（James Carey）一样，芒福德也确认了电报在通讯和媒介家族中的开端意义：“电报及其后的一系列发明，都在克服空间距离的障碍并且缩小表达与反应之间的时间差。首先是电报，然后是电话，然后是无线电报，再后是无线电话，最后是电视。结果，借助于机械装置，通信又回到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瞬时反应了。”

技术所携载的时间性，随着技术的运用和普及，“渗入到普通人的时间经验意识中去，并铲除旧的节奏与时间观念”。然而，电报却没有发挥这个功能，它的影响主要在于开启技术想象力。实际的情况是，电报主要用于“国家交往和市场交往”，始终离普通民众和日常生活较为遥远。电报也几乎没有“内容”，缺乏娱乐性，无法像大众媒体一样让人长时间沉浸其中。所以，切特罗姆(Daniel Czitrom)的评价是公允的：“尽管它是一个公共的信息传播者，但它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众通讯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未能直接感受到电报的存在，但电报最终通过它所帮助创造的大众新闻间接地影响到大多数人。”换言之，对普通人而言，电报的影响是通过后续的大众传媒才得以发挥的。

如果说电报发明了新时间，那么广播电视就是将新时间带入日常生活的首要装置。这种瞬间就可以跨越地理距离、在人类意识中较为新鲜的即时性时间，主要通过大众媒体的即时报道而传达给社会大众。德布雷（Régis Debray）描述了新闻时间渐进的历史：“‘时事’恐怕是印刷术发明出来的，这种怪现象来自当时的小报，在18世纪时发展起来，随后19世纪末的电报和普及的时报联合起来对其进一步推动，后来一战之后由电台广播而大大加强。过去，事情的发生、其叙述过程、随后其传播时间是分开的，而电视-视频转播时事可把三段时间浓缩在一起。”

在媒体家族中，电视的现场直播最受关注，被称作是“媒介事件”，其间蕴藏着实时传播和同步观看。更显著的是，电视最具有日常性，它见缝插针，扎根在日常生活的流程之中。西尔弗斯通（Roger Sliverstone）指出，“电视具有创造某种程度的依赖、安全与依附的能力”，“就是通过它的节目表、节目的体裁和叙述方式来实现的。电视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它的节目安排遵循一定的消费规则，肥皂剧、天气预报、新闻，可能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把一年以小时、天数和星期结构起来了”。细致分析可知，电视巧妙地综合了两种时间性，一方面是新的即时性，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线性时间流，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然而，电视时间的扩散是不充分的，只在休闲时才能施加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代表技术新方向的即时性，并不会停止对日常的侵占。

果然没有多久，计算机和互联网引起的时空变化就变得引人瞩目。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引领了这一波论述的潮流，他指出：“在网络社会里，这种线性、不可逆转、可以度量、可以预测的时间正在遭遇挫折。”计算机创造了许多新的软件系统，产生新的使用场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我们社会里时间的转化，亦即同时性(simultaneity)和无时间性(timeless time)”。与电视相比，计算机具有强烈的工作导向，在实践中形塑出新的时间感，“大量的问题被不断塞入电脑，以求即时解决。因为互联网与移动电话的即时传输，决策者即可认为几乎所有问题均可简化为速度和效率。企业的经营甚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都在追求‘第一时间’急速反应的模式下操作，每个处于‘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对时间无法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反思，只能在追求当下的实存时间中立即行动”。同时，计算机也在新闻和即时交流领域得到了部分运用，它比电视所传递的时间体验更为宽广。

以上是媒介时间的三个关键技术节点：电报具有开端的意义，发明了即时性时间，成为后来诸多通讯/媒介技术的原型，但却很少运用到日常；广播电视以大众媒体的形式，将即时性蕴藏在新闻时事中，取消了事件发生、报道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差，日益为大众所感知；计算机的运用则更为广泛，覆盖了工作、社交和新闻，人们不仅接收即时信息，也按照规则处理和回应它，即时日益显现在人们的多种行动之中。

三、作为时间客体的手机

如自然、钟表一样，媒介技术也是时间的显著客体。“技术本身包含着它们自己的时间性”，时间性因而是技术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伴随技术的更迭，各种时间也处在微妙的交错、取代或并存之中。在追溯电报的时间意识时，凯瑞预测到计算机时代的状况，他写道：“正如手表协调了工业化的工厂，电报通过对时间的分割同样也协调了工业化的国家。今天，计算机时代、计算机空间和计算机记忆，那些令我们懵懂的观念正在我们的实践意识中又一次发挥着作用，它协调并控制着我们已耳熟能详的所谓后工业时代。实际上，微型计算机正在代替手表成为中产阶级退休人员最受青睐的礼物。”如今，微型计算机已不再占据生活的中心，最流行的媒体变成智能手机，媒介时间随之获得新的时间性。

手机作为新技术的历史，前后不过数十年，却已普遍成为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事物。理查德·林(Richard Ling)细致分析了手机嵌入社会的四个关键过程。首先是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临界规模的扩散和感知”——“我们拥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认为已经存在足够数量的用户”；第二是“合法化”，技术“需要有一套促使其采用合法化的程序，借此，集体叙事的发展将支持技术的使用”；第三是“社会生态学”，社会的物理结构或惯常“随着社会媒介化技术的采用而发生改变”；最后是“相互的典型化”，“社会媒介化技术重新调整了我们彼此间的期待”。借助上述四个进程，手机“在社会中获得了稳定和理所当然的角色”。

林充分考虑了手机嵌入日常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但未能分析这一进程背后的技术时间基础。手机的技术逻辑何以支撑其成为“理所当然”？作为通讯技术史一系列发明中的一个，手机为何能够普遍地占领日常生活？答案在于手机对即时性做出的细微却重大的调整，以及技术的特性促成其和人类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

在即时性层面，手机这一技术实现了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说的“直接性”。它比其他任何媒介都更加接近时空压缩的理想状态。“在一个文字是城乡唯一远程通讯游戏的世界里，迟滞是无处不在、难以避免的。电话发明以后，到达目的地——房子、办公室、门厅、街角——迟滞的时间就是打电话要花的时间。同样的迟滞现象适用于收音机，也适用于电视和台式计算机。然而到了今天，手机正在迅速加热，飞快地烘干过去那些延迟传播的水坑”。如其所说，手机所消灭的那一点延迟，看似微不足道，对使用者而言却是一种“突变”。因为，和以前的技术都不同，手机完全消灭了时差，真正实现了瞬时可达，可以说是通讯技术的终极状态。同时，在技术的硬件层面，手机还拥有小巧的外观，可以随身携带而不显累赘，这甚至是实现直接性的前提。手机也因此被贴上“具身媒体”、“可携带媒体”或是“移动媒体”的标签，意在说明手机和人可以实现共生，随时可用，也因此才能真正实现零时差，无论人是处于静止还是在移动之中。最后，手机的各类软件在应用上已近似“基础设施”，几乎综合了所有生活的事务，包括工作、社交、新闻和休闲，用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话就是“能够做任何事情，听到任何事情，看到任何事情的移动电话”，它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席者。

通过以上三种机制，手机和人建立起共生关系，这是以往技术从未到达的高度。亲密关系赋予手机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比广播电视和计算机更进一步。“人类的每一种实存或在世方式都有其日常。”日常生活，“这个抽象的单数名词及其所表达的时代体验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世界和生活世界、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变得相分离的语境中才变得常见”。因此，常识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主要和工作、休闲时间的安排有关。“首先是把人们的个人生活组织进每一天：他们生活职责的重复性固定在每天的重复中，固定在每天的时间表中，日常就是对时间的组织，就是支配个人生活史展开的节奏。”在一个典型的日常中，时间被划分为段落，分配给不同的活动。各种活动的时间虽然允许边界交错和调整，但总体上会形成特定的节奏，循环往复，构成一种惯例，“工作与休闲、起床与睡觉、做家务与工作：依据的时钟上的时间、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已经预约出去的时间。它们都镶嵌在人的生物时间与生命循环中，镶嵌在结构化的和社会化的时间中”。

电视曾在休闲时间占据重要位置，有时甚至导致人们改变活动安排。计算机占用更多的工作、休闲时间，但还不能实现如影随形。手机当然不会满足于此，它时刻与人在一起，各种信息、交往和娱乐即时更新，吸引人们随时进入它所构造的场景中。由此，手机非常轻易地就打开了日常生活的缺口，线性的段落式时间被不断切割，改造为零散的原子化时间。放眼当下，很多人已习惯在工作、交流和移动等几乎一切活动中使用手机，随时切入和切出，并且这种行为获得了文化上的许可，是一种共同认可的实践。

时间感知是在实践中被强化的，“通过人类社会的‘实践’推动，通过不断重复和持续展开，技术对于时间的携载会反过来将它的机械化的、基本钟表的时间性，再次嵌刻至使用者的时间节奏之中”。如今，手机已遍布生活的全部场景，越来越占据优先位置，其时间性深入到日常节奏之中。与以往技术不同，手机的伴随性使瞬时成为一种弥散的时间形态，构成生活的底色；手机在使用上的随意进出，造成注意力的流动，零散化的时间意识成为常态；手机软件提供的各类产品，尤其是短视频，较之电视时代更缺乏逻辑性，无序的感觉变本加厉。所以，当时间客体从电视、计算机转移到手机时，媒介时间的瞬时、零散和无序，使得自然的循环和钟表的线性更为边缘，消解的其实是日常生活本身。

四、创造新场景：虚拟的普遍化

手机作为时间客体，依靠硬件和软件的综合优势，持续向社会施加其时间性。如上文所述，各种手机软件进一步消解了日常的循环和线性，将之推到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创造出一个虚拟场景占据主导性的世界。在这个场景中，手机的时间意识形态得以发挥力量。

人类极其自然地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现实或真实的世界，所以很早就开始创造虚拟事物，用以模仿或者超越现实。在英语中，“虚拟”这个词古老而边缘，“它首先出现在1483年圣徒传《金色传奇》的译本中。在这个词出现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它主要出现在宗教语境下，作为一种物质物体的表达，译述宇宙的潜力”。在人类的发展史中，种种艺术和技术的兴起为呈现或创造虚拟提供了条件，“我们首次通过绘画（史前）、透视（文艺复兴）、全景展示（18世纪）、立体视觉和电影（19世纪）以及二战时英国飞行员的训练飞行模拟器来展现现实。最后，海利格（Morton Heilig）从1956年开始在Sensorama中使用的多模态反馈，以及1969年他的Experience Theater，让我们有了沉浸感的概念，这是虚拟现实的核心”。

换言之，虚拟在计算机诞生之前，就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但“在它的现代形式中，虚拟一般与计算机网络的兴起有关，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正如在这个语境下成为全球流行的几个词汇一样（如‘数码’、‘信息’等），很难对它作出确切的定义”。在计算机史的叙述中，虚拟技术从1960年代开始起步，历经技术发展、应用实验、工业成熟，直到2010年以后的大众普及，“特点是新设备的大量出现，其费用比以前的设备低得多，同时提供了高水平的性能。这种反弹主要是由于智能手机和视频游戏的发展”。

根据上述历史脉络可知，智能手机是虚拟技术普遍化的重要节点。“今天，存在一种对虚拟及其所有相关技术的积极迷恋。”其中，愈发廉价的智能手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拥有，因而创造出当下最多的虚拟场景——无论是交往还是游戏，人们长时间沉浸在“非现实”世界中，其结果却出人意料，“随着这些媒体的形式和交流变得更普及，‘虚拟的’和‘虚拟’这个词几乎要失去它们历史含义的最后碎片，另起炉灶”。

虚拟的普及为何导致它要失去自己的含义呢？因为“虚拟”是一个对比构造的术语。韦尔斯（Wolfgang Welsch）指出：“我们在使用‘真实’术语时，始终都在执行一个双重的操作：我们不仅把某物标记为‘真实’的，而且我们同时把它从其他事物中凸显出来。而这一其他事物就同时被定性为不那么真实的或表面的东西，被当作虚拟的、非本来的、单纯可能的、不真实的和不真的东西，等等。”同“真实”一样，“虚拟”也是在和现实或真实等词语的对比中凸显的。因而，“‘虚拟现实’的广义或狭义理解都包含着悖论。这个词的词源就和它的意义对立。这个意义对普通人而言，类似‘假想出来的、虚构的、虚幻的’”。

二元对立的构词，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用于帮助人们理解特定时间出现的现象。在虚拟刚刚兴起、尚不占据主导时，用“虚拟现实”来命名一种新场景是颇具解释力的。但如今两者的界限早已模糊，正日益交织成为一个世界。譬如，在手机上购买商品、浏览新闻或者与他人交流，本就是一种真实的社会行为。正如韦尔斯所批评的：“真实性和虚拟性是互相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它们的关系中会经常出现相互间的转换和重新定位。真实的事物并不是一直就是真实的，而是包含着虚拟性的成分。同样，虚拟事物也有着太多的真实性因素，它们不是纯粹虚拟的。简单的二元论——真实与虚拟——毕竟太片面了，而且是错误的。”

在后现代学者看来，虚拟与真实/现实的关系，不是交织而是取代，大量生产的虚拟现象正在消灭它的真实本体。譬如，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就说：“‘虚拟的现实’这一表达是一种积极的矛盾修辞法（逆喻）。我们不再拥有这一术语过去积极的意义，在此虚拟注定要变为真实，或这两种观念之间已构建起一种辩证关系。眼下，虚拟是取代真实之物，它是对真实的最终解决。”

无论是交织还是取代，随着手机软件的大量使用，虚拟已日益成为一个绝对场景，不再拥有早期构造的二元词汇的意义。“虚拟成为确切无疑的现实-视界，正如我们谈论物理上的事件-视界一样。”不仅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虚拟场景变成了更具优势性、创造力和吸引力的世界。无论是获取新闻、交往、消费、工作或是游戏，“‘虚拟实在’的东西，完全要比日常真实性更加真实、更加重要和更具有影响力。虚拟实在为这些人们提供了更有意义的交往，更好地满足了他们生活的兴趣，使他们有可能较之日常无意义的混杂世界更准确地去发现、思考和行为”。

以上叙述表明，智能手机已经创造出大量的主导性虚拟场景，形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线上社会世界”。这和电视以及计算机的时代不尽相同。在智能手机之前，虚拟场景只有局部的运用，涉及到社会的部分人群，所以媒介技术构筑的时间，只在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人群中得以感知。但是，智能手机普遍以后，各种应用软件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人们几乎全时沉浸在虚拟场景之中，二元对立的词汇失去了原来的参照物。虚拟甚至成为一个绝对本体。因此，媒介时间能够发挥力量的场景已然遍在。最近，从“虚拟现实”发展出来的“元宇宙”正炙手可热。无论是否是革命性的变化，“元宇宙”之“元”，倒是确切地表明，虚拟正成为生活的立足点，而在此场景中，人们全时沉浸于媒介时间，按其规则行事。

五、强迫的重复和持续的消失

手机在技术和场景上为媒介时间的扩散创造了有利的整体条件。在日常的具体使用中，手机应用软件源源不断将媒介时间的意识形态嵌入使用者。与广播电视节目相比，手机软件发展出了新的信息呈现方式。譬如，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曾观察到Twitter的新特点，指出“与编程的电视节目流相比，Twitter流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未经编辑的、瞬时的、短暂的、可即时反应的实时流——一种据说可以实时触发潜在观点和直觉的信息流”。如今，这种实时信息流已经是各类手机应用软件的共同形式，创生出一种“刷”手机的使用实践，“人们只要下拉屏幕，信息就会源源不断地呈现。如此一来，时间成为媒体的组织原则。而由此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最新的信息永远在最上面”。

对我们而言，手机应用的这种实时更新的现象早已不陌生，体现在各种人际交流、朋友圈动态、远方的新闻等混杂的信息之中。人们可以一整天都在刷手机而做到在内容上绝不重复，每一个信息都是新生成的，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眼前。在手机软件中，近来最显著的现象是视频图像的增长。各种图像社交软件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在中国则有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这些平台上的视频长的几分钟，大部分只有十几秒，诱使人们不停地、重复地观看，以填充日常时间。维利里奥指出，在新近的视觉领域，产生了一种叫做“极惯性”(polar inertial)的视觉和技术文化场所。所谓“极惯性”，源于物理学上的“极惯性矩”概念，指“用来改变旋转物体运动轴所需要的力”。“它可以是我们在手机上的‘失明了的’视觉行为，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如今不仅在同样的时间里看到同样的东西”，而且通过实时传播和实时信息‘共同做出反应’，这像‘很多对话者’的‘情感融合’，是在一种‘条件反射’的作用下‘忘乎所以’的‘情感融合’。”极惯性让人们产生了移动的错觉，产生了探索新事物的幻觉，解释了人们为何对手机短视频如此迷恋。尽管每一条都是新的，但又感觉不出新的体验，只是处于无意识中被迫去重复观看这些图像，以维持这种旋转状态。

这种重复性的观看造成了普遍的文化后果。在媒介家族中，和塑造理性的文字相比，以视觉取胜的图像，向来“低人一等”，被认为只能诉诸感官。不过，虽然和文字差异很大，图像也曾表现出非常强大的叙事能力。维利里奥曾指出，图像按其逻辑可以分为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反常逻辑，“图像的形式逻辑时代，就是绘画、雕刻和建筑的时代，它与18世纪同时结束”；“辩证逻辑的时代，就是摄影的时代，电影的时代，或可称之为照片的时代，那是19世纪”；“图像的反常逻辑时代，就是随着视频通信、全息摄影和计算机制图的发明而一道开启的时代……似乎到了20世纪之末，现代性的终结本身就由公共再现的逻辑终结来标示”。

何谓反常逻辑？就是指图像符号无法编织出持续性的叙事，“就是一个优待偶然和惊奇的逻辑，不利于信息的可持续实质”，因而也就生产不出持续性的经验。承接维利里奥所说，21世纪种种社交媒体上的图像，其反逻辑性比20世纪末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交媒体的图像真正掌握了人们对“新”的沉溺，用一种随时更新、越来越短、诉诸感官的图像形式，传递着对当下世界碎片化的再现与表达。观看者可随时进入短视频，亦可随时出去，在不同内容的视频之间切换，每一个视频都很短暂，谈不上有任何的持续性。

图像拥有自己的内在时间。德布雷曾将图像分为偶像、图形和视像，“字符领域对应着广义的偶像时代。它从文字发明一直延续到印刷术的发明。图形领域则对应艺术时代，其中包括从印刷术一直到彩色电视时期。视像领域则对应视像的时代”。每种类型的图像都蕴藏着不同的时间，“偶像是一段稳定的时间的图像，是永恒的切分，是在神明固定的无限中的横截面。艺术是缓慢的，但已经显示出动态的形象。而我们的视像则不断流转，纯节奏式，受速度左右”。不同的图像产生不同的时间效果，“头一个力图反映永恒，第二个试图达到不朽，第三个追求制造事件”。社交媒体上的图像，是典型的视像，其携载的时间比电视更零散、更轰动、更加缺乏持续性。只有数十秒的短视频，要想脱颖而出，就需要靠耸人听闻获得可见性，“事件、信息和画面的密集化使得不可能去逗留。飞快的序列切换不允许有什么凝思状逗留。那些转瞬即逝、目不暇接的画面，无法持久地约束注意力，它们快速地散播出诸多的视觉刺激而又逐渐淡化”，由此叙事就丧失了持续性：

时间纵向深化，而不是在叙事轨道上横向延伸。叙事性时间是一种连续性时间，一个事件从自身之中预示着下一个事件，诸多事件彼此相续着并产生出含义。现在这一时间上的连续性断裂开了。这就形成了一种不连续的、开裂了的时间。一个事件在其自身之中不再含有下述指示：事件继续进行着，在它之后又会有一事件继而发生。

时间的不连续，已是一种遍在的感知，其表征是现代人身上一种突出的注意力分散现象，“机器被数码取代，我们所发展起来的、作为现代性组成部分的在读写方面的各种认知能力，被一种慢性认知分散所取代”。在这个进程之中，手机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它使人们习惯了人际交流、新闻时事和日常图像的随时更新。社交媒体发展出一种短暂而惊奇的表达，以随时更新的方式聚集，却始终无法建立起事件的开头、发展、高潮和结束。它能提供的只有一种奇异的片段，很快过去又很快到来，源源不断，“它所担保的，除它的瞬间示现之外别无其他，这就形成了一种没有回忆与期望的时间”。

六、手机时间的内化

时间具有社会性，无论是强调文化差异还是人类的共通性，时间总是用于调节共同体的关系。涂尔干( Émile Durkheim）曾指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可以按照固定的、确定的标线来定位。据此安排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而是普遍的时间，是同一个文明中的每个人从客观出发构思出来的，这足以暗示我们：这种时间安排是集体性的。”因此，时间是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事物，是群体生活的要素。在自然时间时代，人们需要参照自然和生物韵律确定行动的时间，“先民多少根据自己动物冲动的压迫定时：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当定时发展到较高水平，就会日入而息，日出而作”。作为现代性表征的钟表时间，经过工业资本主义的“规训和惩罚”而逐步“内化”，就像汤普森(E. P. Thompson)的概述：“工厂工人们的第一代通过自己的雇主懂得了时间的重要性；第二代人则形成了自己的10小时运动的短时间工作委员会；第三代工人为了超时或加班工资而罢工。”工业资本主义加上同时进行的全球化，钟表时间很快发展为世界范围内共享的社会现实。

媒介时间主要是由技术创生，其早期扩散的动力来自外部，譬如媒介技术广泛运用、工作效率至上等力量和观念。它很快为人们接受，同时也伴随着抵抗。但是手机诞生之后，其时间却悄然成为内生性的文化需求，原因是社交媒体形成了一种“相互期待”的意识形态。林指出，手机是为数不多的社会媒介技术，与时钟和汽车一样，是“以群体为基础的相互期待所支配的、得到普遍认可的人工产物和系统”。具体而言，“手机已经成为一种深入社会结构的技术，它是将我们维系为一体的构成部分。我们不仅频繁使用手机，而且对其他人有相同的期待。当其他人不尊重时间，对通勤问题估计不足，或忘记重要的信息时，我们感到被冷落。换言之，我们对这些技术有一种相互性(reciprocity)期待”。

这种新的交往规范在手机使用中发挥了重要机制，造成媒介时间自然而迅速地内化。技术的交互性带来的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一套时间节奏。因为时间不仅是一个名称，也可以被看作动词。动词形式的时间，“清楚地昭示，时间测量或同步是一种人类活动，有着明确的目标，不仅是一种关系，还是建立关系的能力”。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充分体现了时间对人际关系的调节，它“实现了交流即交换的承诺：它并不禁止回应，相反，它要求人们回复，或至少需要一种技术性的交互性概念”。这种交互性概念大多隐藏在社交媒体的界面设置上，创造了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规范，而“规范通常以一种明显的、在结构、默认设置或言论中固有的形式出现”。众多社交媒体的设置中暗含着“连接”、“即时回复”等逻辑。范·迪克即指出，类似“分享、成为好友和点赞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其影响本身超越Facebook本身，从而影响社会的结构”。一言以蔽之，技术的使用并非个人可以选择，而是“意识形态”。当下，对于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而言，期待他人永恒在线、实时回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将媒介时间进一步变成公共化的事物。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很早就讨论过“时间的公共化”现象及后果：“在利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运用沟通消息的设施（报纸）的情况下，每一个他人都和其他人一样。这样的共处同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更消失不见了。”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聚焦于电视，提出了“意识的共时化”概念：“这一共时化过程表明，通过上述诸多媒体，一般意义上的个性化过程已经丧失，而且在程序工业发送给超大型意识群体的连续不断的‘事件流’中，铺天盖地的特例时刻淹没了‘事件流’的全部。”两位哲学家批判的情况在手机时代变本加厉，譬如，2015年开始兴起的“后真相”讨论，首先就是由社交媒体的速度所引起，追求第一时间、诉诸情感、支离破碎或已不再重要的事实，推动着媒介时间的公共化。“个体将在他们行动轨迹中的每一刻和每一点上，被保持在联系状态，以至于他们不再有任何时间来做长时间的反省。这是因为曾经的直接感觉日益被外包出去，明天这一感觉将垄断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将在自己的思想情感、最私密的情绪中突然变得集体化。”在这种一致主义的情绪中，公共舆论不复存在，个体差异更是被淹没，由此导致斯蒂格勒所说的“存在之痛”：“我和我们具有延迟差异，二者之间的无区别化揭露了一种本体论上的无区别，我和我们的流的共时化过程将‘我’以及‘我们’本身都给吞没了。”

七、结语：消解的界限与间歇

媒介技术携载着即时的意识形态，向着日常生活急速进发。电报发明了瞬时性时间，但是它的影响没有在日常觅得发挥之处；电视通过新闻现场直播，将同时性带给观众，成为生命中的一种新体验；计算机的影响进一步超过电视，占领了工作时间，使实时成为一种强制性纪律。不过，上述三种技术从来没有接近过手机的渗透力，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瞬时、零散和无序的媒介时间已几乎潜入到全部的日常，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其过程经过如下四个阶段：首先是手机消灭了所有的时差，其可携带以及集合事务的能力，使之与人建立起共生关系，为媒介时间的扩散打好了基础。其次是手机软件日益创造出一个虚拟占据主导性的生活场景，媒介时间得以全时施加其力量；随后是社交媒体尤其是短视频的兴起，其强迫性和无序性，持续地将新时间意识形态传递给使用者。最后，借助新的交往规范，手机时间迅速而自然地实现了内化，并导致时间意识的公共化，对个体的差异性存在形成了威胁。

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e)指出，技术领域、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是现代社会加速的三大领域。在这之中，“最明显、也是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就是关于运输、传播沟通与生产的目标导向过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而加速是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三个加速领域，“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速度的快慢，说到底是一个时间问题。可以料想的是，手机和社交媒体这类技术仍在进化，媒介时间将继续把自然和钟表时间推到幕后，将继续侵占生命的每一个动作，因此不得不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但对于媒介时间而言，它却只消解，不创造。

首先是时间“界限”的消失，使人失去了定位的方向。齐美尔(Georg Simmel)曾写道：“尽管没有使用抽象的概念，我们却始终坚持不懈地遵循着超过自我和低于自我、右边和左边、更多或更少、更为牢固或更为松散、更好或更坏这一准则。”这些准则具有定位的功能，因为它们“形成一个坐标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可立即确定我们生命每一部分、每一内容的位置”。而在时间这个生命要素上，“生命过程被分开和凝结，在逻辑上区分为三个在语法上各自独立的动词时态”。特斯特(Keith Tester)翻译了齐美尔的话，即“生命被分割成一系列受界限限制的领域，被称作过去、现在与未来。生命经由时间而被赋予某种导向，有了此前与此后，也有了增强和趋弱”。这一论述促使我们思考当下的生命是否还有界限和坐标。在手机和社交媒体场景中，人的经验充满的是当下的即时，事件只有短暂的片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很难构成完整的叙事；当我们沉浸在社交媒体中，习惯的是随时进入和出去，常常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事件和信息丛生，日常时间就在这变幻不定中向四处流散，“生命变得更为忙乱了，更加漫无头绪，毫无方向性”。

其次是时间“间歇”的消失，削弱了生命的过程性价值。生命，说到底是关于时间的故事，是一种由经验构成的过程。但是在新技术的压缩下，时间却只能通过而无法停留。现在人们似乎对任何过程性的事物都感到厌倦，因此失去了诸多意义：

那将出发与到达分离开的中间时间，是一种不确定的时间。在此间人们不得不对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所料想。但它也是希望或期待的时间，这一时间预备着到达。

将出发点与目的地分开的道路也是一种间歇。它就像自身一样，拥有丰富的语义。例如，朝圣者之路不是什么空洞的、要尽快地横穿过去的中间区域。它对于那要到达的目标自身而言更多的是构成性的。存在于路途中，在这里意义重大。

对于生命而言，只有过程是真实的。失去了“间歇”的时间，充斥着杂乱无章的事件，就生产不出意义，也就意识不到真实的过程和时间。

“每一种文化都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时间性。第一种是故事，与历史（传统）相联；第二种是小说，其独特的时间性为‘时间’；第三种类型是信息”，“信息的即刻时间性映射了第三种经验模式，即‘休克经验’。休克经验是集合线式的时间，既不是传说，也不是叙述，而是摆动着的‘现在’的序列”。在信息过剩的时代，人们不断地体验着“休克”，看似拥有很多，却空无一物。著名的戏剧《等待戈多》，说的是无所事事的人，其存在就是为了消磨时间，这样的状态是一种“没有时间的存在”。当下，手机主导的媒介时间成为全时场景，技术消解了时间的界限和间歇，事件虽多，但凌乱无序，难以生成留驻的经验，也就无法被刻写到生命之中——“信息在个人感知中仿佛是空无时间的”，因而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没有时间的存在”了。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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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戴睿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