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如何看待抑郁？是否有过抑郁经历？
可能在不少读者朋友看来，抑郁是因为多愁善感、在挫折面前抗压能力差，但“这个病真的不靠比惨来获得生病资格”。
昨天，读到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文章，作者说：“9年前的同一天，我正因为重度抑郁而试图自杀。一不小心，我已经多活了9年。”身边有亲朋经历着抑郁，有过种种“自杀”言行，所以，看到这类文章，以及今天再次向大家推荐的《正午之魔》，更有感触。
《正午之魔》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论及抑郁的污名化：“人们可以勇敢'出柜'，公开谈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公开自己酗酒，自己不幸沾染性病，甚至有人公开自己虐待儿童，却仍然觉得公开谈论自己的抑郁经历太过丢脸。"
安德鲁是剑桥心理学博士，有近三十年的抑郁症经历，历经四大洲的游历与采写，才完成了《正午之魔》这本心血之作。该书最早中文版名为《走出忧郁》。此次新版，翻译上有所改进，且没有删减、增加了一章，同时制作了系列附录，添加了一些必要的随文注释。
最大阻碍可能仍是社会污名，这种污名只与抑郁相连，其他疾病都没有这样的情况。NIMH的史蒂文·海曼称之为“公共卫生灾难”。我写这本书时采访的很多人都请我别用真名，不要公开他们的身份。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得了抑郁，他们到底认为会发生什么。有位男士虽然病得很重，却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表明他的强大，而他却说：“人们会知道我是个弱者。”人们可以勇敢“出柜”，公开谈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公开自己酗酒，自己不幸沾染性病，甚至有人公开自己虐待儿童，却仍然觉得公开谈论自己的抑郁经历太过丢脸。我大费周章才找到本书故事的各位主人公，不是因为抑郁很少见，而是因为能够对自己及外界坦白抑郁经历的人太过例外。一位抑郁的律师一年前曾休假过一段时间“为将来打算”，他说：“没有人会信任我。”他编造了一整套故事，用来填补他停工那几个月的空白，花了很大精力（包括捏造度假照片）证明他的故事。
我采访他之后，在他的大办公楼等电梯时，有位初级职员来和我搭讪。我的借口是必须见律师谈合同，那位年轻的职员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写这本书。“哦！”他说出我刚刚采访过的那人的名字。“我认识一个人，”他主动说，“他真的完全崩溃了。抑郁，精神病，什么都有。有段时间整个人都疯了。其实他现在还有点怪怪的；他在办公室摆奇怪的海滩照片，给自己编了一堆故事，真是有点疯了，你知道吗？但现在他回来上班了，专业上来讲，做什么什么成。你真应该见见他，有可能的话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里，律师因他与抑郁抗争的能力，似乎更是赢得了声誉而非疾病本身的污名，而他虚伪的掩饰如同劣质植发一般，没起作用——比任何自然形成的东西都要荒谬得多。但是这种秘密性无处不在。《纽约客》杂志上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很多来信，上面的署名有“来自一个懂得这些的人”“诚上，匿名”“一位老师”等。
我一生中写过的主题中，从未遇到如此多的秘密倾诉者：在晚餐聚会上，火车上，任何我说出这个写作主题的地方，人们都会向我讲述各种惊人的故事，但几乎所有人都说：“但请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采访过的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她母亲威胁她，如果这本书透露了她的名字，就再也不和她说话。心智的自然状态关闭了，深层感受也通常保守为秘密。我们只能通过别人告诉我们的信息认识他们。而无人能打破另一个人深不可测的沉默屏障。“我从来不提这病，”一个人谈起他与抑郁的抗争，曾这样对我说，“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用。”我们无从知道抑郁有多普遍，因为抑郁的实情实在鲜获谈及；而实情如此鲜获谈及，部分也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抑郁有多普遍。我有过一次很特别的经历，那是在英国，我去参加一场家居派对。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诚实地说我在写一本关于抑郁的书。晚餐后，一位女士在花园里走向我，她很美，金色的长发紧紧盘在脑后。她轻轻地把一只手搭在我的手臂上，问我是否可以交谈一会儿，于是在之后的一个小时中，我们在花园里来回踱步，她给我讲述了她可怕的痛苦和与抑郁的抗争。
她当时在吃药，药物有些帮助，但她仍觉得无法应对很多状况，害怕自己的心智状态最终会毁掉她的婚姻。“求求你了，”交谈就要结束时，她说，“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事，尤其不要告诉我丈夫。他不能知道这些。他不会理解，也不会受得了的。”我向她保证我会保密。那是个美好的周末，白天阳光灿烂，夜晚篝火惬意，人群满是愉悦地打趣，包括这位向我倾诉秘密的女士在内。周日午饭后，我与这位抑郁女士的丈夫一起去骑马。回到马厩的半路上，他突然转头对我尴尬地说：“我不太说这个的。”然后他停住了马，也停住了言语。我以为，接下来他会问我一些关于妻子的事，因为他好几次看到我和她讲话。“我觉得大部分男人都不会真正理解。”他咳了一声。我鼓励地微笑。“抑郁，”他终于说道，“你在写抑郁，对吧？”我回答是，又等了一会儿。“是什么促使你这样的人写那样的话题？”他问。我说我自己有过抑郁，开始要给出我通常的解释，但他打断了我。
电影《丈夫得了抑郁症》
“你有过抑郁？你抑郁过，而现在写一本抑郁的书？因为这就是我想说的，而且我不喜欢说太多，但这是事实。我这段时间一直感觉很糟，想不出来为什么。我的生活很好，婚姻很好，孩子们很好，所有都好，和大家关系都很亲密，但我已经必须去看精神科医生，他给我开了一堆该死的药片。现在，我觉得更像自己一点了，但你看，我真的是我自己吗？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我永远不会告诉妻子或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理解的，会因此觉得我不是个好家长之类的。我很快就会停药，但你看，现在的这个我是谁？”我们简短的对话结束时，他要我保证会保密。我没有告诉那位男士他的妻子也在服用同样的药物，也没有告诉妻子她的丈夫有能力理解她的状况，太能理解了。我没有告诉他们俩任何一位，带着秘密过活很累，他们的抑郁可能因羞耻而加重。我没有说基本信息都不沟通的婚姻是脆弱的。但是，我对他们两人分别都说了，抑郁通常有遗传性，他们该注意自己的孩子。我决定在这一点上打开天窗说亮话，因为对下一代人我有这个义务。
近年来，众多领域的名人颇为瞩目的陈述无疑对抑郁的去污名化起了作用。如果蒂珀·戈尔（美国社会活动家）、迈克·华莱士（著名记者）和威廉·斯泰隆都可以讲述抑郁的经历，那么也许不那么有名的人也可以谈论。我也因为出版本书而失去了便利的隐私。然而，我必须承认，谈论我的抑郁使我更容易忍受它，也更容易防范复发。我推崇公开谈论抑郁经历。保守秘密沉重而令人疲惫，而决定具体什么时候表述一直以来保密的信息更是非常麻烦。有一点令人震惊，但却是事实：无论你如何形容自己的抑郁，其他人都不会真正相信，除非他们看到你、跟你谈话时你看起来极度抑郁。我在伪装自己的情绪状态上很在行，就像一位精神科医生对我说的，我“痛苦地过度善于社交”。然而，当一位普通熟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做匿名戒酒会的功课, 想为他时不时的冷漠道歉时，我吓了一跳，他说，他不是因为傲慢而冷漠，而是对我“看起来完美”的人生满怀忌妒。我没有历数我生活中无数的不完美，但我问他，他怎么会在读过我《纽约客》上的文章，表达了对本书进展的兴趣之后，还说忌妒我，还觉得我的生活看起来完美无缺。“我知道你有过抑郁，”他说，“但抑郁似乎对你没有任何影响。”我说，抑郁其实改变并决定了我之后的整个人生，但我能感到他没有理解我的话。他从没见过我畏缩在床上，完全不会理解那个画面。很奇怪，我的隐私这时就不会被发掘。
一位《纽约客》的编辑最近对我说，我从未真正抑郁过。我反对说，从未抑郁的人一般不会假装抑郁，但无法说服他。“拜托，”他说，“你有什么好抑郁的？”可我到康复时，已被吞噬。我的病史和持续间隔性的发作在他看来无关紧要，而我公开声明自己在服用抗抑郁药一事似乎也根本不令他担心。这是社会污名化的奇怪反面。“这一整套抑郁的说辞我都不信。”他对我说，好像我和书中写到的人都在谋划着从世人那里攫取比我们应得的更多的同情。我不止一次碰到这种偏执，但仍然感到惊讶。没人跟我祖母说她并不真的患有心脏病。没人会说皮肤癌发病率的升高是大众想象出来的。但抑郁是如此可怕，如此令人不悦，结果很多人宁愿否认疾病，也不愿接受患病的人。即使这样，公开讨论和令人生厌之间还是有明确的分别。谈论抑郁让人郁闷，而一个人总谈论自己所受之苦的话，简直无聊至极。人抑郁时，可以说是无法自控，抑郁就成了他的全部，但这不意味着抑郁得成为此人余生闲谈中的首要话题。我经常听到人说：“我花了很多年才告诉我的精神科医生……”然后心想，在鸡尾酒会上不断重复你和精神科医生说的话，真是疯了。
偏见仍然存在，主要源自不安全感。最近有一次我和几位熟人一起开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哦，你们看，”其中一位说，“伊莎贝尔就是在那里给自己上电刑的。”他在耳旁晃动左手食指，意指她疯了。我的社会活动冲动全部喷涌上来，于是我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不出所料，她在那个医院里接受过电痉挛治疗。“她一定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我说，试图为这可怜的女孩辩护，又不想看起来太过热心，“想想被电击有多触目惊心。”他突然大笑起来：“前几天我试着修理妻子的吹风机时，差点给自己来了个电击治疗。”我非常相信做人该有幽默感，也没有真的被他的话冒犯，不过我确实试过想象，如果我们路过的是伊莎贝尔做过化疗的医院，会不会开相似的玩笑。但我无法想象。国会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DA）为残障人士提供了重大支持，要求雇主不能污名化精神疾病患者。这项政策带来了一些难题，在《倾听百忧解》出版之后，这些难题很多都得到了公众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工作不力，老板有权要求他服用抗抑郁药吗？如果一个人开始变得孤僻，老板可以因无法适当行事而解雇他吗？我们当然不应阻止病情可控的人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另一方面，真相也很残酷，截瘫患者做不了行李搬运，胖女孩当不成超级名模。如果我雇了一个时常陷入抑郁的人，我也会颇感挫败。
对抑郁的偏见加上实际对待，都在强化抑郁者的劣势，这在有些方面很明显，在另一些方面不那么明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不允许抑郁者从事商业飞行；飞行员如果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就必须退休。这项规定很可能导致大批抑郁的飞行员回避治疗，而我猜，这比起允许飞行员服用百忧解，乘客会更不安全。即便如此，人能够走出最严重的危机，药物也给人很大力量，但恢复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我不会投票给一个情绪脆弱的总统。但我不希望事情是这样。如果有人通过个人经验能理解像我这样的人都经历了什么，那让这人来统治世界也蛮好。我是当不了总统，如果我试图当总统，对世界来说会是场灾难。但这个规则有少数例外：亚伯拉罕·林肯和温斯顿·丘吉尔都患有抑郁，但两人都以焦虑和顾虑作为领导力的基础，但这确实需要真正非凡的品格和一种在重要时刻不让人失能的抑郁。另一方面，抑郁并不会让人变得一无是处。保罗·贝利·梅森在和我相识之初，人生已有大部分时间都罹患抑郁，事实上，当时距离他第一轮ECT已有50周年。他的人生饱经创伤：青春期，他表现出“不守规矩的问题”时，他母亲请来几位友好的三K党成员来揍他。之后，他被迫住进精神病照护院，在那里差点被人打死，最终，他在一次患者暴动中设法逃脱。
近20年来，他都在靠全额残疾人社会保障过活。这段时间里，他取得两个硕士学位。将近70岁时，在年老和病史的双重重压下，他找人帮他找工作，却被各级官员逐个告知，像他这样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干脆不要试了。我读过一长串梅森寄到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康复服务处的电邮，他寄给州长办公室的、寄给他能想到的所有人的电邮——他发送时都会抄送我一份——所以我知道他办事效率有多高。服药时，他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功能正常。他写下的字数大到难以估量。梅森被告知，像他这样情况的人，可以做的工作都是体力劳动，而如果他想要一份脑力工作，没人帮得到他。他偶尔做过几份教书的工作，大多时候都需要辛苦地通勤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通过教书，他得以保持身心完整。与此同时，他写下几百页几百页的文字为自己的情况辩解，解释自己，寻求帮助；而这一切只争取到几份格式化的回信。读过这些回复后，我怀疑保罗的信从未转给过某个能帮助他的人。“抑郁为自己建起监狱，”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坐在这间公寓里，几乎无法应对，无法努力寻求找工作的帮助。当我无法忍受孤身一人时，比如去年圣诞节那天，我就坐地铁绕着亚特兰大转圈。在现在的状况下，这是我和其他人走得最近的时候了。”我遇到的很多其他人都有他这样的情绪。一位女士因为事业受挫觉得受到了社会的孤立，她写道：“在失业的重压下，我终于快要窒息了。”
【相关书籍】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你我共有，又各自隐藏（为什么要重视抑郁问题）——抑郁对人类的困扰，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广泛、更久远。一半的人口可能在一生中经历一些抑郁状况，10%会发作一次重性抑郁——这还只是就医确诊的部分。夫妻各向第三方倾吐自己的抑郁，却彼此蒙在鼓里；贫困者、前现代文明的人一样饱受抑郁的折磨乃至社会的苛待，却长期得不到正视。战战兢兢隐藏自己的抑郁患者，可能就是我们的至亲好友，甚至我们自己。
一部抑郁总览（为什么是这本书）——作者既是“资深”抑郁患者，也是擅长写作的心理学博士，还出身药物研发家庭。他进行大量访谈调查和文献梳理，综合文学的笔触、现实的关怀和科学的知识，将自身的经历和别人的故事、抑郁症的现况与历史、不同年龄、性别、地位、文化的主流及少数群体、相关正统疗法和替代疗法、药物和行为治疗、医学与社会支持、个体境遇和时代洪流、自我救助和帮助他人……方方面面都向读者道来。我们的一切相关困惑，作者都有深思熟虑的回答和温情款款的启发。
【延伸阅读】
👇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