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唐白晶 | 2020年中国舞蹈热点现象述评
2020年中国舞蹈热点现象述评
唐白晶
摘 要：2020年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舞蹈，演出、教学、论坛全面步入“云端”，在创作上涌现了一批讴歌“抗疫”的舞蹈作品，舞动治疗和舞蹈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和学科受到更多的关注，疫情的特殊性加速推动了舞蹈“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对中国舞蹈史的重新检视和提问，是促进舞蹈学的学科进步和成长的必要手段。中国舞剧的新气象和新理念，体现着舞剧创作与时俱进的进步观。中国舞蹈批评呈现出新视野和新方法，需要打造一个稳定成熟、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的“学术共同体”。“非遗”传统舞蹈的新焦点和新思考主要体现在对“非遗”传统舞蹈的定义、发展机制以及公共空间建构有了新的认识。“新文科”建设视阈中的舞蹈跨界融合更需要关注舞蹈本体的艺术质量。这一年的中国舞蹈在困难挑战面前不屈不挠，收获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舞蹈；热点现象；年度述评；以舞抗疫；舞蹈史；舞剧
作者简介：唐白晶，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2020级舞蹈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课题 “改革开放 ４０年云南省舞剧舞蹈诗创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8CE1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1年第2期“2020年中国艺术热点现象述评”专题刊出 2021年4月28日出刊
一、舞蹈演出、教学、论坛全面步入“云端”
在疫情的影响下，舞动治疗和舞蹈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和学科受到更多的关注。舞蹈在医学上的功能不仅可以让病人在心理上消减对病毒的恐惧，在生理上也可以对病人起到治疗的作用。疫情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的舞动心理工作室发起“云舞动”系列公益工作坊，大学生线上舞动团体成为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援助的重要方式之一。温柔教授提出“‘舞医融合’的关键在于将舞蹈作为一种干预手段，用于个体健康机能的提升和一些病患的治疗与康复……‘方舱舞蹈’现象，不仅刷新了人们关于舞蹈价值功能的认知，也给舞蹈用于医疗健康事业带来诸多启示，需要我们思考‘大健康’理念下加强舞蹈医疗基础性研究的路径。”[3]有学者关注到高校舞蹈专业的学生在疫情中的身心反应，作为个案参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舞蹈专业教育的角度反思非常时期舞蹈人与舞蹈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加充分发挥舞蹈的疗愈功能。”[4]
疫情的特殊性加速推动了舞蹈“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慕课”（MOOC）这一理念成为高等舞蹈教育的热点话题。慕课是一种大规模开放式的在线课程模式，其教育理念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将产生大规模信息分享效应”的观点，由此孕育而生了“教育资源开放性共享课程设计”。[5]“停课不停学”对舞蹈专业教学具有更大的挑战性，田培培教授认为，传统的舞蹈课堂不会被线上舞蹈课堂所替代，但是这次疫情带来的教学挑战也为舞蹈教育的“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这场史无前例的教学“时空迁徙”和教学模式的转向，预示着未来的舞蹈教学将会形成“线上+线下”的互补模式，也暗示了当下“互联网+舞蹈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6]但是，由于舞蹈学科具有直观性、实践性和情感性的特点，网络教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我们已经处在了互联网的时代，但是在舞蹈学科的教学方式选择上，高质量的舞蹈教学应该要坚持以传统课堂面授为主的基本理念，教学手段上可以充分结合在线教学的优势，推行线上+线下的教学法，构建一套新型的舞蹈教育模式。[7]另一方面，线上的舞蹈学术交流、论坛、讲座在疫情期间破除了传统学术活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具有受众面广、学习时间灵活、教学手段丰富等多种优势。中国舞蹈家协会“慕课”平台推出了数目众多的高质量公益课堂，以及“舞聚云端”的访谈节目打造了一张“网络圆桌”，借“云端”平台将几乎所有舞蹈界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汇聚一堂，与线下的观众积极互动。
北京舞蹈学院的BDA（舞蹈论坛）以“疫情人类命运舞蹈”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舞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作用”“疫情下的舞者身体表达”“舞蹈的未来和共同发展”“舞蹈教育的反思与前瞻”“舞蹈如何发挥治疗与康复功能”等10个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提出：“在疫情面前，艺术非但没有‘失语’，反而以各种创造性的表达，探究未知，抚慰心灵，提振精神，激发意志，彰显艺术在疫情变局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8]于平教授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非针对舞蹈对某种疾病的康复功能，而是在思考舞蹈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发挥作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脱离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9]
二、中国舞蹈史的重新检视和提问
中国当代舞蹈史研究的责任、义务和使命是什么？冯双白认为，舞蹈研究者应该高度重视对舞蹈史的研究应揭示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思潮等条件制约下中国当代舞蹈长期、纵向的历史线索，以及揭示艺术历史现象背后复杂和深刻的关系。即“应综合所有相关因素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在历史时间长轴的演进中寻找历史发展的主线，解开当代舞蹈历史发展之谜。”[10]除此之外，还应该重视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揭示舞蹈创作者的经历、心理、性格、天性等，这些因素对于深入研究创作者和作品之间的深刻联系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揭示舞蹈艺术产生的最底层逻辑和动力，而且可以揭示整个舞蹈历史发展的动力源头，为中国当代舞蹈史的研究开阔了视野和新的领域。冯双白强调：“中国当代舞蹈史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纵深处走来的鲜活创造史，也是一部中外舞蹈艺术交流碰撞而精彩纷呈的历史。深入研究中华舞蹈史的文脉与当代舞蹈史的关系，从而在古代与现代的艺术历史坐标系里确认当代舞蹈史的历史成因和历史地位，才能真正把握未来舞史的发展方向。”[10]
于平教授提出：“古代舞蹈史与民族舞蹈学研究的联通共洽，不只是舞史治学方法的一种倡导，更是舞史研究沉积的一个钩沉。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舞史研究‘三重证据法’的所指，它仍是一种‘二重证据法’——只是区别于王国维所指的文献与文物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是‘历史文献’与‘活态生活’相互比照、互相印证的方法。”[11]他于2020年出版的《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12]，对中国舞蹈原始发生的正本清源、中国舞蹈历史演进的来龙去脉、中国舞蹈文化精神的撷英拾萃以及中国舞蹈风姿流韵的蠡测管窥等内容做了深入、详尽的研究，不仅对中国舞蹈原始发生的考索有许多重大的突破，而且对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方法有深度探索，为深入了解并掌握中国舞蹈的文化底蕴及其历史建构提供了新视野，为中国的民族舞蹈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方面，2020年《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策划的专题“汉代乐舞图像研究”[13]“先秦舞蹈史研究”[14]值得关注，众多学者对于舞蹈史的研究依然遵循着“二重证据法”——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朱青生教授认为，汉画像作为一种图像材料，“既不是文字语言类的‘文献’，也不是‘实物’以及人类活动遗留的痕迹和位置。这就构成了‘图—词—物’三者并存的数据结构，研究可以使用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方法三头并举地进行。也就是说，今天对古代的事实和文化进行研究，包括一些特殊领域的研究，比如乐舞研究，都不大能单纯地以文献的考证或者实物的考古、图像的考辨来单独完成，应该三者结合起来推进。”[15]无论是考古实物（汉画像）的图像研究，还是先秦舞蹈史的历史文献研究，都具有局限性。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想利用现有材料了解和恢复更多的古代乐舞情况，但牵强附会和演绎就不可避免地由此而出。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所有材料的可靠性及真实性而使得研究无法推进。因此，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用以研究的材料，廓清所有可使用的材料的范围，反思这些材料的性质和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确“舞蹈史的研究主要应该是舞蹈民族意识的研究；舞蹈史的研究应该是置身于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之中的跨学科研究。”[12]
除此之外，2020年的中国舞蹈史研究对于敦煌乐舞的关注值得一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了“百年敦煌石窟乐舞艺术活态创演研究”（邓小娟，一般项目）、“初唐329窟敦煌壁画中伎乐飞天艺术形象的当代应用价值理论研究”（赵乔，青年项目）。《艺术评论》策划了专题“敦煌乐舞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的拓展”[16]，朱晓峰指出，敦煌乐舞研究在宏观上看主要分为图像与文献两部分。首先，图像是研究有序进行的关键；其次，文献是研究深度的保证。所以，研究敦煌乐舞不仅需要结合敦煌的文献、画稿对河西走廊区域进行音乐文化的考证，还需要不断地完成对不同时代的敦煌石窟乐舞图像的统计整理，以及对不同类型的乐舞图像进行归类、分析，还得探究佛教与乐舞之间的关系，同时更需要进行“中原—河西走廊—西域”乐舞文化的交流、传播的全面研究。敦煌乐舞研究在实践方面特别需要从石窟的历史文献、音乐和考古等方面做更深层次的综合性研究。“如果仅停留在‘以石窟说石窟’抑或‘以图像说图像’的阶段，可能无法实现其真正的学术价值。‘从石窟中来，到石窟中去’才是探寻敦煌乐舞最根本的方法论。”[17]除此之外，2020年度的敦煌乐舞研究从舞蹈史到舞蹈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均有成果涌现。慕羽教授和仝妍教授均关注到舞剧《丝路花雨》与敦煌舞的研究，在《丝路花雨》首演40周年之际，慕羽认为“以敦煌为题材的舞蹈创作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18]仝妍认为“‘敦煌舞’以传统舞蹈审美回归的现代性体验呈现出延续中的历史复现。”[19]
2020年度中国舞蹈史的研究硕果累累，这或许与疫情的影响也有关系，当人们隔离在家，沉下心来研读历史文献、“经史子集”时，中国舞蹈史的新视野、新方法、新成果才能不断涌现，不仅舞蹈界的专家进行了中国舞蹈史重访的文化自觉，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的学者也开始进入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中，这也促进了中国舞蹈史研究的进步。
三、中国舞剧的新气象和新理念
202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第8版副刊以头条位置刊发了中国舞蹈家协会冯双白主席的署名文章《中国舞剧在创新中绽放无穷魅力》。[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约生产了1200部舞剧，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舞剧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经典剧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舞剧迭出的现象，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舞剧体系，为当下及日后的中国舞剧创作提供规范与指导。于平教授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舞剧的发展规律，2020年度他发表论文对苏联时期的舞剧学理进行梳理，从米哈伊尔·福金、乔治·诺维尔到罗·扎哈洛夫、维克多·万斯洛夫等人的舞剧观都有研究，认为“了解苏联时期舞剧学理的建构，并进而了解当代俄罗斯舞剧学理的探索，对于我国进入新时代的舞剧创作和舞剧学理建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23]同时，他还出版了《舞剧构思文学表达教程》[24]，对舞剧剧本和舞剧剧评进行梳理，归纳了新的教程范式，论及舞剧构思的基本要求、故事要素与情节要素、人物设定及其关系构成、结构层次和结构骨架的问题，再次强调从舞剧剧评入手分析舞剧构思，同时提供了业界专家、学者的舞剧构思文学表达作为范型以资学习借鉴。
在以“面向与转向：中国舞剧创作观念、道路与问题探究”为主题的2020中国舞蹈高峰论坛暨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论坛中，于平教授提出“‘视觉格式塔’的理念是我国近年来舞剧叙事理念的重要开拓与建构——此前赵明的《霸王别姬》、张继钢的《千手观音》、杨笑阳的《铁道游击队》、韩真和周莉亚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对此都有重要的探索和重大的推进，何燕敏的《骑兵》则提示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关注这一舞剧叙事方式。”[25]张萍研究员从当代中国舞剧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入手，认为“呈现出新的审美转向，某种意义上体现着舞剧创作与时俱进的进步观。突出表现为围绕着中国故事、中国价值、中国形象、中国精神四位一体的高阶美学目标的设定，重塑当代中国舞剧的价值体系……舞剧体系化建设的核心是舞蹈体系的建构，目前其核心载体总体的深耕力度不够，作为舞剧艺术的四个支点时间、空间、视觉、听觉，现在更多侧重于空间和视觉两个支点上，对于时间和听觉的研发仍显匮乏，中国舞剧的体系建构仍前路修远。”[26]许锐教授指出：“中国舞剧当中有着强烈的主题立意和价值判断，它不同于西方观念中的纯个性表达，但这本质上是中国‘文以载道’这一文化传统的体现，其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所在，也是我国舞剧于世界舞坛乃至文化而言的独特面貌与启发性所在。”[26]同时，他还提出中国舞剧的创作是“国家导向下的集体攻关”，是“命题创作下的艺术创新”。对应这一观点，2020年的中国舞剧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下两方面“限制下的艺术创新”：
首先，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中央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花一样开放》、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的民族舞剧《流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的民族舞剧《幸福花山》等都是表现脱贫攻坚这一时代命题的舞剧作品。虽然《花一样开放》在芭蕾语汇中融入特异舞蹈风格和开拓芭蕾叙事疆域，《流芳》表现拉祜族苦聪人在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现实变迁，《幸福花山》彰显文山苗族文化与西畴精神、塑造“当代愚公”形象，这些作品虽然有国家导向和地方需求，但是艺术家通过对生活的悉心观察，依然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舞剧有着非常强烈的“讲故事”的审美传统，“叙事性”及“情感性”都是中国舞剧鲜明的审美特征。如何从“讲故事”到“讲好故事”，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面对脱贫攻坚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时，如何解决人物、事件同质化的问题，如何从宣传品迈向艺术品，如何从典型人物的宣传教育作用的发挥走向艺术典型塑造，这些都是创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难题。
其次，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2020年度的舞剧创作中，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作品，都是肩负着献礼“建党百年”重任的精品艺术创作。除了上面提到的《骑兵》外，还有表现四川革命先驱车耀先感人事迹的《努力餐》，表现“刑场上的婚礼”陈铁军革命事迹的芭蕾舞剧《浩然铁军》，以及“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及展现中华儿女不畏强敌、敢于战斗的《英雄儿女》，具有“主旋律”品格而融入“轻喜剧”因素的《歌唱祖国》等优秀的舞剧作品。罗斌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舞剧创作者们不应该认为作品中包蕴意识形态是一种限制或难题，在当下，面向人民创作具有中国当代性的舞剧作品是凸显中国舞剧独特性的关键。”[26]冯双白研究员强调：“当下的许多舞剧仅仅停留在讲故事上，创作者需要思考他们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面是否肩负了其所应负起的责任？是否起到了‘培根铸魂’的作用？在舞剧创作时，舞剧的编剧或是编导应该询问自己——爱和信念是不是你心中一定要表达的东西？你的故事里包蕴着怎样的精神？这种精神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这是至关重要的。”[26]
四、中国舞蹈批评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策划了专题“新视野·新方法：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当代舞蹈批评”[28]，该专题的3篇文章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阈中均以舞蹈的身体组织形式为基础，分别从审美认同、主体权力与记忆政治等视角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进行批评。在文化研究视阈下，舞蹈不仅是审美的对象或审美诉求的后果，更是特定权力结构的独特表征与文本呈现，其诉诸身体、审美的编码方式赋予舞蹈文本更为曲折、隐晦的意识形态内涵，舞蹈的身体组织方式会呈现出与权力结构、审美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联结，这将大大拓展舞蹈研究与批评的整体理论视域。从文化研究的视阈研究舞蹈，可以提供给当下的舞蹈批评一种新的方法论和学术视野。
2020年12月19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线上学术讲座第二季“走向当代的舞蹈批评：现状与使命”拉开序幕。罗斌研究员在《理论是舞蹈批评的前置》中提到：舞蹈批评需要理论支撑，舞蹈理论在批评领域要有用武之地；学理是理论的底数，学理建设需要全方位、多层面、多视点的突破；批评的真实性是理论建设的第一要务。[29]之后，刘春、慕羽、仝妍、张萍等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舞蹈批评的现状和使命做了讲座，因此，中国舞蹈批评的新视野和新方法的关注热点，在2021年初还在持续中。
2019年时，仝妍教授提出：“将舞蹈批评理性的、个性的视角介入当代舞蹈发展实践的历史书写的学术意识和现实行为是存在的，但是将其系统化、整体化、宏观化，真正使‘史’与‘论’相融合，进而为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实践背书，成为学科建设与完善的重要内容。”[30]2020年的上述成果可以成为中国舞蹈批评学科有分量的奠基之作，希望更多的学者像他们那样，投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中国舞蹈批评的学科构建。
五、“非遗”传统舞蹈的新焦点和新思考
刘青弋研究员以南疆“非遗”舞蹈保护现状考察为个案，认为“非遗舞蹈如何与时俱进，这是非遗舞蹈保护的核心问题、瓶颈问题。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的建构模式，应该注重自身在当下处于国计民生战略中的生态位，深入地研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在追求文化建设完成和创新之中，全面提升自身的功能，提升应对来自社会以及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力量。非遗舞蹈只有能够保障生命存活与发展，才能够真正地活在当下。”[32]
张麟教授提出：“在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保护中，只有关注舞蹈发生的整体机制，关注蕴藏其中的思维、行为方式等精神层面的内容，才能把握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实质；在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资源利用中，要注意区分非遗传统民间舞蹈和非遗传统民间舞蹈资源再利用所产生的舞蹈，明确两者的不同层级与性质。”[33]在“非遗”传统舞蹈的研究中，学者们带有问题意识，对“非遗”传统舞蹈的定义、发展机制以及进校园等现状做了阐释和分析，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还需要加强对“非遗”传统舞蹈的理论系统性及学科话语权的构建，在民族学、文化学、“非遗”研究等跨学科研究中，需要注意舞蹈学本体的学术性和特殊性，面对传承与发展等老生常谈的问题时，需要根据第一手田野调研资料，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和学术支撑。
六、“新文科”建设视阈中的舞蹈跨界融合
(责任编辑 薛雁)
参考文献：
[1]参见曾婕：《千磨万击还坚韧——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个人舞团》，《舞蹈》2020年第４期。
[2]参见孟梦：《新冠肺炎疫情主题舞蹈创作现象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3]温柔：《“方舱舞蹈”现象与舞蹈医疗健康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8页。
[4]兰天文：《舞蹈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身心反应探析》，《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55页。
[5]参见孟梦：《MOOC：高等舞蹈教育的又一个机遇？——由“停课不停学”现象所引发的思考》，《舞蹈》2020年第3期。
[6]参见田培培：《“停课不停学”的挑战与机遇——基于“互联网+”舞蹈实践课程的案例研究》，《舞蹈》2020年第3期。
[7]参见亓雯：《网络舞蹈教学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探析——基于“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学习效果的调查分析》，《舞蹈》2020年第3期。
[8]巴图：《关于疫情时期艺术院校教育责任和教学形态的探索》，《艺术教育》2021年第1期，第10页。
[9]于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舞蹈文化多样性》，微信公众号：北京舞蹈学院（ID：bda1954），2021-1-13。
[10]冯双白：《中国当代舞蹈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兼谈现实题材舞蹈创作》，《舞蹈》2021年第1期，第10页、14页。
[11]于平：《古代舞蹈史与民族舞蹈学研究的联通共洽（下）》，《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
[12]参见于平：《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13]参见朱青生：《汉代图像中的乐舞形象研究》；刘冠：《米脂县出土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与相关图像综述》；郑亚萌：《汉代乐舞研究现状与反思》，《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14]参见李韶华：《战争与舞蹈:〈牧誓〉“步伐止齐”问题再思考》；岳音：《先秦“舞雩”祭祀求雨仪式探考》；柳湘瑜、郑杰文：《万舞源于生殖崇拜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15]朱青生：《汉代图像中的乐舞形象研究》，《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30页。
[16]参见孙茂利：《敦煌乐舞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的拓展》；朱晓峰：《解读敦煌乐舞——敦煌乐舞研究方法之讨论》；刘晓伟：《胡旋：从粟特乐舞到宫廷燕乐》；温和：《从敦煌壁画中的弯琴形象看凤首箜篌的传播》，《艺术评论》2020年第1期。
[17]朱晓峰：《解读敦煌乐舞——敦煌乐舞研究方法之讨论》，《艺术评论》2020年第1期，第66页。
[18]慕羽：《在世界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以敦煌题材的舞蹈创作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8页。
[19]仝妍：《延续中的历史复现：传统舞蹈审美回归的现代性体验——写在〈丝路花雨〉首演40周年之际》，《艺术评论》2020年第1期，第133页。
[20]参见于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内蒙古艺术剧院大型舞剧〈骑兵〉观后》，《中国艺术报》2021年2月10日第005版。
[21]谢锦玉：《栉风沐雨二十载，凝心共铸荷花魂——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评奖综述》，《舞蹈》2020年第6期，第15页。
[22]冯双白：《中国舞剧在创新中绽放无穷魅力》，《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日第8版。
[23]于平：《苏联时期舞剧学理的探索与建构（下）——从乔治·诺维尔到维克多·万斯洛夫》，《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4期。
[24]参见于平：《舞剧构思文学表达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25]于平：《“视觉格式塔”叙事理念中的舞剧〈骑兵〉》，《艺术评论》2020年第10期，第113页。
[26]王洁琼：《求索中国舞剧的桃花源——2020中国舞蹈高峰论坛暨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论坛侧记》，《舞蹈》2020年第6期，第10页、第12页。
[27]参见慕羽：《中国舞蹈批评》，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年版。
[28]参见张素琴：《主体叠合与权力转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身体政治》；闫桢桢：《身体的记忆政治与文化认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审美策略》；孙玥：《从情感认同到视觉审美——〈东方红〉与〈复兴之路〉的身体组织方式与审美政治效果》，《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29]参见罗斌：《理论是舞蹈批评的前置》，微信公众号：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ID：gh_751242cf7891），2021-1-5。
[30]仝妍：《舞蹈批评与当代舞蹈发展的历史书写》，《艺术评论》2019年第4期，第58页。
[31]吴露生：《“传统舞蹈”的阐释与旨向辨析》，《舞蹈》2020年第3期，第60页。
[32]刘青弋：《传统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及其应对挑战的力量——以南疆非遗舞蹈保护现状考察为个案》，《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0年第1期，第21页。
[33]张麟：《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之我见》，《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0年第1期，第26页。
[34]参见郝宇骢、盛亦惠：《戏曲的三种身体:“戏改”中的跨媒介化与再媒介化》；朱祥虎：《戏曲伞舞的艺术三重奏——基于闽南梨园戏、莆仙戏伞砌末表演的考察》；陆子惠：《以歌舞连接的次元:日本2.5次元音乐剧的表演美学》，《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35]参见张岩、李亦男：《身体与舞蹈戏剧构作》；徐婉茹：《姬尔美可的极简主义舞蹈及其戏剧构作——从姬尔美可的早期舞蹈作品说起》；王盛峰、宋若鹏：《戏剧构作在舞剧创作中的运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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