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正午，再度回归媒体
三明治：当初怎么加入正午的？整个团队只有你一个人在上海吗？
郭玉洁：对，就我一个人在上海，2011年到2014年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我决定到上海来生活。刚好谢丁来找我加入正午，我就答应了。
三明治：正午发的文章都很长，真的没担心过这么长文章的阅读量吗？
郭玉洁：前段时间我写台湾选举的那篇，其实我是故意写那么长的。我觉得只有长的文字才能把事情的复杂性写出来，表现很多人、很多面。事实就是复杂的、相互矛盾的，经过长的铺陈，你才会更多了解这个事。我也是故意要用这个来解决一个问题，让读者能够用长时间去阅读，而不是通过看标题、看几句话就获得一个观点。这是我们选择读者的方式，不主流，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愿意看的人就会来看，不愿意的可以去看别的。台湾这篇阅读量已经超过我的预期。我不担心阅读量，认真写东西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准备，这是比较小众的，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多人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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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这几年做媒体的人很多都离开了，你为什么离开了还要回来？
郭玉洁：这几年媒体有非常剧烈的变化，很多机构在媒体的转型中破产，是否离开还是看个人选择。正午也是很偶然的，我们几个人一直有志向写作，也不想做其他的事，刚好就聚在了这里。
三明治：做媒体的很多人需要一个圈子，但是你好像不喜欢圈子？
郭玉洁：我不太混圈子，也不太知道媒体圈里的其他人在做什么。做媒体本来是需要圈子，但是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自己做自己的事。在圈子里，别人捧你你也要捧别人，还要参加饭局，很浪费时间的。
三明治：为机构工作和为个人工作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想过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机构？
郭玉洁：我好像不太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能完全属于自己呢？很多朋友去创业了，我也不觉得那些媒体就完全属于他们，或者他们就真正热爱这个事。我不关心正午是不是属于我，我更关心能正午能做出怎样的东西，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对哪个媒体都没有特别强的认同、归属感，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创刊、离开、创刊、离开。
“小时最大的梦想是离开家乡”
三明治：小时候有没有想过，将来自己会以写作为生？
郭玉洁：我是1978年的，出生在甘肃沙尘暴很严重的地方，叫民勤，在文化上是比较偏远的，基本上是一个农村的生长环境，家里没有特别好的教育。
我很幸运的是，我奶奶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识字，所以她要所有的孩子都读书——尤其是女孩，这在我们那边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妈也是极度渴望知识的，所以从小到大，我身边的氛围就是，读书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到鼓励的。
我记得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在《与死者协商》里说，作家的童年经历各不相同，但是都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孤独，一个是喜欢阅读。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最大的乐趣是阅读。
小时候我看家里能找到、借到的各种书，也和很多小朋友一样写作文的时候会写，以后要成为一个作家。但我最大的梦想还是离开家乡，去更大、更丰富的世界。
三明治：后来考上了北大，也很不容易啊。
郭玉洁：对啊，确实不容易。上大学前我很少离开过甘肃，而且我们家在沙漠中间，铁路也不通，去哪都要坐公交车到武威，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小时候就看着戈壁滩的天边，经常想什么时候能够离开。
去北大的时候，我和我妈带了七大包行李，先坐大巴到兰州，我就想，我要从兰州再坐大巴去北京！我妈说哪有那么长时间的大巴！最后坐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北京。后来我发现，这种长途的迁徙，是很多中国大陆年轻人特别重要的经验。在台湾，3个小时从台北到花莲他们就觉得太久了。
北大有很多文学社，我也学习写诗，有段时间一天到晚都在出神，想写一个怎样的句子，用什么词。那时候我非常能体会很多作家说“要疯了”是什么感觉，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经常被打断，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也要疯了。而且，上学时读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觉得自己一辈子可能也写不到那么好，与其做一个平庸的写作者，还不如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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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毕业之后先到建筑公司，然后去都市报纸，又去《财经》杂志，这个跨度很大啊。
郭玉洁：哈哈，可能是北大的简历比较有用吧。我当时去的是《财经》产业组，开会的时候，胡舒立就说，所有产业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打破垄断，放宽准入。我就很疑惑，我受的学术训练告诉我，事情不能这么轻易地下判断。当然这也是《财经》的基本立场，但我不太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出发点。还有一个问题是《财经》的采编制度，记者负责拿资料，稿子都是编辑写的，所以记者最重要的就是突破能力。我的性格不适合做记者，所以后来转去做编辑。后来我就做文化编辑，因为这块最不重要——在最不重要的地方，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
做文化编辑的时候，我最喜欢《逝者》这个栏目，在1000多的字数里写好一个人，还蛮不容易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写作训练，也很有乐趣。当时还写书评，有读者打电话找我，说喜欢我写的书评，约我见面吃饭。那是一对学者夫妇，看到我之后很惊讶，以为我应该是四十多岁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写作被肯定了吧。
三明治：当时《经济观察报》的书评也做得很好，后来你和他们团队也共事过一段时间。
郭玉洁：他们做得很灵活、很敢说，有个人风格，和《财经》不一样，《财经》比较老派，希望观点不要出问题。那个团队后来集体离开了《经济观察报》，一个月之后他们说在办新杂志《生活》，问我要不要去，我就答应了，我当时应该是唯一一个不是他们原来团队的。《生活》的整个氛围和《财经》完全不一样，于威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只要是感兴趣的题目都可以去做，文章也可以写很长。于威那时候和我说，“你有文学的种子”，这句话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我身上有些东西被发现了。那是我在写作上比较有追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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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生活》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稿子吗？
郭玉洁：有几篇，没有太多，因为两年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我接手了主编的位子，写得就比较少了。我印象里有一次去采访陈忠实。他既是成了名的作家，也是陕西省作协主席，很有当官的样子，喜欢教训记者，我说了没两句就被教训了，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来采访我”。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怎么问都不说话，一直抽烟。当时我特别受挫，支撑了半天，后来想就算了就打算走。结果我起身的时候他突然又变得很和善，说，这边有个西瓜，你拿走吧。我就把这个经历写了出来，包括后面给西瓜那一段。《生活》的氛围比较自由，才有可能让我这样，把采访之外的事情都能写出来。
三明治：那时有没有职务之外的个人写作？
郭玉洁：有啊，博客吧，那时所有的写作激情都在博客上。博客是可以非常文学化的，一开始写博客时觉得这是很奇怪的行为，因为必须要表达和表演——讲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一种表演，但我是一个比较喜欢隐藏自己的人。我就发现，在隐藏和表达之间，这个东西就是诗，是文学。你要表达，但不是所有东西都一下子写出来，要寻找合适的方式。写博客比写一般文章会更注重语言的锤炼，比现在写公众号的更私人，感觉是面对好友的写作，特别信任在读博客的人。
到台湾的山里学写作
三明治：为什么想去台湾念书？
郭玉洁：当时做媒体做腻了。媒体还是太势利，要追热点，做名人。而且非虚构写作是有套路的。做编辑时间久了，我已经能很容易地把素材组织好，没什么挑战。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媒体已经出现了转型，大量资本进入，有人会邀请你说一起干点什么吧。后来你发现，大家有时候不是真的冲着这件事，而是冲着资本或者这件事的影响，没什么意思。我也希望自己在写作上有个转型，所以想离开媒体行业，离开北京。我也不想出国，不想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那就只有台湾可以选。我去的是东华大学，他们有一个创意写作的学位。那一年刚开放去台湾上学，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个大陆学生。
三明治：一般去台湾上学都会选择台北的学校，为什么去东华大学？
郭玉洁：我们学校在花莲，就在山旁边，在台湾的概念里是一个很偏的地方。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想写论文，也不要去一个特别有名的学校。台湾的中文系比较保守，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讲究长幼有序，读的是小学、文字、训诂。这个学校在台湾的大学排不上名，但是我所在的华文系有很多想法很开放的老师，有一个叫吴明益，是个很有名的小说家，我的导师也就是他。
三明治：在台湾的学习，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收获？
郭玉洁：最大的收获还是能离开媒体，去想自己的写作方向。举个例子，当代小说家很多经历都很简单，就是一路读书，没有经历过战争、政治斗争，那他们怎么解决写作题材的问题？很多人会掌握利用知识来结构小说，拓宽小说的边界，就是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比如吴明益，通常公认他是自然写作，自然是他写作里特别重要的主题，代表作是《复眼人》，有点科幻的环保主题。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段时间的学习、大量阅读开拓了眼界，可以用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写作。小说是这样，非虚构写作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有研究能力、集合了报道、分析、历史、抒情等等元素的非虚构写作。这完全可以是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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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怎么看待台湾现在青年小说家的作品？
郭玉洁：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台湾从1990年代之后，文学走所谓后现代的路子，导致很多年轻小说家有一些共同点，一个是只写自己，还有一个是不太经营情节。我不觉得台湾缺乏题材，前年的郑捷地铁杀人案，他看准了距离最长的两站地铁之间，在车厢里双手持刀砍人。在文明程度很高、治安很好的台湾，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和事件？但没有非虚构或者虚构的作者去写，非常可惜。一种文学的风气形成之后，要突破还挺难的。我比较喜欢黄春明，他写人写得特别好。可能现实主义这一派挺难的，要去了解其他人，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容易。
三明治：台湾的文化对你有什么特别影响吗？
郭玉洁：其实到后来，我就很想离开台湾了，那种人际关系里的过度温柔、含蓄，有时候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让你很难提出反对意见。我觉得反而不像大陆这么多元，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当面说，朋友之间也没有什么。台湾这些年变化很大，大家越来越小心翼翼。我是很直率的人，在台湾我觉得变得有点缩手缩脚。写作的时候也有问题，你不知道写完别人看了会不会觉得受伤，这也是一种对写作的控制。
我觉得台湾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做社会运动的朋友。80年代以后台湾转型，出现很多NGO、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等等，到现在很多人还在坚持在民间，以反抗和独立的姿态在做很多事。Ta们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你要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人是有选择的；另一个是看问题的方式，世界太复杂了，不是只有反对或支持的简单划分，应该有多重的看待方式。
作为写作者的个人写作
三明治：现在有什么个人的写作计划吗？
郭玉洁：哎，有啊，很多。其中一个，是希望能写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从开始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的精神状态。我在做《单向街》的时候，有记者问《单向街》和《读库》、《鲤》有什么区别，我后来想想，这是60、70、80三代人的风格。我觉得70后这一代是不纯粹的一代，不像60后还是红色的一代，特别喜欢讲理想主义，也不像80后，迅速地接受了商业逻辑。我们好像掉在二者之间，身上有很多的怀疑，不再坚定地相信什么东西。
三明治：在写作时，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吗？
郭玉洁：我在家附近租了个小房子专门写作，一个很小的房间，关键是没有网络。我必须在那里才能写东西，一个礼拜去三四天，通常是下午，其他时间还要在线上，毕竟在新媒体工作。
三明治：要上网查资料怎么办？
郭玉洁：不需要。其实我们太夸张对网络的需要了，写作更多还是个人的孤独创造。资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有缺的我就标记一下，回家再查。我的很多书也在那边，不写作我就看书。还有个习惯是听音乐，我喜欢的音乐比较偏门，最喜欢昆曲和蒙古音乐，如果是情感强烈的，就会听蒙古长调或者马头琴，最能调动情感。
三明治：调动感情也可以喝酒啊。
郭玉洁：喝酒无法进入状态，只会让你神志不清哈哈，如果说谁要喝酒才能写，我都不太相信。村上春树说从开始写到进入状态要三四个小时，所以他跑步，跑完就进入状态了。我写作时也会磨蹭，等进入状态开始写，可能一天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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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写作时有所谓的读者观念，读者期待吗，还是完全自我地写？
郭玉洁：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文学里有一个概念是理想读者，我觉得我的理想读者是全然不知又异常敏感。你不认识ta，ta也不认识你，但是ta理解力特别好，你写的东西ta都能懂，在美学上和感受力上都要高于我自己。
三明治：普通人写作的时候，对于写作目标、写作体裁有时候还是有困惑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郭玉洁：让更多的人讲自己的故事是好的，很多人也有这个渴望。正午发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阿姨，写得很幽默，挺有写作天赋的。以前我们的发言权在一些人手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写，都可以讲自己的事，挺好的。但回到写作本身来说，写作又其实是一个挺高的门槛，它需要很多时间和经历，同时能够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三明治：有没有定下什么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目标？
郭玉洁：没什么特别的目标吧。我希望能多掌握一些文体，虚构和非虚构作品都写，但是虚构的我还没写过满意的作品。我经常安慰自己，小说是一个中老年的职业，很多小说家都是50多岁才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我还在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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