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楠

上唇蓄着胡须的刘雨，目光明亮，笑容中带着一些倦怠。

我打量着摆放了沙发、办公桌椅之后显得有些局促的房间，以及因为受潮而不那么整洁的墙角，听着刘雨说他即将放弃博士生在读资格，感觉不那么真实。

还有二十天的时间，刘雨的博士学籍将被取消。这意味着他将失去自带光环的博士学位，或许一同失去的还有今后在这所同时列入国家211、985的高等学府的求学机会。

从2013至今，这一天他等了很久。

刘雨生活的布莱顿市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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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的挣扎与悲伤，最难的是在假装成异性恋和做真实的自己之间的选择。更多的时候，做出选择并不难。难的是对这份选择的不怀疑、不后悔。

2010年，刘雨本科毕业，被学校推荐直接攻读博士。亲友们纷纷道喜，“以后工作不愁了。”刘雨被淹没在别人的道喜和被视为理所当然到来的喜悦中，他甚至不能告诉别人，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

凭着高考跳出农村，可以跨过硕士、直读博士，无异于改变命运的第二次金榜题名。多少人羡慕的机会，刘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落在自己头上。他似乎看到，主流的辉煌已经在不远处挥手。

接下来一年半的学习，刘雨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去为之拼搏。

在全部学分修完时，他第一时间联系导师。他的导师是业界非常著名的学者，公务太多，于是刘雨被导师安排给后辈导师。而这位后辈导师委婉地对刘雨说：“不用着急确定研究方向，先多看看书、查查资料。”

从此，再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和刘雨联系，这个学生被遗忘了。

遗忘的代名词可以是什么呢？真空？整个人陷入虚无。风筝？断了线之后随风逐流。

2011年的下半年，忽然出现的无所事事的状态，让刘雨对生活了六年多的校园产生了疏离感。曾经熟悉的林荫道，再走起来都不那么笃定。

他曾以为陀螺一样地旋转，就可以换来比身边人更好一些的未来。而此刻，这个想法显然过于天真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学业上的被抛弃感，还来自对未来的不清楚，以及对自己的不接纳。”

就好像身为一名男同性恋者的性少数群体，他也不知道该埋怨谁。

刘雨努力不去表达对这种博士在读状态的不喜欢，他甚至有些怕别人知道他的这种不喜欢。身边的同学都可以得过且过，他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

他试着可以。

但随着夜幕降临，内心的惶恐依然无法被冲淡。被夹在主流价值取向与性少数群体缝隙之间的感受，在缺乏“正常”忙碌的日子里，变得越发清晰。

被导师遗忘的半年里，刘雨放任自己小心翼翼地缩在洞里。深夜时，他从洞中爬出来。他通过互联网开始后知后觉地寻觅同类。在怀抱着滚烫的希望，给诸多性少数NGO小组负责人发送电子邮件后，得到的回应总是稀少、礼貌、冷淡而缓慢的。

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缺乏准确数据的性少数群体NGO组织。甚至有些NGO会因为种种原因忽然产生又消亡。或大或小的NGO聚合在一起，形成庞大的迷宫。

兜兜转转之后，刘雨联系到正在北中国地区举办第二届东北同性恋文化节的爱之援助健康咨询中心，这是距离刘雨最近的一家NGO草根组织。

2012年6月22日，刘雨做出了二十六年来的第一次非主流的选择。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NGO组织的同性恋活动中。

刘雨依旧觉得“同性恋”三个字有些刺耳。

刘雨每天经过的道路

人总是要面对很多选择。

有人说，出生是没办法选择的。然而，与异性恋不同的是，任何一位性少数者，除了生理意义上的出生外，在心理意义上一定会遇到一次出生。

这一次的出生不仅意味着正视自身的性取向，更意味着要选择今后与性取向相处的方式，比如包容、接纳、反抗、遗忘、痛苦、纠结……

在2011年秋季之前，刘雨也是如此生活。他的日本男友甚至以身作则，展示了在跨国公司这种大众以为应该更开放、融合的环境中，仍需要与异性恋举止相同的表现。

而同性恋文化节冷不防地掀开了刘雨埋在心底的好奇。

什么是熊猴？什么是跨性别？刘雨可以听懂同性恋文化节上每一位发言人所说出的每一个字，却听不懂同性恋圈子里的语言符号。比如熊、猴、狒狒、猪。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以志愿者的身份为NGO组织翻译英文资料。在NGO组织负责人的推荐下，刘雨申请了同年冬季在泰国举办的亚太地区同性恋咨询会议的参会资格。

刘雨说，一个选择总是在悄然叩响下一个选择。“其实我并不想申请，因为自己从事NGO的工作时间太短，也有太多东西还处在学习的阶段。”拗不过负责人的坚持，刘雨填写了申请表。

一个看似简单的申请表，其实是一次无声的考试。

当得知自己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一位青年同性恋者时，刘雨说这是幸运。实际上，在未来几年里，他每年都将往返曼谷两次以上，因为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位青年代表。他在不知不觉中，夺到了这个席位。

刘雨不能忘记，因为参加这一次的泰国会议，他第一次办理护照和签证、第一次坐飞机，也第一次告诉父母，“我在做一个翻译兼职，现在公司安排我去泰国出差。”虽然没有提及任何自己性取向的话题，却让他感觉到自己可以和父母尝试着沟通，尝试着减少父母对自己莫名的担心。

因为签证的原因，刘雨没能顺利登上从广州飞往曼谷的班机。他没有超越自身年龄的社会经验，惊慌到手足无措，以为自己无法抵达泰国。他的脑子转得很快，急忙联系NGO组织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他，“机票是可以改签的。”

“那个时候，我真是很懵懂。”

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却已经踏上征程。刘雨是这样一个格外有勇气的人。做决定快、敢于一个人闯荡、不担心后果，这些性格特质交织在一起，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NGO世界的门锁。

刘雨生活的布莱顿市海边

选择有大有小。大的选择需要的是勇气，小的选择需要的是毅力。选择无论大小，都会为所谓命运留下路标。

刘雨常常熬夜。而每天早上七点钟，他都会起床。城市被阳光启动，仿佛平静的草原开始喧嚣，动物开始奔跑。

和刘雨一同奔跑的是NGO组织的负责人。白天的工作忙碌，两个人很少会聊些什么。而下班后，两个人会继续忙碌到傍晚七八点，然后负责人自然地问刘雨一句，“一起吃饭？”这对刘雨来说，像“相约星期二”般，是一次又一次的授课与学习。

一开始，负责人会边吃边讲。一两年后，刘雨开始和负责人探讨，甚至尖锐的话，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饭桌上，面对面地说出来。

很多有关同志运动的事情，口口相传，从四十多岁的负责人的讲述中，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刻到二十多岁的刘雨的心里。或许这是最适合NGO组织的传承方式。

奔跑，纵然是天生的能力，亦需要他人的指点。

只有刘雨知道，自己已经下了决心。

他想为和自己有同样的同性恋身份、有同样不快乐经历的人做一些事情，想把在曼谷看到的这个世界、品尝到的“第一颗糖”的甜味传递给更多的性少数群体，他想让更多的LGBT人士看到他看到的、爱丽丝的兔子洞一般的、神奇美丽的新世界。

那个时候，刘雨不知道的是，性少数群体人数相对虽少，但性取向的多元化程度非常密集。

特别是跨性别者，很多都是读完初中，甚至小学后就没有再继续受教育的人。每一次，跨性别者来NGO组织办公室进行艾滋病快速检测或者领取安全套时的态度，都让刘雨不舒服。“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穿衣和说话，素质都不高。”

比如，免费发放给性少数者的安全套，是需要NGO组织从不多的经费中挤出钱来购买，或者通过多方联系申请、托人情才有可能得到的。然而得到安全套的人却并不珍惜，从举动到言辞，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应得的，想拿多少都可以的，不用的时候可以随便扔掉。

刘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去帮助他们，他心里有个迈不过的坎儿。NGO组织的负责人告诉他，“如果我们都不去帮助他们，还有谁愿意帮助他们呢？”

太多的时候，来自性少数人群彼此间的歧视，往往是最根深蒂固的，也是最痛的。

刘雨意识到，自己需要站在和这些跨性别人士同样的高度，才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最难的不是说服自己，而是让别人理解。刘雨在告诉同学和朋友自己决定放弃博士之前，先告诉他们自己在NGO组织工作。

“你这个工作又不能赚钱，又不能出名，你图什么？”

“天天和同性恋打交道，你将来怎么办？”

“你不担心感染艾滋病吗？”

这么多不理解，因为LGBT人群的生而悲哀，因为NGO组织的资金来源不够稳定，也因为NGO组织的未来发展很艰难。

2013年，NGO组织更换办公室，负责人考虑到刘雨的情况，特意租了一处房间比较多的办公地点。除日常办公区外，还设置了专门的艾滋病检测室。并留出一间卧室，给刘雨居住。

“每一次改变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刘雨搬离了大学的集体宿舍。从未工作过的刘雨很快发现，生活起居都在办公室，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集体宿舍，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和同学聊天，直到入睡。而在办公室生活和居住，当同事们下班后，只剩下清冷的白色灯光，淘洗了白日喧嚣后的寂静，刘雨从未考虑过要去看电影、去谈恋爱、去享受办公室之外的生活。他最经常做的事情是继续工作，而且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再疲倦地把自己扔进床里。

刘雨的前男友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放弃博士学业，并在一个看起来有点神秘的NGO组织里工作，并乐此不疲。刘雨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自己的感受。

2014年春节前，刘雨劝前男友来做艾滋病快速检测。前男友说他虽然和刘雨分手了，但一直都很小心，没有这个必要。刘雨说身为同性恋，是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前男友便同意了。

意外的是，检测试纸呈阳性表现。

刘雨吃了一惊。还有五天就是农历春节了。为了让前男友能过一个好年，刘雨忙说谎，“有的时候试纸不准。可能这一批的试纸有问题吧！”前男友将信将疑。实际上，正规渠道生产和按照规定使用的艾滋病快速检测试纸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不会出现假阳性的指标。

大年初五，前男友又找到刘雨，坚持要重新检测。刘雨只好用两种不同的试纸给他检测，均呈现阳性。前男友当场失控，放声大哭。

刘雨不放心让前男友自己回家，他见过很多因为感染艾滋病、不了解艾滋病而自杀的人。于是，他陪着他吃饭、K歌、打台球。

整整一晚上，前男友一直在哭。至今，刘雨在KTV里都会刻意回避前男友流着泪唱的那首歌。

刘雨的心一半坚强一半柔软。他可以陪着前男友面对艾滋病，却不忍回忆前男友痛苦的那一晚。

接下来的半年多，从服药到疾病信息再到心理援助，刘雨一直在不间断地提供支持。终于，前男友说，“原来你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他再没有提过反对刘雨为了NGO组织的工作而放弃读博的事情。

刘雨拍下的伦敦某公园即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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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寻找快乐，特别是属于自己的快乐。

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刘雨已感觉做同性恋似乎并不是自己以前想的那么痛苦的一件事。

难道他不是应该最理解自己的吗？

从2014年到2016年，刘雨以青年同性恋者的身份和丰厚的工作成果，申请到了去美国、荷兰、比利时、泰国、土耳其等国家参加实习、培训的机会。

这无疑非常让人羡慕。而且，这是刘雨昔日的同学努力之后尚且无法得到的机会。

刘雨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自己在世界各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照片。

“也许我在NGO工作的工资并不高，但是我去了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工作和学习，这些机会和成本，实际上都是我通过工作得到的。”

他希望通过这些无声的信息，告诉自己的同学和亲友，身为一名同性恋者、在NGO组织工作，前景可以很美好。

刘雨换回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支持。直男朋友可以和他探讨恋爱甚至是约炮的经历。

他的老师会每年和他吃上几次饭，聊聊近况。当她决定离婚时，还征求刘雨的意见。

刘雨从未想过自己除了通过项目，还能为性少数人群做些什么。

他在跨性别者聚集的公园里转悠了很久，和NGO负责人探讨了很久，决定拍摄一部反映跨性别群体的纪录片。

刘雨终于告诉了所有人，他决定不读博士了。朋友们可以接受刘雨是一个同性恋者，却接受不了他不按照大众认可的道路走下去。

“你好不容易读到博士，这么放弃是不是有点傻？”

“你现在做那也叫工作？”

面对那么多人的询问、打探，刘雨没有说什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想再进入钢铁行业，每个月守着三千多元的收入了。刘雨已经决定好了。没有人能去评价，这是一种勇气，还是一种天真。

他对父母说，“我可以去这么多国家，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也因为我足够努力。这个世界是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我想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个很出名的人，能做出一定贡献的人。”

“我以前会抱怨，同性恋的身份给我带来很多压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标签。现在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踩着同性恋这个身份。”

2015年，刘雨申请了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和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两所世界级的大学同时录取了刘雨，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他选择了后者的发展学，因为其在专业领域全球排名第一。

尽管刘雨放弃了博士，但他选择了以一个更加明确和快乐的方式去做一名同性恋者。

2016年9月，他踏上了一个全新生活的起点。

旭日东升，世界苏醒，生命奔跑。生命本就需要奔跑，哪怕大汗淋漓。

哪怕气喘吁吁，仍不能停止脚步。

奔跑。这是刘雨的选择。

＊文中人物为化名。

感染HIV之后，他的生活没变，只是多了一组七位数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