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卢伟文

两年前我第一次去薄扶林村。

从中环搭的巴士，一下车，我有点空间错置的感觉。就在半个钟头前，我们从置地广场上车，一路向港岛的西面进发，沿途大厦高低起伏，新旧交杂。城市的地景忽然在薄扶林村出现了断裂，我一时间找不到比「城中村」更合适的词来比附眼前的景象。

「这看起来像是『棚户区』，」友人在一旁纠正我。

那是一大片由铁皮上盖和木板拼贴而成的小房子，香港人称之为「寮屋」。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国内大量移民涌进香港躲避战乱。新涌进的人口为了解决住屋问题，就自行觅地，用最简易的物料搭建了他们的居所。搭建出来的结果自然也是最简陋的：没水，没电，也没有排污设施。

什么都稀缺、地也是的。人们的应对措施是让寮屋之间彼此挨得很近。由此，留下了安全隐患。1953年，位于九龙的石硖尾木屋区发生了一场火灾，大火烧毁木屋2,580间，近5万人无家可归。

大火之后，政府开始了香港公共房屋的兴建。人口输入的放缓加上公营房屋的兴建遏制了寮屋的蔓延，寮屋逐渐成了历史的遗留。政府在82年和84年为寮屋做了登记，并规定所有现存的寮屋不得再自行改建或扩建，否则将会被清拆。自此，《寮屋条例》将薄扶林村的景观变为了板上钉钉。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当地一个导赏团，导赏团由「明爱薄扶林社区发展计划」、「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和「香港大学大学堂文化辅助委员会」三方合办。

我们比导赏团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钟头，于是便先在约定的集合地点附近随便走走逛逛。

从路边的巴士站往下走几个台阶，没走两步就看见左手边有一座微型土地庙。薄扶林村村民称这个微型土地庙为「伯公坛」，村头和村尾各有一个。在村口的右手边是一家国际学校，提供德、英双语教育，据说学生来自三十多个国家，旁边的这条客家村相信是这所国际学校的学生们平日里接触多元文化的绝佳场所。

巴士站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都是准备参加这次导赏团的。我们走了上去和大伙会合，负责给我们讲解的是薄扶林村的村民黄广长，人称「长哥」。人到中年的长哥是「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个小组里面的成员大都有正职在身，大家都系义务过来帮手。」黄广长是一名药剂师，近年来积极地投身薄扶林村的保育工作，每月两次的导赏团总是能见到他的身影。

长哥六岁的时候随家人搬进了薄扶林村。家人在村里开药材铺，下铺上居，一家九口在这里住了几年。「年轻的时候，看到别人搬出村子，上楼居住，真的很羡慕，」长哥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对面的私人屋苑——「置富花园」。

置富花园是1978年落成的大型私人物业，它的前身是牛奶公司的薄扶林牧场。1973年，地产起家的置地公司完成了对牛奶公司的收购，取得牛奶公司控制权，将薄扶林牧场兴建成大型私人屋苑，即今天的置富花园。

一方拔地而起，一方匍匐在下，形成差天共地的景观对照。置富花园趾高气昂地向薄扶林村的村民展示：什么是「美好生活」应有的居住环境。

有一段时间，许多村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住在薄扶林村，生怕被人瞧不起，更自嘲道：「上面就是置富，我们就是置穷。」这种自卑的心理反映到数据的层面就是人口的流失——1993年，薄扶林村约有8,600人，是历史以来人口的最高峰。而如今这块4.4公顷的土地，只剩下约2,800名居民。

既然薄扶林村如此不堪，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人们想要去保育这样一块「寮屋区」？

人望高处，成家立室之后的长哥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成功地在薄扶林村对面的「置富花园」置业。如今的长哥在置富花园坐拥千尺豪宅，却举家回到薄扶林村居住，他说：「搬进去后发觉也不外如是，再大的单位都好，关上门，跟邻舍似乎隔绝了，而这里感觉更像一个家。」

长哥带着我们进了村。城市的步调在这里慢了下来，村民们在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你会发觉他们的步伐是慢条斯理的；村童自个儿在篱笆旁骑着单车，车头歪歪扭扭，也不见大人在一边看着甚至伸手去扶；篱笆内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地，满目旺盛的生命力。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提防。乡村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

在街坊福利会的天台，我们一边俯瞰着薄扶林村的全景，一边听长哥讲解薄扶林村的历史。「在1819年编修的《新安县志》里已经记有薄扶林这个地方。」有说「薄扶」原是「泊凫」，故「薄扶林」意指栖息着野鸭的树林。

皇家亚洲学会的James Hayes博士在1972年实地考察后，推断薄扶林村立村于1730年。而迄今真正有影响的变化发生在英国殖民者上岸之后。1863年，薄扶林水塘竣工，成为香港首座储水库。1886年，41岁的苏格兰裔白文逊医生（Patrick Manson）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牛奶公司，随即在港岛西面的薄扶林购入大片土地用作饲养乳牛的牧场。

「没有牛奶公司就没有今天的薄扶林村；而没有薄扶林村给它的劳动力，也不会有今天的牛奶公司，」长哥向我们解释着牛奶公司和薄扶林村的唇齿相依，「牛奶公司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从而带旺了薄扶林村。」

1950年代至1980年代，薄扶林村经济起飞，一度成为地区的商贸中心。村内的围仔大街是当时货物交易往来的地方。今天的大街则是村内的街市，人们上这里来买菜，零零谢谢开了几家杂货铺、理发店和茶楼，风光不复当年。长哥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如何重新活化社区经济，让社区重现往日景象。

薄扶林村是一条多姓客家村，它没有一般农村的宗祠。但在大街的尽头，却藏着薄扶林村独有的民间宗教信仰：李灵仙姐塔。村民从塔上「民国丙辰冬」的字样推断灵塔应是建于1916年。李灵仙姐塔是一座高约5米的六边形砖塔，塔里侍奉李灵仙姐。相传，村内曾经有鬼怪作祟，夜晚怪声作响。有位村民梦见一位自称是「李灵仙姐」的少女答应替村民赶走鬼怪。怪声和怪事果然消失。于是，村民便建塔纪念「李灵仙姐」。

行走在村内蜿蜒曲折的林荫小道，牛奶公司的遗迹仍随处可见。曾经，薄扶林有过千只乳牛，这在今天的港岛简直难以想象。「牛房通常有个发酵牛粪的池。我们小时候在山上玩，一听到呼呼声时，就知道牛屎要开始喷了。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词，叫『牛屎追』，即是被牛屎追着，很刺激的，」长哥回忆着他被牛屎追逐的童年生活，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初，白文逊医生选择薄扶林作牧场是因为这里有与南欧洲相近的气候，这有利于优质牧草的培育和牧草的存放。村里临近小山丘的地方仍保存着一座结构完好的草庐，草庐有三层高，用于存放牧草。到1983年，薄扶林的牧场已完全关闭。草庐荒废日久，周边杂草蔓生。

但在不久的将来，草庐或许将得以重新投入使用。「饮奶茶、饮咖啡，我们每一天都要消费牛奶，但原来没有一滴牛奶是香港新鲜出品。」明爱薄扶林社区发展计划主任冼昭行透露，他们已经在和城市大学的动物医学院接洽，计划未来十年能重现牧场，饲养八十头乳牛，自己生产牛奶和乳制品。

明爱薄扶林社区发展计划团队长期驻扎薄扶林村，服务村民，从事社区发展的工作。早前，他们成功投得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成为发展局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中标项目。他们计划将整栋旧宿舍翻新作社区历史档案馆，借此令公众认识牛奶公司这家显赫的企业并重现昔日薄扶林村的景象。

为了更好地凝聚村民，明爱连同「文化环境保育小组」说服村口两块空地的业主，将空置的土地开辟为村里的公共空间。在大学师生的协助下，村民自己动手将一半的空地铺上红砖；而另一半则用作农耕。因此村民将这个公共空间称为「菜园地」。作为村内的聚脚点，很多村务和联谊活动都在这里发生。「菜园地」内有个灶台和石磨，村民逢年过节便在这里包粽子、蒸萝卜糕和烤乳猪；正月十五办盆菜宴；中秋会有花灯晚会；新年则舞龙舞狮；有时，也邀请来牛奶公司的老员工来分享旧日往事。村民合力营造社区空间，通过付出努力建立人与土地的联系，黄广长说：「有了这个地方之后，慢慢看到村民的改变，他们不想离开薄扶林村。」

「薄扶林村文化环境保育小组」的成立始于村民对村内排水问题的关注。由于早期的仓促搭建，村内并无公共排污系统，低洼地区出现积水是常有的事。而每家每户又将污水直接排到明渠则造成卫生问题。排污工作小组不时约谈区议员，透过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然而政府的程序繁复，问题往往被一拖再拖。身为邻居的港大师生尝试着和村民们自行解决一些村内的问题，诸如加建马路、修建楼梯、增加垃圾站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本来属于政府服务的范围。但在这个过程中，小组的成员渐渐发现只要集众人之力，许多问题都可以自行解决，无需等待政府的介入。

导赏到了尾声。我们从村子的另一端走出来，见到村民在立交桥底的一副涂鸦创作。那是薄扶林村引以为傲的传统——舞火龙。每年中秋，数十名村民撑着插满线香的火龙在村内巡游，高举的火龙潘腾在锣鼓阵阵的黑夜，烟香缭绕，火光闪闪。最后，村民将火龙舞至瀑布湾，将其投入海中，意为「龙归沧海」，祈求一年合境平安。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每个村民都在这一天都感到兴奋。

历史，是人的故事。香港开埠之前，客家人与野鸭为伍，在薄扶林过着安静的田园生活。开埠后，各国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在远东的小岛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于是，不同的族群开始学习如何在一块土地上共同生活，薄扶林村成了香港殖民历史重要的的承载。再后来，战后移民潮涌了进来，搭建了他们简易的居所。人留下来了，故事才能留下来。薄扶林村是这些故事得以展开的舞台。或许，只有当我们沿着薄扶林村的历史脉络走过一遍，我们才会明白薄扶林村的本质：它不纯粹是一片落后杂乱的生活区，它是一条百年古村和寮屋的结合，像我们展示着历史如何演变。

2013年，世界文物建筑基金会公布来年的监察名单，薄扶林村位列其中，成为该年度唯一入选的中国文化遗产。基金会肯认了薄扶林村的历史价值，亲密的社区关系，及其对香港都市空间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基金会指出，薄扶林村正面临市区重建的压力。像薄扶林村这样寮屋处处的历史聚落，似乎难逃香港发展主义的魔爪。令人欣慰的是，各方的努力令薄扶林村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它最低限度是避免了推土机式的毁灭性发展计划。

过往的经验似乎在告诉我们，在高地价政策和推土机面前，历史建筑不重要、社区价值不重要、人的生活不重要、人和土地的关系亦不重要，甚至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齐划一，重要的是效率，重要的是经济效益，重要的是竞争力。越是自上而下的规划越是摧毁社区原有的生命力和有机秩序。

学者马国明写过一本小书，名为《全面都市化的香港》。他在书中指出，后九七的香港为了保持原有的优势，以自己的容颜作为筹码，不断粉饰城市面貌，推出多项市区重建项目和打造新的旅游景点，庞大的基建遍地开花。作者将此一门面工程称之为「梦游般走进全面都市化的社会」。

不论是从外在的景观还是社区内部的关系脉络，薄扶林村的例子挑战了我们对都市根深蒂固的想象。

近些年来，随着民间力量的壮大，人们的保育意识提高。如果我们都同意保育的主体是在地居民，那么我想，「为什么要保育」以及「怎么保育」这件事，其实关乎「想象」。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但显然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在詹宏志先生的身上「看」懂了这句话。詹宏志小的时候在台湾农村长大。他的哥哥是一个画画的人，最喜欢的画家是塞尚。在封闭沉静的农村，几本黑白印刷的「西洋美术史」的书是他们仅有的读物。他们两个就凑在一起读，一起讨论塞尚画里大量的苹果静物和家乡风景。尽管看的尽是黑白印刷的图，塞尚的画停在了詹宏志的脑中。很多年后他第一次去美国，有一天在纽约开会，午休时他匆匆忙忙搭地铁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里面走了半天，最后就停在塞尚的画的面前，热泪盈眶。「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问自己，「因为曾经读过它。你对那个世界的想象，鼓励你去寻找那个世界。」

明爱薄扶林社区发展计划主任冼昭行在薄扶林村摸爬滚打了十年，他认为社区工作最费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立和居民之间的关系。社区工作要落手落脚去实践，要让人知道「生活不一定如此」。

生活不一定如此，生活还可以是什么样子，薄扶林村正在交这份答卷。今天，我们常常把赋权（empowerment）这个概念挂在嘴边。在文化保育这件事上，所谓的赋权其实就是「鼓励你去寻找那个世界」。

文/Leon Lu

编辑/Dahlia Huang

图/Leon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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