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书写作者川小川，在七月里写下了《短暂外交生涯的三十次回眸》。她用连续九天时间，记录了曾和她在工作中有所交集的曼爵士和大使专职司机Lolo的故事，现在她已经辞职赴美读书。通过她的文字，我们得以了解外交官生活的些许片段。

曼爵士

“1976年，我去斯里兰卡出席不结盟峰会时。一场会议要讨论一个敏感问题，甚至有人提前来游说我，要我们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Lizzy，你知道我怎么做么？——我在酒店的泳池边惬意地躺了一个下午。对于小国家来说，除了赞成、反对和弃权外，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缺席投票。”曼爵士挤挤眼，“老狐狸”式的熟谙世故中，还夹杂着一丝孩童般的稚气。

我和曼爵士从结识到熟识时是在二零一二年，当时国内某部门邀请他携夫人赴中国访问。因为他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祖父为广东人，其父曾任华人联合会主席，也算华人后裔中的杰出代表。我陪同当时我的大使一道去他位于 Glacis Sur Mer 的官邸 Villa Isabella，当面传达国内的邀请。

那是我和曼爵士第一次会面。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尚不精炼的法语和不求甚解的态度，一直对 Glacis Sur Mer 抱有一个美丽的误会：我以为那是“海上冰川”的意思，兀自觉得异常纯净，在这个热带岛屿有种遗世独立的风雅之气。很久以后，我心血来潮查了查法语词典，才发现“Glacis”在法语中的意思并非冰川，而只是“斜坡”，多么直白简陋！我宁愿将错就错，继续把那座大房子称作“海上冰川之上的伊莎贝拉公馆”。

我们每每造访官邸，都要举步迈上台阶，穿过琳琅满目摆放着各种纪念品的大厅。

曼爵士从临海大露台的沙发上起身相迎，须发净白，行动已经迟缓，说话声音不大，发音还有些含糊。懒洋洋的菲佣用了半个世纪挪过宽大的身子，端来了红茶和小点心，几句寒暄之后，没等我们说明来意，他请我们稍候片刻，费劲地挪起身走进里屋的书房，带着一大本文件夹出来。他摊开文件夹，给我一张纸：“请 Madomoiselle lizzy 给我们念念。”

我一边心想“真是个怪老头”，一边出于礼貌读了下去，他带着那神秘又有些顽皮的招牌式笑容，边听边颔首。

我敢担保，如果他的胡须够长，定会捻须而笑。读完后，大家是如何就此交流，暂且不提。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他又拿出一堆自己在国家第一大报刊《民族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赴中国寻根之旅的画册、写过并正在写的书，等等，与我们分享并交流看法——当然，他说得多，我们说得少。他的话题很跳跃，有时当他跳跃到下一个话题时，我甚至怀疑他已经忘了他刚才说过什么。但当他集中于此时一个话题，他的思路异常清晰，聚焦异常精准，总带着一丝顽皮和狡黠，又会突然陷入沉思。

宴会地点一贯在宅邸泳池边一座凉亭中，亭子以北便是沉沉夜幕下涛声阵阵的印度洋。席海浪、餐夜风，原本在我想象中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实则远非如此。第一次去时，我不知好歹，身着无袖及膝裙前往。

筵席尚未过半，我环顾四周，看一桌人还在暗自咬牙用劲“锯”着肉质极其坚韧、大大烤过火的牛排时，便趁着光线幽暗，悄悄用餐巾那一点有限的布料包裹起膝盖和一点小腿，在印度洋狂野的夜风中冻得凌乱。片刻我发现，我们的大使夫人一边优雅端坐着颔首微笑，一边悄悄裹紧膝盖上的餐巾。我们目光交汇，相视而笑。

后来，我陆续数次跟随两任大使出席过他在宅邸举办的晚宴，直到下次再接到他的邀请，我们都会笑着相互叮嘱“多穿点啊”。

曼官邸晚宴的另一大特色，是名副其实的“晚”。

通常请柬上都写八点钟，抵达后先安排在上文中提及的露台上小坐，树懒菲佣端上各类饮料小食，来宾们就着小食天南海北地聊着天。直到将近九点，不知是什么身份的工作人员才来邀请大家移步凉亭，我一般晚宴下午会聪明地提早吃点，所以气定神闲。

每每此时，我都会发现爵士早已不知何时悄然离席。待到众人一路赞赏着泳池灯光等巧妙设计，鱼贯到达凉亭时，曼爵士早已端坐在长桌的主人位置，远远看去即透露出一种难以描述的庄重感。

虽然没有座签，但他会用主人那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们“请坐在这儿”，在他口授之下，每个人都能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入席。菜与菜之间的间隔非常久，吃完头盘那一大片烟熏三文鱼之后，主菜久久不来，我总会在倾听聊天的空隙走个神，一抬头猛然看见顶棚上三三两两匍匐着的壁虎，吓得差点甩掉手里的叉子。在这个小岛上，该种生物的数量绝对多于居住人口，偏偏我又怕它怕到一看见就觉得全身血液发凉——哦不，在我的回忆中我会选择性地忘掉这些。

记得第一次赴宴时，我无意间抬头看一眼后，便对盘子的食物再无兴趣，但是出于礼节，不得不勉强吃下至少一半，不至于让人发现我这里的食物总被原封不动地撤下。随着第二次来、第三次来，我还是会忍不住用狙击手般的目光精准定位顶棚上所有的“天敌”，带着不能消除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然后低下头泰然自若地吃完我的所有食物。

有时，我看着眼前的红酒杯想着：“如果头上有一个小家伙不小心掉在我的杯子里，那可真是恐惧的顶点了。”人生中所有的恐惧或许都是这样，你确实知道它们就在那里，既无法忽视，也难以克服，只能接受它们的存在。

我见过曼夫人，只有为数不多的两次。

先是听曼爵士说他夫人正在专注 Herbal Treatment，对中医制药颇感兴趣，头脑中出现的就是一个扎着花头巾沉迷巫蛊的黑胖大婶。某次晚宴得见本人，澳大利亚人，红卷发配大红唇，眼睛大且美，嘴角眉梢流露着不讨人厌的女主角式傲慢。

她原本是记者——这解释了她的眼神为何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曼爵士流亡英国途中与其结识，也算是患难之交了。1960年代，曼还是总统，作为英联邦成员国首脑代表赴伦敦出席某个会议，顺便庆祝女王生日，没想到一离开，国内就发生政变，其“亲密战友”内阁总理上台，宣布新政权建立。原以为去开个会就回来，没想到是一次奥德赛。90年代国内呼吁“National Reconciliation民族和解”，曼爵士才终于返乡，之后还作为反对党代表参与过数次大选，但作为回归者，再难以撼动当权者既成地位，得票率一届比一届低，最终决定保持政治中立，退出党派竞争，以独立以来首任总统的身份，做起了国家的“吉祥物”，到处参加国际会议，探讨着和平、环保等不痛不痒的话题，收割着各种荣誉学位和名誉称号。

对于那位搞政变的战友、当今执政党精神领袖，他似乎已在行动上做到和解，重要活动上记者会拍到两人在一张桌前比肩而坐并不时交谈。但有时，在晚宴的闲聊上，我们能偶尔听到，他在言语间对那位的 bitterness 还是抹不去。

曼夫人长期不在国内，据她说一年至少一半时间在澳大利亚，与儿子在一起（曼爵士的继子），夏季去西班牙马约卡，夫妻在那儿有度假别墅。

一次，曼爵士说自己生日将近，决定去西班牙过生日——“在国内过生日，请谁来，不请谁来，会有很多麻烦。”

对普通人而言，生日就是个派对。对他来说，生日是个政治集会，分析人士还等着从中看看党派政治、党际关系、和解前景。

Lolo

Lolo是大使司机的名字，大名Lawrence, 精瘦的小伙，20出头，话痨。

Lolo是我一手负责招募进来的。当时前司机每天消极怠工，几次重要活动临时撂挑子，害得本馆办公室主任亲自担任司机救场。大使回国休假前，嘱咐我们另行找一个司机，兼任礼宾秘书的我，就这么接下了招募任务。

经过发布招募广告、筛选简历后，我请前台雇员——当地“万事通”Lydia女士组织安排了一场面试。与Lolo一起来面试的还有几个经验更加丰富、处世更加成熟的。我们当时选人的标准，无非就是车技好、人靠谱、必须有责任心、必须准时出勤。

刚开始，Lolo作为一个只有三年工作经验的机场货车司机，根本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选项中。但在见面交谈后，我们觉得他非常单纯且热忱，他喜欢车，喜欢开车，也非常想到中国使馆工作，想让家人骄傲。他的幼稚和天真在面试中表露无遗，以至于我和Lydia在过程中若干次相视而笑，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觉得，这个小伙儿靠得住。

送走他后，我说“或许就是他了”，Lydia挂着慈祥的笑容说：“哦，我喜欢这个小孩。”

再次见面就是签合同上岗那天，同事分配我去给Lolo进行一些简单必要的礼宾培训，比如车头小国旗什么时候该打开，什么时候收起来。

Lolo远远看见我，便加速几步热情地来握手：“哦，Lizzy我真是太骄傲了，我的全家人都为我自豪！我太喜欢这辆车了，我会每天认真擦洗它很多遍的。昨天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明天起我去中国使馆工作了，我要去给大人物开车，你该为我高兴吗？……’”

总之，第一堂礼宾培训，一半时间是我给他讲解，另一半时间则是他滔滔不绝地从各个角度向我表达他的激动之情。

Lolo入职后，主要负责大使公务活动出车任务，有空也担任邮差，去各部门送送照会请柬。回到使馆的时间，他也不闲着，每每都能看到他在那棵大芒果树下洗车，把车洗得铮亮。早晨上班要洗，出车之前要洗，出车回来还洗。

偶尔我去前台接待访客或为Lydia布置工作，经过Lolo，如果我打完招呼稍微停下脚步寒暄两句，他就又开始打开话匣子，不断向我表达他是多么喜爱这辆车，是多么喜爱这份工作。几次之后，我只敢远远地打个招呼，马上加快脚步落荒而逃。

Lolo出车也很有个人特色，一路上遇到任何熟人，都会隔着玻璃跟人打招呼或是轻按一下喇叭，一脸嘚瑟，言下之意是：“哥们儿发达了，哥们儿在使馆工作，还开上了这么好的车。”

这个城市很小，他的熟人非常多，但是每次出车，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四处问好，然后告诉我：“Lizzy，那是我在机场的前同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哦，我爱我的工作！”

Lolo来馆不久，我刚提到我的新车。在国内突击考了驾照没上过一天路，这边又是右舵左行，到处都是盘山小径。第一次上路，我就一头扎进路边山坡下的排水沟里，正在苦恼要打电话给哪个部门来拖车，后面的几辆车已经停下，鱼贯下来几个男人，又叫停了之后两辆车，凑上一群汉子，不由分说地帮我把车抬了出来，又如风一般疾驰而去，这才叫“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之后，我战战兢兢地开回使馆，一路都在想“奶奶的，英国人在想些啥，把这路修得这么窄”。真的，有些地方，会车都很困难，基本得擦着后视镜过去，所以路上全是小体量的日本车和韩国车。所以在领事风险提示里，我们对当地交通安全专门做了提示。

在我若干次歪歪斜斜地倒车入库，直到卡住后视镜之后，Lolo终于说：“Lizzy，反正我周末也没什么事，一般就坐在家里沙发上发呆，不如我带你练练车吧。”

刚开始，我觉得这样非常不专业，工作和生活要分开，工作上他受我管理，业余时间再让他陪我练车，实在有点滥用职的感觉。所以我很干脆地拒绝了。但是，Lolo之后又提了几次，说自己闲得无聊，可以带我环岛开一开车，我就觉得也不妨走一趟。我还也没去过岛的南面，据说南面有一处地方，看印度洋的日落绝佳。

战战兢兢的环岛途中，Lolo保持一贯的话痨风格，不停地说着：“Oh，lizzy，这首歌太好听了，你知道么，我最喜欢这种音乐”，“Oh，Lizzy，看到没，那是在机场的前同事，他们看到我跟个中国姑娘一起开车，肯定羡慕坏了”，“Oh，Lizzy，这条路很窄，所以你要开得非常非常慢”，“Oh,Lizzy……”

我一边在担心再次开下马路牙子，他一边不停叨叨，真想大吼一声“Shut Up”。

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叨叨到了家庭：

“Lizzy，我现在和我妈妈住在一起，我还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们的爸爸都不是一个人，我有个妹妹下个月要从英国回来探亲，到时我要去接她，我们感情很好 。我爸爸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他一个月会回家一趟，每次爸爸来，妈妈都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他一走，我和妈妈又只能坐在家里发呆。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盼着爸爸来的那两天……”

他就这么语无伦次地叨叨着，我却不在心底希望他“Shut Up”了。他说出了一个当地的社会问题：这里男少女多，有点母系社会的意思，所以底层民众中很少有人结婚，都是“Partner”关系，而且是流动性的同居关系，一个女性有好几个男性partner，一个男人有更多个女性partner,生下来的孩子一般都随母亲居住，所以单亲母亲比例非常高。我们去出席社区圣诞聚会，会发现多数出席家庭只有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政府部门除部级高官之外，中层和初级员工保守估计70%都是女性，企业里也是如此。女性在养育后代，女性在工作养家，男性则来“走婚”。而且所有人似乎都已安之若素，我问过好几个当地朋友，都觉得以上一切没什么大不了，单亲妈妈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被看做弱势群体——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在这个国家，一方面，女性在现实和经济上被客观地抛在了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从文化、观念上女性又不受任何歧视。

后来，有一次大使苦笑着跟我说：“这个司机啊，人挺可爱的，但是话实在太多了，我一大早从官邸过来，路上想休息一会儿，他就不停跟我说话，我刚闭眼，他又开个话头。” 

我也不知道这是让我去传达一下意思，还是单纯评价一下。后来我找机会以礼宾培训的由头，跟Lolo说：“大使每天日程很紧，非常辛苦，有时可能需要在车上闭目养神一会儿，如果你发现他在休息，就尽量先不要说话好吗？”

Lolo仿佛吓了一跳，慌忙说：“Ah，OK.”

之后，他的话，似乎没以前密度大了，但总量，还是很多。

短暂的外交官生涯回眸

离开前单位后，我不太愿意主动向别人透露自己之前的职业，外交官。原因大抵有如下几个。一是答案会引出无限问题，诸如：外交官都做什么？你见过发言人么，你们是不是很闲？有些问题真的让人无从回答，而且出于保密纪律等前职业操守，我觉得不应该回答。二是因为很多人在听了我的回答后，都会露出错愕和惋惜的表情，大呼“太可惜了，这份工作多好啊，你怎么给辞了啊！”

我已经厌倦了一遍遍去说明我是怎样权衡利弊做出了决定，毕竟解释完后，得到的反馈依然大多是“啧啧啧太可惜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也不敢顶着“从前是个外交官”的光环，当别人知道你的历史时，兀自会由此对你预设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一定善于辞令谈吐非凡，一定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一定说着一口标准的伦敦腔，一定熟悉世界各地形势，从红酒到古典音乐无所不知。

这样的情形，总会让我陷入迷茫，是应该努力去迎合种种刻板印象，还是告诉他们，我口才一般，不喜社交，不很优雅，是个已婚已育、临近三十的普通女（汉）子。

人生啊，哪有那么多非凡，只有非常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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