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 | 苏有鹏

在仰光40度的气温中打出租车，一个珍惜生命的仰光人明白，望着一辆辆右舵日本车行驶在专为左舵车设计的道路上靠右行驶，需时刻对司机从右窗伸出的手保持警惕，他们的手势能比交通灯更为准确地告知行人，是否该大步向前。

仰光司机们既可以边刷手机边开车，也可以边看报纸边开车，或者干脆把车子横在路中心，大摇大摆地接起电话。瞧瞧这样的情景就知道，世界上所有人类随心所欲的瞬间归结起来，也不如一个摸爬滚打了数年之久的仰光出租车司机在某个酷暑天的工作表现。

一些对异国他乡充满好奇又健谈的旅行者，还可以从一个出租车司机口中得知更多关于这片土地上奇思妙想的故事：女生在华文初中刚毕业的第二天，就允许穿着白衬衫、把纱笼式的民族服饰“笼基”围在腰上，在小学课堂上教华裔小孩儿念中文；3月10日刚通过泼水节假期从10天缩短为5天的法律，总统府发言人吴佐特在四天后重新宣布：“虽然法定假日为5天，但总统府为了方便公务员，将多给公务员放5天的假。”

仰光的环城铁道公交，门口坐着卖槟榔的小贩

2017年初，我得到一个到仰光某华文媒体实习的机会。作为一个完全不懂缅语的新闻系学生，除了相机、笔记本之外，我只带上了家里所有姨妈的嘱托：拿下玉镯，拿下红宝石，拿下血珀。正当我惊叹家族中男性角色在这场难能可贵的跨国贸易中缺位时，出发前一天晚上，舅舅们也终于按耐不住：记好了，拿下小叶紫檀。

贫穷的黄金之国，落魄的宝石故乡，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缅甸，国家贫困率高达37%，但这个世界上95%的商品级翡翠也出产于此，便宜的珍贵玉石、廉价的绝世珍宝，是大部分中国人对缅甸的国家印象。

实际上，学校图书借记卡可以证明，我对于这场异域之旅也做了不少功课，不过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并非是一个可以静坐在书堆前一整天，努力想把问题搞清楚的人。

话虽如此，在以中文写作、主题为缅甸的文献中，一个对异域的热情全然在宝石和木头上的人，还是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地理的优势和宗教的盛行让这个国家有着辉煌的古代史；英国人、日本人的纷至沓来又让这个国家有了近代殖民史；而进入现代以来，军政府是越不过的字眼，但如今，又是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以及其政党民盟在管理这个国家。

在我的老家，云南的玉石商人对缅甸的认识不会超过他们手中掂量着的翡翠。

在民盟执政前，遇上外省来的大客户，这些玉石商人会从店铺最黑暗的角落翻出一块用黑塑料袋包裹的原石，用“在缅甸5000人民币收的，到了瑞丽就15000，到了昆明就30000”类似的句式来介绍对面那片“外国地”。他们也用正规合法的边贸交易或偷渡、走私的边贸交易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宣告：伊洛瓦底江流过的山脉平原，是富庶之地，是黄金之国。

“血、梦想和黄金之城”，当时还是智利驻仰光领事的聂鲁达，在1927年仰光一个太阳干烈的下午写出了这句话。那时仰光还是东方土地上，与上海、槟城、加尔各答、新加坡相媲美的繁华贸易港，聂鲁达尽可能用夹杂着热气和对璀璨文明震撼之情的语言，表明他对缅甸的喜爱。

如今，和一个来自瑞丽的玉石商人玩得熟络了，他除了会给你展示他带翠色的翡翠外，也喜欢滔滔不绝地为你指出一条致富之道：“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缅甸遍地是黄金，而且还拥有不被禁止的自由。”

在每次外出采访结束，采访对象邀请一起共进下午茶的时光里，我消磨着一个20岁青年在这个年纪不该有的耐心。在汗水接连几天都浸透后背，身体盐分散发带来的虚无感中，我用中文、英文或者半生不熟的缅语，挤出笑容向不同的人提问：2010年大选之后，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那一年的11月，被军政府囚禁了20年的昂山素季获释。缅甸也举办了20年来第一次多党制大选。

经受过日不落帝国文化熏陶的缅甸人，在茶店里，他们竭尽全力地用西方人千百年繁琐礼节中留存的优雅，去托起铃兰花样式的红茶杯，另一只手则用大拇指和食指捻着一把咖啡勺，在杯中顺时针搅动，让出产于云南或斯里兰卡的红茶充分与甜腻腻的炼乳交融在一起，待乳白的牛奶已经在红茶里呈现出织线般的纹路时，他们会抿一小口，然后让这股涓涓细流浸透到每一个牙缝之间，摆出一副阅尽幸福人生的喜悦笑容。

在笑容的映衬下，他们会直接却不失礼貌地回答我莽撞至极的问题：政治，不是我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华人，对此类问题更加谨慎。

在缅甸的华人团队聚会

缅甸有135个民族，主体民族缅族占比近70%，华人并未被列入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之一。不过，在“有钱的华人社会地位比缅族还高”的缅甸，仰光的华人，他们用着粉红色的居民身份证，民族一栏“信仰佛教的华人”字样赫然在列。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任何的公共场所而不用担心被警察盘问，可以自由开棉布厂，开采矿场，开出租车，而不会忽然“被政府将资产收归国有”。这样的自由，在缅甸的1960年代的排华期无法想象，而在如今缅甸北部的仍然使用者绿色身份证的部分地区，也是无法想象的。

我的华人舍友小富，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一种刚刚冲破禁锢，获取自由的快慰感。

小富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他的面孔看起来并非源于华夏民族，宽厚的颧骨，高挺的鼻梁，戴上墨镜、背上黑色书包后，你会以为眼前的华裔来自拉美国家。当下班面临和同事到餐馆吃饭时，小富会踮着脚尖从公司离开。而到了周末，他会整天待在外头，带上自己的画板和颜料，在人民公园、仰光大学、城市北部的恩雅湖素描写生，碰上体力允许且阳光毒辣的下午，他会穿上泳裤，在公共泳池里游三圈。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话很少的他，既没有对我表现出对外国人的好奇，也没有用“一定要带你吃遍仰光”的客套话展露地主之谊，他在做自己的事情：聆听音乐、用金色的画笔勾勒莉顿·梅斯特的头发。之所以是莉顿·梅斯特，源于他的华为手机google图片对于“西方美女”词条的搜索结果。

任何一个自诩来自文明社会的人，当看到小富对艺术热爱与执着的场景时，恐怕都会心碎，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到他。这个来自缅北腊戌的18岁青年，一年前刚刚从华文学校高中毕业，只身一人来到仰光，这个房价已经攀升到3万人民币一平的前首都。他每月领着不到2000元人民币的薪水，用着二手的笔记本电脑，戴着10元人民币无法遮挡紫外线的劣质墨镜，穿着已经洗出线头的白衬衫，吃着加了新鲜蔬菜和肉类的方便面。

他的母亲在七年前去世，得了“尿液里有糖”的疾病。小富说，他的母亲很不忌口，什么都喜欢吃。为了不重蹈母亲的覆辙，小富七年来没有喝过任何一瓶饮料、没有碰过任何一颗糖。但我也常常会担心，每天都在吃方便面的他，实际上在做着比他的母亲更危险的事情。

小富把省下来的钱用于买CD、绘画用品和中文小说，所以当他看到我带了一本马尔克斯的《迷宫里的将军》时，顿时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只希望能有阅读中文书籍的机会。

他太热爱与艺术有关系的一切了，五年前，他听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那是值得他一生铭记的重要时刻，第一次接触到真正西方产物的他，从此每天晚上不断地播放《玫瑰色的人生》和《达依女士》。

我希望他能听到更多的曲风，给他介绍了莫扎特、酷玩和孙燕姿，对于我给他播放的歌曲，他每首都无法驾驭，或者说从没听过，但他一定要跟着一块儿唱，似乎能跟着音乐唱歌是转瞬即逝的独立日烟火。音调、音准、歌词，统统不是值得一提的事情，他小声地哼，但坚持把每首歌都哼完，当连续的音符把他这个茫然无措的探索者成功带到下一个音符出现的地方时，原唱与他哼唱的契合，会让他用抓住宇宙灵魂的笑容看着我。

“果加，我的小镇，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从我出生到现在没什么两样，五月份开始白色曼陀罗花就开遍了一条街道。你如果硬是要我回答2010年之前和现在生活的变化，我着实不知道如何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答案。”

为了让自己缅甸化，除了外出穿笼基、脸上涂抹特纳卡以外，我还请华人朋友给我起了一个缅甸名字“果加”，朋友声称，周一出生的我在缅甸的属相为老虎，“果加”也就是“老虎哥哥”的意思。

当地华人聚会一景

有一天，小富在听了《贝加尔湖畔》后对我解释迟迟不回答我问题的原因：“我来了仰光之后，感觉生活无比畅快，我接触到自己以前近20年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我现在可以充分表达我对艺术的热爱了，我改变了自己以前对未来人生的想象，这是你想知道的，关于缅甸的自由吗？”

从地图上看与纬线几乎平行延伸的班都拉大街，如同块装巧克力一样的方块网状布局，连附属街道的名字“第1条街、第2条街......第31条街”也呈现一种克制着无限欲望的规则，按照常理说来，一个在外国人看来贫穷、未开化，并且在近代史上饱受摧残的国家，街道的排布应该呈现出“四五双鞋的鞋带缠绕在一起”的模样。

看报纸的那个小孩儿：在仰光昂山市场打工的缅族小朋友，看报纸是缅甸人的生活习惯之一。

“因为只有把路和楼房修建到每一片裸露的地表上，才是一个急速发展、两年前第一次获取民主的国家应该有的野蛮生长。”到仰光的第一个星期，我没想到飞机上邻座的老板王先生还会主动联系我，而且是在仰光11点半的夜晚。这时，对我来说是在仰光最难熬的时刻，蹲坐在蚊帐里的我全身赤裸，空调吐出的风让人偏头痛但却欲罢不能，汗并非一滴滴地流淌，而是如蒸汽一样从人的体内发疯般的逃走。

这位在缅甸有着几个仓储仓库的台州老板王先生六年前就到缅甸开始做木材生意，“我刚去缅甸的时候，一架航班基本会空出三分之一的位置坐不满。”六年后在昆明长水机场，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周围人介绍自己目前从事的家庭培训课程时，只有我对他礼貌性地回以微笑，“每次坐飞机，都得认识四五个人。”结果我成了他唯一的听众和这趟旅程中加上的唯一的微信好友。

“果加，有空我带你去KTV见见世面，你会感觉很自由。”王先生盛情邀请，并且还特意强调“都是华人开的。”

王先生口中“唱中文歌的KTV”就在班都拉大街附近，从一百年前到迁都内比都为止，从勃固、丹老或者远到密支那的佛国子民，都以能在班都拉大街上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为豪，可以说，仰光近两百年的所有荣光都集中在这里了。这位梵文勋衔为摩诃·班都拉的将军，两百多年前在阿干达地区参与第一次英缅战争时所展现的民族气魄，最终以一颗在他身旁爆炸的炮弹作为谢幕。两百多年后把他的名字镌刻在英国人设计的街区上，再一次证明了民族血液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永恒之一。

这条街也是游客的必经之所。他们从象征民族独立的独立纪念碑出发，会先对着纪念碑东边的以马内利浸信会教堂拍照，然后沿着班都拉大街朝西走，路过苏雷塔、木斯米亚约书亚犹太会堂之后，最终以观音古庙作为这趟短暂旅途的结束。其中，只有中国游客会把拍照器材收回背包，双手合十，从钱包里翻出买矿泉水的零钱，毕恭毕敬地塞进功德箱。

有庆福宫和观音古庙的唐人街既不属于仰光，也不属于缅甸。承载了太多民族荣光的班都拉大街已经横穿了唐人街。更为准确地说，班都拉大街本身就是唐人街的一部分。在一次唐人街的盛大活动上，我曾看到身着西装的华人领袖们只需用手一指，舞龙队、舞狮队就会按照手指方向跑上一圈，长长的游行队伍有近1公里长，正是从独立纪念碑到观音古庙的距离。路过的缅族都投来艳羡目光，对华人们在这里建立的井井有条啧啧称奇。

华人社团在当地组织的活动

后来应了王先生的邀，毕竟在国内，每逢寒暑假，我也是下午场里少有的忠实顾客，不喝酒、不撒泼、专注于旋律、咬字以及评分系统为我鼓掌时的快乐。而在唐人街的KTV，熟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台州王先生为我点了平生以来的第一个小姐。

那天晚上，王先生的教导和在国内我这个年纪男生遇上的所有青年长者的教导相辅相成：这就是社会的本来样貌，学会享受而非拒绝。“在缅甸，做什么都是自由的。”在大包房中，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目光穿过“kaobeng烟”泛起的浓雾，用洞悉一切的眼神鼓励着我。

然而，小姐端坐在我身边的三个小时里，我做了所有没见过世面的处男应该做的：不让她碰到我的手，不让她敬我交杯酒，不让她靠我的肩膀上，以及不接她“12点以后继续服务”的话茬。

不论是王先生还是同行的长者们，我能看出他们对于我展现的拘谨心急如焚的样子。“你不和她讲话，也会让她很尴尬。”王先生对我说，“来缅甸之前，你身边的师兄都和你一样，但你看看现在。”

在不到30平的KTV大包里，金色条纹和迷幻的反光耀眼夺目，黑色塑料的大桌子上堆满了Myanmar beer、雪碧和中国绿色包装的泡椒凤爪。在缅甸做生意的“师兄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其中两人正在唱《老鼠爱大米》。

他们每个人都搂着一个小姐，然后把头埋在小姐被头发遮挡的耳朵上，抖动着喉结说话。话筒连接音箱的黑线又长又旧，偶尔有蟑螂从线的一端爬到握着话筒的手上，熟练的歌唱者不会被晕乎乎的蟑螂打断歌唱的节奏，因为“只要不是老鼠就行”。

遇上气氛尴尬或忽然冷场的间隙，小姐会自觉接过活跃现场的重任，匍匐到点歌面板前，用笑容面对失灵的触屏面板，然后把掩盖在笑容下的恼怒劲儿用戳、敲和踹的方式向点歌面板表明心迹。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存在着有迹可循的规律，那么“头一首歌一定是《老鼠爱大米》”将会是唯一的真理。当然，除此之外小姐们还会唱《日不落》和《传奇》，选择唱中文歌并非是处于从事职业的便利，而是中文歌是他们“听过最好听”的歌曲，杨洋和吴亦凡也是他们见到照片会激动得尖叫“见过最帅的”中国明星。

缅甸明星chan chan

“我们来喝酒吧！”

坐我身旁的小姐也许担心20000Kyat一晚的钱太好赚了，一个劲儿用夹杂中文的英语让我喝酒，她会用喝红酒的方式握住酒杯，举起的酒杯与眉毛平齐，献媚但却不失尊严的敬酒看起来不像是“服务”，更多是一种处于职业性质的关照，坐我身旁这位来自掸邦高原的小姐如此西方化，连干杯都要说“cheers”。她所显出的从容有度，都是2000多年前毕恭毕敬迎接回释迦摩尼八根头发并建造了大金塔的缅甸先人无法想象到的，历代的缅甸君王都怀揣着在掸邦高原和伊洛瓦底江之间建立一个纯缅族国家的梦想，一个所有人都在说缅语、用缅文、所有人都臣服在佛法领导下的国家。

“下次带你去另一家更好的，他们的小姐中文说得很好。”王先生也听不下去小姐的蹩脚中文，扭过头来和我说完，又把头埋进了小姐的肩膀上。

在喝酒的间隙，歌曲MV透出的白光让我一下子看清了小姐的样貌：瞳孔黑亮胜过清晨洒着露水的葡萄，颧骨修长，齐肩的直发有一股柠檬味儿，一侧的头发别在耳后，显出小巧的金色心形耳坠，露背圆领的蓝色晚礼服紧贴她的每一寸皮肤，即便我的手背离她的腰还有1厘米的距离，但都能感受到血液流动的热量。

时间未到凌晨，喝完了四瓶威士忌和四箱啤酒的我们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如行进了几百公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犯人一样的困乏状态中。还拥有小姐的人也趁着时间未到凌晨，急匆匆地渴望在小姐的手掌和腰间寻找比仰光3月更清凉的东西。

“你今年几岁了？”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更加尴尬，如实回答了自己的年龄后她说了一句：“居然比我都还小呢，我的小弟弟。”直到12点钟他们的“下班”时间，我俩没再说任何一句话。

“果加，不要对这样的事情有抵触心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只有经济在发展，红灯区才得以存活。”王先生对我说，“打听打听中国在这里的投资，你就会知道谁才是决定未来的人。”也只有这种时刻，当某个中国人成功约到一个从腊戌来的漂亮小姐，困乏的众人会如嗑药般地激动万分举起手机，叫嚣着“禽兽”的同时也在欢呼雀跃，某些细节和瞬间会让人看到300年前的葡萄牙人，130年前的英国人或70年前的日本人的影子：他们也会把自己当做这片土地的主人。

本地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在仰光的菜市场买菜，是不一样的价格。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水果和蔬菜都以“个”来售卖。同样的十颗莲雾，本地人和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需要花1500Kyat，而我，花了2500Kyat。在一次乘坐由“出游过14个国家”的大副驾驶的出租车上，这位鳄鱼皮脸的“大副”向我解释了小贩售卖的秘密：

“那是因为你的英语说得不够好，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华人社团活动

“大副”坐在右驾，他的车门上没有写着“仰光号”，而是“石野内装”接着一排看不懂的日文。他转过头来朝我狡黠一笑，档位停留在P档的位置。在西方国家对缅甸实行经济封锁时期，只有日本二手车迎着太平洋的浪花朵朵一辆辆运送到仰光港。缅甸自2011年开放汽车进口以来，登记在册的合法机动车在2014年达到440万辆，其中92%都是二手车。

同样的对话在我本科学生记者时代密密麻麻的采访实践中曾出现过一次。在云南大学宾馆的门口，有一位售卖民族手工艺品的老人，我们询问过老人这些白族蜡染手工单肩包的价格，她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先引以为傲地对我们说，学生买最便宜，外国人买最贵。

“那是因为他们的中文说得不够好，不是因为他是外国人。”

“问题在于中国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说；而我，果加，我是会说四国语言但却不会考试的大副。”the problem被他说成了 the brablem，我想指出这个即便是英式英语中也不会有的发音错误。但恰好此时，长达八分钟的红灯终于结束，绿灯只有30秒。

鳄鱼“大副”左手刚发下手刹，脚已经使足了劲：5码，然后60码，我已经陷进后座的座椅里，背着相机的书包重重地贴上了脸。

“大副，在中国，你这样开车是会被关起来的。”我一开始准备说会被扣分，虽然1MB流量只需要1kyat，但我不愿再花费流量去手机词典上查有关“扣分”的单词。

“果加，在缅甸，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你看，我可以在行使过程中打开车门朝外面吐一口混合了槟榔石灰水的红色唾液，周五晚上回到家还有Myanmar idol可以看，你们中国商人过来，不就是要乘此机会打捞一笔吗？”

正在化缘的小和尚

我不愿对此多加争辩，因为那一次外出采访的对象，就是一位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到缅甸从事律师行业近三年的上海男生。而他的律所之所以能被授权翻译《缅甸投资法》的中文版、本人受到昂山素季接见，只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的投资与日俱增。

“在缅甸，律师行业是真正的垄断行业。”若干年之前，缅甸的某些法律是不对外公布的，如果有两个人想打官司，很大一部分的钱会被花在“查询法律条文”上，如果这两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那还得额外支付一笔法律条文翻译费用。

作为一个商业律师，上海男生平时处理的最多的案件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纠纷。“缅甸是一个土地私有制国家，中国客户到缅甸投资建厂之前，需要有专业的律师调查土地的所有权。很多中国公司没有做好这一步，工厂开工前才发现困难重重。”

在事务所对于上海男生的介绍中，“语言”一栏的简介让人会心一笑：英语、基础缅语、普通话和上海话。

“你说你对缅甸的小叶紫檀感兴趣，有什么心得吗？”

当上海男生听到我找到很便宜的小叶紫檀货源时，多次让采访的航向偏离预定轨道，“我之前做过红宝石，卖到上海价格已经翻了五倍，当我卖出最后一个玉石原石之后，我决定收手不干。”上海男生在这方面比我强很多，他熟读了每一本关于缅甸历史的介绍，终于在一次仔细端详亚洲地图时，得出了他将用一生去证明的结论：作为连接中国和印度两个巨大经济体的走廊，缅甸的发展只是制度和时间的问题。

他抿了一口咖啡，头上的发胶反射出的光芒，会让人误以为他拥有仰光最耀眼的银发，我们的采访地点在Meliá酒店二楼自助餐厅，三天前仰光省的省长吴漂敏登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刚刚在这里参加了缅甸中国企业商会纺织制衣分会（协会）的成立大会，参会的商人心知肚明，会议是为一个多月前中资服装厂遭不法分子冲击事件召开的。

“为什么要收手不干？”

“可惜制度是个大问题，正如很多来缅甸投资的商人大多以失败告终的结局一样。法律、文化、习俗，缅甸遍地是黄金，但只有一心扎根在这里，才能把黄金带走。”

仰光的新商场开业，缅甸仰光省长，市长出席开业典礼

一个多月前的服装厂事件，不法分子最后只提出三个要求：涨工资；缅甸员工由缅甸人管理；缅甸员工的厕所，不准其他非缅甸人使用。

在离开缅甸之后，在整理笔记时我发现，上海男生是我在缅甸遇到唯一创业成功的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无法在缅甸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在缅甸泼水节的前几天，气温已经飙升到42度，一个温州男人走投无路，找上了我们，希望能帮他曝光“一个诈骗集团”、“两个在逃的通缉犯”。

温州人用焦灼、悲伤和愤怒控诉合伙人的背信弃义，他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在浙江某个三本院校担任老师，某个偶然的机会，被人邀约到毛淡棉开采石场，对方允诺由温州人出资建厂，他跑销售，年收入过千万不是大问题。

“看着温州人在缅甸、俄罗斯发了财，作为一个温州土著，本来想抓住缅甸的开放机会大赚一笔。”在等待总编批准是否曝光温州男人“被骗”事件的间隙，温州人感叹道：“以前在仰光住100万人民币的别墅，现在租22万缅币一个月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启动时，老乡争先恐后地打款，一个微信视频就能借到钱，现在当面签借条，也不会有人理咯。”

讲到最后，电话那头已经有啜泣的声音，我不想打击他，但还是必须要弄清楚。

“其实没有什么诈骗事件吧，就是一次投资失败。”

他没有回话。我把话题岔开，让他说说家庭，说说他朋友圈里晒出的11岁儿子。“早就离婚了，在缅甸赔了300万美金，儿子都难得见一面。”

“你的钱拿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还不如回家重头再来。”

电话那头忽然听不到啜泣，听不到气促的呼吸声。挖掘机碾过、石块开裂、工人们的低语随着毛淡棉的海风吹来。

“我是一个温州人，我要赚够一个亿才回国。”

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我最后还是决定不把上海律师的电话告诉他，因为那一刻我清晰地知道，这个男人不仅找不回他的合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请不起上海律师了。

“果加，我必须得问你一个问题了。”报社的老编辑，一个说着台湾腔，祖籍为云南的杨姐，在回国前的最后加班时，她依旧没有给我那个问题的答案：大选之后生活的变化。

“果加，你凭什么认定我们在大选之后的生活有变化？”她说。

我把在瑞丽从玉石商人口中听到的话、小富对于艺术的快慰感、红灯区的经历以及上海律师的论断告诉了她，这个在仰光生活了近40年，从在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吃素的杨姐，用极其惊恐的声音告诉我。

“他们怎么这样子咧？完全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咯！”

“其他人的说法我就不引述了，但小富怎么会搞不清楚状况呢，他也是一个缅甸华人呀！”我问。

“注意，他是缅北华人嚯，缅北的华人不愿意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太穷了，以至于没有见过世面。”

一锤定音，我落魄地不知道一开始为什么要来缅甸，在此之前，我把他们无法体味到身边的改变，归结为“身处变化之中的人看不到变化本身。”

“那还有Myanmar idol，我赞叹所有的选手都是唱爵士、蓝调如此西方化的歌曲，你们在这之前应该完全没有接触过吧？”我还是希望从艺术的角度一窥缅甸的变化。

杨姐摆摆手，她手头编辑的稿件还没有处理完，在当晚8点之前，她需要把缅甸华人们的投稿整理出来，拼凑整整一个版面。她用着iphone7plus，是在新加坡的弟弟送的，她身材瘦小，头发染着金黄色，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混血。过了一会儿，当小样打印出并审核通过后，她长舒一口气，用轻松、深谙人生道理的口吻回答：

“我们本土的歌，都是抄你们中国的，你这都不知道？”

苏有鹏

学生，坐标缅甸

毕业于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在读。曾在仰光某报社实习，兼职翡翠红宝石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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