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院工作，真的是“一杯茶水喝一天”吗？
“一杯茶水喝一天，一页报纸翻半天。”上班以后，内勤姐姐告诉我，体制外流传一句话。
她说完这句话，我无奈的看了看桌子上半米高的几摞卷宗，说，“说这句话的人来法院上上班，也是一杯茶水喝一天，能不能喝的完就看他造化了。”
最闲的824办公室：养鱼、喝茶，看报纸
最早来法院，我在824办公室，那是我最闲的一段时间。
张老师赵老师钱老师是我的同事。他们就我应该如何称呼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按照机关统称“哥”首先被排除了；按照辈分喊“大伯、二伯、三叔”不仅不严肃，也不利于以后称呼单位其他人；喊“同志”好像没什么错，但这个称呼现在基本是书面用语，也被排除了。
讨论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最后“老师”这个称呼被采纳了，理由是即不分男女，也不分长幼，喊起来还显得尊敬。我坐在墙边，听着他们居然因为这件“小芝麻事”讨论的兴致勃勃，想笑还不敢笑。但也是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幸福生活。
赵老师和钱老师还兼职院里的班车司机，每天7点40左右就到了办公室，打好热水再去食堂吃饭。张老师的花要用养鱼的水来浇，给鱼换水擦缸的事都是他亲自来。因此我刚上班的时候，唯一能出力的事就是帮韩老师拎水，而这个工作还是我“申请”了好久才得到的，每次张老师都要交代一遍水的组成，要是马上换水就半桶热水半桶凉水，要是缓一天再换水，就接一桶凉水。
张老师和钱老师还负责分报纸，每天上午分完报纸，赵老师就会过来，三个老同志每人打开一张报纸，边看边交流。因为刚上班，赵老师每天分配给我的工作也不多，钱老师他们看我没事做，就喊我一起看报纸。我一开始还有点抗拒，想多做些工作，钱老师却说工作的时间以后还很长，但能像现在这样轻松却很难得，不仅鼓励我看报纸，还让我读完报之后，把有意思的事讲给他听。
同事们路过824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就看见了三老一小坐的直直的，每人对面都立着一张报纸的场景。这是我最轻松的一段时间。
刚上班时，乘出租时总会被司机好奇地询问，“不花钱怎么能进这种单位呢！挣得不少吧？”司机师傅的语气里有羡慕，有揶揄，有怀疑，有讽刺，更多的是一种我现在也形容不好的莫名其妙的感觉。
因为父母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在考进法院之前，我对法院的工资待遇是了解的，确实不高。这几年案件量不断上涨，我们院又是中级法院，即办理一审案件又办理二审案件，人均结案量也不少，每周内勤分卷都是用三层的小推车挨个办公室送。
年底时，全庭每周末都要集体加班一天，研究疑难案件。工作日自觉加班更是常事。中小学放了寒假之后，很多同志都带孩子来单位，孩子们或者聚在一起写作业，或者年纪大的带年纪小的玩，家长们就对着电脑噼里啪啦的打判决。
法院是加班也没有补助的单位，对结案数的要求只有下限没有上限，审判员们很少谈信仰，谈目标，聊天的时候会说案子太多了，当事人太啰嗦了，盼着案子能少一些，但办理案件、讨论案件的时候却都是比一丝不苟还要不苟的严谨细致。
不知道是第几个出租车司机说着“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法院大楼，三分之二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想起立案大厅的秦姐白天告诉我的“别说你是法院的，说不清”，忽然觉得法院的庄严中隐隐多了些委屈。
我的上司周哥
在824办公室之后，我被转到了内勤姐姐的办公室，在那我第一次见到周哥和林萍姐。
“这是从民四庭刚调过来的，你就喊周哥和林萍姐就行。”内勤姐姐有一副热情的大嗓门，“这个是我办公室的李媛，今年新考上来的。”
“周哥，林萍姐。”我赶紧打招呼。
周哥点点头，林萍姐也笑眯眯地看着我点点头。
第二年，新的庭长上任，对上一年年末新调来的人员进行了正式分组。我成了周哥和另一位副庭长的共用书记员。民三庭的主要业务是审理商事合同类案件，另一项业务是破产清算案件。“破产清算”听上去好像很专业，但民三庭6个合议庭25个审判人员里只有两个人负责这类案件，这两个人就是周哥和林萍姐。但一开始，周哥既没有给我提过破产案件怎么办理，也没有让我整理过任何和破产类相关的材料。
对于我和周哥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的，我俩的说法是不一致的。周哥的说法是有一次特别复杂的庭审，他坐在审判席上给我重复上诉人说的一串数字时，突然发现我居然已经都打下来了，当时他就觉得“这是真厉害！”以后又发现我工作还挺认真，也没有抱怨，才慢慢开始给我多分配一些工作。而我觉得周哥在我心里开始亲切了一些却是在13年年底（比他的时间点晚了5个月）。
13年年底，院里组织了单位中层干部竞聘。我负责的副庭长参加的是第一批竞聘，成功竞聘成为另一审判庭的庭长，等待人员统一调动的时候，她的办公室里人来人往。之前由于中央关于办公室面积调整的规定，我又从内勤办公室搬到了这个副庭长的办公室。
但在副庭长竞聘成功之后，某些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就显得有点不适合。不过好在内勤屋里还有空闲的桌椅，于是有那么几天我的工作模式变成了流窜办公。周哥是个特别心细的人，我“流窜”了几天之后，他给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最近就在我这屋办公吧，正好你还在写调研材料，也方便我俩一起研究。张庭长那边现在忙，你在办公室也不合适。还有，这件事我去和张庭长说，你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周哥是一个考虑特别周全的人，之前他得知是和副庭长共用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私下里和我说，工作安排上要以副庭长的工作优先，需要协调时间的时候先协调他的案件。每次他有案件需要我出差或者去现场的时候，他都会先和副庭长沟通好，再找我定时间，时间定好后还要嘱咐我一定要亲自和副庭长再次汇报一下。我被“共用”的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两个人案件撞车的事情，和周哥的细心是分不开的。可周哥对我的照顾又何止这一件两件！
中层正职竞聘结束之后是副职的竞聘。一天上班的时候，周哥问我当时是怎么准备公务员面试的，我大言不惭地说了一些练习时用到的技巧。周哥听完之后，有点不好意思的问我，能不能下班以后去法庭陪他练习竞聘演讲。我瞬间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周哥的演讲报告简短朴实，可报告里提及的各个案件无一不是大案要案，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内勤姐姐当初的语气里透着羡慕。
意料之中，周哥竞聘成功。意料之外，我成了周哥的助理，和他一起搬进了新的办公室。如果是武侠小说，此时大概应该说一句，从此开启了我和周哥长达三年之久朝夕相对的师徒生涯。
“小破人儿”，法院里的工作狂
我们城市是老工业基地，90年代最早的一批破产国有企业大部分在我们这里。2007年新的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由于涉及职工、债权人债务人、医保机构、工商机关等多方利益，具有审理周期长、办理难度大、工作多成绩少风险高等“明显缺点”，成为法院内部“心知肚明”的费力不讨好的业务。
几经波折，最后法院办理破产清算案件名义上是合议庭，实际上只有周哥一个人。破产这个没人要的业务分配到哪个业务部门，周哥就调动到哪个部门。在我的想象中，周哥显然是一个孤独的行者。我也好奇的问过，他有没有觉得挺憋屈的。周哥却笑笑说，案子总得有人办吧。再说了，大家都不办，这个业务就只有我会，技多不压身。
在院里成长最快的阶段就是跟周哥办理破产案件的这几年。从最开始打电话被当事人“恐吓”到敢和当事人据理力争，从一开会就犯困到不论是小范围的管理人会议还是几百人的职工大会、债权人大会都能够全程坐直并随时回答各种提问。
跟着周哥办理破产案件时间久了，院里关系好的同事会喊我“小破人儿”。
广州、深圳等南方城市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破产案件办理体系，从政府扶持、工商养老税务部门统筹协调破产企业员工各项事务，到管理人基金会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南方法院的破产案件办理环境相当成熟。每次提及，周哥羡慕之余也不免有些落寞。偶尔也会像安慰一般说，以前是我一个人办，后来有了林萍，现在还有了你，已经好了很多了。
但三个法官，在千疮百孔的现实面前，除了尽力，并无它法。
周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说话总是开个头就没有了，听的人常常一头雾水。他脾气急，遇见难缠的当事人虽然态度看上去很平和，能耐心地讲解，其实血压已经高的爆表了。有一段时间，我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挺直腰板测血压的周哥。
有时候我出去调查、查封回来，周哥会问我，累不累。
不累。我总是轻快地回答。比起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出去查封调查虽然奔波一些，但至少算得上在外面溜达，自由一些。
年轻真好。周哥常常这么感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跟着白局办案子，一天跑十七八家银行。两个人像接力似的，先一起去一个银行，交完手续签上字，留一人等着回执，另一个人就去下一个银行交手续，等前一个人取了回执再赶过来签字。晚上喝两瓶小酒，第二天接着干。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爽”，根本不知道累。就这么干了两个月，全国各地的跑，终于把XXX那个案子的资产全封上了。
周哥这些话说了很多次，每一次说的时候，他的眼里有都光。
离职风波
近几年，法官辞职已经成了常态。体制外虽然没有“公务人员”光环加持，但却有了难得的自由，至于收入，更是可以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翻上几番。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周哥大概也是要“走”了。毕竟在一个办公室，他接打电话也从不避讳我。我也不敢去问，周哥是一个小心谨慎地人，在没有确定下来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
过了不久的一个下午，周哥和我说，“，有件事得和你说一下。”
“哦。”我莫名地开始心跳加快，感觉自己即将被抛弃。
“我可能要辞了。”周哥看上去也很紧张。
“哦，去哪儿啊？”我勉强镇定。
“去XX银行。”周哥说。
“哦，那你跟小林姐说了吗？”
“和她说了，一直没敢和你说，一是情况没定下来，二是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
”哦。“我低头摆弄桌子上整理了一半的卷宗，不争气地开始哭。
“就知道你得哭，才不敢跟你说。”周哥赶紧给我拿来面巾纸。“林萍我不操心，她现在自己能独挡一面了，其他的合议庭早就有想要她的了。就是觉得有点亏了你，跟了我这么几年，东一趟西一趟地，也没时间准备考试，有点耽误你了。”
“银行给你的待遇是多少？”我问。这年头，身份固然有用，但毕竟是外在。而且嫂子在体制内，周哥大可以再出去拼一下。
“税后五十万。在沈阳还可以。”不用周哥说，我也知道这个数在沈阳固定工资里是还可以的。周哥在体制内上了二十年班，去年还升了副处，年收入也没超过十万。
“我觉得还可以呀，嫂子在体制内，你在体制外，这不是挺好嘛！一个家里有一个政府身份的，就行了。你多挣的这些钱，就你自己不花，也可以给嫂子给孩子花啊！”我还记得周哥给我讲，之前嫂子过生日，说想要买个项链，他假装没听见混过去的事情；还有孩子想多报一个课外班，因为考虑到费用，只能在暑假的时候报短期班。
其实我至今不懂，周哥为什么对这个身份有如此的执着。或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周哥的父亲在得知周哥要辞职之后，斩钉截铁地对周哥说，“你要是辞职，就当没有我这个父亲！”周哥解释说，他父亲反对的理由是，虽然体制内挣的少，但是稳定一辈子。银行虽然年薪高，但每三年都要重新签合同，万一不签了，就没工作了，得不偿失。
周哥那段时间总是心神不定，不是找我聊，就是找林萍姐聊。我大概真的体会不到他的焦灼不安，本来颇有些离别的不舍，十几天聊下来，心里盼着他赶紧有个决定。偷偷和林萍姐聊，她和我握握手，表示有同感。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周哥长出了一口气之后，告诉我，他不走了。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
他不负责任地说，“一想你哭的稀里哗啦的，我就不走了。”
我又撇撇嘴，“白做心理建设了，还好没选别的合议庭。”
“就你最狡猾！”周哥笑着说，“这个月我得结几个案子？”
“这就给你查！”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
■编辑：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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