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我的外籍先生彼特用英语叫道。此时，他刚踏进我父母的新房。他站在门口，夸张地瞪圆了眼睛，眼珠子都快滚出来。

父亲端着保温杯，笑眯眯地沿着大理石台阶，从跃层的餐厅走下来。

“还可以吗？”他问彼特。

“还可以？不！是太棒啦！简直就是宫殿！”彼特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回答。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父母新建的房子。

到达时是晚上，看不清外景，但室内已经足够惊人。

“光光一楼的客厅就有50多平米，”父亲难掩骄傲地介绍，他原本寡言，说起这新房却有话讲，“每层大概有250平吧。每层都有两个洗手间，你奶奶睡在一楼，你弟弟他们一家睡二楼，我和你妈睡三楼。对了，这地砖铺的，比你们的要好多了吧？”

我这才留意到地砖缝里填了金色的填缝剂，果真比我的性冷淡房子闪得多。

“二楼三楼都有空房的，你们随便选一间。”在厨房为我们热饭的母亲插话道。我溜进厨房给她帮忙，顺便数了数地上的地砖，粗略一算，厨房至少有25平米。

彼特和父亲坐在餐厅的大圆桌前，他有限的中文已经用完，眼神尚未从震惊中缓过来，不时摇晃着头笑，自言自语：“他们拿这大房子干嘛？这客厅里可以开舞会！”

我最终选了三楼朝西的房间作假期的卧室，此房间处于我少年时房间的位置。

窗外的树影一如从前。房间里放着一张红色的木床，是父母当年的婚床。床的三面雕有树枝和鸟的图案，图案的边缘已经褪了色。这张床，最早在爷爷奶奶的搭着木楼板的老房子二楼，后来移到父母家80年代中建的平顶老房子，今天，它又有幸入伙父母有生之年建的第二栋新房。

第二天早晨，我在女人们的说话声中醒来。

我家房子前是一块空地，空地前有一小池塘。从前女人们大早上就在池塘边洗衣服，棒槌声是最好的闹钟。如今，池塘被埋得只剩下一潭死水，可是来来往往的女人们还是喜欢聚在空地上聊天，谁家的孩子赚多少，谁家的女儿没人要之类的话题，是在这里讨论得最热闹的。

我来到窗前，对面的房子都换成了三层楼的洋房，红色的、墨绿色的和藏蓝色的屋顶，反光的墨绿色玻璃窗，和围有罗马柱子的阳台，都是这一两年新造的。这样的房子俨然是最新的潮流，一家和另一家比赛似的，越建越宽敞、越建越豪华。

下楼时，我对前一晚没看清的新房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三楼和二楼各有宽阔的阳台，阳台的护栏上同样镶着白色的罗马柱。棕色的喷砂墙，工艺考究。朱红色的木制楼梯扶手，打磨得非常光滑。连彼特也赞叹这里的师傅手艺精湛，他认为我们在深圳住过的所有房子，都没有如此细致的作工。

站在楼梯口的窗户前，我看到了后面的房子。这里原来是太爷爷的房子。

太爷爷的房子留给了去外地读书的四儿子，也就是我的四爷爷。待到有一年过年，四爷爷退休准备落叶归根时，邻居家的蜡烛烧到了春联上，除夕夜大火红红火火地烧掉了这两间连着的房子。那竖着的半截墙上还有火烧过的痕迹，杂草钻了缝隙、偷着欢地生长。

一弄堂之隔的另一栋老房子倒还是原样，只是门紧闭着，这家的女儿早已出嫁，儿子在城里买了房。

这些木结构的老房子大概建于解放后，算是第一代。老房子的黑瓦和屋檐后，尚留存着“第二代”房子，那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水泥墙平顶房。

再稍往远处，可以看到悠悠长流的河。据说，为了防洪，今后所有的房子都必须离河坝80米。不久之后，这些老房子都会消失。

我在楼梯上眺望，晨光里有黑瓦白墙，也有灰色水泥和红屋顶。房子间的树兀自伸展着枝桠。耳边又传来女人们的说话嬉笑声。

循着声音下楼。原来客厅里已经坐了一群女人，都是邻居的奶奶和婶婶们。

她们在包粽子，这是用于分给村里的邻居和来吃酒的客人，每人甜咸粽子各一个。甜的用煮好的红豆沙做馅儿，咸的用手掌长的、带有肥肉的猪肉加蚕豆肉做馅儿，一个粽子要用三张粽叶包，系的绳子是红色的，青粽叶配红绳子。

母亲在屋外生起了大煤炉——每层可放五个蜂窝煤的那种，和煤炉一样粗的大钢锅也已装满了水待用，准备分批煮粽子。

生煤炉时，母亲和八十多岁的奶奶发生了冲突，奶奶尝试着夹煤球，夹了几次都没夹好。母亲正好走过去，随口说奶奶的方法不对。奶奶一下子就火了，扔下火钳咚咚地走了。

“你看看，这把年纪了还是这个样子。”母亲哭笑不得地对我说，“我嫁给你爸后没少受她欺负。现在我才不怕她了呢！”

“妈妈，我明白的，奶奶年纪大了，你不去跟她计较就是了。”我安慰她。

“我知道，我才懒得理她，谁都知道她什么样子的。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终于出头了。”

正说着，有邻居提着鸡蛋前来——村里无论哪户人家有喜事，只要关系过得去的邻里都会送上八个十个鸡蛋，关系好的会附上红包。母亲忙着接待，嘴里说着感谢，并邀请来者进屋喝茶。来访者都对房子赞美不已。这次母亲没有谦虚，表示“终于所有的大事都完成了”。

父亲独坐在可供十人同坐的大红圆木桌前，戴着眼镜写字。

他在写请柬。旁边放着一本小本子，逐行记着有过来往的朋友和亲戚的名字，他照着名单，写完一张勾去一个名字。他的字一点没变，修长舒展，虽未临摹过任何派别，却自有风骨。

三十年前，他也写过这样的请柬，后来又写弟弟和我的结婚请柬。我想这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以自己的名义写请柬了。

我站在客厅里，一边跟奶奶婶婶们聊天，一边看她们包粽子——包粽子这事儿，我勉强会，但是包得歪瓜裂枣的，只能给自己吃，这种上场面的需要用三张粽叶才能裹住的大粽子，我只能站在旁边观望了。

从客厅到餐厅再到一楼的楼梯口，所有墙面都贴了大理石。巨大的电视墙浮着荷叶和荷花的图案，上面书有“和气生财”。客厅地板中的棕色拼花很素雅。天花板上有两盏灯，一盏镶有做旧的古铜色金属圈的吊灯，另一盏则带有朱红色雕花木框，与室内的红漆家具和楼梯朱红木扶手呼应。显然，父亲是有他自己的品味的。

上梁那天，正门口顶上悬着竹子和绑有万年青、红尺及红布头的竹米筛。红绸布从屋顶挂下来，底端绑着万年青和松柏枝。十万响的火炮一直伸到路边。

阳台上红灯笼挂起来，大门口新对联贴上，印着红字“紫微高照”的馒头堆在餐桌。

餐厅旁的房间当成了堂屋，墙上挂着百寿图，红色的长几上摆好了关公像和金元宝，有年头的银烛台重新搬出来，红蜡烛只等着时辰到时再点上。八仙桌移到了靠门的地方，桌上由里到外整齐地摆着红蜡烛，放在红色脸盆里的馒头、糖果和硬币，祭祀盒里的鸡和“三层肉”（五花肉），贴着红纸和柏枝的两碗米饭，十个斟满酒的小酒杯和十双筷子。

筷子头冲门外，沿着酒杯右侧摆放，方便请回来的祖先直接拿。

万事俱备，却突然听到“哐当”一声。转头看到站在八仙桌旁满脸怒气的父亲，他摔了一幅对联。

“谁让你把你的名字写上去的？”他冲着外面喊。

听到声音的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在客厅里看热闹的我摸不着头脑。

“怎么啦？”母亲问。

“这对联上还轮不着写他的名字。”父亲继续没好气地喊，也不说到底是谁写了什么。

母亲把父亲扔在地上的对联捡起来仔细看，我也凑上去，是冠着先生彼特名字的祝贺岳丈“新居落成之喜”的对联，右联父亲的名字下写着弟弟的名字，成了彼特祝贺岳丈大人之“贤子”。我读了两遍，却还是蒙在鼓里，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爸爸，这没写错呀！”

“还轮不到写他的名字呢！谁让他加自己的名字在下面的？”这下父亲喊得更大声了。

“哦哦，你弟弟的名字，以彼特的名义写的对联，对应的是你爸的名字，你弟弟的名字是没必要写上去的。”母亲终于明白了。

原来如此！弟弟在买对联时，让写对联的人在父亲的名字下加上了自己的名字。父亲挂这幅对联时才看到，他生气，是因为弟弟的名字出现在那里既不符合习俗，又有跟他争“一家之主”之嫌。

从前一家有好几个儿子，通常等儿子成家了就自立门户，称作“分家”。分家出去的儿子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弟弟虽然成家很久，但是他、他妻子和他的儿女都和父母同属一户，父亲才是户主。

“爸爸，这也没事，没人会注意到的，再说了，这房子早晚也是弟弟的。”我打圆场。

“那也得我说了算！”父亲还是不罢休。

“算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不要搞得不和气。很快时辰就到了，赶紧挂上。”母亲劝道，走回厨房里去，我顺势也跟了过去。“幸好你弟弟此时不在家。”母亲偷偷地说，“你爸表面上不在意这些礼节，心里却明白得很，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父亲依然横着眉站着，倒没再发火了。

不一会儿，主持仪式的木匠和泥水匠来了。上梁的时辰到时，他俩点起蜡烛，在门口备好的铁盆里烧纸，向外谢天地向内祭祖先。与此同时，十万响的火炮鸣起。

在炮竹声中，木匠和泥水匠端着祭祀过的馒头和糖果走到二楼阳台，楼下父亲、母亲、和弟弟夫妻一起，各拉着一块红绸布的四角。木匠和泥水匠嘴里念念有词，将祭祀过的馒头、糖果和钱币等撒入下面的红绸布。

我和姑姑们也往下撒着。村里的妇女小孩们早就拿着篮子等候在下面的空地上。

包在红色塑料袋中的馒头，连同五彩的零食糖果，散在空中，是热闹的景象。一落地，便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抢。没经验的小孩子看着飞下来的馒头跳起来去接，却落了空手。路过的干活回来的男人们顺手捡起一袋子就讲实惠地往回走。

这撒馒头和糖果的仪式，我小时候就有。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抢到麻雷（一种用糯米粉做的甜食）、馒头和糖果，就有好几天的零食吃。现在卫生多了，馒头都用塑料袋装好，零食也是袋装的。抢的人也是有备而来，会抢的人能抢到一大篮子的馒头。大人们提着一大篮子红色塑料袋包好的馒头，小孩们满手抓着零食，笑声逐渐散去。

上梁的重头戏是晚上的宴席。

父母邀请了家里的亲戚、过去的同学朋友、村里的交好的邻居们，在家设宴庆祝新房落成。可供十人同坐的大圆桌从一楼客厅一直摆到三楼房间。

拉着“流动酒店”横幅的卡车早已等候在屋外，只能上梁仪式结束，就在院子里摆开预备晚餐。

从前农村里设宴时需要从邻居家借锅借碗借桌子借凳子，家族里的女人们都要当临时传菜员，根本没机会坐下来吃。如今，一条龙的宴席外包服务做得很成熟，有生意头脑的人请了厨师、召集附近村里的妇女们打下手，锅碗瓢盆、炉子、桌子、凳子样样齐。哪家有宴席，找他们就成。

母亲嘱咐抢馒头的邻居“晚上早点来！”“我们都是直接坐下来吃的，不需要干活的。”

虽说准备宴席的工作是不用做了，但是一整天她也没闲着，来来往往的客人没停过。

母亲是独生女，外公外婆早已去世，所以并没有娘家的客人。然而这一天，她外婆家的表亲们都从另一个市里开车过来。和母亲同辈的人，头上都顶了白发。彼此操着不同的方言，勉强能听懂地叙家常，又拉我和弟弟一一见过这些印象模糊的舅舅阿姨们。

酒席说是5点钟开始的，但是农村人不讲究，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

来得早的人见到菜上桌，便找了自己相熟的人同坐一桌开吃。后来的人见缝插针，哪里有空位就坐哪儿。开席后，村里的邻居只来了男主人的，母亲便跑去他们家叫留在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一起来吃饭。

别提吃饭，她连坐下来的功夫也没有。说话说得嗓子都快哑了，她却还说没事。

父亲这头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交代了弟弟一句“你自己的客人自己管”之后，就站在门口迎接他的客人，手里的电话还时不时地响起。他热情地把一批批客人请进屋里，安排他们入座，又安排我和彼特去陪他特别的朋友。直到大多数客人都到齐时，他才坐下。

一坐下，他端起酒杯向客人敬酒，招呼他们吃起来喝起来。这一晚，内敛的父亲难得如此活络。

将近七点，宴席接近尾声，圆桌上堆满了菜。女人小孩多的桌上，菜更是堆成山。母亲说这是她和父亲最后一次“成大事”，要放开了好好请一把客，让客人都吃惬意了。

宴席的最后一道菜是刚出锅的馒头夹蒸得软糯的五花肉。这是所有喜事的酒席定会出现的，这道菜的出现意味着菜齐了。蒸得蓬松的白馒头印着大红色的印子，代表着蒸蒸日上，留着油的五花肉口感上和馒头很登对。

馒头五花肉上桌，吃酒的客人们熟练地用准备好的塑料袋装了两个，陆陆续续离席。刚坐下没一会儿的父母站起来送客。他俩向客人们一一道谢，又嘱咐我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送上事先装好的粽子、馒头和鸡蛋，不能让任何人空手回去。

最后，我和彼特开车送一位住在较远的山里的表舅回家。返回时，客人已经全部离开。

我去父母的卧室。他俩在大卧室临窗的小方桌前面对面坐着，红漆褪了色，两碟席上余下的菜，面前各一小碗黄酒。

“终于做成了。”母亲声音沙哑。

父亲抿了一口酒，微微一笑。

■ 节选自作者的七日书，本文编辑龚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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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蔓

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硕士，三明治作者、破茧计划1.0作者，关注城市文化题材，作品被收入《破茧001》等书中，主要作品有《“北京深漂群”：雾霾移民群体写照》、《SNH48粉丝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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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作者、破茧计划2.0作者，关注平凡人的不平凡故事。主要作品有：《身为陆家嘴的金融猎头，她的生活是这样的》、《我曾是一名涉外导游，这个行业太特殊了》、《江夏里：一座上海老房子见证的知青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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