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我拖着银色硬壳的旅行箱，茫然地走下飞机，融入灯火灿烂的广州城。在飞机上，在低矮的云层里，透过窗户，我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行驶在高架路上，它们在头顶点起一盏盏小灯，像细碎的金箔纸洒在河水里，流往远方，带有某种神圣而静谧的宗教意味。

赶在江苏的又一场暴雪来临之前，我回到广州。临行前一天晚上，在宾馆里接到母亲的来电，一面牵挂着我的病情，一面叮嘱我尽快回来办理离职手续。

这座苏南小城的空气里满是尘土的颗粒，司机说一口软糯的吴语，恭恭敬敬的，叫人无法拒绝。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他说你下次再来，我还带你开车到处转转，去爬山，去那些景点走走。我把头靠在窗户上，窗外灰霾霾的，树的枝杈上零星地挂着一些鸟巢，黑色的鸟在空中成群飞舞，像一条凛冽的黑飘带。我望向它们，它们也回望我。

我说好呀，好呀。谢谢。

但当时的我已知道，我不会再来。

我，即将步入中年，即将失去工作，独自带着两只猫生活。听起来也不算好，但也不太糟糕。

2017年底，我的病情在开始服药的最初几个礼拜，急剧地恶化。每天晚上，我吞服抗抑郁的药丸，用安定与梦魇作抗争。

对死亡的渴望每减一寸，对生命之妥协就更进一步，如此往复，直至被逼进幽暗的角落，进退维谷。

在我患病初期的时候，我曾看过三个医生，每个人都对我独居的状态有些许好奇和不解。他们了解到我的家在广州，却和父母分开住。有的直接问出了口：“你的状态，你身边的人知道吗？你父母知道吗？”我说父母不知道，但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好是怎样的一种“好”？在独居的时间里，我没有创造出任何骇人听闻的大新闻——我正常地上下班，在晴朗的天气里晒太阳、散步，因为失眠、多梦和早醒，我也养成了早睡的习惯。每天读一些书，写一些字，就变成了我生活最大的调剂。戒掉了一些无意义的社交、空虚而浮躁的刷剧行为之后，我将这些习惯全部视为独居的时候养成的好习惯，是过去不曾有的习惯。

并不是我不愿意去做那些拥抱生命的举动，只是我的能量不足——像电脑在电力不足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省电模式，屏幕散发出一种柔和又喑哑的光。我的能量，仅仅够我维持这样一种清净的状态。

常有人问我，抑郁是什么感觉。但其实，对某些个体而言，他们的经验是难以被旁人借鉴、参阅的。“经验”这个词本身，就足够令人困惑了——我对具象事物的理解之和，可以被称为经验吗？那什么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事物呢？存在的事物真如我所认知、所理解的那样存在吗？

每天早上天没亮，我在床上躺着思考这些问题，乱七八糟的念头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把同一件事翻来覆去地想，钻牛角尖地想，仰着想，俯着想。

有时候我做光怪陆离的梦。梦里有鬼神，有前世今生，也经历了一些超自然的体验。醒来的时候，常常难以辨认虚实。过去不相信的事情，我相信了，过去笃信的事情，却动摇了。这所有被称为我的“经验”的东西，在那个时刻，变得羞于启齿，却也成了独属于我的一部分。我鲜少把它们告知他人，却无法在别人问起“你最近怎么瘦了那么多”“你脸色怎么那么苍白”时，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也是在那段时间，全世界的善意也蓦然涌向了我。朋友知道我睡眠不好，送了一本视若珍宝、快被他翻烂的《地藏经》给我，叮嘱我每晚睡前诵读，而我实际上只坚持了两晚；也有人知道我的境况，用切身的经历鼓励我，为我设身处地出谋划策；还有人送我食梦貘的塑像，保佑我不再被噩梦侵蚀。唯一无解的是，我无法求得自己的宽恕。与自己对话的手段，唯有写字。

“……在床上躺了将近一整天，厨房的灯亮着，把鞋子投射出长长的阴影，在地板上，在角落里。猫在抓挠着垂坠下来的装饰灯，躲在挂布毯子后面，乐此不疲地和自己做游戏，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

“……服药以后，时间忽快忽慢，医生说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还要加量。在冰冷的诊室里，鼠标点击的声音机械、空洞。太阳升起，只是照拂不到我，月亮又落下了，给我一事无成的总结。她说还要换药，还要加量，我把药胡乱地塞进嘴里，生硬吞下，期待明天变得很短，很长。周而复始。……”

“……我开始相信这世界是有趣的，是多彩的，是幽默的，是好的。过去的那些片段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它们不再塑造我了，不再影响我了。……”

但实际上，回想起来，过去的一切一直在定义着今天的我。

从江苏出差回来之后，我拟了一份辞呈，写完后又读了好几遍，逐字逐句地推敲，每一句话都柔柔弱弱的，却又要绵里藏针，最后还要客套地祝福一下——这样的文书风格，全然是国企的老套路了，扭扭捏捏的。

一个午后，我把这份辞呈发给了领导，然后在走廊的尽头，一个小阳台上，抽了根烟。这个小阳台的景色不怎么样，周遭被密集的民居所环绕，晾晒的衣服、做饭的油烟，给人绝妙的、烟火气息的感官刺激。唯一的好处是，在某个刁钻的角度，可以远远地望见广州塔。

我在这个小阳台上和C度过了无数个加班的夜晚。烦闷的时候我们相约在那里抽烟，烟灰飘进花盆里，可那竖立着一块牌子，明晃晃的黑体字写着“禁止将烟头、烟灰掉入花盆”。我们就是这样的捣乱分子。有时候，在周末的台风天里，小阳台被雨浸湿了，垃圾桶被吹翻在地，烟灰洒了一地，化进水里，灰溜溜的。雨也打湿了我的裙子，我凌乱地站在狂风里，想到糟心的工作，心里也乱成了一地狼藉。

半小时后，我收到领导给我回的一封邮件，感情洋溢，关切热心，主旨是暂不同意我的离职，愿意给我半年的缓冲时间。

在我递交辞呈的当天下午，2:50分，当我们都以为领导不会回来时，她急匆匆地走进了办公室。

她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好像在整理什么文件。一切都保持着一种若无其事的平静，静得令人觉得有点反常。整理完之后，她把手提包往背后的柜子上随手一放。

那时我还在微信上跟朋友聊着天，看她正朝我走过来，赶紧把对话框关上。她路过我，迅速地丢了一个厚厚的白色信封丢在我的桌子上。“辛苦了，项目奖。”文字如豆子一样从她嘴里蹦出来，透着些许刻薄与不情愿之意。她又绕到了我同事的桌子边，做了同样的动作，说了同样的话。

我看着这个塞满了钱的厚信封——里面的红色百元钞票叠放整齐，有新有旧，好像刚刚从柜员机里被吐出来一样，还带着一点温热的气息。

过了一会，同事的 QQ 头像闪烁了起来，我们假惺惺地客套了一下，又扭扭捏捏地互相交换了彼此的金额信息。末了，他说：“如果你不提离职，这钱也不会那么快发下来。她还是想留你。”

可这本不是我的意图。离职对我而言是摆脱困扰的唯一出路，而非胁迫领导为我升职加薪的职场手段。尽管如此，关于我即将离开的消息，以及关于离职原因的风言风语，就从那时起，悄悄地散播开来。

我编了十几个理由来应对同事们好奇又不怀好意的询问。领导开始假惺惺地挽留，一次又一次给我发奖金，发完后，却又告知旁人“她的劳动力不值这么多钱”，有意无意地让那些恶毒的话语像瘟疫一样传进我的耳朵里。企图如真正的疾病一样，摧毁我的意志。

我知道，我将像迎接一场战斗一样去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离职。

我一天中开口说的话，大部分都不是和人说的，而是和猫说的。与猫对话是容易的，不设防的，我们只需要了解对方的语气，而无需真正理解话语的内容。

大年初一，我去宜家买了一张办公凳。与我料想相反的是，宜家人山人海，大家好像都不需要拜年、走亲戚，都要赶在这一天去添置家具。在无数玩手机、自拍、打电话、睡觉的人里，我好像还算是有一些目的性的。

凳子被拆分、包装在一个纸箱子里，我费了一些力气把它挪到推车上。结账之后，我站在那思索了很久，点开手机的通讯录一个个扫过去，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能帮我把货物搬回家。

我想我需要送货上门的服务——这样重的一个箱子，我是没办法自己扛回去的。

“因为春节的原因，我们的送货服务要到 20 号才开始哦。”工作人员礼貌地朝我微笑。“送到越秀区的价格是 90 元。”

权宜之下，我租了一台手拖车，在包装台上，用红色的尼龙绳子把货物五花大绑在车体上，很明显地，我并不常干这种活。我懂得给礼物包扎丝带，却不懂怎么把货物用最稳固的形式固定在拖车上，手忙脚乱地折腾了半天，绳子缠得乱七八糟。

周遭的人里，有母亲带着孩子来买地毯的，有一家三口来买餐具的（还在包装台上用报纸细心、整齐地把瓷碗都打包好），有夫妻来买砧板、炒锅的，独自一人来的不多。

独自一人手忙脚乱地打包的，就我一个。

那一刻我觉得我需要帮助，需要一个可依赖的男性（或是机器人也可以）。

但也就只是那一刻而已。

当我费尽力气，把椅子搬上5楼，组装好以后，家里的猫首先跳到了椅子上，第一个享受这份劳动成果。“你喜欢这个椅子吗？”我问它。它朝我眯眯眼，团成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不叫不闹。那一刻，平静生活向我撩起了面纱的一角，展示它乖顺的眉目。

一天夜里，M 给我发了一个 10 秒钟的视频，视频里，一个约莫只有七八岁的小姑娘，脸上涂着脂粉，口红是与她年纪不太相符的过于成熟的色号，她未发育的身体和着流行音乐轻轻舞动着，甚至向镜头前的观众送出飞吻，另一边，却要留意着门后的动静，警惕家长是否会突然闯进来。显然，她是偷偷地开了一个直播，活成了自己世界的主宰。

我笑着打字告诉 M ，我们小的时候，不也是关上房门、披上床单，就假装自己是公主，活在自己的臆想世界中吗。过了一会，M 回我一句话：“我们现在也可以啊，披上毛巾假装袈裟。”

因为这句话，我呈大字型躺在床上，痴傻地望着天花板笑了出来。不仅仅是关于“佛系”的联想，更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从来都羞于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年龄所带来的危机感，对那些因年龄带来的代沟嗤之以鼻，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社交网站上向网友虚报年龄。但我们也不曾否认自己即将迈入中年这一事实。

一个女人对自己相貌、心境的认知和评估，总是处在变幻之中。8 岁如此，30 岁如此，只不过 8 岁时我们幻想自己是公主，自己便真的是公主，等待王子的亲吻；30 岁时，我们也幻想自己是公主，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终归也会有“成为佛系中年”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吃着火锅都要考虑嘌呤和尿酸的年纪，硬要用“少女”加诸其上，未免过于牵强。

站在 30 岁的门口，我惊惶地张望，时常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而感到羞愧，又为那一波波优秀的青年才俊时刻要超越我们而感到愤懑，甚至自怨自艾。

曾经有人告诉我，30 岁对男人来说是个坎，但这个坎对女人而言或许更难迈过去。可我就在加速地、虚掷时光地往这个坎上冲去，是不带防备的，随时可能会被撞得脑袋开花。

可是比起撞得脑袋开花来说，更痛苦的难道不应该是不情不愿却模式化地活着吗？我们争着往那设定好的模子里跳，去成为流水线上加工而成的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是精确的，时间点是刚刚好的，几乎不会快，也不会慢。最后，活成了整整一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上千张的面孔，可是每一张我都已经看腻了。我熟谙每一张脸的细节，我知道怎么调动肌肉以表达情绪，知道如何用情绪去谋求共情，抑或其他我所需、所欲之事。我所能熟练使用的这些面具，已经与我的人格融为了一体，但其中的每一张，我都已经看腻了。

离职的事情，因为春节而耽搁了下来。不仅仅因为在筹备这个传统节日的时候，人们无暇顾及，或者主动忽略了一些负面消息，更是因为，我在等待一笔足够支撑我几个月生活费的年终奖。

春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大部分中国人在春节的这一个月里，迈开双腿，一来一回，不辞辛劳地完成两次意义非凡的迁徙。这个节日给了无数都市打工族消极怠工的理由——准备年货、提公积金、去银行换新钱来装红包，参加酒场应酬、朋友聚会，也有人为了应付家里三姑六婆的压力，把原本已经满满当当的日程里又硬是加上了“相亲”这个项目，同事介绍的、领导牵线的，一个月的日子里，认识的新人比一年里认识的还多。

然后他们拖着行李箱，穿着适合家乡温度的衣服，奔赴飞机场、火车站，在焦虑与期待中等一台钢铁机器，把自己运送回家。

然而，亲情滤镜往往在回家 2 天之后就土崩瓦解，只留下无止境的争吵，就好像突然从美颜相机切换成了 IPHONE 前置摄像头，母亲永远是絮絮叨叨的，是从个人卫生到婚姻大事都要操心的；父亲是沉默寡言的，喜欢在一家人看电视的时候自顾自地切换到抗战神剧的频道。

而家在本地的我，除了除夕夜与家人吃了一顿年夜饭，其余更多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拥抱一年中久违的、最长的一个假期。春节前，我去医院找医生开药，她大笔一挥，开了一个月的药量给我，并叮嘱我，春天是抑郁症最易复发的季节，不宜擅自减药。

在这两周里，我得以看到阳台里的花朝着阳光绽放，也得以听闻远方某个朋友结婚的消息。我每天洗衣、打扫房间，有条不紊。外面的世界天天播放着欢天喜地的节庆歌谣，而我的空间里一片静默。因为药物的作用，我的记忆力急剧衰退，但一些零散的记忆片段会突然如过电般刺入大脑，比如，离开苏南小城的那天，在车上看到的成群黑鸟。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领导踏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进办公室，站在我身后，张嘴开始布置 3 月的工作任务。但这次，我已经没有耐心听她说完，我起身告知她我坚持要离职的决定：“我做的决定，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工作负责任的。”

离职手续在一周内迅速地办妥。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一个人提着宜家蓝色的大袋子，走在家楼下的小路上，袋子里装着我 3 年来全部的工作成果。广州的春天，树上却飘下了金黄色的叶子，满满地铺在路面上，起风了，是秋天才有的、英姿飒爽的风。路边的流浪猫跟随着我，向我索要食物。我蹲下身子，拆开一袋猫粮，倒在地上，它们便簇拥过来，毛茸茸的脑袋蹭着我的裤腿。

我庆幸自己能拥有那个时刻。在我人生的无数个时刻里，那是一个特别的节点，应该凌驾于我糟糕的记忆力之上，成为属于我的特殊时刻。它雕琢了我，抚慰了我，使我成为今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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