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郑一栖

编辑丨兰莲超

1993年，我四岁。那年初夏，我跟着爸爸妈妈专程去了北京，在机场贵宾室的出口等着。妈妈特地给我换上了新买的墨绿色丝绒小裙子，很贵，很漂亮。我兴奋地来回抚摸着裙子的绒面，手指经过的地方显现出不一样的光泽。妈妈说，一会儿见了面，记得叫奶奶和叔叔。我抬起头，“哪个奶奶？”

我有两个奶奶。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泰国，两个都没怎么见过面。新疆的奶奶是儿科医生，除了每年过年时的电话问候，爸爸妈妈也偶尔会在我生病时给新疆的奶奶打电话咨询一下。泰国的奶奶则很少听人提起，只有那么一两次，妈妈说，你泰国的奶奶原来是广东人，所以你也算是小半个南方人呢。

“是你泰国的奶奶来看你啦。”妈妈牵着我，和爸爸一起等在门口。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是父亲和他的亲生母亲分别18年后，第一次再相见。

等了两个多小时，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男人推着两个立式的大箱子出现在转弯处，身后跟着一个个头不高，身形有些瘦削的女人，穿着灰白相间的衣裙，左手腕戴着一只深碧色的翡翠镯子。爸爸顿了顿，迎上去接过箱子，叫了一声“雷雷”，又顿了顿，说，“母亲……”。爸爸一边拖着箱子往出走，一边拉过我和妈妈，“这是文音和方方”。妈妈在一旁戳我，我有点怯怯地叫了声，“奶奶”。

“方方长这么高了。”奶奶说话很慢很慢，像只午后蜷在窗口的猫咪，语调细而温柔。具体说了些什么，我倒是完全不记得了。我偷偷地瞄了几眼，奶奶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成一个髻，黑色中夹杂着些许银丝，略显得有些发灰。额间和脖颈的皱纹不算深，生长地颇有条理。我的雷雷叔叔不怎么会说中文，只是有些拘谨地叫着，“哥哥”，“嫂嫂”，“方方”。

多年后，我已出国读博，结婚生子。爸妈退了休，来帮我带宝宝。这天，爸爸正抱着宝宝逗乐，我突然问，“那年泰国的奶奶第一次回来，你们那么久没见，第一眼认出来了吗？是什么心情？”

“当然认出来了，那是自己的母亲。就是觉得老了不少，因为印象中还是她年轻的样子，那时候很漂亮。” 爸爸说，“理性上来讲，18年没见，很激动。但是，没有像想象中那样百感交集，有些人会抱头痛哭，我没有。很平淡，确实比较平淡。”

“你们当时是不是连拥抱都没有？”妈妈在一旁插话。

“好像是没有。哎不对，应该还是有简单地抱了一下。”

父亲的童年

我的爷爷奶奶是校园自由恋爱，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爷爷是山西太原人，1951年进入天津大学水利系读本科。奶奶是第二代的泰国华侨，祖籍广东汕头，出生在泰国。奶奶十来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在北京华侨女子中学念完了初中和高中，当时她还有个大姐和哥哥在北京大学读书。奶奶后来上了天津大学，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爷爷，毕业后便结了婚，随爷爷定居，入了中国籍。

爷爷毕业后在中央水利勘察院工作了五年，在北京六铺炕那个地方。父亲1959年出生，1960年爷爷奶奶就离开北京到新疆支边去了，在石河子农学院当老师，现在是石河子大学。父亲也跟着去了石河子。石河子很美，是个绿洲。人很少，路很开阔，街上的水渠常年有水，都是天山上的雪化了流下来的。街两旁的林道至少有十米宽，五六排的白杨树。大风吹来时，油绿的叶子齐哗哗地翻出灰白色的反面，像波浪一样翻涌向远方，与不时呼啸而过的灰绿色军车交相呼应。当时是“王大麻子”（王震）留下的部队驻扎在新疆，新疆所有的机关都是部队编制，在石河子的主要是农八师。当地的居民按照划好的区域分隔开来住，区与区中间则主要是建设兵团的人。那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人们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颇为高涨，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爷爷奶奶工作很忙，只能把父亲放在幼儿园全托，每周回一次家。

“当时我很小，哪觉得有什么特殊，”爸爸说，“我小时候淘得很，总和小朋友打架，又不会自己洗衣服，每次回家都脏兮兮的。幼儿园老师写的鉴定书我现在还保留着呢：‘郑维小朋友学习愿望强烈，对知识很渴望，能很快从一数到一百。但是不修边幅，捡到别人东西不还，容易和同伴发生纠纷。’”

突然，爸爸像想起什么似的兴奋地笑起来，声调都高了一度。“我小时候淘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你们都不信。在幼儿园不小心拉到床上，自己拿枕巾抹一抹，嗖地一下从窗户丢到院子里就不管了。还有一次在走回家的路上，也是闹肚子没忍住拉在了裤子里。我看了看周围没人，就直接用手捞出来丢到路边别人家的煤池子里……”

“噫……“我下意识地缩起鼻孔，这真是一段有味道的回忆。妈妈却张大了嘴巴：“你还有这么害（方言：淘气）的时候？！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

“等会儿，你幼儿园的时候就一个人回家？怎么可能。”我撇嘴。

“很安全的，路上都没人，最多就是军车。父母都忙，没空管我。”

“不过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爸爸的音调又渐渐冷静下来，“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玩伴，经常到我们家和我一起玩积木，积木平常就放在房间的抽屉里。有一天，妈妈突然质问我为什么抽屉里的积木变少了，我说不知道。第二天，那个小伙伴在我们家玩完准备走，妈妈把他拦下来，从他身上搜出了我的积木，就把人家撵走了，还禁止他再来我家。其实什么积木变少，我完全没注意到，也根本不在乎。”

“那算是我童年唯一的好朋友。”爸爸停下来，等了一会，说，“你奶奶是个严厉的女人。不像你爷爷比较通融，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画画啊、出去玩啊，都行。”

1966年，爷爷奶奶或许是实在太忙，照顾不来，又或许是嗅到了什么风声，便让父亲回太原老家和他的爷爷奶奶（即：我的太爷爷太奶奶）一起生活。那一年，父亲七岁。

父亲与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的日子，于是就停留在了七岁。在那以后，直到1993年父亲34岁之前，父亲与他的亲生母亲，只短暂地见过三次。

动荡年代

父亲回太原后，爷爷奶奶一直很忙，只有每个月给家里寄钱时会在汇款单旁边简单留几个字。1968年，他们借着大串联的时机回过一次太原，只待了三天便走了，临走时让父亲每个月给他们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父亲那时刚上小学，是“红小兵”，不需要像初高中的“红卫兵”们到处串联来串联去。父亲自己又喜欢学习，本不需要担心。需要担心的，反倒是远在边疆的他们吧。父亲开始每个月都给新疆写信，只是不常收到回复。

过了一年，爷爷奶奶辗转捎信到太原，说被下放到新疆喀什，两人在喀什地区疏附县的五七中学工作。文革中不少老师被批倒批臭，家里人格外为他们担忧，不知他们在那边情况如何，疏附县这个地方也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然而他们的来信中并未多言，只说过得还可以，还说爷爷是下放的专家，工资每月有136块，比当时五七中学的校长还高。

“我再一次见到母亲是1973年。”爸爸接着说。

“那不已经是五年过去了？”

“是又有好几年没见了，我已经上了初中。妈妈那时怀孕大概六七个月，和爸爸借了这个机会回太原住了一阵。他们特地带我去南方旅游了一圈，无锡、苏州、杭州，还坐了从上海到武汉的东方红四号轮船。在船上我又吐又泻，因为晕船吃不下东西，妈妈却还逼着我写了十几页的游记。一路上，他们像讨好我似的，左一个‘儿子’右一个‘儿子’地叫着，我觉得很别扭，好难受，为什么不能直接叫名字？

”在太原，我一直都和爷爷奶奶一起睡大通铺。我们回到太原后，爷爷奶奶让我睡妈妈旁边，我死活不乐意。都大小伙子了，睡在一个陌生的女人旁边，谁愿意呀。妈妈想和我挨得近近的，我就故意把褥子拉开一条缝作为三八线。妈妈穿衣服很讲究，我就说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爷爷奶奶在背后说，看维维都不和妈妈亲，但并没有批评我的意思，我就更有恃无恐了。

“终于有一天，妈妈爆发了。我正要跟同学出去玩，妈妈把门一摔，说你不能出去。爸爸妈妈这么想你，你却这么冷漠，爸爸妈妈真的很伤心。妹妹没了，你一点也不痛苦，你为什么不痛苦？”

“其实妹妹没了，没人直接告诉我，是我自己隐隐约约猜到的。不是不难受，而是不愿意表现出来难受。小伙子嘛。”爸爸说得颇有些激动，妈妈抽出一张纸巾，抹了一把爸爸额间沁出的汗。

奶奶当年的情况，是父亲后来才陆陆续续听说的。那些年奶奶身体不好，受批斗时把尾骨摔坏了，养了好一阵也没养好，落下了病根，不管是搬东西还是走路，稍一使劲便疼得难受。这次回太原生产，没成想又难产，大半夜的需要转院。当时下着雨，爷爷借了辆三轮车拉着奶奶转去山西省人民医院。奶奶身体不好，又淋了雨，最终到了省人民医院，还是没保住这个孩子。是个女孩，名字已经取好了，叫郑雁。

没了郑雁之后，爷爷很快回了新疆，奶奶在太原短暂疗养了一阵也走了，说是那边催得紧。不久奶奶又怀了孕，但这次没能回到太原生产。奶奶被扣上了“特务”、“通敌”的罪名，在礼堂里大着肚子跪在桌子上接受批斗，还被隔离关了禁闭。至于具体的缘由，奶奶自己也不甚清楚，听说是奶奶的大姐在从中国出境回泰国时，行李里被翻出一台电台，这被认为是与国外特务联络的铁证。然而奶奶只是小时候刚到中国时去北大见过哥哥姐姐几次，上天大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什么电台，更是没见过也没听过。要是真有什么问题，大姐怎么可能安然出境了呢。然而这样浅显的道理，在当时是说不通的。爷爷也早已是“臭老九”，和“敌特分子”通婚，自然是什么忙也帮不上。

1974年4月，奶奶在疏附县人民医院生下了我的叔叔，郑雷。父亲没有见过他的亲弟弟，1993年那是头一回见，叔叔已经快二十，比父亲还高出一头多。

别离

1975年，父亲16岁。有一天突然收到奶奶的信，说她准备从广州回新疆去，中途在河南郑州转车，想在郑州见父亲一面。

“那你去了么？”我问。

“去了。妈妈带我在郑州市里玩了三天，之后我就回来了。”

“那你当时意识到奶奶要走了么？”

“没有。”

“奶奶没跟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你也没问？”

“我不记得了。”

事实上，连续两年怀孕、流产、怀孕、产子，以及这些年从未间断愈演愈烈的批斗，彻底搞垮了奶奶的身体。1975年年初，奶奶终于获得许可，到广州养病。她的舅舅当时在广州工作，是华侨协会的会长，可以帮忙照应。奶奶在广州待了没多久，便返身北上。中途在郑州转车时把父亲叫了去一起待了三天，之后就到新疆接走了还不到一岁的雷雷，再回到广州，又很快动身去了香港。据说我的太爷爷曾经写信想拦阻，说带了雷雷走，这就是不想再回来了呀。然而奶奶是铁了心，即使她早已不是泰国公民，在香港也是黑户，硬是独自带着年幼的雷雷在香港辗转暂住了一年，最终靠她的舅舅帮忙补办了泰国的出生证明，于1976年年初带雷雷回到了泰国。爷爷后来跟父亲提起，他在新疆火车站送妻子和雷雷走，火车开动的时候，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站台上。这一别，怕就是永别了。

这就是1975年发生的事情，是父亲1993年之前最后一次和奶奶见面。奶奶应该是听从了她舅舅的劝说，要带小儿子一起出国。听说奶奶曾经想带爷爷一起走，然而爷爷不愿意，他的根在中国，父母儿子一大家族的亲人都在中国，他不想离开。爷爷奶奶也许是商量好了，两人分开，父亲留在国内归爷爷，奶奶则带着小儿子出走泰国。不过父亲说，这只是他后来的猜测，当年他是不懂这些的，他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叔嫂姑母、兄弟姊妹，没有人跟他解释过。

父亲学习很好，从小学到高三，一直是全校前三名，高考恢复以后，老师们都觉得他可以冲一冲北大。父亲仍然每个月给新疆写信，汇报每次考试考了多少分。虽然知道奶奶已经去了泰国，但抬头总还是写“爸爸妈妈”。这十几年来，父亲早已习惯了自己的母亲来来去去。也许他以为，这一次还是像以前一样，母亲走了，过两年又会再回来看自己一眼。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忍不住问，又有些不忍问。

“我有次写信被你三爷爷看到了。他嘟囔了一句，’怎么还写爸爸妈妈？你妈妈不会回来了。’”

“那是1978年，高考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其实早就猜到的。早就该猜到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脑袋嗡嗡地响，像被装进一只麻袋砸在地上，闷闷地渗出黑血来。我很难想象，对于父亲来说，他的亲生母亲带着未曾谋面的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很难想象，奶奶究竟是在何种境遇、抱着何种心情做出了这样决绝的决定。走，前路茫茫，留，不知生死。她紧紧地攥着她手中若有似无的线，她以为这是小儿子唯一的救命稻草，却不想扯断了另一头大儿子的希望。

父亲最后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志愿是瞎填的。“哪还有心思学习呀，心就不在那儿了。”爸爸说。

“爷爷奶奶心疼我，但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上大学后，他们每个月给我寄三十块钱，在当时算很多很多了。我拿着钱每天出去瞎晃荡，不写作业，也不在食堂吃饭。晃晃悠悠，走到哪里饿了，就随便下馆子吃。月末没钱了，就花几分钱买个萝卜吃一天。他们总说，都是四人帮害的。可是母亲刚到泰国的时候，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十年文革就结束了。”

“我按照母亲留下的地址往泰国写过两封信，不过都被退了回来。原因是：‘人已他往’。”

重逢后

那后来呢？我想接着问下去。然而爸爸说他困了，要去睡一会。他拧湿毛巾擦了把脸，躺下一分钟不到，呼噜声就响了起来。

“让他睡会吧，”妈妈接过话头说，“你是不知道，从你爸嘴里说出’妈妈’这俩字，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我们认识、结婚到现在，你爸对你姥姥、姥爷是真好，干活、给钱、照顾人，都没得话说，就是叫一声爸爸妈妈那个难哟。我这么爱笑爱闹的人，刚跟你爸在一起那几年，连玩笑也不敢开。不过我们也都理解。你小的时候我经常带你到人多的地方玩，多跟人打招呼，就是怕你受了你爸的影响，性格不开朗。”

从老妈的嘴里，我渐渐把之前零星听说的、以及我记忆中的碎片拼凑了起来。奶奶从1975年离开后，有好些年没跟家里联系过。1985年，爸爸妈妈去新疆看望爷爷，爷爷当时已经平反、再婚，回到石河子大学做教授。爸爸在那里遇到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当年奶奶被隔离关押时负责看管的学生。他人很热情，带着爸爸妈妈在新疆四处游玩，门票、接送等一应杂事都帮忙办好。临别时他对爸爸说，“你的母亲是个好人。”这也许是爸爸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听到有外人谈起自己的母亲吧。

也是那段时间，一度紧张的中泰关系有所缓和，奶奶开始写信回来询问爸爸近况，还附上了她和雷雷的照片。知道爸爸结婚了之后，又给妈妈寄来好几袋新衣服——那个时候国内的经济状况还不是很好，妈妈的好些漂亮裙子都是奶奶在泰国买好寄过来的。就这样，分别将近十年之后，爸爸与奶奶又恢复了联系。然而奇怪的是，奶奶的地址并未变过，就是最初留给家里的那个旧地址。

后来，1993年年初，我的姨妈借着单位组织去泰国游玩的机会，照着旧地址找过去，几经波折见到了奶奶，才知道了一些当年的情况。那时越南战争正酣，美国为了辖制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均有驻军。中泰交恶，通讯审查颇为严格。奶奶落户泰国时声称和中国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又因为当时信息不通，也不知道国内的具体情况，怕儿子因为有跟泰国之间的通信受连累，才假装变更了地址，把儿子的信退了回去。据姨妈说，老太太讲话本来就慢，又几度哽咽，把姨妈急得要死，差点误了飞机。

跟姨妈见过之后，奶奶很快带着雷雷叔叔回国来，但只待了一周多就回去了。爸爸与奶奶的重逢平静得令人意外，我甚至都没留下什么印象，感觉就是远方的亲戚来玩了一圈，仅此而已。他们第二次回国来是2000年，这次在我们家住了小半年。奶奶说，雷雷叔叔从小在泰国长大，受佛教影响比较深，希望叔叔能在中国住一段时间，学学中文，交流交流，最好再交个女朋友。然而雷雷叔叔性格也孤僻得很，几乎不怎么出门。

我们家只有三十多平米，房间让给奶奶和叔叔后，我和爸爸妈妈就在小区里另外租了一间。我搬了新家开心得不行，因为住在高层，从窗户里能看到远处大街上的灯火。那段时间我常常半夜爬起来，坐在窗前一直看大街上的汽车一辆一辆驶过，夜晚深色的街道仿佛每天都湿漉漉的像下过雨一样，深嗅起来有种清新得沁到骨子里的味道。

不过妈妈时不时会抱怨，雷雷怎么每天窝在家里看电视，要是她自己的弟弟早就把他打出去找点事做了；奶奶都一个人带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完全不会做饭，一副大家族小姐的做派，每天还要等儿子儿媳下班回来做……有几次，晚上我们和奶奶叔叔一起吃完晚饭后，在走回暂租屋的路上，妈妈忍不住感叹，“你雷雷叔叔要做个和尚，那怎么行。”有时又像自说自话似的解释，“你奶奶也不容易，这么多年一个人带孩子。听说你奶奶在泰国的父母早就去世了，没依没靠的，也就教教中文，赚钱养你叔叔。雷雷大学的时候出国交换，还是靠一个佛教慈善团体的资助，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这些影响，竟然想着要出家，你奶奶的命也是苦啊。”妈妈每次唠叨这些的时候，爸爸就在一旁笑笑听着，不怎么搭话。

真相

最近，我是真觉得父亲老了，变得絮絮叨叨，原来不喜欢谈论的，现在一聊就老半天。我连着好几天追问奶奶过去的事情，他也乐呵呵地翻来覆去说好几遍，还经常前后矛盾，不记得自己刚刚说过什么。不过，他眉飞色舞讲起往事的样子，倒是越来越像妈妈了，也许老夫老妻在一起久了，真的会越来越像对方吧。

“你们不是2012年还专门去了一趟泰国吗，具体情形是什么样？”我问。

“你奶奶和叔叔还住在刚定居时的老地址呢，”妈妈咯咯地笑，“是在一条小巷子里，一整排小三层的连排房屋，你奶奶住的是最里面那栋。每层不大，最多也就三十平米吧。一层是客厅，二三层是卧室，他们主要住在二层。你叔叔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马桶还要刷两遍。楼下就是小饭店，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儿吃饭。你奶奶一辈子没下过厨房。”妈妈一边说一边笑着朝我挤挤眼。

“那雷雷叔叔还没结婚？奶奶不着急？他们还住在一起？”

“着急，当然着急，雷雷都四十多了，”爸爸接过话头，“但我觉得，你奶奶也有责任，她不想让雷雷找远的工作，比较依赖雷雷……”

“嗯嗯我懂的。”现在的女生，多数不愿意和婆婆住在一起，可是奶奶又离不开雷雷。

“我们其实很想了解你奶奶在泰国的生活是什么样，”爸爸接着说，“了解一下她的父母，就是我的姥姥姥爷，以及其他家人的情况。但是你奶奶不想多说。她自己的几个兄弟都走得比较早。虽然应该也有其他亲戚，但是当年她带着雷雷回去，对家里是个不小的负担，时间久了可能有矛盾。你奶奶性子要强，就搬出来自己住，给其他华侨的小孩教中文，工作赚钱，贷款买房，还了20年。你奶奶很谨慎，拿出来的相册照片都是事先挑拣过的，可能有些不想让我们看到吧。我们当时也有点尴尬，其实我觉得，她还是没有把我们当成她最亲近的家人。”

“你奶奶还拿出一封信给我们看，是1977年1月你爷爷写给她的，要求她同意离婚。他们那时还没办离婚手续。但是你爷爷当时身体也不好，知道你奶奶应该不回来了，同事就给介绍了一个解放军的大夫，比你爷爷小九岁，她原来的丈夫在文革中去世了。就是你现在新疆的奶奶。”

“你奶奶给我们看这封信的原因，可能是想说，是你爷爷先提出离婚的，而她这么多年也没有再婚。不过你爷爷也很可怜，我给你讲过的吧，送你奶奶和雷雷走的时候，都一下子瘫倒在站台上了。当时受批斗，你奶奶又带着雷雷走了，妻离子散，真是妻离子散。”

“还有呢？当年的电台是怎么回事，你们有问奶奶吗？”

“有问啊，有问。你奶奶的大姐，其实是共产党在泰国的联络员，估计是当年在北大的时候入党的吧。她过世了以后，你奶奶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才知道的，中国大使馆还给送来了花圈。”

我打了个激灵，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空气仿佛一瞬间冻住，又马上融化，争先恐后地挤进每一处缝隙里。我仿佛看见人影憧憧之中，奶奶瘦削的身影，不，好多个身影，渐渐从模糊的背景中清晰起来。这些身影带着镣铐跪在五七中学礼堂里的桌子上，牵着小孩穿梭在香港拥挤的人群中，背着教案蹒跚在曼谷鳞次栉比的阁楼里。她的大儿子怨恨她抛夫弃子，她的女儿在三轮车上胎死腹中，她的小儿子还不到一岁就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她在动荡年代快结束的时候仓皇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她的大姐、她的丈夫。她的一生颠簸于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真相，而在她趔趄着踏上即将轰鸣南下的火车时，属于她的历史已悄然定格，再也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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