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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婚合法化的美东,我在她和男友之间选择了后者 | 三明治

馍馍 三明治 2020-09-06


一位女性在2020年写下她对爱情、婚姻与自由的思考


文|馍馍



我是在拉拉论坛上看到她的。她的征婚帖吸引了我。没错,居然是征婚,在一堆蒸友和自拍帖中显得十分清奇。帖子没有描述星座血型性格爱好,只说自己是个律师,有房有车,以结婚为目标交往,可以考虑领养孩子。简直是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摆摊相亲信息,有点意思。我一秒就把她选中了。


第一次见面是初夏的晚上,茶餐厅很嘈杂。她短发,穿着衬衫、西裤、平底鞋,像个久坐微胖的银行柜员。我有点失望。她递给我张名片,指甲修得短而圆润:“我做诉讼业务的,需要法律咨询可以找我。”


我说,父母离婚时一定找你。她被逗乐了。我瞟了眼名片问她:“一般大家称呼您L小姐吗?”她说,叫L律师就好。


她似乎有点喜欢我,我看着她背后的镜子调整自己的表情,好让她更喜欢我,像在捕猎。告别前,她问我周末要不要和朋友们打球。我客套说,周末有事,再约吧。


那年我25岁,正在读研,爱过几个女生,斩T无往不利,有个认识七年的同年级男友。与其说是男友更像是同事。我们开房都带着画册、图纸、电脑,坐在床上讨论方案,其他事是顺便潦草的。我们相约以后要开个建筑事务所。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到,需要个男性。残忍点说,没有哪个女性真的独自做到过。


和男性或女性交往,像是我生活的两个面。前者是现实生活中的表演,后者是实在却又像幻觉的欲望。男友去美国读研后,欲望就没了约束。但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戴上面具回到现实,是不是?


一个月后的某天夜里,我在酒吧“面试”另一个T,是个无趣的中文系女博士。我有些不耐烦,翻翻手机给L打了个电话,说出来喝酒。她半小时就出现了,换了束胸、白T恤。我夸她比第一次见面好看多了。她笑笑说那天刚下班,穿着老成是职业需要。


酒吧里突然骚动,似乎有人在打架,人群开始往出口涌动。“走吧。”她搂着我肩膀从地下室随着人流挤出来,像是穿过枪林弹雨。背后是女孩们的尖叫和酒瓶碎了一地的声响。我闻到她身上很淡的香水味,感觉到她前臂细致的皮肤,警车顶灯旋转的红光打在我们脸上,空气很热,我想靠近她。


接下来的几周,她白天坐在律所的隔间里和我打漫长的电话,晚上斜穿大半个上海来学校看我。我们在宿舍楼下的黑暗中拥吻。


她交过两个女朋友,已经出柜。在上海市郊有套小小的房子,和没有买房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每个月的车贷房贷是笔不小的数目。她说,还是会期待将来能和喜欢的人组成家庭,所以没多想就买了房,接不到案子时确实会很焦虑。她开玩笑说,“也许哪天揭不开锅得去检察院门口发小广告。”我暗暗敬佩。她才大我两岁,而我还在混吃等死。她说,希望三十五岁前一年能挣到一百万。我对钱没什么概念,我说,大概我想成为一个作品能打动人的建筑师吧。


第一次去她家过夜,她给我打了盆洗脚水。我鼻子一酸,边笑边忍着眼泪。除了我妈,没有任何人这样对我。那一刻我想,不能错过这样温暖的人啊。我向男友坦白,对不起我爱上了女生,我们分手吧。


她管我叫小妞,仿佛她是爷一样,虽然我们明明一般高。她问我亲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说像是烟花,炸开后闪烁着慢慢洒下来。她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她裹得严严实实,像从头到脚戴了避孕套。她说无法跨过性别的认知,我说“我想更了解你”,她把我的手从她身上移开。


那段时间充满了欲望和浪费。早上我躺被窝里色眯眯看着她穿上正装去开庭,买菜做饭等她回家,晚上坐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吃完一大桶冰激凌,钻回被窝继续做爱。理应要完成的事情反倒经常忘记。比如,毕业论文初稿交晚了。或者,申请国外学校约了教授写推荐信,和她腻歪着错过了时间。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元旦假期,L带我去南京泡温泉。我穿着泳衣泡澡,她穿戴整齐坐在岸上洗脚,场面非常滑稽。从温泉回酒店的路上,天几乎黑透了,她在车里突然低落,一言不发。下车后,点了烟,她哈出口白气:“刚才看到路上那些房子,家家户户亮着灯,觉得特别难过。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有个家?”


我没敢看她。那些明亮、模糊的房间里,人们做着平凡、日常的事情,轻而易举。我对着空气说:“安全感是要自己给的吧,别人给不了。”


我带L见了我妈,这是我第一次带对象见家长,不知如何介绍,只好说是朋友。我妈很喜欢她,夸她礼貌又热心。送L下楼时我依依不舍了很久才回去,妈妈笑话我“千里送君”。我心虚接不上话。


父母已经分居很多年了,爸爸不回家让妈妈抬不起头。我是妈妈唯一的安慰,过得正常是对她最好的交代。我害怕生活中的波澜,实在开不了口向她坦白。


年底L说和她的前女友一起吃个饭。前女友是她以前的助理,用L的话来说就是“帮我拎包的”,快要当妈妈了。我内心抗拒,还是去了。席间她们聊得很开心,讨论着律所里的八卦、肚子里的孩子、工作上的打算,像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丝毫没有爱过的痕迹。“你不行啊,一个律师资格证还考那么多次。”L调侃着准妈妈。对方笑眯眯夹着菜,一点不觉尴尬。


这让我愈发坐立不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联系气若游丝:没有什么共同爱好,毫不了解对方的专业,她几乎不认识我身边的任何人。我也仿佛看到了多年后,我们或许终将分开的预演,只是那时我恐怕没法笑着和她对话。


我问L为什么和前女友们分手。“第一个是大学同学,刚从业时有些拮据问她借钱。她叫我写欠条,就分了。第二个,她本来就不是弯的,想过得容易些,就结婚去了。”她笑嘻嘻搂着我,“都别提了,事不过三嘛。”


L是个拉拉群主,每个月群里有两次聚会,内容不外乎吃饭喝酒蹦迪,闲聊饮食男女。我并不特别喜欢这类精神按摩活动。这群年轻女孩做不咸不淡的工作,过半遮半掩的生活,眼下并无太多忧愁,但以后呢?如果我能变得足够强大,是否就不必囿于世俗,活得独立自由?


春天,我收到了美国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很高兴,说波士顿太冷,要带我去做件大衣。去订做的前一天她丢了钱包,成了身无分文的人。她为此异常烦恼。我说,没事,我可以自己付,也可以借你现金。她坚持拒绝了我。我感到莫名的受挫,甚至隐隐的愤怒。她会问前女友借钱,却对我没有丝毫依赖和需要,身体和心理都刀枪不入,像是离我无限遥远。


L的姐姐悄悄嘱咐我:“好好珍惜我妹妹,不要伤她心。她对女朋友真是掏心掏肺,看得我都羡慕。”我认真点点头。是啊,她是个那么好的人,对谁都那么好,谁得到她都会幸福的。


临近开学,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住处,一个人租房实在太贵。前男友已经在波士顿呆了一年,听说我申请到同个学校同个program,他挺高兴,说我是他学妹了。他之前的住处到期了,问我要不要合租一套两居室公寓。他在芝加哥有新女友了,我也有女朋友,皆大欢喜,熟人倒也方便。


我小心翼翼地和L提到合租的事,“明年我就申请学校来美国找你呗。然后我们在那里结个婚。”她语气轻巧得像片羽毛。她经常说,相信就能看见。这碗鸡汤听起来荒诞又温暖,若是其他人说的肯定会被我笑话。


美国的学业比预期的还要繁重,每天早晨栽进学院半夜才钻出来。我会在早晨去学校的路上给她打电话,向她描述路边植物的姿态或是天空的颜色。留学生活高压又干燥,两点一线,乏善可陈。有时我不知道该和她聊什么,隔着12小时时差每天说“爱你”或是重复一样的对话显得徒劳又愚蠢。我渐渐不想打电话了。某些夜里我感到崩溃,坐在床上哭,后悔来到这里,四下只有黑暗和寂静。


麻省是美国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设计学院的同学和教授里gay无处不在,男同性恋几乎成为进入学术圈层的捷径。女同性恋比较隐形。被白人男性追求时,我亮明自己的取向。这非但不会劝退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兴致勃勃。亚洲女性柔弱可玩弄的刻板印象,叠加上同性恋标签,似乎对男性更有神秘感和异域风情了。取向成了增加魅力的装饰物,就像穿了时髦的服装、化了性感的眼妆。背后的自卑不安,并没有谁会关心。


终于熬到寒假回国,我拥抱她,那么温暖,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在车里做爱。她说,她正在申请学校,夏天就能来美国了。我打心底里高兴。


我不在时,L经常去看我妈,给她送油送米,陪她聊天,像多了个女儿。她们一起看我小时候的录影带,笑话我走路不稳,一起挂念不在身边的我。这些都是我含着眼泪听妈妈说的。


有了念想,春季学期过得似乎快多了。她收到了德州和波士顿的offer,问我该去哪里。我说选你喜欢和方向对口的。我重选了下一年的公寓,没有找室友。她应该会来吧?


暑假回国,她来在机场接我,说决定去德州,费用会低一些。我有些失落,但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几天后,我去北京实习了。找房子时话费快用完,她还给我充值。安顿完毕,我给她拨了电话想报平安。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女声,劈头盖脸辱骂着,大意是叫我停止骚扰别人的女朋友,不要为所欲为。这太快太魔幻了,像三流电视剧里的情节。


几分钟后,她回电话说,对不起发生了这样的事,她们在一起有一阵了,接机那天不知如何和我当面讲。我来不及掉眼泪,对面已经挂断了。


我躺在还没铺床单的床垫上,像个铅块,无法动弹,胃像被抽紧了。想说点什么,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第二天我艰难地去上班了。我可是个大人啊,怎么能被小情小爱打扰。


之后她告诉我,她卖房卖车、准备学费、盼着和我重聚,而我却飘飘忽忽从不承诺,她太需要陪伴,撑不下去了。她说:“你说的有道理,安全感还是要靠自己给。”还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大概就在上海混混日子。谢谢你让我做出了改变。”多么讽刺。


周末我去参加北京拉拉群的聚会,试图寻找一些陌生同类的温暖。一成不变的吃饭喝酒ktv还是那么无趣。有人互相挑逗,有人打开香槟,有人唱起浅白的情歌。糟糕的歌词让我哭了。看着暗夜里模糊的景物,想到她说想要有个家。这些我再也参与不了了。


失恋的日子里,前男友飞来北京安慰我,说我们复合吧。那天是他生日,他希望有我一起过。我把他留在客厅地铺上,自己进卧室锁上了门。和女孩在一起如此晕眩,我无法想象如何和男人了无生趣地度过余生。


之后的大半年,我只想把课业完成得好一些,做好眼前一个个任务。有过几个床伴,无所谓国籍性别。我不是性瘾者,也从不过夜,一起呆到天亮听起来太像恋爱了。我单纯想找人聊聊天,有时聊聊L。如果不是上床,又有谁愿意花时间听别人无关紧要的胡言乱语?


第三个春天,她给我打电话,说要飞来看我。我站在马路对面,看她拖着行李从暮色的细雨里匆匆赶来,这段路像是走了一整年。她没有食言,只是晚了一点。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和她的相见,应该有欣喜、委屈、愤怒、很多眼泪和雨点般的亲吻。但什么都没发生。


我绕开室友,把她带进房间。在昏黄的灯光里,她试图拥抱我,我不争气地哭了:“为什么要抛下我?”她反问我:“为什么和前男友合租?为什么不要求我来波士顿?”我答不上来。如果没有信心陪她一辈子,我又怎能因为需要眼前的一点陪伴就替她决定人生?


她脱去衣物,一丝不挂地滑到我身上,她瘦了许多。“你这是被女朋友教坏了么?”我问。“你不是一直希望能这样?”她继续吻我。我感到滑稽又悲伤。我渴望的亲密、她愿意放下的防卫,都是离开我后习得的。


她在用手指征服我,带着侵略:“如果我是男人可以早把你娶了,不会允许你这样。”我看进她的眼睛说:“那样我大概不会喜欢你。”


我没有带她参观学校或游览景点。波士顿本就无聊,或者是我觉得尴尬有意逃避她。白天我照例泡在学院,晚上她准备了晚餐在公寓等我,像某种倒错的补偿。


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妞”,我配不上这么单纯亲密的称呼。“脸书上这个男生是不是你炮友?”那是一张很多人的合照,没有什么特殊的,她手指停在某个人的憨笑上。洞察力好得可怕。其实她一直都能看透我,我的犹豫和逃避,我的假装身不由己。她才会焦灼不安。


我去买模型材料,她一路跟在后面。“毕业后我们去road trip好不好?”她近乎在讨好。我没有停下脚步:“先找工作吧?经济不好很难找的。我大概会去纽约。”


她说,纽约见。我相信她。她仿佛回到我身边了,我应该高兴。但这份高兴我抓不到了。有种叫希望的东西似乎在退化,它曾经那么茂盛。


回德州后,她和国内的女朋友分手了,开始抑郁,需要吃药的那种。我不会自恋到认为这都是因为我,也许只是见面前我们互相期望得太多。


毕业时,已经回国的前男友又飞来了,带着钻戒,一刻不停地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他说:“不要再想她了,她们都会离开你的。没有人会比我对你好。”他总是像回收垃圾一样回收我,我该感激。他设想我们会有家、有孩子、一起开业。一切那么“正常”,听起来都是我想要的,除了他本身。他不温柔,甚至有点功利冷漠。但他显得需要我,具体现实的那种需要。不像L。每个人多少都希望自己被需要。


我说,你飞来路上我刚收到纽约的工作offer,过一阵再说吧。那个传说中工作强度可怕的明星事务所,是年轻建筑师的梦想。他执意把戒指留下:“你很快会受不了回来的。”


L先到了纽约,情绪化异常低落。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无法正常阅读,害怕独处,常在地铁上来来回回呆乘一天,恐怕无法通过司法考试了。她说非常想念我,求我去陪陪她,她说的是“求”,破天荒的。


我到纽约的第一天,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冰淇淋店见面,点了份大而丑的圣代,上面洒满了彩色糖针。她说,她交了些圈内的新朋友,有时一起出去玩,她在找工作,没有什么理想的。我拨弄着糖针说,我被求婚了,后天开始上班,之后回国大概就结婚了。我们继续你一口我一口吃着冰激凌,口感很塑料。


纽约比想象得还要糟糕。第一天上班我一直在用电动砂轮切树脂模型,酸臭的白色粉末如核尘埃般充溢着模型室,把我糊成雪人。和我一起切树脂的是个发型如猫王般精致的帅男孩。他说自己四年前耶鲁毕业时工资是现在的三倍,就在楼下投行;一念之差学了建筑,结果在这里和我一起倒霉地吸毒气。


半夜,组长通知我五点要汇报。我说,没事,你先休息,来得及。凌晨四点他咆哮着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完成,他要赶飞机了。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凌晨五点。真是个疯子。


在办公室看日出成了家常便饭。当朝霞打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上,办公室被染得金黄或猩红,每个人都在咒骂自己活得像奴隶,但没人逃离。组长操着伦敦音抱怨,他工作八年年薪八万,远不及刚毕业的程序员。


L在法拉盛某个不知名的华人律师工作,朝九晚五。我不太知道她每天在做什么,只知道她住在布鲁克林的尽头,偏远阴暗,比上海原有的房子差劲一百倍,得和墨西哥人一起在公共洗衣房洗衣服。但愿她不是因为我需要承受这些。


在纽约为数不多的娱乐是去酒吧。飘满彩虹旗的gay street离我办公室三个街区。酒吧门口检查证件的大妈恶狠狠打量我:“未成年吧?证件是不是假的?进去吧。”从门口挤到吧台有无数看不见的咸猪手略过我的胸部和下体,有人在墙角四脚交叠,音乐糟糕得要命。


L和狐朋狗友在抽烟,讨论哪个妹子好看,开着低俗的玩笑。她们起哄着把我拉进舞池,握着啤酒瓶像臭水沟里的鲶鱼一样拥挤地扭动。L有些疯癫,试图抚摸我,我后退着躲闪,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跳舞,只是看着大家。她们有些已经四十多岁了。此刻并没有在温暖的家里和爱人读一本书,或看看孩子有没有踢被子,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也会伤心。


两三年前我还笃信只要够努力就会有做选择的自由,那些退出的人都是因为懦弱。此刻,我在美东,有份假装体面的工作,我爱的女孩还爱着我,我却愈发觉得自由意志如此不可得,我依旧又穷又弱。


空气太闷,我和L跑到外头抽烟。有路过的gay上来借烟,我递了他一支。他问我们是不是一对,我看了L一眼说也许不是,她也笑笑说不是。他手指一屈一伸,笑得狡黠:“你是个好人,祝你们今晚愉快。”


“我其实不该带你回来的。”半夜把L带回家时,底楼的黑人保安嫌弃地瞥了我一眼,我总是晚归吵到他打盹,室友早已睡了。


L洗澡时,我站在15楼的落地窗边看着河对岸的曼哈顿发呆。灯光闪亮,不会有什么盖茨比的绿光。即使有,也早被周围的热闹掩盖。


第二天早上,我去加班,把L留在家里。晚上,女室友唧唧喳喳问我昨夜来过的是谁。我说,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说出她是谁,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像在说无关的事。男室友无法掩饰欲言又止的八卦表情:“昊哥威武。那个……女的和女的做是什么感觉?”


我和L假装恢复了交往。相处的时间仍然很少,基本都在周末深夜的酒吧和床上,经常醉醺醺的。夏夜的晚风和她热烘烘的吻扑在脸上,就像三年前。我们交谈不多,甚至不讨论多于三天之后的事。工作日,她在晚餐时间到公司楼下只为等我一起抽支烟。生日时,她站在我公寓楼下送来蛋糕,很甜。我说,不要再对我好。她说,我乐意。


我们去看电影《Gone Girl》,是个妻子装死报复丈夫,最后让丈夫生不如死的故事。她问我会不会害怕结婚。我想,不管和谁结婚,应该都会经常很想杀死对方。


L没有通过纽约州的司法考试。她自嘲说:“你看,你读了最好的学校,在最好的事务所。我在个三流律所,连bar都考不过。”她明明很优秀,国内司法考试一次轻松通过。那个心高气傲,扬言说要年入百万的人不知去哪儿了。


有次在外用餐,我和L因为是否该给小费争论。她说,又没被服务什么,为什么要给钱。我坚持在账单上加签了15%。无论如何,不给小费未免太低自尊了。我有些无名之火,不知该冲着谁。是什么让她变得低微?


我在Park Avenue上飞快地走,不顾她是否跟得上。路的两边满是著名的现代主义摩天楼,反正她也不认识,就像我也不想搞懂什么税法、刑法、民商法。我讨厌她过得比以前糟糕,讨厌我们间说不清的隔阂,甚至讨厌她不厌其烦的等候和随叫随到的陪伴。


或许,我讨厌的是自己想跑到远方却并跑不到,厌恶自己对她的攫取、轻蔑和依赖。她的温柔、妥协让我绝望,她理应对我鄙视、愤怒,或者直接拉我去结婚。


转眼又快入冬。早晨六点,我走出办公室,昏沉沉钻进地铁站,过江地铁又故障停运了,我已经无力抱怨。从soho走到世贸中心,我问一个等车的路人是否能乘这条路线,路人说没错。他温柔礼貌一路和我闲聊,交换了联系方式。


从河对岸的新泽西出站,我坐在哈德逊河边,啃着昨夜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硬得像块石头。清冽的晨光闪在河面上,白色的水鸟挥翅而过。河对面,世贸大楼正在重建,幕墙的反射刀锋般凌厉。那么大的楼塌了也能照常升起。手机收到路人的短信,说是一见钟情求交往。这个城市总是假装还有很多可能。我删了消息,起身走了。


我和L说,我打算回国了。那个周五夜里她不愿再见我。我在一个T家里找到她,她在陪失恋的伙伴喝酒。L说今晚试试三个人吧。我只当她在胡说八道,没有搭理。她们开始对我肆无忌惮,像是早有预谋。这太变态了,我有说不出的失望和耻辱,套上衣服就走。L跟着我跑出来。


午夜的地铁车厢摇摇晃晃,除了我们,只有流浪汉和醉鬼。车开了一半停下来,广播循环播放“有喝醉的人躺在轨道上,请稍候。”


她故作轻松:“别生气,我以为你会喜欢的。结婚前多点体验不是挺好的。以后就没机会了。”这算什么?离别礼物吗?我像被抽了记耳光。在她眼里我是怎样的人啊?


车咣啷啷启动了。“我原本以为努力一下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淹没在窗外的黑暗里。


回国前的几个晚上,我们是否还有做爱,我记不清了。她吃完抗抑郁的药,很快响起轻轻的鼾声。我偷吃了四颗,毫无睡意。暗淡的光线下,她脸上有些粉刺也有皱纹,混合着孩子和中年人的模样,并不是少年了。


离开其实很容易,打包行李两小时,订机票十分钟。原来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可以那么少,并不会缺了什么就过不下去的。


最后的那个早晨,我和L在布鲁克林肮脏的地铁站乘上不同的列车各自上班。没有吻别和挽留,比普通的早晨还要普通。我甚至记不得我们是否挥手告别。


下班时,没有人祝我以后顺利,我就从这个闪亮的事务所消失了,就像“滴”一下摁断了机箱电源,奴隶们都是这样来了又走。组长只说:“你走了,这活怎么办?”


可能要变成我丈夫的男人来接我。“我换了工作,年薪八十万,三十岁就该有一百万了,你不必在纽约辛苦。”我看着他诚恳又自满的脸,想到了L,觉得一切那么滑稽,无法控制地笑出了声。


回国后,我清空了所有拉拉朋友的联系方式,和未婚夫住到了一起。被拒绝亲热时,他会抓狂:“你还是喜欢女人,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而我没敢问他,既然知道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我。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可靠的伙伴。毕竟找合伙人比找伴侣还要困难,而生活又多少有点像生意。


后来L去了北京。最后一次见她,是四年前她到上海出差。我们坐在秋天午后的梧桐树下。摆脱了我,她看起来又是凌厉自信的L律师了。她问我要不要去打球或开卡丁车。我顿了几秒,帮她摁灭了烟,笑笑说不了吧,怀孕不方便。


一个生命的出现替我杀死了“逃脱不了的自由”。在随机的一天,我大着肚子和未婚夫领了证。没有办婚礼,誓词太神圣,我念不出口。我对肚子说:“不管你是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家属对肚子说:“不管你喜欢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


那次见面后,L对我甚至我孩子的关心,都让我害怕得不敢回复。之后唯一一次和她通话,是咨询父母离婚的事。太操蛋了。


如今,我和家属有个四岁的孩子、自己的事务所、一堆账单和贷款。很多夜晚,我还是会想她。那种想念就像面对一个深黑的漩涡,让我不敢靠近。


我常问自己,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想想大概也不会。毕竟我就是这样现实、自私又懦弱的人,太满的爱情不合适我。


作者后记:


写完后,有种奇异的感触,像是她每个细节都是我想象的填充。故事本身也免不了因为自我开脱而有所粉饰。


我不喜欢生活中有选择的缝隙。自由让人感到存在主义的焦虑,于是我用尽手段去否认它,假装我做的事情不由自己控制,假装我再努力也够不到爱的人,直到我们分开。


而对一个人的爱,就像忒修斯之船。在很多年里,已经换完了零件。还能不能说“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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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赛到凤凰城:带着对瘟疫的思考,我走过这段危城之旅



美国同事发的邮件,开头写着“Hi Coronav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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