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渡水崖

北京没有海。每一片以“海”命名的湖泊，都有不着调和反常规的意味。从什刹海的水域——后海走出来的小酒馆“跳海”，同样隐喻着北京与海的关系。最近一年多，“跳海”在北京、广州、深圳、重庆、成都和杭州连开十家店，用老板梁二狗的话说，“感觉好过在当地买了一套房”。

一切诞生于他的私人空间。2018年，梁二狗在后海家中装了三个酒头，方便自己畅饮，也好招待朋友。来者有份，每人交一百元，酒随便喝，顺便参加露天电影、弹唱会或沙龙。最热闹时，屋里塞满六七十人。为了容纳更多东西，他盘算着开一家店，扎根这片生活区域，“跳后海”。

如今，“跳海”走入大众视野，总有年轻人在夜晚想喝一杯时，奔向那个人跳进啤酒杯的标志。但在此之前，它被视作同温层的活动据点、区域文化的缩影和城市规划与改造的锚点。三年的时间尺度内，所有发生在其中的故事、来去出入的人、大大小小的改变，都可以收束到它的起点，北京。

  1  

“有人跳海”。这是我走进“北一跳”，抬眼看见的第一行字。笔迹洒脱，用大块的牌匾挂在房梁正中央。这里没有寻常酒吧里的镭射灯、灯球，而是几乎被文字充斥——一张海报，摘录了左翼文学作品《愤怒的葡萄》里的段落；一面黑板，写着顾桃导演的纪录片《犴达罕》里鄂温克人说过的话；一块破了的墙皮，左下角有一行手写的小字，“This is a wound.But,It's ok.”（这是一道伤口，但没关系。）

高密度的文字，是跳海人留下的痕迹。这种接头暗号般的装饰，在“北二跳”里显得更醒目：“垮掉派”诗人布劳提根的诗，一句句地贴在墙上；日本作家坂元裕二的小说，陈列在各个角落；天花板上挂着文字标语、画片和杂志内页；门口贴满了这里举办过的活动海报，有纪录片首映会、快闪读书会、摄影展。

特定的时刻，万圣节的鬼怪开始出没。有一类显得可亲，是“北三跳”的店员。两个女孩穿着破产姐妹装，递酒的脚步轻快，无脸男则慢悠悠地四处飘荡，引得人们纷纷回头，被拉住合影时，又摆出一个可爱的手势。另一种是顾客，有的戴了五颜六色的假发，有的衣服上沾满“血迹”，有的抱着一根巨大的咽拭子。

夜里视力欠佳，还可以打开听觉。在“北四跳”，周围充斥着易拉罐的拉环声、手机摄像头的咔嚓声和摇滚乐的鼓点声。从人群中穿过，能听见男女间的小暧昧，一伙朋友围着一只白色萨摩耶，“嘬嘬嘬”地逗它，一家三口站在冰淇淋车前，妈妈问女儿喜欢的口味，女孩说“草莓”。

“北一跳”、“北二跳”、“北三跳”、“北四跳”，是北京“跳海”现有的四家店面。它们从二环依次向外延伸，贯穿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在北京最核心的夜生活留下记号和仪式感。有趣的是，共同体之外，它们的个性迥然不同：“北一跳”藏身于老胡同，陈旧而静谧；“北二跳”临原城门街，京味足；“北三跳”坐落艺术园区，更洋气；“北四跳”有个三百平的院子，人声鼎沸。

“跳海”铺陈着北京亚文化青年的杂糅与流动。在这里总能看见眼熟的文艺行业从业者，包括独立音乐人、播客主播、青年小说家、出版编辑。他们大多住在附近的胡同串子或老城区，下班后跑来“客厅”玩一会儿，再踏上自行车或步行回家。如果从性别看，来者多是女孩。夜色覆盖了她们穿搭风格的多元，有哪吒头、烟熏妆，有贝雷帽、风衣，也有牛仔裤、帆布包。于她们而言，这里更像消闲的中转站，因为在附近很容易找到另一家营业到更晚的酒吧，和售卖各种小吃的门脸。

来到这里的顾客、朋友、店员之间，没有什么清晰的界限。站在吧台里的不见得就是店员，还可能是常来的熟客，他们三两碰在一起，举杯的间隙溜进吧台帮忙，有时会因此被误当成“酒托儿”；老板的朋友会临时代班弹窗的厨师，连夜烹饪，随手为店里的人递上一小块烤南瓜、烤羊腿，还会在宠物鹦鹉被围观时，补充介绍它的名字、种类和习性，同时给没点餐的人也留下一个位置，供她充电、刷手机。

酒杯是个情感容器，同时承载了太多的快乐与迷离。当我与朋友边喝酒边讨论行业困境时，有人错往我的手机上投送了几张合影，人人呲牙、扮鬼脸。坐在我左手边的男孩，正在向女伴倾吐生活压力，右手边的人独自喝着闷酒，偶尔把额头抵在桌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广义上看，“跳海”是北京夜生活的一个横截面。但它容纳的信息太多，酒吧的底色反而模糊了。这更让人好奇海的深处到底是什么。

  2  

两年前，为了招待来京玩的朋友，我在大数据的推荐下第一次走进了“跳海”。当时店里在直播球赛，坐着几个穿花衬衫的男人，彼此熟识，其中一位听了我“酸甜”的口味偏好后，帮忙打了一杯凤梨味的精酿。

当时的“跳海”，就是现在的“北一跳”。目前，它所在的白米斜街是第三次搬迁的结果，附近有民宅、派出所和张之洞故居。最早，也就是梁二狗家里喝酒的人满到溢出来的时候，他把“跳海”开在了更古老、更接近后海的北关房胡同。无论如何，一切以鼓楼为圆心。如今，“北一跳”与鼓楼直线距离不过八百米，临近鼓楼东大街和旧鼓楼大街，与泛鼓楼文化关系密切。

鼓楼大街是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之一，作为国都规制“左祖右社，前朝后市”里的“后市”，过去服务于住在胡同中的权贵商贾。后来这里逐渐形成了一批老字号饭庄、茶楼，出现不少食客文人笔下的下酒菜。九十年代啤酒流行起来，可散装，还可以退瓶钱，适合寻常的市井人家。与这些传统相映，在“跳海”喝酒的人也会戏说，“啤酒是工人阶级的饮料”。

在鼓楼的沟壑纵横里，“跳海”被视为后生。但在鼓楼青年的记忆中，它倒更像一处“文化遗产”。千禧年以来，鼓楼附近的小胡同就是北漂青年的租住地。2008年左右，开放临时租赁的外交条款吸引来不少外国友人。他们与原住民的孩子一起，白天四散在外，夜晚游荡在街头。

2010年代还是北京地下音乐的爆发期，鼓楼附近的livehouse票价低，偶尔免票，给了年轻人很多选择：钟库胡同里由乐队成员创办的疆进酒；鼓楼东大街被称为“摇滚第一现场”的MAO；前身是D-22、音乐厂牌老板的XP俱乐部；东棉花胡同里的江湖酒吧，召集了不少民谣音乐人；南锣鼓巷里的69cafe，承接过北大学生的首场演出；稍远一点，还有张自忠路的愚公移山、方家胡同的热力猫。演出结束后，鼓楼东大街206号院内的temple（坛）是个去处，出门直通楼下的DADA（达达），可以在那里蹦迪到天明。

2012、13年“什刹海”和“南锣鼓巷”地铁站开始运行后，位于南锣鼓巷外延的鼓楼东大街永远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游客。附近的场地租金连年上涨，周边胡同大杂院内的房租也跟着翻了倍。2016年，MAO宣布停业、另寻新址，有人得知消息后把门牌偷偷摘走。2017年，方家胡同和旧鼓楼大街开始实施街巷治理工作，“开墙打洞”，“拆、封、堵一体化”，同年，69Cafe、热力猫停业。2018年，愚公移山的演出开始频繁变更场地。2019年初，愚公移山宣布停业，几天后，门口的封条上出现一幅画和“再见”。

鼓楼和后海的变化是一体的。从“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何勇《钟鼓楼》）到“107路公交车”（赵雷《鼓楼》），鼓楼文化符号的流行趋向背后是音乐人的代际和音乐风格、氛围的变化。如今，在后海酒吧一条街上走一走，可以听到几乎每家店都在播放短视频平台上流行的民谣曲目，驻唱歌手有时会走调或漏拍，中年男人在门口揽客。

“跳海”就是在这样撕裂的时空中出现的。从现有的元素看，它的布局和营造的氛围与过去那一批活跃在附近的酒吧、音乐现场里留下的影像和照片资料中的样子相差无几。“北一跳”收集的磁带、CD和黑胶唱片上的人，大多在这一带演出过。他们的歌词里也经常出现School、MAO、鼓楼、地安门等地标性的字眼。这或许说明，“跳海”试图承接那些地下空间接连消失后，寻找新去处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印证。但能确定的是，对于部分同样生活在附近，夏天穿着白背心遛弯、冬天坐在板凳上溜冰的老北京而言，酒吧文化是一种难以和解的外来文化。“跳海”始终在应对扰民的问题。如今，“北一跳”已经不被允许像过去一样，让酒客们在门口的草蒲团垫子上推杯换盏，更不可能在门外唱歌、跳舞、搞行为艺术。“北四跳”因为院子里客人太多且迟迟不散，被有关单位没收过一次桌椅，还罚了款。站在这个角度上，过去与现在，好像又没有太大的改变。

  3  

北京的年轻人总是流动很快，鼓楼青年是，跳海人也是。“跳海”的老板梁二狗很早就撤出一线，其他的初创伙伴，有的去守其他城市的店面，有的四处奔波，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今年下半年，北京开了三家新店，四位店长被视为新跳海人的代表。他们是一群喜欢喝精酿的文艺爱好者。

最先见到的人是“北四跳”的店长卓越。传闻他和梁二狗有点像，我无从判断，但他们都经常穿写着“有人跳海”的文化衫，看起来挺乐意为品牌背书。“北三跳”店长三儿是个从小就留长发的男生，万圣前夜穿了一身西装，皮鞋铮亮。“北一跳”和“北二跳”的店长十三、黑黑都是女孩。如果说黑黑的打扮有些经常出入“跳海”的姑娘的样子，十三的风格更像闯入“跳海”的我。

他们都是老跳海人的朋友。十三以前就在梁二狗家喝酒，眼看着他开了“跳海”。黑黑去年还是“北一跳”的兼职打酒师，用她的话说，是被北京“跳海”的总主理人疼疼“照顾着玩了一年”。三儿也是疼疼招来的，他一直在北京做啤酒设备，两人认识许久。卓越之前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社交圈层与“跳海”有非常大的交集。

“人是跳海最重要的资产”，梁二狗曾经在一档播客节目里这样说。不知道是否为了贯彻这种理念，“跳海”擅长把“资产”盘活，不仅让朋友成为同事，还为他们再造了很多剥离工作意味的新概念：店长叫“宿管员”，爱张罗的熟客是“礼宾部”，整个疏松又紧密的组织叫“嬉皮商学院”。北京“跳海”的店内也陈设了很多召集朋友用的标语，比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们只招待朋友，我们不服务上帝”。公众号推文里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他们提倡一种交际方式，哪怕第一次来，也别把自己当外人。

对于店长们而言，“跳海”是各种意义上的“避难所”。十三是新鼓楼青年，日常活跃于家附近的闲置物品群，“不喜欢跟钱相关的东西”。从传媒学院毕业后，她发现自己总跳不出运营的岗位，“路越走越窄”。在商业、科技媒体里接触商人和创业者也让她厌倦。“我不爱追热点，不刷抖音。我永远发现不了下一个机会、风口。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可能没办法在那个行业做到高管的位置，年薪百万那种，我做不到。那我不如选一个让自己快乐一点、轻松一点的工作。”

十三说，虽然自己一直喜欢喝酒，但以前总觉得“酒吧不是个正经工作”。她处在这个心理阶段的时候，三儿正走在一条反传统的路径上。他是朝鲜族，父母定居韩国，离家出走时手上没护照，就去码头干了几个月工地，然后拿着赚到的第一笔大钱回来，学酿酒、做设备。他的阻力来自家里的否定、无法以投简历的方式被行业认可，和钱还不够在北京开一家自己的烧鸟店。

卓越没有主动说自己的事儿，他的注意力都在“北四跳”最近发生的一切。我在一期播客节目中得知他生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很守规矩地念书、读大学，来北京工作后，不常和家人联系。此前他裸辞休息了一阵，信用卡差点透支。我与四位店长的接触中，他语气最疲惫，但状态最昂扬。我以为这是没把“跳海”当工作的原因，但他回得很快，“就是工作呀”，“但实体赚的是辛苦钱，可能你干一年的营业额，不如人家线上谈一个营销方案。”

店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消化情绪”。有时是应付要果盘、开茅台的“社会大哥”，有时是向故意搞破坏的人追责和索赔。在“北二跳”更明显，因为位置优越，吸引了很多对“跳海”招牌好奇的生面孔。万圣节那晚，店里坐满大厂员工，对话关键词是“达人”“孵化”“海外窗口”。我问黑黑，她的思路却是应该在店里放一个沙袋，关照他们的心理健康。黑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即使是兼职打酒那一年，她白天也在医疗公司勤勤恳恳地上着班。来到“跳海”后，她很少和大家半夜续摊，更想回家早睡。这里是她“选择不那么常规的工作的第一步”。

干这份工作，很多时候是自由发挥。十三会把淘来到的灯用马克笔重新上色，挂在“北一跳”。黑黑喜欢做手工花，在“北二跳”里藏了很多。三儿说在“北三跳”放自己喜欢的音乐会感到羞耻，但会办有意思的现场演出，“玩点野的”。卓越关心“表达”，很多他想做的内容还没来得及在“北四跳”落地。十三告诉我，有一次她和另一家酒吧的老板聊天，才知道别的店通常不会给一个店长这么大的权利。

“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好像这个店就是我的。”十三一边在吧台里忙活，一边笑着说。

  4  

万圣节前夜是个周末，我坐在“北一跳”许久，试图捕捉当年那批鼓楼青年留下的气息。但那晚客流比想象中少，来者多是学生模样，点的最多的酒是“花束般的恋爱”和“侃大山”。我就在这样的落空中见到了老郭。十三向我隆重介绍，“这就是跳海最早期的老客人！”

老郭并不老，三十岁左右。他在十三对面一气呵成地坐下，双肩包暴露了他从工作岗位离开不久，操一口爽快的京片子，是本地人，笑称自己要“报备加班”，是一个在本地有家的人。

他俩有一句没一句地唠，话不密，也不是句句衔接。隔离、旅行、新做的播客。在聊天的间隙，老郭仔细研究了几种新上的酒，与被酒名吸引的顾客不同，他更关注口感、苦度和泡沫的多少。过了一会儿，他开始点餐，一份酱肘子，几张烙饼。十三和我都蹭了这一顿。十三还说，自己上班时基本不用为肚子操心，因为常有这种老朋友“回家看看”，每次回来都“带点儿礼”。

老郭是“跳海”的兼职打酒师之一，在店里有自己的人物卡牌。他说他喜欢进吧台帮忙，一是洗杯子时可以对着墙放空，机械性地重复一个动作有实际的快乐，二是他享受自己来的感觉，彼时与周围的一切有种弱连接感，“在那个时间，我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表达都是属于我自己的”。

老郭有阅读的习惯，在媒体工作过，这或许可以注解他的敏锐和语言的洗练、准确。在他提到的那期播客里，他和另一位跳海老朋友一起听十七岁的新朋友向大人的世界发问。当女孩问“你觉得你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怎么样”时，他说，“我们是你需要警惕的对象，这个世界足够野蛮”。

“一般大家坐在吧台，是不会聊得这么深刻的。”老郭向我解释，“如果今儿就在这喝俩小时，就聊一些身边的事儿，你跟那个姑娘怎么样啦，你那个特别操蛋的同事呢，这那的。但要是多喝一会儿，喝到后半夜、关了店，几个朋友可能就emo起来了，慢慢开始聊诗歌、哲学。”

回忆从前的“跳海”时，老郭还给了我一个具体场景，来自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他们一伙人经常半夜在后海边喝野酒，唱罗大佑、新裤子、南京市民，弹着吉他到天亮。“现代社会里很难找到这么一帮真心的朋友，大家待在一起，快乐地消磨时光。”

至于“跳海”的变化，他说从2019年开业至今，来这玩的人至少换了三波。时间是催化剂，因为人的生活节奏和心态会渐渐发生变化。“很多人离开北京了，动机就是离开北京本身。”

变化指的是，年轻人不可避免地老去。“我们在变老，二狗也在变老，每个人都在变老。在变老的过程中要做选择，你不得不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时俱进。比如说去年我儿子出生了，我在工作、家庭的选择上就会更务实，但是心里那个方向的东西往哪儿搁？我就会主动地希望搁在‘跳海’。哪天你实际生活中那个东西所剩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得给它的逐步死亡扫扫墓。”

老郭还提到一点，“跳海”不会吸引所有人。他有一位好朋友，觉得跳海是他的“客厅”，导致自己每次去都有“做客”的感觉。后来朋友告诉他，自己在家附近也找到一个可爱的酒馆，慢慢在那喝酒、聊天，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这是好事，可能也是社区酒馆、街头喝酒的意义。”

  5  

今年八月，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连锁酒吧“天堂超市”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同时期，“跳海”在北京东四环拥有了一个“村”，正式走出鼓楼、后海和市中心。这是疫情下北京酒吧进入大众视野内的两件事。

卓越说，他入职“跳海”那会没干过一天正常酒吧，只能“拎着酒桶去卖野酒养活自己”。当时一起的还有出版品牌一页，由于编辑们都在家办公，新书营销活动不好开展，索性加入了这场酒局。他们各自带了一些朋友，圈内相传，“上百人在天桥上喝酒，营业额比店铺开业的流水还高。”

“跳海”有喝野酒的传统。而长期浸泡在北京地下文化空间的跳海人，惯于应对各种状况，对不同街区的管理章程、不同单位的管辖范围相对熟悉。在东城和朝阳区的交界处，有一座桥和一条河，那里是城市的缝隙。十三说，“那两个月把大家憋着了，他们就想找一个地方玩儿，甭管怎么玩儿。”

野酒活动为“跳海村”带来了第一批“村民”。卓越除了任店长，还负责市场拓展，与“跳海”背后的品牌、新媒体等部门相配合，连请了四天“明星打酒师”，他们都是北京文化圈子里的KOL。这让新店开业后的状态成了，“十个人里边，三个在聊自己最近录的播客，三个在聊自己最近拍的电影、综艺，三个人在聊自己写的非虚构，剩下一个人疯狂打卡拍照。”

“但这个店其实没那么多对的人。”卓越说。他理想中的状态是，人多的时候，如果有三组人拼一张桌，他们都能聊到一块儿去。这可能更接近梁二狗对“社区酒馆”的定义。在后者的公开表达中，“跳海”不独属原生圈子，更应该成为某种枢纽，人们在此建立信息网，交换信息，广结天下友。

不过，在成为江湖客栈之前，“跳海”作为酒吧的面向先收到了一些称酒“贵”和“甜”的差评。他们的回应是酒来自正规一线酒厂和为了均衡不同品类。有熟客的理解是，酒吧要选择自己的客群，“跳海”面向的是广大青年。梁二狗对此有过另一种说法：啤酒的口味本就比不过其他酒类，更重要的是下酒的场所和情绪。这让“跳海”的扩张更加无法剥离疫情的背景。卓越说，“人越不开心，越想喝酒”。老郭也说，“大家抱着一种‘末世狂欢’的想法，跟自己身边实际能接触到的人聚在一起。”

我在“跳海”三晚，与五个跳海人聊天，隐约看见它指向大众的难度和无形的矛盾。一方面，新跳海人符合梁二狗说的“不想去体制，不想进大厂，但也得找路径，探索对抗主流叙事的路径”，“跳海”找到了很多这样的人。另一方面，现在的他也会告诉他们，在必要的时刻，“跳海”应该充当与主流沟通的桥梁。

无论如何，海里没有答案，“跳海”也不是他们的终极答案。

如果你在北京，也对城市观察与研究感兴趣，想成为三明治“555 Project·北京”项目的研究员之一，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投递你的个人信息给我们。555 Project需要更多视角，告诉我们在北京发生的故事。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