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3年的夏天，我决定离开北京去往南苏丹北部的多罗难民营中工作。

我乘坐着小型飞机在非洲中部平原的上空飞行，从飞机的窗口望出去，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河流蜿蜒流淌，遍地绿色盎然，那时的南苏丹正当雨季。

低空飞行了三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难民营旁的一条红土跑道上。走出飞机，我踏在陌生的红色土地上环顾四周，跟我穿着一样T恤的队友忙碌着搬运物资，飞行员靠在机翼上在给飞机加油，远处的非洲小朋友冲着飞机不停地挥手喊叫。人群中我看到有一张亚洲面孔，我走过去，仰起头对他说：“你好，我是怪怪柴。”

这就是怪怪柴和木头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简直浪漫得一塌糊涂，像那些老派爱情电影的经典开头一样。

但其实，电影里都是骗人的。在我兴奋地叽叽喳喳了半天之后，男主角对着我勉强地点了一下头，含糊着“喔”了一声便扭头接着去搬东西，我连他的声音是什么样都没有听到。

他乘坐我来时的飞机去休假，我坐着四驱车开往营地。爱情电影就此戛然而止，女一号在被男主角冷落的悲凉气氛中开始了在南苏丹多罗难民营里的生活。

忙忙碌碌的工作占去了我百分之二百的注意力，直到一天早晨的例会之后，男主角带着光环第二次出场，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这才发现原来他已经休完假归来。这时的木头人笑容满面，和机场初遇时神情淡漠的他好像两个人。恩，剧情照这样发展才对嘛。

在这个用树枝和茅草圈起来的院墙内，有二三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住在简易的小土屋里。这些被当地人叫做TUKUL的小土屋由树枝搭建而成，泥土抹墙，茅草盖顶，一床一桌一椅便是所有家当。屋内低矮，站在里面连我这样的矮个子都要不时低头避让屋顶，进出门时需弓腰侧身。好在有蜘蛛挂在角落，青蛙地上蹦跳，有了它们点缀，这些小土屋里倒也显得生气勃勃。

按照安全守则，晚上七点后我们便不能再外出，只能待在小小的院子里。于是晚餐后，院子里那棵大树下就成了多罗最棒的聊天聚会地点。最妙的还是周六晚上的派对，院中的草棚从饭厅和会议室摇身一变，成了摩登原始人的迪斯科舞厅，积蓄了一周的工作压力在快节奏的音乐声中随着身体的摇摆被释放，这就是被圈在院子里的年轻人用来放松的娱乐方式，除了我和木头人。

整个院子里不喜欢派对聚会的恐怕只有我和木头人。其实我俩对于派对上吃的部分还是相当感兴趣的，每次派对上都有各国队友亲手烹制的简化版家乡菜肴，我俩总是大快朵颐之后迅速跑路，以躲避之后无聊的派对时间。

无奈队友们热情又友好，见我们在HAPPY HOUR里闭门不出，都很担心我们的心理健康，尤其是队里还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心理医生，我俩被大家分析为工作压力过大需要及时释放，不然可能会撑不到任务期结束。于是队友们死拉硬拽一定要我们出来参加派对开心放松一下。

木头人同学一向意志坚定，坚决不从，八点钟准时回小土屋里洗澡睡觉。而我却顶不住大家的关切，被敲几次门后往往就临阵投降，被拖到树下坐进人群里，无聊得看着飞来跳去的蚊虫们发呆。

在一次派对结束后周日的午餐上，我忍无可忍地对木头人诉苦：“参加派对才是我压力的来源，我更情愿回房间睡觉。”

一向温和的木头人对派对的态度倒是异常的坚定：“他们喜欢的派对就是聚在一起听音乐抽烟喝酒聊天，坐在那里喂蚊子，对我来说这可真比工作辛苦多了。”

我俩一拍即合，有种知音难逢的感觉，不爱派对的共同缺点让男女主角碰撞出了第一次的火花。只是那时的木头人绝对没有想到，离开时他的评估里每一项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唯独有一个缺点：不积极参加派对。

在前线，工作量大是肯定的，我习惯每晚加班到深夜，而木头人的习惯是早睡早起，他说清晨的空气特别凉爽，而且早晨工作有一大好处：那时蚊子还没有出来。跑步是木头人在多罗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清晨早起泡杯茶，先工作一会儿，再去营地外的飞机跑道上跑步，这就是木头人一天的开始。几个月下来体能竟然慢慢提升，前阵子跑完了还可以举重，身体状态比大学的时候还要好。

听他讲得眉飞色舞，我点点头礼貌性地附和：“我也挺喜欢跑步的。”

“你也喜欢跑步？”单纯的木头人满怀期待地看着我问。

“那当然！我长跑短跑都很好！”我拍着胸脯开始了夸张的表演，“上学时我的八百米跑两分半，五十米能跑进七秒。”

“真厉害！我八百米也是两分三十秒左右。”这样的鬼话木头人居然也相信，还对我连连称赞，“太好了，又多一个志同道合的跑友了，明天早晨早些起来我们一起去跑步吧。”

看着他认真的表情我憋着笑起哄：“好呀，那不如五点钟就起床吧，先工作两个小时再去跑步！”

第二天早晨正睡得昏天黑地，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一个声音在门外不停地喊我：“怪怪柴！怪怪柴！”我揉着眼睛钻出小土屋，整个营地里一片黑黢黢，天边的星子还在闪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低头一看手表：果然是凌晨五点！

木头人端着杯子从黑暗里冒出来：“水烧好了，这是刚泡的茶。”我接过茶，心里连连叫苦，以后再也不能和这个木头人乱开玩笑。

哈欠连天地在电脑前工作了两个小时，木头人把电脑一合，拿好对讲机（安全守则又一条：不管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对讲机）对我说：“该跑步了。”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跑回小土屋左拿右拿装满了腰包，这才跟着木头人出了营地大门。

一路跑到飞机跑道边，木头人在前面仍然步伐轻快得像只大鸟，我落在后边跑跑停停已经喘到不行。木头人扭头无语地问我：“你不是说你很能跑的吗？”

“我以前的确很能跑的啊。”我回答得理直气壮。

其实害我跑不动的“真正”原因是腰包实在太沉：相机、两块后备电池、宝丽来相机、三筒后备菲林、智能手机，还有个小小的三脚架。早晨出来跑步，跑不跑那是其次，最要紧是把摄影设备带齐全，凹造型拍照片那才是正经事，木头人听了我的歪理有些哭笑不得。

飞机跑道给了我们绝对的惊喜，那里视野开阔，金色的光线柔和又迷人，是绝佳的看日出地点，我的相机不停地响，早就忘记了跑步这件事情。趁着清晨凉爽，难民营中很多小孩子出来打水，我赶紧拿出立拍得相机为他们拍照，看着他们拿着自己的照片惊奇地大叫大笑，木头人也忍不住停了脚步跑过来加入我们。只一个早晨，木头人就被我“传染”，变成了拍照狂人，他的跑步计划彻底失败，体能也每况愈下。

爱情电影的情节开始快进。

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到飞机跑道看日出，给小朋友们拍照，然后互相挥手告别，奔赴各自岗位；一天劳累后带回满身尘土与汗水，分享美味的非洲黑暗料理；黄昏时一起爬水塔，看非洲中部平原美丽到忧伤的夕阳；下大雨的夜晚踩着泥泞去加班，一起一边敲电脑工作一边喂蚊子；周末的时候，一起给外国队友们包饺子打牙祭，去难民营里和孩子们玩耍；在中秋的满月夜里，在无线电里惊喜地互相呼喊着出来看月亮；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一起认真地分享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在前线项目上，负责诊所后勤工程的木头人是“神”一样的存在。

木头人管理着当地员工最多的部门，他的工作有条理得不像话。苦活累活来了冲在最前面，回到营地总是脏兮兮一身泥和土满头满脸的汗。电闪雷鸣的雨夜，在无线电里听到诊所紧急报告停电，他毫无怨言地一趟趟跑去查看修理。不管是当地员工还是国际队友，大家都很喜欢他。

每次看到他汗水湿透了T恤带着一身臭味回到营地吃午饭，我们都会捂着鼻子开玩笑地对他说：“木头人你这个样子特别的sexy，浑身散发着迷人的男人味道。”

我偷偷拍下他腹肌若隐若现的“性感湿身”照发到朋友圈，没想到这个无心的举动竟给女主角引来了一位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我那眼光相当挑剔且有品的同志好友阿潘看上了木头人，他热情洋溢地请我转达对木头人的倾慕之情。

当我还在思考是否要向木头人转述阿潘的情意时，木头人突然“哇靠哇靠”的跑来给我看他的手机，我好奇地一看，哇塞，内容果然劲爆，原来木头人的一位男生朋友颇为直接“粗暴”地在Facebook上向他表达爱意，用词大胆热烈得让我看了直脸热心跳，木头人神情紧张地问：“我这算不算是遭到了性骚扰？”

而且这已经不是木头人第一次收到来自同性的求爱，当年涉世未深的他独自在菲律宾背包旅行时，就曾遭遇过“险情”，被一名男护士搭讪挑逗。深夜时分男护士竟然行为“不轨”，木头人差点就此“失身”于异国，吓得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背着包赶紧逃离了那座“危险”之城。

在别的爱情电影中，女主角就只有女二号一个对手，可到了我这里，怎么还要提防那么多男二号男三号的觊觎，这情敌倍出的局面可真让我苦恼。

在多罗，我的办公室门外挂着一块白板，每当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上面时，就是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刻。

第一次知道这块白板，是来南苏丹前在香港做任务简报时，来自马来西亚的药剂师Alvin告诉我：“你是星期四的飞机飞多罗，我看到你的名字在白板上。”Alvin刚刚结束在多罗的任务回来，他告诉我在多罗的办公室墙外，有一块白板，写着每星期将要离开和到来的人，他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我的名字。

来到多罗的第一件事，便是找这块白板，去看我的名字。没想到的是，以后负责更新这块白板的是我，负责到机场迎来送往的人也是我。

队友同事来来往往，告别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没几天的功夫，我就从不愿面对离别的前线菜鸟摇身一变，成了擅长告别的“老手”：帮队友把行李塞进飞机，转身张开双臂来个告别的抱抱，右左右三个颊吻一个也不能少，然后用力地握手，说出“See you”之后要再加上“somewhere in the world”，这才是前线风格的道别，每一个告别，都是下次重逢的开始。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在又一次更新白板时，名单里面居然跳出了木头人的名字。

不可置信地扳着指头一算，可不，木头人已经来了五个多月，他的任务很快就要到期，离开非洲去欧洲参加培训。算起来从木头人休假回来，我们熟悉起来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可相处时那轻松自在的感觉却好似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

离别的难过伴着午饭时没有察觉的那根鱼刺，悄悄地一起扎进了我的喉咙。我在白板上一笔一划慢慢写完他的名字后，喉咙间突然痛得说不出话，咽不下水。

临走前一晚，木头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里加班。

离开项目前的几天总是最忙的时刻，写工作报告，和继任者做交接，给下属做评估，打包行李，真是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才够用。木头人也终于摒弃了不熬夜的良好习惯，深夜里蹲在电脑前面敲个不停。

加完班合了电脑，木头人突然问我：“你有WhatsApp的账号么？”“没有。”

木头人又问：“那你有Facebook的账号么？”“有，但是忘记密码了。”

“那你在Facebook上的名字是什么？”木头人接着问。

“我不记得用的名字是中文还是英文了。”我想了半天，沮丧地发现实在没有印象。

“算了，除了工作，你在个人事情上没有一件是清楚的。我再帮你申请一个吧。”木头人撵了我起来，霸住我的电脑开始一阵敲，没过一会儿，我有了一个新的账号。“你应该感到很荣幸，因为我给你加的第一个好友就是我。”木头人很拽地对我讲。

“好啦！以后我们就可以在Facebook上面聊天啦！”木头人一脸欢快地把电脑还给我，我一直耷拉着的脑袋一下子开心地弹回了原位。

离别的清晨，木头人仍然像往常一样早起，去机场跑道上跑步。虽然下了雨，但我第一次跑完全程，完成了和木头人一起晨跑中最认真的一次。

早饭后，我们在那条熟悉的红土跑道上笑着道别，在拥抱后即将分开的刹那，他的手臂又用力地一紧，近到可以闻到他身上汗的味道，我不清楚心里的那句“别走”是否脱口而出。

我看着他和每个人握手，微笑着低头钻进机舱，看着飞机的门慢慢合上，螺旋桨开始转动，看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起飞，渐渐远去，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远处的天空中。

（和小狗告别）

这一次分别之后，我们会各自出任务，虽然有那句“See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可世界这么大，前线项目又那么多，谁知道在哪个角落才会重逢，重逢的时候又会是哪一年。他离开后的那个下午，我突然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哭得一塌糊涂。

木头人离开的那天，工作怎么也做不对，我气得直哭，吓得项目主管放下工作陪我在飞机跑道上来回散步。我在这个带走了木头人的飞机跑道上越走越难过，眼泪不停地掉，项目主管想要安抚我的计划完全失败。

晚上我在木头人给我新建的Facebook账号里对他讲这件糗事，我说我哭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可是也让我在别人眼中一向乐观开心的形象毁于一旦。

木头人说他少年离家去英国上学，在不同的国家工作生活，以往每离开一个地方，都不会难过，唯独这次依依不舍。我说你走后我特别的惨，那次大哭之后变成大家的重点关照对象，更是每个周末都被拉去参加派对，只是再没有人会和我一起偷偷从派对上跑路了。

木头人说他十分想念简单快乐的多罗，完全不习惯欧洲的闲适感，他连发了几个电邮询问新任务的空缺消息，有强烈要回到前线的冲动。我说我想要申请延长在这里的合同，因为多罗有太多快乐的回忆，我想在这个美好的地方再多呆久一点。

可是，我们想念留恋的究竟是这个地方，还是曾在这里的彼此？

每周飞机来到难民营会带来我们所需的物资药品，也会带来队友的私人包裹，我是负责发放的人，却也是从没有收到过包裹的那个人。可是这一天，我居然也在一个盒子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欣喜地打开，里面是木头人从比利时邮来的巧克力、老干妈和瓜子儿。

我开心地在网上对木头人说：“哇塞，你居然能在比利时找到葵花子儿。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嗑瓜子儿，那是我最有效的放松方法。”“我知道啊，你说过的嘛，所以我才买。你说过的我都记得。”木头人的话快要叫我脸红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得飞，我的生日悄悄地到来，身在欧洲的木头人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生日那天的早晨，药剂师Rachel来到我的办公室，笑眯眯地在我面前放下一张黑白色的A4打印纸，她说木头人发过来拜托她打印，那是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

我呆呆地接过来，看见纸上打印着我所有在多罗开心大笑的照片，上面写着大大的一行字：“我们喜欢你因为你很二！”，翻过来背面，木头人居然把我最喜欢的两位同事的照片也放了进去，还设计了好玩的对白。多罗最酷最大只的“施瓦辛格”先生绝对不会想到，他被下属木头人给“P”进了我的生日卡，这会儿他正在卡片上憨憨地对我哀求：“怪怪柴，嫁给我吧！”

在多罗难民营，一切都是简陋的，这张处处合我心的搞笑黑白生日卡简直是太奢侈的礼物，它瞬间便引爆了我的尖叫。

我捧着这张纸一整天傻兮兮地笑，走路也在转圈，队友们坐在树下看到我路过时，指着我摇头叹气：“前几天刚大哭过，现在又笑成这样，这个女人已经疯掉啦！”

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出他们在索马里人道救援的故事。欢迎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guaiguaichai)和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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