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猴争食、生态受压、贫困交织、搬迁遇阻……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贵州麻阳河、茂兰、雷公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访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三个自然保护区内仍居住着大量生活较为困难的群众，而群众生产生活对保护区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压力，对诸多国家珍稀物种生存环境构成威胁。面对“生态同心圆”与“贫困同心圆”的叠加困境，亟待通过政策支持、易地搬迁、生态补偿等方式，逐步破除群众发展与生态保护难题。

▲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的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己陇村洞多组

　　作为世界濒危物种黑叶猴种群分布最大地区，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担着保护黑叶猴繁衍生存的重任，但与这顶“桂冠”不匹配的是，由于当地原住居民多，保护区内一半面积为耕地，森林覆盖率较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叶猴也被挤压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生活。

　　贵州省沿河县副县长崔永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作为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一，仅沿河县就有5个乡镇6638户28153人生活在保护区范围内，其中核心区群众有589户2584人。截至目前，保护区内生活的群众，总共只搬迁了227户。

　　“由于保护区内有较多人口，生态保护和百姓生活的矛盾较为突出。”采访中，地处麻阳河保护区腹地的沿河县中寨镇镇长白静明说，近年来农民种的蔬菜、玉米、水果等农作物经常被黑叶猴偷食，群众虽然不敢打杀黑叶猴，但抱怨较多。另外，村民养殖的山羊，与黑叶猴形成了食物资源上的竞争，并增大了彼此交叉感染患病的风险。

　　走进位于保护区核心区的中寨镇大坪村，本刊记者看到，陡峭的山坡上悬挂着一条条三四米宽的梯田，村民的房屋离黑叶猴生活栖息地仅七八百米远。而每到秋收季节，居住在山谷底的黑叶猴，成群地爬上山，偷吃群众的玉米、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村民为保护一年的口粮，年年在田边搭个窝棚守护。

　　大坪村村支书高腾科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由于当地人猴争食严重，加上核心区发展受限、道路交通较差，大坪村村民生活较为困难，全村去年贫困发生率达到23%。为了谋生，全村80%的人外出务工，村里3400多亩田地，约2000亩撂荒不种了。

　　200多年前，从江西逃难到贵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己陇村洞多组的村民，就一直生活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在前门、后门都是山，山与住宅间距不足100米的洞多组，至今仍未通水泥路、未通自来水，电话信号也要看天气和地理位置。寨子27户118名村民中有17户85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收入仅3000多元。

　　70岁的己陇村洞多组村民韦锦南说，深居大山的村民常与野兽作伴。由于交通不便，村民半个月才到16公里外的乡场买点生活用品。“如果国家补偿合理，村民愿意早点搬出穷窝过上新生活。”

　　在每年为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提供18亿立方米优质水源的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265户1016名原住居民（包括缓冲区），他们户均拥有森林130亩，户均林业潜在价值50万元以上。“砍树－卖树－种树”曾是当地村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

　　“雷公山保护区九山半水半分田，农业发展条件差，农民对山林资源的依赖程度高。一段时期农民就靠砍树盖房造屋、供孩子读书、买油盐酱醋等。”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杨少辉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近年来受制于禁伐举措，农民的“生态银行”无法兑现，而每年每亩14.75元的公益林补助，难以补偿村民经济损失，当地群众意见大、生存难，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

　　面对“生态同心圆”与“贫困同心圆”的重叠困境，贵州正全力推进3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649户31786名群众的移民搬迁工作。截至今年3月底，已搬迁近400户2000余人。但由于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历史跨度长、搬迁任务量大、保护区政策约束多，各地在移民搬迁和生态保护中仍面临多重难题：

　　一是政策匹配度低，“穷财政”撑不起“大搬迁”。务川县副县长尹强和沿河县副县长崔永龙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如果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群众全部搬迁，两县共需搬迁近3万人，目前地方能沾边挂靠的政策唯有易地扶贫搬迁，而两县保护区内符合这项政策的人数仅占总量的25%左右。如全部搬迁，意味着两个国家级贫困县还需自筹资金十多亿元，“穷财政”实在撑不起“大搬迁”。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按照省、州整改方案要求，茂兰保护区居民搬迁需在2018年9月30日前完成，但荔波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3.68亿元，且保护区缓冲区9个村寨中有3个村寨达不到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双50”（50户以下且贫困发生率50%以上的自然村寨可整村整寨搬迁）政策，不能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如果将保护区缓冲区145户629人全部搬出，县级财政资金压力大，无力承担搬迁费用。

　　二是搬迁出来后，群众就业保障难，原有房屋拆房复垦难。杨少辉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雷山县，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如果将265户1016名群众全部搬迁至县城，城镇就业渠道少，难以解决群众搬迁后就近就业问题。因就业难、对未来生活有顾虑，有的群众搬迁意愿低。

　　荔波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副局长陈军表示，从1996年开始，政府就说要对茂兰保护区的一些群众实施搬迁，但搬迁力度较小。这几年，居住在保护区的群众陆续通过肩挑马驮摩托车运、外出打工几年盖一层方式，建起了面积较大的砖混房。由于交通不便，他们的建房成本较高，不少还是负债建房。如果政府没有合理的补偿措施，农民都不愿拆房复垦。

　　他以洞多组举例说，该组24户村民通过贷款、自筹资金等方式，盖起了面积200平方米至300平方米的砖混房。群众对一砖一瓦盖起的房屋很有感情，希望通过“拆一补一”或补偿多余房屋面积的方式拆房复垦，以恢复保护区植被生态。

　　三是保护区群众发展受益面较小，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不高。“麻阳河保护区91%的林地为集体林地，涉及8000多户群众，每户群众平均每年只能得到500元左右的公益林补助。受地理条件、生态保护等因素影响，一些核心区村寨至今未通公路，产业发展也较慢，山上的树木又不能砍伐卖钱，因保护而受穷现象较为明显，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较低。”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吴安康说，居住在麻阳河保护区务川县境内的47个村民组1365户6045名群众，还因道路不通畅、运输成本过高等未能同等享受农村人居环境改造，意见较大，对保护区工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理解不支持。

　　杨少辉表示，这几年居住在雷公山保护区的群众通过外出务工等方式，对山林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初步达到了不砍树也能温饱的状态，但因生活水平仍较低，有的群众想发展种养业，就要涉及毁林开垦问题，而这又违反了政策。住在青山端“穷饭碗”，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仍然不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群众表示，鉴于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生态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生态同心圆”与“贫困同心圆”叠加交困的实际情况，建议通过加大政策倾斜、产业扶持、生态补偿等方式，让准备搬出来的群众安心搬，让不搬的群众有发展。

　　其一，加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倾斜。贵州沿河、荔波、雷山、务川等保护区所在县的干部群众表示，搬迁是破解保护区“生态同心圆”与“贫困同心圆”重叠困境的最好途径。鉴于三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的生态地位，他们建议贵州省出台区别性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居住的群众，实施50户以下、贫困发生率达20%以上自然村寨，即可享受整村整寨搬迁的优惠政策，以增强县级政府生态移民搬迁的积极性和可操作性。

　　尹德俊表示，建议考虑地方财力较为困难的实际情况，优先确保保护区核心区群众的搬迁，允许暂不搬迁缓冲区群众。对有搬迁意愿、搬迁能力，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缓冲区和试验区群众实行梯次搬迁。

　　其二，积极做好搬迁户就业保障工作。尹强、崔永龙等人认为，做好搬迁户就业保障工作是推进生态移民搬迁的关键。保护区所在地的区县政府将围绕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加大搬迁群体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大力推动劳务输出、帮助贫困搬迁户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方式，增强搬迁户的生存发展能力，解决好搬迁群众就业安置问题。同时，积极将群众复垦后的宅基地、耕地利用起来，集中发展特色农林产业，以增加搬迁户家庭收入。

　　其三，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改善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针对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低，群众守着青山仍受穷等问题，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干部群众希望国家将每亩生态公益林补助标准提高至80元至100元，并通过政府赎买集体林、大力推进碳汇交易试点、发展林下种植养殖、增加聘用生态护林员、发展生态旅游等方式，多措并举改善保护区群众生活，实现保护区发展与保护的统一。

　　“雷公山自然保护区有发展茶叶、中药材、山野菜等绿色产业的优势。政府如果给予项目资金及产业用地等方面的支持，当地群众将更积极地保护自然生态。”杨少辉说。LW

刊于《瞭望》2018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