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支持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期”将于今年3月结项。届时，一系列研究新进展、新成果将予以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阅”。中华上古文明将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长期以来，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来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一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本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

　　在上世纪下半叶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问世之前，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方来的，是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

　　中华文明到底是西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最早的中国在哪里？为什么叫“中国”？一系列有关中华文明源头的疑问，成为国人长期关心的大问题。

　　要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凭借文献资料或古史传说，必须发掘、研究无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资料。以古代人类社会活动的遗迹、遗物等物质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者，当仁不让地站在了“修国史”的潮头浪尖，并踏上了寻找中华上古文明的漫漫长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赵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考古学者还要通过研究物质资料背后的中华文明源头，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基因，讲清楚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东方之所以为东方的原因、内容、过程，为谋划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背景，为人类发展提供东方智慧。

　　他强调：“从学科角度看，中华文明探源的价值，不光是要回答两河流域有文明时中国有没有文明，关键还要回答中国的文明能给今天的人类发展提供何种借鉴。”

中华文明西来乎

　　中华文明探源问题的提出，大抵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说起。

　　在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国人接受的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定型教育。

　　五四时期，由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开启的“古史辨”学派，运用西方现代史籍考证法，对中国上古史（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进行了无情检讨，认为“古史”不过是“传说”，三皇五帝不过是战国以后的儒生文人层累而成的传说人物。

　　这一“检讨”动摇了旧的上古史体系，使中国上古史几乎成为真空，迫切需要有科学的、无争议的地下材料予以补充，重建上古史。

　　此番探讨，某种程度上与知识分子救国心切有关。当时中华民族正值危急关头，很多人想知道中华民族是否“还在少壮”，能否救得起来。“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历史问题，”顾颉刚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个问题是：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

　　重建上古史，唯一的方法是发展考古学，从史前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因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社会活动的遗迹、遗物等物质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20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时，就担负着“修国史”的这般重任，也伴随着“中国从哪里来”的追问。

　　然而，中国真正开启考古学意义上的史前田野考古工作之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的说法，却从三皇五帝说转向了“西来说”。这得从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的故事说起。

　　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意义的考古发掘，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第一次发现，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不攻自破，为探索中国史前文明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21年，安特生踏上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土地后，发现了色彩斑斓的彩陶片。他将它们与位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进行比较，认为相隔万里的两地彩陶有相同之处，于是提出了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

　　这一假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得早在19世纪已被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再度复活。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一批中国学者对安特生的分析结果持怀疑态度，他们迈向田野，开始翻阅地下史书，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1926年10月，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兼备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的中国学者李济与中国地质学者袁复礼，来到距仰韶遗址不足100公里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

　　令李济兴奋的是，这里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片。经研究发现，当时还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可断定中国发现的彩陶源自西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安特生的“西来说”。

　　1930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现了一种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后被称为“龙山文化”，昭示着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另一种不同于以彩陶为代表的古老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尽管如此，龙山文化的发现也难以证明中国文化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所以30年代到40年代，很多外国学者采取了折中的说法，认为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发展。

　　美国学者毕士博在1939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检讨了中国的文化特质，认为“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李济对此针锋相对，他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骨卜、蚕丝和殷代的装饰艺术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

　　这场拉锯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59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华县境内的老官台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的陶器，和已被认识的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都有明显的区别，是属于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这是一次破天荒的发现！”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张忠培领导了当年的试掘，他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发现，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文化，这就彻底否定了仰韶文化的西来说。”

　　他进一步向本刊记者指出，1962年在甘肃石岭下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分布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前身。可见，含彩陶的诸文化是起源于渭河流域，由东而西扩散的，从而推翻了含彩陶的文化或仰韶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假说。

　　以上发现，使学界确认中华文明源自本土。“中国的文明是与两河流域文明一样有原始性的，而在原始性上可以宣称有同等的优先性。”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东方之摇篮》一书中说，“就像两河流域很合适地被称为西方的摇篮一样，华北的黄土地区也当称为东方的摇篮。”

五千年文明曙光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证据何在？

　　寻找“夏墟”在考古学者看来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突破口。据古史记载，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1917年，著名史学家王国维通过对卜辞的研究首次考订了殷代的先公先王，使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对殷代王统的简略记载得到了验证，这使后人笃信《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王朝也不会是子虚乌有。

　　但是，还得用考古资料证实。

　　早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迈开了中国考古学界主动探索“夏墟”的第一步。他推测位于豫西偃师县的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商代开国之君成汤所在的都城西亳。后来考古工作者果然在这里发掘出了大型宫殿、贵重玉器、铜器、墓葬等，经测年证实这些遗物、遗迹是距今3900~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专家认为，这次发掘虽未找到距今四五千年的考古学证据，但它将中国历史上国家形态诞生的最早时间，由安阳的殷墟文化向前推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

▲二里头宫城城墙

　　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被陆续发掘，其分布区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长城，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一时之间，一场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大讨论，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先是1981年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城址的遗存，年代距今有4300年左右，是当时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堡，揭开了距今四五千年历史真相的一角，激发考古学者继续寻找4000多年前的城址。

　　随后，考古学者又陆续在山东地区发现了边线王城址、丁公城址、城子崖城址等距今4000年的大型城堡址。其中，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比王城岗城址大10倍，已经超越了主要起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

　　1982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又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遗址，其中的类似坞壁（古代为防御而建的小城堡）中心的“殿堂式”大房子遗迹，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已是布局比较讲究的“前堂后室”结构，房内出土的都是非日常生活用的特异性陶器。

　　以上，还不是最令人震惊的发现。

　　1983年辽宁省博物馆在辽西地区的喀左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成组石砌的方形和圆形祭坛，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同时发现的，还有无头孕妇塑像、玉龙璜、玉龟等，年代都在距今5000多年。

　　紧接着，又在距东山嘴祭祀址50公里外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同一时期的女神庙和数十座巨型积石冢，出土了如真人一般大小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以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其中，各种形体的“玉雕龙”格外引人注目。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航拍全景

　　东山嘴遗址发掘之后两年，远在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出土了大、中、小型墓葬1300多座，年代跨越在距今4500多年至3900年。

　　与上述遗址的发现约略同时，太湖流域的良渚地区也有了举世震惊的发现。1982年，上海福泉山、常州武进寺墩等地出土了成组玉器墓，玉器以玉琮、玉璧为主，并有用玉围裹人骨架的殓葬现象。1986年和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良渚的反山、瑶山遗址发掘出成批珍贵玉器，包括雕刻有繁缛图案装饰的玉钺、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有的玉器上雕刻的神像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当时的玉雕工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这些出土物也在距今4800年前后。2007年，考古学者又在浙江余杭瓶窑镇发现了一座大城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前的古城，这是不亚于河南安阳殷墟的重大考古发现。

　　上世纪8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后不久，位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又大放异彩。考古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十多个大型环壕土城聚落，其中规模最大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面积有100多万平方米，宽大的城墙全由人工堆土夯筑而成，最宽厚的墙段底宽50多米，墙外开挖了宽阔的护城河，与城墙构成一周坚固宏伟的防御体系。如此宏大的工程，以致让考古学者很难相信这竟然是5000多年前先人的杰作。

　　层出不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不断激励着考古学者的研究激情。“我们原以为原始社会是很平均的，很落后的，为何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分化已经如此严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已经如此发达？”赵辉对本刊记者说，“这些迹象都在促使考古学家们思考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社会已进化到什么阶段？是进入文明阶段了吗？”

　　这个问题的提出预示着史前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将从物质资料的年代学向物质资料背后的社会研究转型。

　　“过去，我们满脑子装的都是考古资料的年代学研究。”赵辉说，“比如给出土器物辨别年代，研究不同年代的器物有什么文化特征，然后按年代顺序给它们排队，以建立物质资料的年代框架。这是自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就面临的首要问题。”

　　赵辉告诉瞭望记者，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史前考古遗址的不断发掘，由此生发的新问题不断出现，考古学家不得不思考物质资料背后的社会及其发展程度。如果距今5000年前后的中国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些文明又是如何孕育的？

多元格局与一体化趋势

　　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摸索，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以苏秉琦为代表的考古学者，找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它也被形象地称为“条块说”。

　　这一理论强调，要着力对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划分，并分析其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和文化关系。所谓考古学文化是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特别是原始社会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同一文化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相同的制作技术等。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就要对它们做解剖麻雀式的分子分析，弄清楚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一种怎样的发展过程，包括其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驱使发展到繁荣，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成国家的？

　　这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一把“钥匙”，能帮助研究者客观分析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源流及相互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中华文明起源的规律。

　　上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在了解已知的数以万计遗址和数十种考古学文化基础上，根据它们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差异，将全国分成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中国六大考古文化区系（点击图片可查看大图 ）

　　苏秉琦认为，“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也就是早在中华上古时期，各种文明已如“满天星斗”一般绚烂夺目。

　　经过进一步探索各区与区之间的关系后，苏秉琦发现，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发生组合与重组，最后形成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格局。

　　这一点可以从距今4000~5000年发生的文化大变革中看出来。牛河梁遗址、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反映的信息已经充分表明，四五千年前，在燕辽地区的红山社会、环太湖流域的良渚社会，以及长江中游的石家河社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可是，从此之后，这些地区的辉煌文化都走向衰亡。比如，红山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突然中断发展；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突然崩溃；石家河文化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迅速衰落。

　　然而，就在这一时段前后，曾经比较沉寂的若干地区，尤其是晋南、豫西这样的中原地区，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文化变革，或自身“裂变”为多个不同的文化，或与其他文化产生“碰撞”或者“融合”，最后在反复折冲中，造就了“后起之秀”——孕育在襄汾陶寺盆地的文化和偃师二里头文化。

　　距今4000年前后，陶寺文明也迅速陨落，成为公元前2000年那个时代文明的顶峰和绝响，同时也昭示了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夏王朝的诞生，从此开启了史载的中华文明。

　　今天，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已经证实，在中华文明的孕育过程中，各个区域的文化都做出了贡献，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格局和一体化趋势。

　　考古学家严文明把这种“多元一体”形象地比喻为“重瓣花朵”，中原文化相当于“花心”，有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四面八方的文化相当于多重“花瓣”，彼此交流，相互影响，共同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如今，中华文明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已经不存在争议。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充实，人们越发认识到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发挥着中心作用，中原地区周边文明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2012年在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横空出世的石峁遗址，又引起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多元性的再认识。

　　“以前我们排斥中华文明西来说，在文明问题上几乎很少考虑西北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但是，石峁400万平方米的城址规模，已经鲜明昭示了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西北部同样有一个大的文明中心。这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所蕴涵的开放、包容和对国家认同的品质，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一，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对本刊记者说。

何以中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探源中华文明的学术研究仍在继续，尤其是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以来，这项学术研究获得了更多力量的支持，并以国家文化工程的方式向前推进。

　　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加入到这项国家工程中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门类与传统历史、考古学科“联姻”，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被应用于考古资料的研究。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也从“是否进入文明”的定性研究和“如何形成文明”的一般描述性研究，深入到文明背后多元社会的个案研究。

　　“我们希望在多元一体看文明起源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多元一体地看文明背后的社会，总结中国多元社会趋向一统的内容、方式、过程等规律性认识。”赵辉对本刊记者说，“这需要在个案研究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

　　这注定是一个更庞大、更细化的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开启了这种尝试，被纳入其中的各个子项目也在分析不同区域的“文明之星”是如何升起来的。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位处中原地位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家看来，中国为什么叫“中国”的秘密，有很大可能就藏在这些遗址中。

▲陶寺遗址出土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在其著作《何以中国》一书中，讲述了最早的“中国”是如何诞生的故事，试图迫近“何以中国”的答案。

　　他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区系，利用其“天地之中”的有利条件，广泛吸收、消化、提炼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成果，壮大自身，再用新创造的更高层次的文明成果影响周围地区，在加速各区文明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削弱了周边的独立性，从而迅速建立起凌驾于其他区系之上的中央王国，相当于凌驾于诸地域邦国之上的“国上之国”，从此成就了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国”。而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

　　何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队长，他试图通过陶寺遗址发现“天地之中”或“中土之国”的政治意涵。

　　何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2002年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圭表之后，他们根据文献记载，又联合天文学家，经过十余年研究发现：在史前陶寺文化时期，圭表也被称为“中”。古人建邦立国讲究用圭表测量地方的夏至影长，以定都“地中”，居中而治。

　　何驽认为，“最早的中国”很可能在陶寺。中国何以叫“中国”与圭表和“地中”有关，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为“中国”。

　　“我们研究陶寺圭表还发现，它除了用于测量‘地中’、制定历法，而且可以用于天文大地测量。”何驽说，“历法在古代是控制农业社会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被王权所垄断，成为王权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软实力之一部分；天文大地测量则是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二者都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所以，圭表的出现是‘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它所代表的‘中土之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区别于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的了！”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为什么叫中国？这两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初步答案。但是，赵辉强调：“若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果，放在人类对文明探索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今天所取得的认识还只是极其初步的阶段性认识，远不是最终结果。这样的研究注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也许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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