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娟：刘少奇对四个党性相关问题的创造性阐释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党的建设领域，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总结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开展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党性的本质，深刻洞察共产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和党性养成与提高的内在规律，并就党性的基本内涵、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党性修养的内涵和要求、党性修养与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创造性阐释。

这些思考和阐释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等论著中。重温刘少奇这些思考和阐释，可以为我们今天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有益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建立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党性”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使用较少。

1845 年，恩格斯在批判德国思想家用“抽象的人性”和“普遍的爱”来宣扬“绝对的社会主义”时最早使用了“党性”一词。他指出，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党性”是从理论层面来说的，主要指无产阶级的理论原则。

此后，列宁明确把党性看作阶级性的体现，并揭示了党性产生的根源。他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他在《关于党纲的历史》中明确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

以上涉及党性的论述大多是从抽象角度来讲的，那么，党性的基本内涵到底是什么？需要作出进一步阐释和解读。刘少奇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开展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从党员的党性和政党的党性两个层面来阐释党性的基本内涵，使本身较为抽象的党性概念得以具体化。

（一）个体层面：党员的党性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从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原则性以及人的阶级性的角度阐释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他指出，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代表，“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

刘少奇还指出，共产党员“党性”“党的观念”的具体表现就是，始终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1941年 6月，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人的阶级性》的演讲中，结合阶级和阶级斗争，深刻揭示了党性的阶级性本质，并概括提出了党性的概念。他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人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体现着不同的利益与要求，体现着他们不同的阶级性。而“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

基于对党性本质的深刻认识，刘少奇就党员党性的基本内涵，即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刘少奇看来，党员党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一个系统的掌握。党员“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其次，要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基本的责任。“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断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具备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在党员个体思想意识层面上的要求。

再次，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就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来教育自己的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

最后，要有优良的作风。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这些同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坏思想、坏作风”，自觉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二）整体层面：政党的党性

政党的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除开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以外，共产党没有它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进步的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内聚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坚强的理论武装，代表着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

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召开的党的七大，负有总结以往的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任务，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通过的党章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就是《论党》）中，专门就党的性质明确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这是我们党在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以来的 24年艰苦、曲折的革命斗争洗礼后对自身性质的科学总结，对我们党明确自身使命担当，增强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说，党员的党性与政党的党性是内在统一的。政党本身是较为抽象的，那它的党性要怎么体现出来？就是从构成这个政党的一个个具体的党员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来体现，也即从党员的党性来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不是抽象的概念和原则 ,而是对每一个党员实实在在的规范和要求。

1951年 3月，刘少奇在《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一文中明确提出，“一切党员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党的最终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等等。也就是说，承认党的性质、拥护党的纲领，是入党的先决条件。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可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我们党自成立起，就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在实践中始终践行着人民性。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作出过明确阐释。刘少奇基于对党性本质的深刻洞察，创造性地揭示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并继而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要义进行了深入阐释。

（一）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

刘少奇对党员的党性及政党的党性所进行的阐释，集中体现着我们党的人民立场，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在阐释党员的党性时，刘少奇多次强调，“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并明确指出，“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在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时，刘少奇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并申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能够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领悟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近代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却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中国人民力量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此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正如刘少奇指出的，“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必须体现在我们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全过程、各方面。就党员来说，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是否坚持并践行人民性是判断一个党员党性如何的基本标准。

1948年 10月，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新闻工作者在创作时应使个人的党性、个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写这些东西的人说是发展他的个性，其实是发展他那个阶级的党性。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个性，如果你有接近群众的个性，有全面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心理之个性，这是好的”。这是刘少奇对党的新闻工作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内在一致性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

就政党来说，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评价我们党的党性如何，要看我们党是否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是否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否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归根到底，要看我们党是否在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正如刘少奇指出的，“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分不开的”。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刘少奇基于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以及党性和人民性内在一致性的深刻把握，对群众路线的核心要义进行了详细阐述。

人民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依靠力量。刘少奇指出，“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同时，如果仅有先锋队的孤军奋斗，人民的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党的一切纲领与政策，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才能够实现。因此，“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深刻理解和掌握群众观点，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前提。在《论党》中，刘少奇对群众观点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总结阐发。在他看来，我们党的群众观点主要包括：一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党员要以高度自觉的态度为人民谋利益，做人民的勤务员；二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对人民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善于为人民服务；

三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党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组织、教育、发动和引领群众进行革命；四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集中其意见、知识和经验，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以更好启发群众自觉，指导群众行动。也就是说，党员只有具备了坚固且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够在工作中贯彻好群众路线。

1962年 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时，再次就群众路线进行了专门阐释。他指出，群众路线，概括地说，就在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刘少奇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以贯之坚持走群众路线。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在领导白区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并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他指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而这种领导地位建立的前提，在于党员能够充分地了解群众，能够最忠实地为群众利益而斗争，能够用长期斗争证明党的主张是正确的。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也强调，党员“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在党的七大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被正式确立下来。实践充分证明，把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践行到底，是我们党的事业无往而不胜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刘少奇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党员党性锻炼之中，提出了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思想。

（一）深刻阐述党性修养的意义与内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刘少奇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出发，指出“在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

也就是说，加强党性修养，是由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及其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党员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提高的客观要求。党员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同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这就明确了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刘少奇把党性修养既看作是一种认知过程，也看作是一种思想意识状态。一方面，修养是共产党员的认知过程。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他在讲到党的干部标准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修养”，即“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能独立解决问题”，“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等。关于如何修养，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刘少奇还强调指出，革命者要更好地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自我修养和学习。也就是说，实践也是重要的修养路径。

在这里，刘少奇所讲的“修养”，在词性上属于动词，是共产党员这一认识主体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革命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净化等方式，达到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过程。

另一方面，修养也是认识主体自身所具有的一种认识水平、理论素养、阶级立场和思想状态等。比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提出，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

这里的“修养”，在词性上属于名词，指的是共产党员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无产阶级立场及思想意识状况。

概言之，刘少奇所说的党性修养，就是在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积累实践经验、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也是通过在实践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所应达到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能力状态，体现了合过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价值观、认识论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

由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讲求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刘少奇拿孔子加强自身修养、一生追求真知的例子，鼓励党员通过“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

中国古代认识论注重人这一认识主体的体认、觉悟、修养，追求以格致诚正将对事物的认识内化于心以实现“身修”，以修齐治平实现主体精神和涵养由内到外、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也就是既重视认识主体的主观修养，又重视认识的主客体联系，且认为先有修心治身的道德，后有经世治国的政德。

对于党员来说，“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刘少奇引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在论述党性修养的方法时，刘少奇强调，党员在修养上必须下苦功夫，要学习古人“吾日三省吾身”，时常自我反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间互相帮助、互相批评；“慎独”，自觉主动进行自我修养，等等。

同时，刘少奇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而作为“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也就是说，党性修养决不是坐而论道、闭门造车，而是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

在刘少奇看来，加强党性修养是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的必经之路。通过加强党性修养，以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理想信念投身革命实践，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和艰难的事业。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修身”达至“圣贤”，进而“内圣外王”，实现经世治国抱负的思想相融通，从而为二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在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党性修养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刘少奇基于对党员与党的关系的深刻把握，还创造性地对党员党性修养与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行了明确阐述。通过刘少奇的论述来看，党员的党性与政党的党性是内在统一的。因此，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过程，与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彰显党性的过程，也是统一的。

（一）党员与党的关系

很显然，我们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而成的，且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总和，而是有一定结构的，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的。1941年 11月，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党员与党、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整个党的结合形式就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党员的结合，就是由党的中央和党的各部分、各机关以及各个支部的结合，就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大众的结合，就是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结合”，“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剖析党的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刘少奇拿人体细胞作喻，指出，“党员对党的关系就是各个分子（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好比细胞与人体的关系一样”。

这种相似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细胞的健康和发育可以推进人体的健康和发育，而人体的健康和发育使得细胞也健壮”。也就是说，党员与党都朝着积极、进步的方向努力，是能够达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的。

在此基础上，刘少奇进一步分析和回答了是“党员决定党”还是“党决定党员”的问题。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他指出，“一般地讲，是党决定了党员”。因为一个党员不论能力有多大，不论做什么工作，起多大作用，他“总不过是几十万党员中的一个，是共产党的这个矛盾结构中的一分子，应该是站在党内来领导和推动整个党而不是站在党外或党的头上来领导党”。

而且，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不论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不受这些不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保障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以及“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

反过来说，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决定了党员本身应该具有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党员修养党性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共产主义道德等。

与此同时，党员在党内决不是被动和接受的地位，而是积极主动、大有可为的，党的一切工作、一切胜利都是由党员努力得来的，没有广大党员的努力党就不能前进。刘少奇指出，党员的努力对党的发展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每个党员应该成为党内积极的、活动的因素，应该起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不应起消极的作用”，“如果党员的能力强，在某一时期，对某一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内，可能有决定的作用，可能对全党或党的某一部分、某一组织起决定的作用”。

（二）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

1940年 7月 1日，在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9周年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革命历程和成就，并提出如何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问题，特别是对党员加强自身修养和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着重阐释。

刘少奇指出，“党的胜利，即是我们一切党员的胜利。党员只有在党的胜利中才会有自己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一定要使我们的党不断前进”；同时，“只有我们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与增进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在报告中，刘少奇还着重阐述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党员：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第二，为党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

总的来看，加强党员党性修养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要求本身就是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要求。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对应党的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的修养”对应党的政治建设，“遵守纪律的修养”“作风的修养”分别对应党的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等。

另一方面，加强党员党性修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的，“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而对思想意识进行改造和提高是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一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理论建树。

刘少奇强调，党的建设工作要首先从党员的党性锻炼与修养这一环节来抓。他创造性地从党员个体和政党整体两个层面阐释党性的基本内涵；创造性揭示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一致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党员党性锻炼之中，提出了关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对加强党员党性修养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统一关系进行了明确阐述。

这些思考和阐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宝库，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作者：王丽娟，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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